读书报告 在中国发现历史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笔记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论在美国的兴起》读书笔记《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是美国历史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观点,它是对战后美国历史学界费正清、李文森等人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等主流观点的批判。
作者在本书中列举了众多的历史研究观点,就是为了评判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把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看作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只有经过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的观点。
这本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到第三部分别是作者对冲击——回应理论、传统——近代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第四部分则是本书中作者所要阐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在批判“冲击一回应”理论时,作者指出冲击——回应存在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如果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方冲击,东方回应这一说法并不存在。
而后作者又列举了十九世纪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说明冲击——回应理论的不合理之处。
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是作为叛逆运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清王朝自强的洋务运动,以及晚清后期的改革运动,其发生的主要动机都不是为了应对西方入侵而做出的反应,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危机问题,统治阶层普遍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统治。
尽管有些人会反对变革,但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反,相反,他们从心底里希望改革,只不过是担心改革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而会对改革进行阻挠。
所以,通过这一个个深入的分析,既可推倒冲击——回应理论。
“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源头,因此中国近代史也是按照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
该观点完全否定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滞不前的,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的猛烈进攻,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
中国近代史历史读书报告
中国近代史历史读书报告《中国近代史历史读书报告》篇一：中国近代史历史读书报告中国近代史啊，就像一部超级复杂又超级精彩的大剧。
我刚开始读的时候，那叫一个头大，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到处都是迷雾的迷宫。
从鸦片战争开始，咱中国就像是一艘在狂风暴雨里的破船。
那些个西方列强，就像一群饿狼看到了肥羊，一下子就扑了过来。
《南京条约》的签订，就好比是在咱中国人的心头狠狠地割了一刀。
我就想啊，当时的清政府怎么就那么软弱呢？也许是长期闭关锁国，把自己关傻了吧。
就像一个人在屋子里待久了，突然出去面对一群强盗，根本不知道怎么还手。
我读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感觉挺矛盾的。
一方面，洪秀全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太平天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听起来多美好啊。
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内部好像也不是那么团结，后来还搞得乌烟瘴气的。
这就像一群人想要盖一座漂亮的房子，结果在盖的过程中自己先打起来了，房子还怎么盖得成呢？再看看洋务运动，那些洋务派的人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想要给中国找到一条出路。
他们学习西方的技术，办工厂、建海军，我觉得这就像是给奄奄一息的中国打了一针强心剂。
可是呢，这针强心剂好像并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
为啥呢？也许是因为他们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而没有改变那种腐朽的政治制度吧。
这就好比是给一个生病的人只换了身衣服，里面的病根子还在呢。
戊戌变法也挺让人感慨的。
那些维新派的人就像一群热血青年，想要通过变法来改变中国。
谭嗣同他们“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气魄真的很让人钦佩。
可是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多天就失败了，就像一场还没来得及燃烧就被扑灭的小火苗。
这是不是说明，在当时的中国，想要通过和平的改良来改变现状是太难了呢？中国近代史读起来真的是让人心情很复杂。
一会儿觉得气愤，那些列强凭什么欺负咱们；一会儿又觉得无奈，咱们自己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呢？不过，这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要是能穿越回那个时代，我能做些什么呢？也许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我想我会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先辈们的挣扎和奋斗。
中国历史读书报告
中国历史读书报告篇一：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来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印象，体会到作者负笈海外转换视角、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良苦用心。
鉴于读得有些散漫，而中国历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长，其间奥妙玄机，非著说之人一册黄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册之人一时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识之，进而揣测作者或是没有言尽，宽宥鄙人亦是体尝有限。
故此，作者以宏观综合论之，鄙人从小我主观臆想，读史于此册，品读在其外，随着零星感悟，简要、散漫作一读书笔记。
一、本书架构及史学观点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旨在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一）由于负笈海外，授课对象是非本族的异国子民，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在与西欧史及美国史有了幅度与层次上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
（二）对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史实，更多专注于考虑其积极意义及前后连贯的出处，而不以个人之恩怨爱憎当作历史转折点。
（三）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促成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鄙人在阅读“安禄山的反叛”、“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
在故宫看见中国史读后感
在故宫看见中国史读后感读后感一嘿，朋友们！我最近读了一本超棒的书，叫《在故宫看见中国史》。
一翻开这本书，我就像穿越了时空一样，走进了故宫那神秘又充满故事的世界。
故宫啊，那可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书里讲的那些宫殿、文物，每一个都好像在跟我诉说着过去的事儿。
那些精美的建筑，雕梁画栋的，我就在想，当年的工匠得多厉害才能造出这么美的东西呀！还有那些文物，什么书画啦、瓷器啦，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历史。
看着它们，我仿佛能看到古代的皇帝、大臣、宫女们的生活场景。
读着读着，我发现中国的历史真是太丰富、太精彩了！从朝代的更替，到文化的传承，故宫就像一个大舞台，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
而且啊，通过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以前觉得历史很枯燥，可现在觉得有趣极了！我觉得咱们真应该多读一读这样的书，去感受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
不说啦，我要再去翻一翻这本书，说不定还能发现新的惊喜呢！读后感二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我要和你们聊聊《在故宫看见中国史》这本书。
哇塞，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被它的封面吸引住啦！迫不及待地打开，就像打开了一个装满宝藏的盒子。
书里的故宫，不再只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长卷。
我跟着作者的文字，一步一步地在故宫里游走，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历史的回响。
你能想象到吗？那些古老的宫殿，曾经发生过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皇帝的决策、后宫的争斗，都在这一方天地里上演。
还有那些珍贵的文物，它们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它们是有温度的，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看着那些精美的工艺，我真的佩服得五体投地。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时而惊叹，时而感慨。
惊叹于我们祖先的伟大创造，感慨于历史的沧桑变迁。
我感觉自己好像和历史中的人物来了一场亲密接触，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明白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这本书让我对故宫、对中国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如果你们也对历史感兴趣，一定要读一读，相信会给你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哟！。
中国史学史读书报告
中国史学史读书报告我本次读的书是《中国通史》。
这本书把中国有记录的历史，从盘古开天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全部记载在内。
看完这本书，我颇有感受。
必须说的一点，是我收获了很多很多知识。
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全部容纳进取的一本书，读完后能不收获知识吗？它记述了中国五千年来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状况，描绘了中国古代各国家的兴起、发展与衰落，记载了各种军事谋略，赞颂了古代各国的英雄好汉，咏唱了自古至今的那些非凡诗人用自己的灵魂所书写的诗歌，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或喜或悲的故事…这本书，无愧称为“人类历史比读经典”。
它把中华上下五千年，写的淋漓尽致。
当然，读完这本书后，我不止是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我还发现了，了解中国的历史，对于语文来说，是多么重要的。
先来说平时应用最广泛的成语吧。
中国文学里基本上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而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古代的一些事情。
没有这些事情，也就没有现代丰富多彩的中文词汇。
我们要想充分了解一个成语的含义和用法，就必须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去哪里找呢？不用看别处，就在这本书里。
之后，再来谈谈对于背书的作用。
看完了这本书，了解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就能够把那些平时背起来能烦死人的“作家作品”像糖葫芦一样串起来。
其实背作家作品，从某一方面来说，就像吃糖葫芦一样。
零零散散的诗歌作品，就像裹着糖的山楂。
而历史事件出现的顺序，就像是中间的那个棍。
单独噢缠山楂，的确挺好，但用棍子串成出来，喝着就更便利了。
看过这本书，把糖葫芦串成出来后，介绍了作者写诗写文章的背景，就能更深刻地体会至他的感情，以及诗歌想要抒发的思想。
有些诗歌，写下的就是在那个时代能够体会至，而现在我们无法体会至的一些感情，比如说对官场斗争的憎恨，战争中士兵报国的忠心，和家人与出外者相互的思念。
不晓得为什么写诗，诗认知出来就可以困难许多。
中国的兴衰成败,五千年沧桑演变过程.自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勃兴,仡今尚无五千年.我们存有过绝望，也存有过光辉；当然，也存有过上百年的耻辱，绝望并使我们锐意进取，光辉并使我们自信心,耻辱并使我们冷静。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柯文(Paul A. Cohen)所著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出版后，在国内外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于这部著作，其中译本的翻译者林同齐先生所作的序，对于该书可说是作了较为全面而有条理的介说，让我们在读到正文之前就已经对该书的内容、线索以及作者的理论脉络和特点有了大致的了解，笔者认为该序已经提供了非常高效的提纲挈领功能，因此本文不打算对该书的内容梗概再作赘述，而将就文中自己所感兴趣的内容作初步的思考和探讨。
关于“冲击——回应”模式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模式是在进入研究生阶段的第一门专业课，王立诚老师讲授的晚清史专题上，当时的表述是“冲击——反应”模式。
这门课程选用的教材是《剑桥中国晚清史》，而该书的主编者正是“冲击——反应”这一模式的创建者费正清。
按照他的理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是处在基本停滞的状态的，缺乏内部的动力来突破传统社会的框架，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向近代社会演变，而造成这个剧变的动因正是西方的冲击，由此可见，费氏所强调的是外部因素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
对于这个模式，当时的我们所接受到的信息与柯文的书所提供的是一致的：费氏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结构性分析的方法，他强调了西方的冲击，却忽略了中国本身内部的变化。
很庆幸的是，王教授在授课的时候向我们提问：冲击——反应模式是可取的吗？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原先认为合理合法的制度未必真正代表真理，在我们今后的学习研究中，“以立场代替常识”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我不敢断言费氏的理论是一种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话语霸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理论的提出有其特殊的背景。
正如柯文所说的：“选择什么事实，赋与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
”1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在经历着变化，这些变化有多大的重要性，被关注的程度如何，始终是相对的，它是由生活在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观察者的认识所决定。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读后感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读后感读完关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这本书或者资料啥的，就感觉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神秘世界的超级大门，而且这门后面的东西啊，那是既酷炫又让人大开眼界。
你想啊，以前咱们对古代的了解可能就局限于史书上干巴巴的文字，那些个文言文写的东西，有时候读起来就像天书一样。
但是考古发现就不一样了，它就像是古代人特意给咱们留下的一个个宝藏盒子，等着咱们去打开，去发现他们真正的生活到底是啥样的。
就拿那些古墓发掘来说吧。
哇塞，当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古墓的那一刻，就像是穿越到了古代。
里面的那些随葬品，什么精美的瓷器啊、闪闪发光的金银器啊，还有那些雕刻得栩栩如生的玉器，每一件都像是在诉说着一段古老的故事。
我就想啊，这墓主人在古代得是啥样的人物呢？是不是每天穿着绫罗绸缎，住着超级豪华的大宅子？看着那些随葬品，就好像能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像一场无声的大电影在眼前放映。
而且考古发现还能纠正咱们以前很多错误的想法。
以前我以为古代的技术肯定很落后，做出来的东西肯定很粗糙。
结果呢，看了那些考古发现，简直是啪啪打脸啊。
像有些青铜器，那工艺复杂得不得了，上面的花纹细密又精致，现在要是没有高科技的工具，都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这就说明古代的工匠们那可是相当厉害的，他们的智慧和技艺一点都不比咱们现代人差，说不定还更牛呢。
再说那些古老的城市遗址，从布局上就能看出古代人的规划能力也是超强的。
街道整整齐齐的，居民区、商业区、宫殿区划分得明明白白的。
这就好比他们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城市建设蓝图，而且执行得还特别好。
这让我特别佩服古代人的管理能力和规划思维。
不过呢，考古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些考古学家们就像一群侦探，要从一点点的蛛丝马迹中还原出古代的全貌。
有时候为了弄清楚一块小小的骨头或者一片破陶片的来历，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他们就像是历史的解谜者，在那些尘土和废墟里寻找着真相。
总的来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就像是一场超级有趣的历史大冒险。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 2200字
三一文库（）〔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 2200字〕《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张立方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批判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
主要针对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1）“冲击—回应”模式，（2）“传统—近代”模式，（3）帝国主义模式。
这几种模式都夸大了西方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他们都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在批判的基础上，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研究中国历史；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史的研究；把中国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注重借用其它学科的知识。
柯文注重对中国历史作精细化的描绘，特别强调“区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样能够认清中国历史的真面目。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现实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的实质和规律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和理性分析得到正确的认识。
一句话，历史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历史是复杂的，多面向的，而历史是由历史学家书写的，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掺进历史学家自己的主观情感和经验体会。
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这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是用当代人的思维和观点为当代人书写的，这是典型的历史相对主义。
胡适也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此柯文指出：历史的真相终究无法探知。
中国中心观提出的移情方法，要求史家摒除作为“局外人”的种种“偏见”以便进入“局中人”的世界。
他认为尽量寻回过去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柯文又支持关于历史真理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这个过去最终是无法探知的。
柯文也采取了折衷的态度。
他强调：“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所有人，只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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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读书报告1984年，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柯文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一书在美国出版。
1985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同奇着手翻译了此书。
笔者读的是由中华书局2002年8月出版发行的中文版本。
本报告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主要内容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并未直译，原英文原标题是“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柯文用了“the Recent Chinese Past”的说法，而不是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之类，因为柯文是反对将中国分为“传统—近代”的单纯二元模式的。
也就是说，柯文特意回避使用当时美国学界主流认可的“近代”这一概念，而强调了中国的历史本身。
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柯文的严谨学风与历史观。
总观副标题，本书应既有对前人“书写”方法的总结，也有对新方法的论述，是美国对中国的“历史叙述”的概览。
正如柯文在“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其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
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1这也基本概括了本书的意旨。
本书正文部分分为四章。
其整体结构乍看为“先破后立”，实则为“破中有立、立中有破”。
也就是说，书中对其它三种研究模式并不是完全否定，而是批判性地指出其局限；同时，正是在这些局限中，“中国中心观”也渐渐浮出水面，露出真容。
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及帝国主义模式的主要局限就在于它们均认为西方的介入是近代中国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这种局限导致的后果就是“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为西方的思想附属物”1。
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中，柯文系统地分析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利与弊。
冲击—回应模式是费正清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在西方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为了寻求出路，被迫作出回应的历史。
其中，这一回应既可以是积极的学习西方，也可以是消极的抵制西方。
无论哪种，费正清认为这两种回应都使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始于西方的。
柯文指出，冲击—回应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它最适用于研究近代的中外贸易和沿海港口城市，研究内陆则不适用。
非常明显，这一模式将近代中国的一切变化均认为是对西方的回应，这样一来，一方面将一些不属于回应的历史事件误认为是回应；另一方面甚至将某些根本不是回应，或者与西方无关的变化直接忽略。
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中，柯文对李文森提出的传统—近代模式进行了批判。
李文森将中国直接割裂为传统与近代，认为传统中国已停滞不前，已绝无可能以自身之力谋求发展，只有依托西方才能进入近代。
且不论其西方中心主义之病根，单从这二元对立的传统与近代的概念，就不得不说其荒谬。
无论是中国，抑或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传统中都势必孕育着近代的因素，而近代中更少不了对传统的继承。
简单地将此二者割裂，不言内部因素而言其它，实可谓谬上加谬。
第三章《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中，帝国主义模式看似是站在了前两种模式的对立面，脱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躯壳，直言西方介入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依然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步入近代，实则与前两种模式相辅相成、如影随形。
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中，柯文在总结前三种模式“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世史的一切可能”2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自己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在研究方法上，柯文主张将中国历史细分化，横向上展开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纵向上展开社会史研究，并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二、两点启示1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M].中华书局.2002.8，第168页。
1、下一个中心主义？——“取向”与“模式”前三种模式的原文都用的是“model”，而中国中心观则用的是“approach”。
“approach”的原意是“接近、靠近”，本书中林同奇将其译为“取向”。
柯文在最后一章中这样解释这种“取向”：“我这里讨论的更多的是一组趋向，而不是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取向（尽管为了方便起见我仍称之为取向）。
”1对于“中国中心”，柯文强调它与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不同，既不是指世界要以中国为中心，也不是完全无视外界因素、将中国历史发展孤立于世界之外，而是“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的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2。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柯文是试图站在中国的视角，从中国出发，既以内部因素为中心和重心，同时又参考外界因素的影响下，研究中国近世史的。
这一出发点和初衷是好的，但是依循此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可行度如何，柯文也对此作了反省与分析。
一方面，对于美国学者而言，采用中国中心视角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民族自豪感的强烈驱动下，很可能会将“approach”变为“model”，甚至走向“centrism”的极端。
关于这一点，本学期顾斌教授在课上提到过，他说在中国研究方面，中国的一些学者非常排斥“西方”，只要是“西方”的观点就是错的。
这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不仅背离了柯文的初衷，也为研究增添了更大的屏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倒退。
那究竟该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柯文在结尾这样写道：“所有人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真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
”3也就是说，柯文也很难直接指出能够完全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只能尽量“减弱”，并且这种影响是出于研究主体的自觉。
更难以捉摸的是，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来检验这种自觉意识产生的研究成果是否真实。
进而，我们不得不思考，是否有一种研究“取向”可以无限接近历史真理？这种取向又是否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2、局部与整体1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M].中华书局.2002.8，第170页。
2同上，第211页。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柯文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并发现其准确把握的难度，因此他批判了前三种模式的共性理论框架，避开了前人的宏观论述，避开了将中国近世史视为整体研究的对象，转而提出了将中国历史横纵细分的研究方法，并极力倡导融合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而不只是拘泥于历史学领域。
从本书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柯文总是举出个例来批判前三种模式，并证明自己的观点。
在他自己的相关研究中，也将中国分为沿海和腹地。
而他在本书中极力推崇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更是从地理角度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地区。
同时，柯文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划分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
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划分，就是可以将研究的触角不仅仅停留在整个社会的表层，而是深入到内部，探索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笔者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对于柯文来说，研究对象越细化、越局部化，研究的结果就越趋向于真实。
一方面，这种研究方法另辟蹊径，刷新了前人的研究模式，提出了一种趋向历史真实的可行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新的概念词汇。
另一方面，虽然柯文注意到了局部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这种极度特殊化的追求，使得柯文忽略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甚至忽略了整体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对“动态”的强调，柯文的研究方法缺乏了恒定的标准，也可以说，柯文根本就是在竭力取消这种恒定的标准。
这让我们开始反思，如今，缺乏标准的动态局部研究大为流行，那么，标准还重要吗？整体还重要吗？柯文之前的三种模式都是站在西方的视角，认为西方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甚至是全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正是试图将这种思维模式彻底推翻，并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模式。
他们都是在努力创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范，不同的是，之前的三种模式都具有较强的限定性，而柯文的取向却更为开放，有一种试图包揽一切却又说不清、道不全的意味。
而从这一历程中也可以看出，之前的三种模式都是从中国近世史整体出发，并有鲜明的标准与定式，当这类理论经历了鼎盛而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了反其道而行的新理论。
那么，据此可以设想，当强调局部与动态的“中国中心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是否也会出现与之相反的新理论呢？整体的宏观概括与标准的精确划定会不会再次回到研究者的视野？通读全书，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更像是一种前提，还需要之后的研究者不断地实践与反思，使之完善为一套充实的理论体系。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学的研究，以局部切入是可行且易行的方法，但作为研究者，不妨也立足于整体关照的基础上，将部分与整体相联系，突出局部又不失整体。
此外，对于以西方为视角的研究成果也应理性对待，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观点一无是处。
因为中国学研究需要不同的视角，这种“不同”既包括不同背景的学者都从中国本身出发而产生的差异，也包括了以中国为出发点和以中国之外的视角为出发点而产生的差异。
特别是对于中国本土研究者而言，西方及其它非西方视角都是新视角、不同的视角，这些研究成果及其中蕴含的深层文化原因都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