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小说批判意识 (1)
论刘震云小说的批判意识
（首先我想说 ，这篇文章是我们代写，但客户拿了文章却不见人了，这客户真无赖，真无无耻，现在也不知道他用了没有，希望他的领导能看见，这种败类就该解雇，我们都有写作经过和聊天记录）
摘要：
刘震云，集众多身份于一家，在当代文学上独树一帜。他不甘平庸，视创新为生命。从不自称“先锋派”的他却是文坛上地地道道的先锋派，在当代批判意识作家群中堪称最强作家，被称为“中国生活的批评家”，具有“大蔑视”、“大义愤”、“大想象”、“大感觉”的意识。他的笔杆驰骋于现实与历史之间，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权力、文化、人性的嘲讽与批判。
刘震云的小说作品有几十部之多，其中 《一地鸡毛》这篇中篇小说的发表，标志着刘震云小说创作达到成熟期，也是他被称为“新写实派”的中坚的缘由，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荣誉。之后刘震云用“八年磨一剑”的精神创作了《故乡面和花朵》，达二百多万字，在当代小说中是篇幅最长的一篇小说。在众多作品中，刘震云用他的如椽之笔书写官吏弄权、人性畸变、民众凄苦，嬉戏怒骂历史与现实，冷嘲热讽人性与权力，以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去完成解读社会与人生的任务。批判意识是刘震云小说创作的底色，本文就从这一方面去探究他的小说创作的特色，解读人类学意义的生存主题。
关键词：刘震云小说 批判主题 方法 意义
一、刘震云小说批判意识的产生缘由
在作家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时，客观的社会生活限制了作家创作的随意性。古今中外，作家的创作风格都与其出身，经历有关。万事万物皆因缘而生，刘震云的批判意识的形成也不是空穴来风。
（一）、苦难的童年经历
童年时代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快乐、最恣意的幸福时光，可对于刘震云来
说却不堪回首。他出生于1958年4月，8个月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由外祖母养育，因为赶上特殊年代生活条件差，活过来就是一个奇迹。刘震云幼小的心灵是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的，他曾亲眼目睹路上许多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去，再也起不来，因此，童年时期对于刘震云来说是就是一场噩梦，在心底留下无法抹掉的烙印，永远挥之不去。但也这是这段经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也让他明白了人世的艰辛和无奈，以及观察世界的方式、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呈现出的所有作品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他的视线也没有从农民身上离开过。直到现在，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创作风格也都潜在地留存了童年生活经历的影子。
（二）、坚定的百姓立场
刘震云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平民立场、写作姿态和表达方式。他的叙述不是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的，而是站在和平民平等的位置进行一种对等的交流。他曾说过，他的作品不想教育别人，不想把读者限制住，而是要把读者的思路打开。他坚持写作的“零度情感”，从不做价值判断。他的作品多从吃喝拉撒的生活琐事开始，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诗情画意的意境，只有日常的家长里短、权利的明争暗斗、官场的尔虞我诈。刘震云的小说展示给我们的是生活残酷的一面，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没有什么是亮色的，人的精神不断萎缩，没有理想、包袱，有的只是对生活的失望。正是因为这些小人物活的卑微，活的无助，却还要活得义无反顾，这给刘震云带来了无限的力量，让他的作品始终坚持为底层的百姓歌唱、助威，批判社会中的不平和罪恶。
二、批判的主题
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好的作品，读者既能从中找到自己又能找到问题，进而进行追问与反思。刘震云的文章看似毫无感情，实则是以喜剧的形式表达悲剧的内容。他能以真心去体味生活，所以他的小说形式多变，内容多元，内涵深刻。他的批判意识也是源自内心的，他批判权力，批判文化，批判人性。
（一）、批判权力
权力贯穿着刘震云小说的始终，从早期的《一地鸡毛》到后期的《手机》《我叫刘跃进》，文中的主人公都受到权力的控制。这种控制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精神领域。刘震云站在平民立场上审视并批判无处不在的权力。他有从不动声色的场
景中找出权力的诱因的能力，他一层一层剥开看似庄严而神圣的权力运作方式，从而让人们感到权力并不神圣，进而对权力进行批判。应该说刘震云早期作品中对权力的批判还停留在浅层次上，而到了后期，他对权力的批判也越来越尖锐。
（二）、批判文化
刘震云从早期的叙悲情到后期“新历史”的书写，再到对中西方文化信仰和精神问题的揭示，都将写作视角集中在文化层面上。他不仅对自古以来的“官本位”文化做了审视，同时也辩证的解读了民间文化。更批判了所谓的精英文化。刘震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入手，通过对权力文化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揭示“官本位”意识干预和侵入百姓日常生活的过程。比如《故乡面与花朵》中，象征统治者的小天鹅们多次欺骗、愚弄村民。另外，刘震云坚信民间文化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如《故乡天下黄》就表现了刘震云对民间文化的审视。刘震云更深刻的批判封建知识分子，他人为那些知识分子终日读书，满嘴仁义道德，实质上确实统治者的帮凶。
(三) 、批判人性
很多作家都热衷于赞美已逝的或正在失去的人性美、人情美，他们希望以此对抗显示中的丑恶。刘震云却不同，他眼中的人们人性中充满了自私与残忍，在现实中迷失了本性。《塔埔》中，他将人性的自私描写得十分精彩。而《新兵连》则把人性的残忍表现的淋漓尽致，为了一己私利甚至不惜杀人放火。在刘震云的小说中，人性早已迷失在金钱和权力中。总之，刘震云的笔下没有正常的人性，他们要么自私，要么残忍。
三、批判的方法
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他的作品几乎没有相同样式的，但批判意识自始至终存在于刘震云的作品当中。他通过反讽、审丑和戏谑调侃等方式表达他的批判意识。
（一）、用反讽表达批判
反讽是一种常用的文学表达技巧，小说中如果恰当的运用这种技巧，在表达上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说鲁迅对反讽艺术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老舍、张天翼也是运用反讽的高手，再往后，刘震云对反讽艺术的运用算得上是对前人完美的回应。反讽手法的运用标志着刘震云的创作风格趋于稳
定并成熟。刘震云的童年和少年是悲苦的，所以他对下层人民的愚昧和麻木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因此，刘震云的讽刺既没有幸灾乐祸的成分，也没有俯视众人的意味，他的讽刺更像一件充满喜剧的外套，衣下掩藏着深深的悲哀与无奈。反讽手法贯穿于刘震云小说的始终。从《新兵连》到《手机》他对反讽手法的运用越来越成熟，意味也越来越深长。
（二）、用审丑表达批判
丑与美一样是美学概念，这一美学概念普遍存在于自然中，社会中甚至是艺术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刘震云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丑”的审视。在他看来社会中到处都有假丑恶，真善美被完全扼杀。刘震云丑化人物的一种方法就是以人体的缺陷给人物命名，如六指、小麻子、女兔唇等等。他笔下的丑角从头到脚都搭不上美感的边，他们到处表演，恶心世人。刘震云文中的人们之间缺乏感情，充满了虚伪、欺骗、算计和谋害，让人读不出丁点人性之美。刘震云审视丑意象的目的是批判，只有我们面对丑时才会想去批判，正所谓丑过以后才会有美，恨过以后才会有爱。他如此钟情于丑正是源于他极度的热爱美。
（三）、用戏谑调侃的语言表达批判
戏谑调侃的方式主要有戏仿，戏仿的目的是嘲讽与讽刺，它是一种不协调的、轻佻的模仿。刘震云很擅长运用戏仿来表达批判。他的戏仿既仿整体结构也仿具体话语。可以说刘震云的戏仿是普遍的，常态的，是俯拾即是的，是信手拈来的。刘震云把历史当做戏仿对象，他仿权威话语，仿经典文本，他颠覆了正统历史。他的作品看似轻松诙谐，实际上充满了批判与对文化的思索。他对历史的戏仿其实是为了影射和讽刺特定的政治与文化。他的戏仿充分证明了他的才智，他让人们在笑声里体味悲苦与凄凉。
四、批判的意义
刘震云作品中的批判意思，及源自于苦难的农村生活经历，又源自于批判国民性的大师鲁迅。他借鉴鲁迅的批判形式，开辟了新的批判视角，揭露生活中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呼唤人世间失落许久的美好东西的回归。显然，刘震云小说的批判意义重大。
（一）、 非启蒙性的国民批判
如今，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但国民自私、愚昧、麻木的劣根性依然存
在。在金钱的诱惑下，部分官员贪污受贿，愈演愈烈，部分国民道德水平低下，假文凭毒奶粉时常出现。改造国民劣根性，任重道远。刘震云深知这一点，为此，在这一道路上，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用笔杆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抨击，用笔墨对美好人性进行呼唤，成为一名鲁迅式的作家。
与鲁迅不同的是，刘震云以乡村守望者的身份看待民众，以非启蒙的方式，深入民众，审视民众，触摸乡民的心跳。但对历史的看法上，刘震云相似于鲁迅。他认同鲁迅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也还是五代、宋代、明季，中国的灵魂有的涂抹太厚，难以查出底细。鲁迅考察历史，看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希望通过作品唤醒麻木的同胞。虽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仍一生与封建礼教抗争，指出阿Q形象就是那时的典型国民。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也塑造了当代阿Q——刘跃进，在其身上发生了一些列事件，足以看到阿Q的影子，只不过刘震云是用曲折迂回的风格展现给读者。
（二）、 绝望背后的救赎
刘震云批判、否定历史，怀疑时代，都是出自于对民族历史的深深大爱。他希冀在废墟上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人是人的未来”，刘震云对人的关注十分明了的体现在作品中，他对人产生绝望，但又给予希望。在其早期作品中多次赞扬人性美，如《塔铺》呈现乡村充满了人情美与人性美；《一地鸡毛》刻画了一位来自于底层的善与美化身的小学老师；《故乡面和花朵》描绘了些许令人倍感温馨的场面。在后期作品中，刘震云将救赎力度加大，在批判之中流露着同情与理解。小说《手机》中的奶奶是善与真的象征，通过她来审视严守一，让人们看到奶奶就是这个世界的期望。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两位主人公的寻找给了人们希望，带来了光明。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可以讥讽历史与权力，可以嘲谑人性与父权，可以倾覆人伦与传统，但他也保留了一个反讽的底线，这是他对国民劣根性救赎的有力武器。小说中生生不息的底层精神的存在，给人性平等、人性尊严的构建带来了可能。
结语
古人说过：“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刘震云入木三分的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功利关系，以批判、讥讽的手段成功展现出来，体现了文学的价
值。他始终把文学当做志业，以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为读者奉献一部部经典的作品，感动着人民大众。
参考文献
［1］、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文学评论》，1995 年第 3 期。
［2］、摩罗：《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1997 年第 4 期。
［3］、赵鹏：《习以为常和迷茫不解处见丑恶与悲惨——论刘震云小说中的鲁迅因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
变与不变的艺术追求——论刘震云小说的语言风格
变与不变的艺术追求
要要要论刘震云小说的语言风格
高润思
渊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袁河南信阳464000冤
摘要院刘震云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袁在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中袁他的语言风格发生了不小变化遥这主要体现在通俗化尧狂欢化尧拧巴化三个方面遥这种变化主要是由其自身生活经验的积累尧文学素养的不断丰富产生的遥刘震云小说语言风格在不断变化的同时袁也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袁包括院白描式的开头和对话尧充满乡土气息的河南方言和丑俗脏话交织的粗鄙语遥这种稳定不变的语言风格体现了作家根深蒂固的故乡情结尧平民精神和批判意识遥变与不变的语言风格都体现了作家以小说语言为载体袁揭示民众生存状态尧反映多变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人性的艺术追求遥关键词院刘震云曰语言风格曰变化曰不变中图分类号院I206文献标识码院A文章编号院2095-7726渊2021冤
02-0034-03第38卷Vol.38新乡学院学报JournalofXinxiangUniversity
刘震云是一位有突出艺术成就的作家袁其作品
有着独特的语言风格遥他的语言风格在不同时期表
现出不同的特色遥新写实时期的叶新兵连曳叶单位曳叶一
地鸡毛曳以通俗化的语言展现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
精神追求遥野故乡三部曲冶以狂欢化的语言从故乡风
貌来折射社会尧国家的面貌袁表达对社会尧人性的思
考遥新世纪以来的叶一句顶一万句曳叶我不是潘金莲曳叶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曳以拧巴化的语言理清事理逻
辑尧反映社会生活尧探讨人际关系与人性孤独遥刘震
云小说的语言风格在不断的变化中也保持了一定的
稳定性遥探讨刘震云小说语言风格的变与不变对于
我们理解刘震云小说的艺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遥一尧通俗化语言风格
在小说创作初期袁刘震云主要采用一种通俗化
的语言袁不仅选用朴实尧简单易懂的词汇和俗语袁必
要时还会对简短的句子尧词语进行补充解释袁力图明
白晓畅袁通俗易懂遥
在前期的创作中袁刘震云的不少小说中都出现
了括号遥一般来说括号的作用是解释说明遥值得注意
的是袁刘震云在叶单位曳这一短篇小说中使用了十八
《一句顶一万句 (印签版)》刘震云责编陈诗泳安然欧阳佳子读后感
《一句顶一万句 （印签版）》刘震云责编陈诗泳安然欧阳佳子读后感
第一篇范文
《一句顶一万句（印签版）》是刘震云携手责编陈诗泳、安然、欧阳佳子共同推出的作品，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令人印象深刻。读后，深感一“句”确实能抵得上万“句”。
书中以主人公的平凡生活为线索，串联起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看似孤立，实则紧密相连，共同描绘出一幅中国基层社会的生动画卷。刘震云运用其独特的笔触，把生活的琐碎与人们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人既能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又能体会到人性的复杂。
“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本身就充满了深意。在书中，这句话象征着主人公对待生活的态度，他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这句话成为了他生活的支撑。正如原文所述：“生活嘛，就是这样，一句话能说明白的，干吗要说一万句？”这句话不仅揭示了主人公的人生哲学，也反映出当代人在面对生活压力时的无奈与坚持。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将主人公的生活与周围人的生活进行对比，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例如，主人公与妻子、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既有深厚的感情，又有难以逾越的隔阂。这些关系的描写，让人不禁感叹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无常。
此外，书中对社会现象的剖析也让人印象深刻。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如权力斗争、人际关系、道德沦丧等。这些现象让人深思，同时也让人对主人公产生同情。
书中文字犀利，旁征博引，触类旁通。例如，在描述主人公与同事之间的竞争时，作者写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想斗，人家偏要斗你。”这句话既揭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也表达了主人公的无奈。
我对这本书的整体看法是：它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不仅因为它揭示了生活的真实与人性的复杂，还因为它让我们认识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有时候，一句简单的话，真的可以顶得上一万句。这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话语迷雾下的另类乡土书写——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话语迷雾下的另类乡土书写——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作者：孙蒙蒙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第4期
摘 要:《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代表作,书写了另类乡土的史诗。然而书写过程中,作者又用他的叙述机智制造了层层话语迷雾,丰富了文本意蕴的同时又让坚守清醒意识的读者质疑小说将“说话”作为人存在终极意义的合法性,以及对小说中人物由“说不着”滋生的孤独感而进行探讨和质疑。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 话语迷雾 另类乡土 质疑
一、平民意识·贱民史诗《一句顶一万句》作为刘震云新世纪以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发表后就斩获了诸多奖项。小说展示了极其机智的叙述方式、极其多义的主题意蕴、极其另类的乡村书写等方面,引起评论者的热切关注。乡土书写,自现代文学的发端就被纳入了“国民性批判”的路径,乡土中国的儿女是被启蒙的对象,他们封闭保守、麻木冷漠、自私无知,是集体无意识的符号化存在;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都市文化对农村文明的挤压,乡土中国开始成为承载浪漫乡愁的栖息地,成为古典美学理想的存在;在革命战争年代,乡土是孕育新生力量和美好民俗风物的存在,甚至到了新时期,面临现实的困境和人文精神的失落,寻根文学深入乡土开始寻找民族的“根”,最终也只能被迫转向。可见,自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来,乡土书写从来就不曾贴近乡土本身,它只是个符号化的存在,承担着被启蒙、被理想、被阶级、被寻根的各种意义。
《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大多不是传统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民,而是颇具“流民”气质的手工业者,他们由“说得着”而短暂相遇,由“说不着”而四处奔走,从而滋生了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全书采取戏仿《圣经》中“出埃及记”的史诗形式,可以看到作者渴望书写属于乡土贱民的史诗,关注他们的自我言说的孤独史。小说中有对孔子名句的解读:远方朋友而来,圣人之所以会开心,竟然是因为身边没说话的人。结合《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人们出埃及的过程中受到了被带领者的屡发怨言,可见,带领者与被带领者也很难沟通,但有了神的恩赐与惩罚才让他们重返故土。《论语》和《圣经》作为中西方文化的原典存在,然而与人对话的圣人也会孤独,与神对话的英雄如果没有神的指导也是孤独的,这就从中西方文化的原典上,证明了人的孤独本质,进而为人寻求“说话”找到了合理性,所以小说人物一直在找话,但一直找不到。所以说,刘震云以极具智慧的眼光和洞穿人世的平民意识发现了乡土贱民无法诉说的孤独,书写了另类乡土的史诗。
从刘震云看新写实小说
龙源期刊网
从刘震云看新写实小说
作者：刘佳佳
来源：《参花·下半月》2017年第03期
摘要：在“先锋小说”出现时，小说界出现了另一种小说形态——“新写实主义小说”。本文将结合新写实主义作家刘震云的两部代表作——《单位》和《一地鸡毛》，探讨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叙事特征和精神特征，重点论述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崛起。
关键词：新写实主义小说 《单位》 《一地鸡毛》生活化 异化 世俗化 反讽
一、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战场上陡然飘起“新写实小说”的猎猎战旗。出版于南京的大型文学杂志《钟山》在1988年10月，将“新写实小说”呈现到大众视野中。这些新写实小说，采用的是写实的创作方法，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被称为“新写实”作家的，有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
二、《单位》《一地鸡毛》
（一）生活化的叙事内容
刘震云作为具有鲜明风格特征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多是以人的生存状态、命运悲剧、人性的反常与扭曲为审美观照。他将人性的沉沦、异化这一可怕的事实扩展到更加广阔的日常生活中。
《单位》和《一地鸡毛》作为两个具有连续性的小说，已被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而受到广泛关注。两篇小说描写的侧重点看似不同——一个是李小林在单位的遭遇，另一个是李小林的家庭生活——但是两部作品都充满了世俗气息。在《一地鸡毛》中，日常琐事组成了小林的全部生活内容，作品所叙述的小林的原生的生存状态。新写实小说在取材上对生活形态的日常性、世俗性内容的侧重，使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等被推举到本体性的地位上来。
（二）异化的人物形象
刘震云对于“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和销蚀的力量，做了具有发现性质的描述。在《单位》里，大家得了梨，不像往常舍不得吃，都开始赶紧用刀子拣最烂的剜着吃。全屋就老何像往常吃好梨一样洗洗就吃，面对大家“烂的地方不能吃，得癌”的劝阻，老何在困窘中自有自己的一套解释：“烂的地方也能吃，苹果酱都是烂苹果做的！”解释如此漏洞百出，原因是老何的家庭格外困难。与此形成对比，大家分到的都是烂梨，但是原在一个办公室、现已升任副局长的老张分到的全是好梨。这让大家都认清了自己的位置，也认清了单位的现实——职位的大小和自己的物质分配是直接挂钩的。而《一地鸡毛》龙源期刊网
刘震云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概观——以《一地鸡毛》《单位》《手机》为例
刘震云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概观——以《一地鸡毛》《单位》《手机》为例
徐鹏鹏
【摘 要】在刘震云的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多次出现.在《一地鸡毛》《单位》《手机》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两类风格迥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生存空间虽然存在着时代语境的变迁,但是在他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诸如物质欲望、人格退化与情爱抽离的生存困境.对两类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梳理将对读者更好地分析人物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具有积极的意义.
【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
【年(卷),期】2016(000)008
【总页数】2页(P81-82)
【关键词】刘震云;知识分子;《一地鸡毛》;《单位》;《手机》;生存困境
【作 者】徐鹏鹏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知识分子总是承载着太多的历史使命，也被寄予了太多的期待。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对作家笔下的人物进行类型分析时，也经常将“知识分子”作为单独的一类人群。但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情感态度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他们身上逐渐隐去了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有的是被称之为“劣根性”的性格弊病。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从“五四”时期就已有之，从鲁迅的《孔乙己》、郁达夫的《沉沦》，到叶圣陶的《倪焕之》，再到钱钟书的《围城》，都有对知识分子不同程度的批判。建国之后文学作品中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更是不胜枚举。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众多创作类型的转变之后，出现了新写实主义小说。刘震云的小说由于其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敏锐感知力而备受关注。他笔下所塑造的知识分子，似乎不再能承担起坚守道德与改造灵魂的历史重担，而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断找寻适合自我的存在方式。在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单位》《手机》中，作者塑造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虽说其故事发生的时代语境略显不同，但是从知识分子自身角度来看，他们早已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然情怀与人格品质，取而代之的是如“鸡毛”般琐屑的生存细则。在这样的背景下，价值观的转变是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的生存困境时做出的必然选择。而刘震云近些年来，积极投身于影视行业的文学生产模式，似乎也从另一角度为大家证实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生产者的又一较为合理的生存模式。在当下众多的研究当中，对于刘震云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大都是对这类人物生存困境的外围解读，不系统也相对分散。本文将对刘震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具体梳理其笔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选择。
刘震云长篇小说的悲喜杂糅性
143文学评论刘震云长篇小说的悲喜杂糅性蔡玲玉刘震云在当代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厌其烦的日常细节书写成为刘震云长篇小说的显著特征。随处可见的生活元素和可笑可叹的生活情节构成了他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成为冲突发生之地和悲喜蔽现之所。本文以刘震云长篇小说的琐碎日常描写分析为起点，深入挖掘其作品的描述对象及批判指向，动态地揭示作者这种“悲喜”风格的表征及意蕴。“新写实主义”小说，以“零度写作”“原生态生活”“残酷”等关键词登陆文坛，它扎根卑琐现实，在凡俗生活中辗转，将日常生活中如蝼蚁般生活的底层大众的生存相层层剥落。凭借着《一地鸡毛》，刘震云成为“新写实主义”的主将，从 “官场系列”到“故乡系列”到“历史系列”，刘震云毫不回避人生尴尬与耻辱，在“新写实主义”作家群发出独特光芒。洪子诚认为，在八十年代，与其他的‘新写实’小说相比，刘震云对琐屑生活的讲述，有对‘哲理深度’的更明显的追求，也就是对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的持续的揭发。刘震云小说充满无限日常俗物，表现出对常态秩序的怀疑与否定，呈现出的语言处于一种荒诞的无意识的状态，这形成了刘震云小说的悲喜杂糅情结。这种情结不仅指他小说无所不在的悲喜感情境遇及生活场景，也可看作是作家对人类普遍存在状态的形而上的认识。正如刘震云在访谈中所说的，“所有的悲剧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悲剧背后，一地喜剧。”一、生活元素的举轻若重如果以色彩显示作品的叙事世界，刘震云小说呈现的无疑是与耀眼无关的灰黑色。日常元素频频出现，人物在“吃喝拉睡”支配下争名夺利，构建起独具韵味的悲喜世界。刘震云说过“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往往是打开一篇作品的钥匙。”那先看看长篇小说的开头描写吧：腊月初四夜里，村长孙殿元被人勒死在村西一座土窑里。令人感到可气的是，凶手在勒死孙村长以后，还不慌不忙蹲在土窑里吃了一阵烤红薯。因为在村长尸首旁边，留有一堆红薯皮。——《故乡天下黄花》镇上看电话的老牛，1968年和严守一他爹一块卖过葱。——《手机》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老杨除了卖豆腐，入夏还卖凉粉。——《一句顶一万句》“葱”“豆腐”“红薯”“凉粉”等日常饮食元素跌进读者视野，再现凡俗人生最无可回避的真实画面。这里的日常元素显然远远超越了细节与手法的意义。孙殿元之死意外而令人悲愤，把意外和悲愤推向更高点的是凶手在残忍将人勒死之后，仍不慌不忙在尸体旁吃红薯。生死的严肃性与吃红薯碰撞出荒诞人性，吃红薯比死亡更加具有紧迫性。尸体旁边的红薯皮，揭示出日常生活中可能潜藏的巨大阴谋与威胁，令人“可气”又无可奈何。“卖葱”在寡言少语的严守他一爹看来，绝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葱”，他结识了仅有的知己，经历了由原来的一天只能说几个字到可以说下整个故事的蜕变。严守一他爹在离开“葱友”之后想到来年卖葱的时间未定下，折回与友人商量，导致与朋友闹翻收场。“葱”带来了人生中的惊喜，也造成了人生的巨大痛苦。卖豆腐这一琐碎日常的一种，不声不响地成为人物悲剧命运的导火索，可笑又可叹。生活元素犹如砂砾淹没在冗长的平淡日常中，它们对生活和命运的悲喜作用往往被不经意忽略。刘震云惊奇地发现这个“秘密”，并步步还原它的重要性，甚至有时候把这些元素提升到关键性位置。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琐碎在他的小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惯常的轻如鸿毛到重如泰山，把喜剧涂抹上悲凉色彩。日常元素的举轻若重成了刘震云小说与众不同的标志。二、情节的喜感与尴尬刘震云长篇小说的日常情节往往苦涩之中夹杂着淡淡的喜感，尴尬无味，又让人忍俊不禁。《一句顶一万句》中，大家闺秀秦曼卿本看不起卖豆腐的杨百业，却“断发明志”坚定不移答应杨家的婚事。因为在这位受明清小说影响颇深的姑娘的想象之中，杨百业应是能吟诗作画的白面书生。结果在喜庆而又脏乱的婚礼现场，只看到自己的丈夫穿着借来的婚服礼帽，像个笨拙的猴子跑来跑去。新婚的期盼与喜悦都在那一刻成了雪中的土，泥泞不堪，毫无气力。言情小说的浪漫充满超现实的美妙与惊喜，与现实隔着千山万水，这是不言自明的。而这位秦家大小姐却要求生活契合小说，造成婚姻的不幸，可笑之余不禁让人同情。《一句顶一万句》上部，杨百顺入蒋家庄挑水。他不招惹是非，只希冀保住自己挑水的位置，最大的愿望是将来能有机会学上染布。但杨百顺的饭碗还是没有保住。究其原因不过是被一只猴子给耍了。他把看似温驯的猴子当朋友，帮猴子解开锁链。铁链一开，猴子原形毕露，伸手给了杨百顺一巴掌后跳上房顶逃走了！生活的意外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杨百顺打回原形，他小心翼翼，所欲所求皆卑微得让人同情。未来看起来稍有转机却突然被打断，人生的悲喜无常皆在掌握之外。结局的可悲和动因的可笑引发出人生悲喜无法预料的惊恐。刘震云淡化人生悲喜境遇的界限，使小说刺痛人心的悲剧情节散发出厚重的喜感意味。刘震云推出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尽管主题上千差万别，却以一种悲喜杂糅的风格扑面而来。不论评论界的反响如何，我们看到的都是刘震云对小说艺术世界探索的不断努力。在创作中，他选择了民众最易接受的闲话风来传达生活对人的异化所形成的“悲喜”感受，并揭示了作为个体人的孤独和无所逃遁的宿命。生活中的无奈、欣喜、失落、向往甚至绝望，构成了他彻底怀疑、否定和反思的支撑点。不可否认，刘震云的创作也有其自身局限性。尽管如此，作为刘震云的忠实读者，我们依然拭目以待，期盼见到不仅仅是“悲喜杂糅”的世界。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110036刘震云王篇小说的悲喜杂糅文·蔡玲玉
权力场上的人性角逐--论刘震云早期中篇系列小说
权力场上的人性角逐--论刘震云早期中篇系列小说
林华瑜;马萍
【期刊名称】《新余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4(009)003
【摘 要】刘震云早期的中篇小说<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人>、<官场>、<头人>等系列作品都渗透出一种有关权力的思考,作品刻画了一个个在权力重压下被扭曲的"官"或"民"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为获取权力或为权力所驱使,在权力的角斗场上疲于奔命,成为主体意识沦丧的灰色人群.通过对灰色人群生存状态的审视,刘的"新写实"叙事文本极大丰富了当代文学对人性内涵的表达,揭示了国人真实的文化心理和当前面临的精神困境.同时,这些作品蕴含的矛盾也表明作家思想的犹疑及其对传统现实主义写作观念的新思考.
【总页数】3页(P4-6)
【作 者】林华瑜;马萍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34;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权力场上的玩偶——论刘震云早期小说中人物的物化现象 [J], 刘文浩
2.论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 [J], 董文桃;陈纯洁 3.浅论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中的权力意识 [J], 宗雨晴
4.刘震云:权力场上的人性探寻者 [J], 李继伟
5.不留情面的权力批判——论刘震云系列小说 [J], 覃春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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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狂欢和狂欢的背后——从《手机》论刘震云近期小说创作
第18卷第1期2006年2月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ofLiupanshuiTeachersCollegeVo1.18NO.1Feb.2006
话语的狂欢和狂欢的背后
从《手机》论刘震云近期小说创作
史晓蜻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杭州310028)
摘要:努力勘探人类生活真相一直是刘震云小说创作的首要任务，这既促成了刘震云创作中的重大收获，同时也导致了其创作中的重大缺憾。读刘震云近作(手机》，我们既看到作家在话语上一贯的机智和犀利，和“城市乡村对人物的双重拒绝”的主题，但也看到作品中存在的情感书写的严重缺失，对小说的能达到的成就产生一定的影响。关键词:话语的狂欢;深情的缺失;灵魂的栖居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5X(2006)01-0039-03
TheBingeofDiscourseandBehindtheBingetheNewNovelsofLiuZhen-yunSHIXiao一ing
(HumannitiesInstitut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Abstract:TofindoutwhatistherightwayofhumanbeingisthetaskofLiuZhen-yunLiuhasgotalotfromit.Ontheotherside,theabsenceoftruefeelingstheshortageofhiscreation.WecanfindthatdiscourseofLiu'snewnovelskeepssharpandwitty,alsowecanknowthetopic-thedoublerefusalofthecityandthecounty.However，sopityitisthattheexpressingofthetruefeelingsisabsent，whichisconsideredabadinfluenceonhisworks.
现实的“逆子”与“解构”的困境——文学史转型期的刘震云小说创作
批评经纬
81刘震云的小说创作，扬名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中期，“新写实主义”文学潮流中，刘震云以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揭示获得了文学界的喝彩。90年代，刘震云又以《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等小说引领了“新历史主义”思潮。对于90年代刘震云创作的“故乡”系列作品，学术界往往从新历史主义或后现代文化的角度予以解读，以“反宏大叙事”的个人化叙述为之命名。然而，时过境迁，在重写当代文学史语境下，重读刘震云的作品，特别是思考他在80—90年代的创作转型，就能清晰洞见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冲动与写实主义的深刻纠缠，从而对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宏大叙事逻辑有更清晰地把握。刘震云的创作，既有强烈写实冲动，也有解构主义极端先锋的表演。但是，这种掺杂启蒙批判、乡土怀旧、后现代狂欢与市民意识的写作，也成了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鲜明的症候之一，即颠覆性的“反宏大叙事”思维并未带来文体和思想的解放，却怪异地以“精神分裂”的形态出现，这也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处于世界文学之中的焦虑和错位。一1979年，刘震云的处女作《瓜地一夜》发表于北京大学的《未名湖》。这之后，他发表了《河中的星星》《村长和万元户》等小说，但都比较稚嫩，也未能产生很大影响。刘震云早期的成名作《塔铺》，发表于198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在这篇小说之中，刘震云独特的文学气质开始形成。刘震云的目光，一开始关注的是“苦难”问题。不同于李锐、阎连科、莫言这样写乡土和苦难的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文本，有一种拒绝“升华”、拒绝“抒情”，甚至是拒绝“形而上思考”的现实气质。他总是关注现实造成的人性伤害。他的叙事精神是在对环境的抗争中展示人性某种无法拯救的悲剧性。《塔铺》之中，刘震云更多表现物质贫瘠对人的伤害，五分钱的白菜汤、恶劣的住宿条件、“磨桌”偷偷在操场找蚕蛹吃。饥饿与疾病折磨这些年轻的学生。又比如，因经济所迫，李爱莲被逼嫁人；为借《世界地理》课本，父现实的“逆子”与“解构”的困境——文学史转型期的刘震云小说创作房伟
笑书、哭书、血书：《一日三秋》的三重解读
笑书、哭书、血书：《一日三秋》的三重解读
作者：王冰
来源：《美与时代·下》2022年第06期
摘 要：刘震云是一位作家，也是位哲学家，两种身份的叠加，让笔下的作品饱含生活的哲理。《一日三秋》的创作，以文学的笔触阐释哲学上难以论证的道理。人的一生如作品中《花二娘传》的全文——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到底，是部血书。多少人用命堆出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笑书本身令人发笑使人乐观，但本身又包含太多的心酸和苦楚，撕开笑书的表象，探究哭书的内涵，披着哭书的外衣，挖掘血书的意义，最终目的不在于否定笑书本身，而是希望在认清现实丑恶的情况下，仍旧保持幽默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一日三秋;笑书;哭书;血书
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继《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之后，时隔五年，于2021年7月发表《一日三秋》。结合新世纪以来小说所贯穿的“讲话”与“幽默”特色，并将二者完美结合，创作出以“笑话”为主题的《一日三秋》。作品中的世界完全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另外一种对现实的颠覆，用笑话消解严峻，把隐藏于内心的精神支柱外放，摆到肉眼可见的位置，借以夸张的手法颠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初读《一日三秋》，被小说以画及文的创造构思所吸引，将几幅图画拆分拼接，挑选人物，布置情节，编写成一个故事。在“前言”中，“我”表明创作意图，为了纪念六叔及六叔的画，为了留下画中的延津，同时坦言创作构思与作品改编，预先对作品发表一些评论家可能谈及的言论。按照以往对“前言”的认知，认为这是刘震云在向读者讲述自己真实的创作经历，但反复揣摩，笔者认为“前言”亦是小说构思的一部分。从《故乡相处流传》开始，刘震云的创作方式变成写“叙述中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叙述”，使“虚拟世界的真实”和“真实世界的虚拟”浑然天成[1]23。从前言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刘震云所虚构的世界，局中局的构思方式，让读者轻易陷入所设的陷阱之中。借前言中六叔的画，统领故事的走向和基调，剩余五个部分的创作，带领读者进入六叔的画中。六叔的画，风格迥异，有鬼神穿越，有人生百态，时而夸张，时而写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博人一笑，正中小说主题——权且当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