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说话”——再论刘震云前期小说

被遮蔽的“说话”

——

—再论刘震云前期小说冷南羲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1121)

摘

要:对刘震云小说“说话”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世纪以后的作品中,对作家前期小说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日常

生活”“权力”和“历史”这三个维度。前期作品的“说话”行为被当作研究其他主题的工具,实际处于被遮蔽的地位。即使如此,也显示了作者对“说话”这一日常行为的格外重视。“说话”在被当作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也透露出作者对该行为的思考。这份思考贯穿了作家之后的创作,并最终从被遮蔽的地位跃然成为小说的中心主题。因此本文将通过揭示“说话”行为在“新写实系列”“官场系列”和“故乡系列”中被遮蔽的状态,发掘后期“说话”行为的艺术特征,进而梳理“说话”艺术在刘震云小说中的同一性和继承关系,充实对新世纪“说话系列”小说的研究。关键词:说话;新写实小说;官场小说;故乡小说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9)01-0034-05

现有研究大多将刘震云的创作冠以总结性的称谓,评论家将他的小说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这种思潮性质的命名与偏爱统一、善于归纳总结的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刘震云在20世纪80年代初入文坛时,被评论家称为“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后因对官场人情世故的描绘,其作品又被学者归为“官场系列”小说;进入90年代后,因其选材偏向历史,故被当作“新历史小说”主力军;新世纪以来,因《一腔废话》《手机》《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将“说话”“交流”等要素作为小说名称或主要内容,有研究者将此类小说称为“说话系列”小说。暂且不论如此清晰的分期是否合理,这种按照文学潮流“套帽子”的做法无疑人为切断了作家创作的连续性,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阶段性、碎片化的特征。事实上刘震云的创作是一以贯之的,他对说话行为的关注也并非从新世纪初的“说话系列”小说才开始的。紧贴客观世界,从可见、可闻、可触的“色相”出发把握世间百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反讽现实以揭露生存困境,进而寻找救赎之道,这些特点自刘震云初入文学殿堂就有体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说话”艺术在“官场系列”“故乡系列”中就有所呈现,伴随着作家的创作逐步深入,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成为小说内在主题和刘震云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核心特

点。所以有必要从作家创作整体观出发,分析这一行为在作者前期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以刘震云小说的“说话”行为作为突破口,将作家前后期创作打通而不局限于现有的阶段划分,阐释说话行为在刘震云早期作品中的表现以及对后期创作的影响。

一、被生活压迫的说话

刘震云作为“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而被读者熟知。在早期的《塔埔》《新兵连》《一地鸡毛》等小说中,他集中描写了大众百姓的日常生活,揭示了个体生命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关注到物质层面的压力不仅扭曲了人物的价值观、异化了人物的行为,也挤压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压迫着他们的说话。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或为解决生活困难而展开,或因日常琐事的干扰无力乃至无心进行。作者正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揭示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以及物质世界对主体生命的束缚,并为随后诞生于“官场系列”中为改变贫困生活而出现的权力狂热埋下伏笔。刘震云此阶段的创作意图是“消解强加在生活现象之上的所谓的‘本质’,以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1]307。由此看来,自初登文坛,作家就秉持解构式的创作途径。这种解构式书写借助人物对话去除附着于现实本质之上的“权力”“历史”等要素,力图还原

收稿日期:2018-10-24

作者简介:冷南羲(1993—),男,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36卷第1期Vol.36No.1

新乡学院学报

Journal of Xinxiang University

2019年1月Jan.2019

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此阶段通过解构书写的现实本质在后期“说话系列”小说中成为主体获得救赎的前提,作家正是基于“说话”的解构与重构确立了“说话”主题,从而将其前后期的小说连贯起来。因此“说话”主题的开端在最早的“新写实小说”中就初见端倪,有必要联系该主题和作家创作整体观对刘震云早期小说进行再审视。

一般而言,“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看成是巨大而珍贵的馈赠,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2]。因此生活在贫穷时代农村里的人,大多对食物等生存要素有着切身经验,并影响到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刘震云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其创作的发端,并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物质压力,与其生活经验、童年经历有着莫大的联系。挥之不去的饥饿烙印、贫穷记忆、生存难题,是作家文学创作最生动的素材,因此,在《塔埔》中才有类似“磨桌”烤蝉充饥的心酸片段以及《一地鸡毛》中知识分子夫妇为一块馊豆腐喋喋不休的场景。“新写实小说”强调“零度书写”,即客观呈现日常生活的本貌,而刘震云对日常生活原貌,特别是对生活困境的呈现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人物间的对话,作者正是通过“说话”这个媒介完成了对现实的“还原”。此外,刘震云还原现实生活的书写依旧遵循解构原则,即通过对宏大政治叙事的解构将个体欲望、日常生活、私人利益等要素解放出来。“说话”在此时作为表现小说主题的途径,在作品中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为解决日常生存困境的交流,另一种是因生活琐事阻扰而导致吵架或交流中止。

第一种说话因现实生活中的功名竞争、愤懑郁结、良心忏悔等缘故需要找他者倾诉,以缓解内心的矛盾,如在《新兵连》里经常可见的个体:

这时“元首”突然拦腰抱住我,吓了我一跳,他带着哭腔说:“班副,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不要恨我!”“什么话?”“汇报‘老肥’的不是王滴!”我心里疑惑,问:“不是王滴是谁?”“元首”愣愣地说:“是我!”“啊?”我大吃一惊,一下从“元首”胳膊圈中跳出,愣愣地看他。“你?怎么会是你?你为什么汇报他?”这时“元首”哭了,“呜呜”地哭:“当时‘老肥’一心一意想给军长开小车,我听他一说,也觉得这活儿不错,也想去给军长开小车。当时班里

就我们俩是‘骨干’,我想如果他去不了,就一定是我。为了少个竞争对象,我就汇报了他……”[3]119“老肥”由于“元首”的举报被部队退回原籍,自杀身亡。“元首”因为得知战友身亡的消息内心愧疚难堪,也顾不上争权夺利,需要通过交流排解内心的悔恨。这种事后的悔恨除了能暂时抒发个体内心郁积的情绪之外,很难对事态产生有利的影响。但即使是这样的事后真话,在之后的“说话系列”小说中也难见踪影。人们为处理现实困境进行的交流既体现出他们盼望通过说话排解郁闷、获取帮助、解决现实难题的需求,也有助于作家实现主观创作的目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有所回应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困境。也即是说此时人物间的交流属于正常范畴内的交流,与之后小说中人物口中的“废话”“内心私语”和“说话”有一定区别。

第二种说话,即因生活琐事阻扰而导致吵架或交流中止的现象,则在《一地鸡毛》中有形象的呈现:

“听见怎么了,三天两头来人,我这里不是旅馆!再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坐在厨房水池上落泪。[1]264

这里,小林与妻子吵架的原因无非是因为一块馊豆腐、老家来客“蹭吃蹭喝”等日常事件,每次吵架后,小林家都会陷入短暂的沉寂,人物间的交流被迫中止。生活的琐事压迫着人们,使他们无力甚至无心交流。这类因争吵导致的无言窘境既说明日常生活的艰辛,更体现出无奈生活中的个体挣扎。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此时人物间的争吵如针尖对麦芒般尖锐,与后期小说中人物争吵过程中的笑里藏刀、话中有话有着巨大差别。虽然“说话”行为以单纯的状态存在于这类小说中,被当作阐释现实生活诸多内涵的途径,但从中却也能看出作者对这一行为的格外关注。如若联系刘震云后期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此时说话行为的特点为之后“说话系列”小说中的“说话”或埋下伏笔、或形成对比——

—尽管这些联系在作家前期的创作过程中可能是无意之举。

“说话”行为在刘震云的“新写实系列”中被作为揭示日常生活主题内涵的途径,人物间的对话大多受到现实的影响和生活的压迫,带有自我倾诉、锋锐犀利、真实直接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这些特点与新世纪以来的“说话系列”小说中的“说话”艺术存在密切联系,

冷南羲:被遮蔽的“说话”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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