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

（转贴）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答姜启渭先生  宋则行   姜启谓先生在贵刊1997年第2、3、4 期连续发表大作三篇（以下简称《之一》、《之二》、《之三》）对我在贵刊1996年第5 期发表的《对“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再认识》一文和其他主张只有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时间的同志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深受启发。其实，所谓“否定论者”，如同“肯定论者”一样，所提出的论据和理由是各式各样的，并不协调一致，下面仅对姜先生对拙文的观点所提出的意见，作一答复。  一、分歧的关键所在  拙文的基本论点是，《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的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商品价值量的论述，即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供求一致”，即商品的生产量符合该商品需求量为前提的。正因为这样，与《资本论》第三卷在引入市场竞争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时提出的“价值是由当时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1〕的论述（即所谓第二种含义）是一致的， 不是两种不同的含义；只是一个按单位商品考察，一个按商品生产总量考察，而两者的一个共同前提是商品供求一致。论据之一：马克思认为，尽管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但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就必须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假定供求一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内在规律，“才纯粹地实现。”〔2〕正因为这样， 马克思在考察商品和货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暂时舍象市场竞争，假定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即在商品的供求量一致的前提下论述价值的决定的〔3 〕，这是论据之二。  姜先生对我提出的这些论据是否正确，似乎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只是在《之二》中说：“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价值本质时，为什么说要假定供求一致呢？这是因为单个商品是总产品的样品。只有总产品的供求一致，单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摆脱它的量的变动的干扰。但是单个商品价值的前提本身，还是某种使用价值的质，而不涉及其量，不涉及其供求一致。”〔4〕政治经济学研究价值本质， 包括研究价值量的决定，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的决定，难道只涉及使用价值的质，而不涉及使用价值的量吗？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当时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正常生产条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以一定的生产量及其平均来说的，怎么不涉及使用价值的“量”呢？既然“单个商品是总产品的样品”，单位商品的价值的决定怎能不涉及使用价值的量，不涉及“供求一致”呢？何况假定商品按价值出售本身就是以使用价值的供求一致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商品的生产量以符合社会需求量为界限，在这个界限内确定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从而确定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怎么能说与供求一致无关呢？  与此相联系，姜先生指责拙文对马克思所说的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也以供求一致为前提的论点是“张冠李戴”。因为“单个商品价值形成的物质前提是商品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具有使用价值，没有使用价值量的规定，而总量商品的价值决定的物质前提是：它们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总量，是具有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5〕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姜先生引了《资本论》第三卷这样一段话：“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6〕可是，这段话，帮不了姜先生的忙， 因为说对单个商品时，不是没有使用价值的量的问题，只是“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可惜姜先生引证时把这小段破折号内的至关重要的话，用“……”删去了。接着姜先生引证了《资本论》第三卷另一段话，这段话若是完整地引，是这样：“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7〕既然，具有决定意义的，某种商品总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符合社会需要，“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既然商品总量价值的决定与单个商品的价值决定，依据的是同一规律；既然，整个《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包括对单位商品价值决定的论述，都以商品按价值出售为前提，即以“供求一致”为同一前提；这怎么能叫“张冠李戴”呢？何况，这个“同一规律”，即商品使用价值是它的价值的前提，不仅是指“质”，而且涉及到供与求的“量”。  姜先生还指责拙文“避开引证”他所引证的几处引文，即“独独挑出”《资本论》第三卷第722 页的一段引文来论证只有一种含义而不存在两种含义。姜先生引证的几处引文实际上说明什么问题，下面再谈。至于我所以引证第三卷第722页上一段话， 主要因为谷书堂同志用这一段引文论证存在着“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8〕， 而据我的理解，这段引文恰恰证明了“第一含义”与“第二含义”是同一含义（见拙文）。可是，姜先生说成“这正是两者（指第一含义与第二含义——引者）处于重叠时的情况。也是第一含义在实现为价值时不受第二含义的修正。”〔9〕从马克思这个句子的结构看， 明明是用后一个短句说明前一短句使之明确化，是一个意思的进一步说明，这怎么说是两种不同“含义”的“重叠”呢？既然这两段话说的是一个含义，不是两种不同含义的“重叠”，姜文指责拙文“实际上是用两种含义共同决定批评两种含义共同决定”，〔10〕就毫无根据了。  姜文《之一》指责我“避开了引证”他所引来说明“第二含义”区别于“第一含义”的四处引文之一，即恩格斯的一段话〔11〕，也恰恰说明“两种不同的含义”是同一个含义。这段话是在批评洛贝尔图斯时说的：“如果研究过劳动通过什么和怎样创造、从而决定价值并成为价值尺度，他就会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论从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来说，还是从它对社会总的需求方面来说都是必要的劳动。”〔12〕可见，不论是从单个产品来说，还是从社会总量来说，都须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即都须符合社会需求量，以“供求一致”为前提才决定价值；因而是一个含义，只是考察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 另外，姜先生指责我避开引证的《资本论》第三卷第716—717页的几段话，其实，其中的重要段落在拙文中也曾引述过〔13〕，只是我的理解和姜先生有所不同，因而未被注意到罢了。姜先生据此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有别于“第一含义”。据我的理解，耗费在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孤立地规定的，而是在商品生产总量与社会需求量一致的前提下按照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决定的。因此，马克思在那段引文里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但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上，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可见，“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使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会包含着另一种意义。”拙文还引证了马克思另一段话，说明与这段话有同样的意思。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说：“……适用于单个商品的价值的条件，在这里会作为决定这种商品总额的价值的条件再现出来。”“……关于单位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上的商品总量。”〔14〕至于前引一段话的附加语“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只是指计算角度的区别，一个按单位商品，一个按商品总量而已。〔15〕可见，我们的分歧，关键仍在于承认不承认《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的单位商品的价值决定（即所谓“第一含义”）也有一个“供求一致”的前提，还是与此无关。但是姜先生对我提出的论据，始终回避作出明确的回答。  二、对两处引文理解的具体分歧  至于姜先生引证的其他两处引文，我认为不是讨论“两种含义”的区别的，而是讨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将怎样影响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价格背离价值和价值的实现问题。我们先从姜先生所引《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分册第234—235页〔16〕的几段话分析起。  从这部分的引文看，马克思首先指出“一个单位产品上花费的劳动时间不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不超过生产这个商品平均所需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这就是说，一个单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是按这个商品生产总量所需要的时间平均计算的，才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7〕一种商品的生产总量，从而花费在这个部门的劳动时间总量，通过竞争的不断调节，应该符合社会对它的需求量，即对社会所拥有的全部劳动时间应有一定的比例。但马克思指出，“一定生产部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总量对社会所拥有的全部劳动时间的百分比，仍然低于或高于应有的比例。”〔18〕“如果某个部门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过大，那末就只能按照应该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支付等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总产品——即总产品的价值——就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按比例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但是，这个领域总产品的价格比它的价值降低多少，总产品的每一部分的价格也降低多少。”〔19〕马克思举例说，原来生产4000码麻布（与社会需求量相符），每码价值2先令，现在生产了6000码，供过于求了，按价值每码2先令，6000 码麻布本值12000先令，但按照需求量（4000码），它们只能按8000先令卖出， 每码价格将低于价值，是1 1/3先令，而不是2先令了。这就是说，原先供求一致时，每码按价值2先令出售，现在供过于求了， 只能按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超过需求的那部分社会劳动，将以出售价格低于价值的形式不被社会所承认而得不到实现。至于价值的决定，从上例中明显看出，无论就单位商品的价值来说，还是就商品生产总量的价值来说，都以供求一致为前提，只要“假定生产条件不变”（如马克思在花括号内所假定的）即生产条件不因供过于求而发生变化，则价值不会改变。当麻布的生产量和需求量均为4000码时，每码价值为2先令， 总价值为8000先令。当生产量变为6000码而需求量仍为4000码，即供过于求时，每码价值仍应是生产量与需求量一致时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2先令， 总价值仍为8000先令，只是由于供过于求（6000码的供给量竞争4000码的需求量），麻布只能按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变为1 1/3先令， 背离了价值。因此，拙文第三节所作的概括：“供求一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前提。供求不一致只能导致市场价格偏离市场价值，使价值得不到实现或由此获得超额利润，而不是使市场价值改变，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分册所举的例子和所作的论述的。〔20〕  可是，姜先生对马克思这一大段话却与我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他在《之三》批评别人的观点时对马克思这一大段话提出了他的解释。其中核心的两句话，一是认为：在供求一致变为供过于求时“市场价值有了变化，所说的价格不过是市场价值的单纯的货币表现，表示变化后新的市场价值”。二是认为：马克思在那里所说的“商品价格降低到商品的价值以下”，“也并非指日常价格降低到现存的、现行的市场价值以下，而是作为现存的市场价值的单纯货币表现形式的市场价格降到原先的市场价值（或价值）以下。”〔21〕但是，即使象姜先生所要求的“联系上下文看”，也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理解。  首先，当发生供过于求时，商品的价值或市场价值是否发生了变化，判别的唯一标准是：商品的价值是„由当时社会平均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根本规定。根据马克思所举的例子来说：“原来麻布生产量是4000码，与社会需求量一致，根据当时的生产条件，每码价值是2先令， 总价值是8000先令。现在麻布的生产量增加到6000码，而需求量没有变，因而生产“过多，超过必要量了”，那末，麻布的价值是否发生了变化？——没有。社会需求量为4000码，与其一致的生产量仍应是4000码；同时，生产条件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在那里特为用花括号表明“这里假定生产条件不变”〔22〕），既然，社会需求量未变，麻布的生产条件也未因生产量供过于求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