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妇女精神风貌由于广西地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以及太平天国军事战斗之客观需要,太平天国妇女表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特的精神风貌。

(一)太平天国妇女改变了封建妇女的传统社会角色和形象,女人也顶起了“半边天”。

在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传统社会角色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相夫教子”等等。

女子不能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劳动;不能为官执政;不能参军打仗;有的甚至不能进人宗祠庙堂参与宗教祭祀活动等等。

其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

但在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战争的客观需要和广西妇女的劳动习俗以及妇女身体素质的影响,广大妇女在太平天国社会中表现出与封建传统妇女社会角色迥异的社会形象和精神风貌。

第一、在社会生产劳动方面:太平天国妇女广泛参加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运输工作。

劳动范围广、种类多、规模大、劳动强度重。

“一切劳动苦工似乎都由她们承担”。

根据众多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统计,太平天国妇女担负的生产劳动和后勤工作主要有:“开挖壕沟”、“送竹签子”、“割麦”、“割稻”、“抬砖挖沟”、“背米盐”、“负米春稻”、“获稻负盐”、“担水”、“肩米负煤”、“掩埋死尸”、“捉草以饲马”、“搬移物体”、“抬水挖泥”、“祈柴”、“搓麻绳”等等。

很显然,广大妇女充当了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骨干力量。

不仅表现了妇女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高尚美德,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广大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的祟高精神,与封建社会妇女深居闺阁、相夫教子,靠寄生生活的传统角色相比,向世人展现了独具特色的精神风貌。

第二、在政治生活方面:只要有贡献者,妇女就可以与男人一样做官为政。

据罗尔纲老前辈考证,太平天国女官分为朝内、军中、职同三种。

其职数大致是:朝内女官:左辅正军师1人,前导副军师l人,后护又副军师1人,六官正副垂相各2人。

禁城女检点自左一右二至三十六,共36人。

指挥自左一右二至七十二,共72人。

将军分炎、水、木、金、土正副如男职。

恩赏垂相、恩赏检点没有定员;军中女官:自前一至中八共四十军,设总制、监军、军帅各40人,卒长1000人,两司马400()人;职同官:有殿前绣锦指挥240人,绣锦将军200人,绣绵总制120人,绣锦监军160人。

可见,太平天国政权中女官人数众多,打破了男子一统政治舞台的传统局面。

江夏无锥子在《鄂城纪事诗》中描述道:“更有女官数十名,公然骑马任纵横;护随健妇持兵杖,一样鸣锣张盖行”。

封建文人的嘲讽却真切地表现出妇女在官场上的扬眉吐气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而外国人富礼赐在见到天王府中的一些女官时说:“她们说起话来怎么厉害呢”完全摆脱了中国传统妇女低声下气,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的传统角色的束缚。

第三、在军事生活方面: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参军作战和带兵打仗。

早在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就建立了“男营”和“女营”。

接着在女营的基础上又建立起专门的女军。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女军分“前、后、左、右、中各八军,共四十军。

女营每军帅辖卒长二十五人,两司马一百人,女兵二千五百人”。

以此计算,每军2500人,40军只有女兵十万之众。

广大妇女在与敌人作战中更是表示出与中国传统妇女迥然相异的精神风貌,其飒爽英姿纵使男人也感到汗颜。

陈徽言记妇女在武昌战役中是:“红绢抹额,著芒鞋,颇矫健”。

邹在衡在描述妇女在镇江痛击进犯清军时写道:“女魔竟解樱守城,狂兑空闻隔岸呼”。

顺天府张锡庚在上奏皇帝的奏折中描述保卫金陵的妇女是“披头散发,身穿男衣,在城楼击鼓喊叫,摇旗行走窥视”。

尤其是广西妇女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刃”。

太平军著名女将苏三娘就是一个“两臂曾经百余战,一枪不落千人后的女中豪女杰。

同时,“以其人皆勇悍,曾扮牌刀手,出城拒战”。

所谓“牌刀手”就是保卫太平天国诸王、侯、相安全的侍卫部队,是太平天国最精锐的骨干力量。

这些记载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妇女在战场上不畏艰险、奋力前驱、冲锋陷阵和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这的确是自古以来中国妇女所不具有的巾帼风采,其战斗风貌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战争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第四、太平天国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接受教育。

《幼童诗》被规定为男女学童的课本。

后宫娘娘和在宫中执事的女官也必须“每日读书一章,轮读诗一首。

礼拜日加读天条·一,每日先读书一章,后读诗一首。

一日读旧遗一章(即(旧约》),一日读新遗一章(即《新约》。

吟喇认为妇女“在教育上受到了同等的注意。

这与中国传统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力,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落后思想相比,确实是一大历史进步。

另外,在宗教生活方面,凡礼拜日,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在同一礼拜堂敬拜天父。

“在宗教上她们受到了谆谆的教诲,在宗教礼拜中她们也享有适当的位置,许多妇女都是热心的《圣经》宣讲师”。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吟咧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所留下的一幅《一个太平天国的礼拜堂》插图中,就十分清楚地看到男女分列两边,女人全神贯注听讲并时而私下交谈的情形。

这与中国传统妇女在宗教方面连进入宗祠寺庙都是对祖先和神灵窿读的“女人祸水论”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和别具特色的。

(二)太平天国妇女敢于冲破传统束缚,初步摆脱了完全“逆来顺受”和软弱可欺的被动角色和地位,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追求自由和幸福生活等方面树立了中国妇女的新形象。

首先，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

最突出的表现在妇女对强奸的态度和具体处理方法上的变化。

太平天国是严禁奸淫妇女的,作为太平军军事纪律和生活准则的《十款天条》的第七天条就是“不好奸邪淫乱”。

“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

尽管太平军纪律严明,但在战争条件下,奸淫妇女之事也时常发生。

我们知道,在贞节观念极度浓厚的封建社会中,女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守身如玉和玉石俱焚的“烈女”是广大妇女效法的楷模。

在扭曲的贞节观之下,妇女即使被人强暴,甚至哪怕身体被男人窥视都同样被视为是一种“失节”行为,即便妇女是受害者,也经常为人不耻。

因此,从古到今,不少被强暴的妇女哪怕有天大的冤情也怕外人知道,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了。

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妇女对于强奸,一方面坚决不从。

对“闯人女馆欲行奸者,妇女号呼不从,(使得)贼目闻之,骄戮数贼,悬首汉阳门外”。

另一方面主动向上级喊冤申诉。

“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听妇女喊察,即时泉首示众,而且有些被强奸的妇女还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呼某人因强奸我,斩首示众。

更有甚者,一些妇女将偷看自己洗澡的男人告发。

“金田的韦十去偷看妇女洗身,被妇女发觉,跑去报告首领,立刻集队认人,最后查出是韦十,立即拉去砍头示众”。

很显然,太平天国妇女对于被强奸这一难以启齿，影响“名节”的行为是勇于正视并通过上级组织来洗刷冤情,惩罚恶人的。

其次,敢于向权威挑战,不完全逆来顺受,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在封建纲常中,女子最重要的是要讲究“三从四德”。

在男人面前,在权威面前,是不允许有任何自己主见的。

必须小心翼翼,大话不能讲,大气也不敢出,只能是低声下气,委曲求全。

而据史料记载,女馆妇女曾诅咒天王和东王,“以秽布作天贼东贼帽衬,冀魔之”。

在反抗强权的过程中,以傅善祥和朱九妹为最典型的两个代表。

傅善祥,金陵人,20多岁,东王杨秀清将其纳入东王府充当文书,官至女垂相。

由于才学过人,逐渐受到东王重用。

东王府中的文书都要经过她批阅,凡不尽其心意者,就要批骂。

以后还多次讽刺太平军将士文化素质低,文字狗屁不通,得罪了东王。

东王于是借口善样吸食黄烟,枷发女馆。

而“罪傅善祥诏”中则记为“女丞相傅善祥醉侮东王,大不敬”而获罪。

一个女流之辈居然敢在男人一统天下的政坛中对男人讽刺挖苦和嬉笑怒骂,甚至对堂堂东王也敢“大不敬”,其作风的确令人可叹可敬。

第三,追求自由,积极参加多种社交活动,开始走出了单一的家庭交往模式。

在传统封建社会中,为了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防微杜渐,女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范围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不能参与公开的社交活动,甚至在家庭中也不能参预男子接待客人的活动。

而“太平天国的妇女可以自由交际’。

除前面所谈到的妇女大量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军事战斗和宗教礼拜等社会活动外,在社会和家庭的人际交往活动中也具有相当的自由度。

“各贼馆中,贼妻亦时相往来”。

尽管太平天国实行严别男行女行制度,但太平军每到一处后,就有许多女子就前往军营一睹太平军风彩。

1856年,元勋殿左贰拾柒检点赖裕新发布的“安民晓谕”中一再强调:“尔民间妇女,恐未必尽识道理(男女之别),必须潜居各慎闺闽,不得放荡前来,以致有乖天情”。

在苏州,令封建文人感到“更怪者”是妇女“见长毛则仍巧妆艳饰,立于门首而不知避”。

女人对异性的大方坦然可见一斑。

在与外国人交往过程中,据缪维廉先生记述,他在传道过程中,遇到一群妇女在路上行走,“不少妇女停下来听我们讲道,她们的举止总是极有礼貌。

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他认为这“打破了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而岭咧的一次经历则使他对中国妇女的社交自由更为赞叹。

有一次,太平天国的直王在武汉设宴款待吟喇和他的朋友,“酒过数巡,直王夫人携子女前来入席(按照欧洲人习惯,这时正是妇女儿童退席的时候)。

她们的出席使我大为诧异,因为这跟中国妇女深居闺中的风俗恰恰相反的。

……。

直王的妻子、两个女儿以及家中其他妇女,全都参加谈话,毫无拘束,这是我在中国人中间从未所见的。

第四,太平天国妇女敢于追求人之天伦,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是严别男女的,即使是夫妻也不能私自团聚,否则“斩首不留”。

但是有许多史料记载有不少的男女冒着生命危险“私行合好”的事例。

其中有二例最具代表意义:一例是西王萧朝贵的父母在长沙途中“苟合”,“其父被杀’,;另一例是一名叫韦大妹的女子与其夫梁郭漆“不遵天诫,屡次私行合好”而被“奉行天法,重究在案”。

除天伦之乐外,太平天国妇女追求幸福生活还突出地表现在婚姻自主上。

一方面,“妇女们尤爱慕军中青年”,主动与太平军将士自由恋爱。

罗尔纲老前辈在巨著《太平天国史》的《妇女传》中就记载了一个叫柴大妹,一个叫祝大妹的两个女人分别与太平军战士李大明和翟合义自由恋爱、结婚、夜夜盼夫归的动人故事。

至今还流传在苏南地区的一首《豌豆花开》民歌,充分表达了妇女对太平军丈夫的忠贞不渝的感情:“碗豆花开花蕊红,天朝哥哥一去无影踪。

我黄昏守到日头上,我三春守到腊月中。

只见雁儿往南飞,不见哥哥回家中……。

这首凄楚哀婉的情歌将一位渴望与丈夫团聚,追求幸福生活的女子形象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这是传统封建买办婚姻制度下所无法想象的。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寡妇可以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