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来国内形象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近十五年来国内形象学研究回顾与展望近十五年来国内形象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形象学（imagologie）从比较文学领域中萌芽、壮大，现在的影响遍及整个文学和文化研究，这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对人文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让－玛丽·卡雷、基亚等学者就为形象学大声呼吁并有出色的实践，近晚又有莫哈和巴柔等在形象学学科史及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可见，“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即形象学，在过去几十年间，都曾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所偏爱的一个研究领域。

”①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形象学是隔膜的。

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过孟华等学者的介绍，形象学才逐渐为中国所了解，并对中国比较文学领域乃至整个学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这近15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内学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其规模和深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本文拟对国内形象学研究做一个概略的回顾与展望。

尽管中国学者接触这一研究领域相较于欧洲晚了近50年，对形象学的认识也较为粗浅，开创性的研究并不太多，但是一些学者已着手进行探索和研究，其中孟华的研究已相当深入。

自1993年起，她陆续译介国外形象学研究的代表作，系统地将形象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给国人。

她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是一本关于形象学理论研究的论文集，所刊载的是以法国学者为主的欧洲学者论述形象学或进行形象学研究的论文，既有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和阐发，也有具体的研究实例。

此外，她开始撰写有关形象学的论文，提出自己对形象学的一些观点和疑问，为我们认识形象学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她关于套话研究的一系列文章特别值得关注，《“洋鬼子”词源初探》②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辨“洋鬼子”在1840年以来不断流变的“形象学”意义，并分析了这一套话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心理机制。

《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③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套话并不像巴柔所说的那样具有无限、反复可使用性。

对于形象的语言功能，她也有自己的看法。

针对当代欧洲学者过于强调形象的“言说自我”功能，她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④中强调不能忽视异国形象的“言说他者”功能。

对于刚起步不久的国内形象学研究，孟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形象学理论层面，她撰写的论文开拓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在她的倡导下，国内不少学者都在该领域辛勤开垦和耕耘，推动着国内形象学不断向前发展。

国内的形象学研究在学科理论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不少学者积极撰文发表，促进了国内形象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值得一提的专著有乐黛云、张辉主编的《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这是一部以外国学者的论文为主的译文集，着重于文化研究与文学形象研究之间的关联，并译介了包含中国学者在内的一些学者的文学形象研究的论文。

值得关注的单篇论文有刘洪涛的《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张月的《观看与想象——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郑州大学学报》20XX年第3期），孟华的《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中国比较文学》20XX年第4期），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XX年第5期），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XX年第2期），周宁、宋炳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中国比较文学》20XX年第2期），尹德翔的《关于形象学实践的几个问题》（《文艺评论》20XX年第6期）等等。

国内的形象学研究实践在理论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就起步了。

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两大类型：一是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二是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研究。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无疑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界一个热点，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首先要提及的是两位国外汉学家的著作：美国史景迁教授在北大的演讲集《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版）和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

他们的著作为我们研究异国形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国内形象学研究学术实践。

近年来国内最热心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学者是周宁，他推出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学苑出版社20XX年）丛书共分八卷，分别是《契丹传说》、《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人类》、《龙的幻象》（上下册），分专题探讨7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里中国形象的生成和演变。

这是近几年来中国学者研究西方中国形象方面最厚重的一套著作。

此外，欧阳昱的《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新华出版社20XX 年）、卫景宜的《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XX年）、张弘的《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XX年）、宋伟杰的《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花城出版社20XX年）、姜智芹的《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XX年）等专著，都是研究特定国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关于异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也陆续面世，主要有崔一的《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XX年），杜平的《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XX年），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清朝中晚期中美形象的彼此建构》（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XX年），李雁南的《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XX年），姚京明的《中国镜像的明与暗——葡萄牙十六至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XX年），李杨的《反思东方主义传统：斯坦贝克笔下的中国人形象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XX年），吕超的《“东方帝都”——西欧文本中的北京形象》（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XX年），孙立春的《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认识——以〈中国游记〉为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XX年），张怡宇的《论20世纪法国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XX年）等等。

这方面的单篇论文更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值得关注的有杨金才的《文化对话与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2期），吴冰的《从异国情调、真实反映到批判、创造——试论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反映》（《国外文学》20XX年第3期），张跃军的《异国情调与本土意识形态——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与中国的对话》（《外国文学评论》20XX年第4期），朱爱莲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中国形象——纪念利玛窦来华传教四百周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XX年第6期），张西平的《基歇尔笔下的中国形象——兼论形象学对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XX年秋之卷），姜智芹的《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国外文学》20XX年第1期），林丰民的《〈一千零一夜〉中的东方形象与对他者的想象》（《外国文学研究》20XX年第2期），高鸿的《赛珍珠〈大地〉三部曲里的中国形象》（《中国比较文学》20XX年第4期）等等。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非常热衷于西方文学的中国形象的研究。

比起“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硕果累累，“中国的异国形象”研究则要冷清得多，目前这个领域只有少数人涉及，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有限，唯有的专著是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

该著作遵循形象学的基本学理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新尝试，它为形象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无疑是中国形象学在文本研究(包括文学著作和历史典籍)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

这方面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也只有寥寥数篇，分别是杨晓林的《从“夷”到“他者”——中国文学中“异”的形象学分析》（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XX年），王茂建的《前期创造社小说中的日本形象》（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XX年），郭淑琴的《中国文学中的苏联形象（1949－1961）——以〈人民文学〉为例》（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XX年）和梅启波的《作为他者的欧洲：欧洲文学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XX年）。

这方面的单篇论文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值得关注的有申洁玲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形象》（《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李华川的《晚清知识界的卢梭幻象》（《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3期），卢德平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XX年第6期），陈晓兰的《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女人》（《中国比较文学》20XX年第1期），朱蕴秋、王立欣的《〈大唐西域记〉中的印度人形象》（《沈阳大学学报》20XX年第1期）等等。

可见，目前关于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研究成果并不多，这为今后的研究留下了更多的拓展空间。

相对于“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国的西方形象”研究应该是中国学者的主阵地。

中国晚清时代留下了百余部关于西方的游记、日记和札记，是我们研究中国的西方和西方人形象的宝库。

现代作家同样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相关文献。

因此，拓展中国形象学实践就可以从该领域入手，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异国形象研究中来。

此外，中国形象学实践还可以拓展到地域文学的形象学研究。

所谓“异国”形象，其核心是“异族”形象，因为在精神文化方面，民族的表现往往比由国家更强烈。

中国的形象学实践应该考虑这一特点，研究国内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反映在文学中的互相观察和体认。

从这一角度写出的文章，目前仅有刘洪涛的《沈从文小说中的苗汉族形象及其背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一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和王立的《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内蒙古大学学报》20XX年第1期）。

另外，在汉文化内部，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文化上的地域分割现象。

既然地域文学中的他者形象是存在的，适当地引入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考虑的。

随着海外华文文学在国内的走红，国内形象学实践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关注海外华文作家的自塑形象。

所谓“自塑形象”，是“指称那些由中国作家自己塑造出的中国人形象，但承载着这些形象的作品必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它们或以异国读者为受众，或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 。

在华文文学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自塑形象”，已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俞祖华、赵惠峰的《比较文学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辜鸿铭、林语堂对中国国民性的比较》（《中州学刊》20XX年第2期），王晓冰的《自我与他者双重律动下的言说——辜鸿铭笔下的中国妇女形象》（《运城学院学报》20XX年第6期），于秀娟的《双重身份下的双重写作——谈谭恩美、汤亭亭的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聊城大学学报》20XX年第2期），何雪的《“他者”与反“他者”——解读〈女勇士〉中的“鬼”叙事》（《国外文学》20XX年第3期），周莉莉、刘桂兰的《自我与他者的悖论——汤亭亭笔下的母亲形象研究》（《台声·新视角》20XX年第6期）等单篇论文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