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发展差异引起的反思

中日经济发展差异引起的反思中文摘要：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业革命时期，中日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威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本文拟在寻找中日经济发展差异过程中，对两国的差异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到启发，让我们与时俱进。

关键词：中日经济、自然资源、知识技术、战争、制度一、背景案例分析：在小组讨论中我们是小组要解答的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中日两国或者两国企业经济的差异。

我是负责查找中日两国经济差异的有关资料，所以，本文是关于我在查找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情况与差异资料过程中的分析。

在迎来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不断的挨打、内战，到了21世纪依然身处第三世界；日本虽是小国，却能积极对外扩张，对内提高经济水平，虽然一度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战败，到如今却依然是发达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到底是怎样的曲折导致了两国如此不同的结果呢？下面，先概述两国的发展历程。

（1）日本在工业革命之前，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岛国，由于面积小且自然资源匮乏，使得日本的经济严重落后。

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攻击日本，日本国门被打开，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日本武士以攘夷为动力，推动建立中央集权，团结一致对抗外压。

1868年日本建立了新的明治政府，开始了明治维新，到欧洲各国游历学习，回国后开始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

这使得日本走上了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产品生产道路, 提高本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

1945年日本战败，本土经济崩溃，多年征战侵略又回到了原点。

但人才和技术等生产知识体系完整保存下来了，并且经过之前对中国财富的剥夺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

于是日本展开农地改革，同时解散财阀，剥夺了资本家大部分财产。

社会剩余与生产知识体系相结合，再加上人民艰苦奋斗，20年后，日本重新作为先进国家在废墟上站立起来。

（2）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封建大国，资源丰富且劳动力充足，使得中国的经济达到空前的发展。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轰轰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

随后的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由于封建专制过于强大，最终都归于失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形同一片废墟。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损失惨重。

1966年的文革，让中国经济倒退50年。

直至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抓经济建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使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再造，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科技先进的工业国。

二、主题分析：经过对上述材料的了解，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两国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本文试图从中发现造成差异的原因。

（一）自然资源从古代的中国和日本相比较，日本的国土狭小、资源匮乏, 而且人口数量相对于日本狭小的国土面积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这些原因决定了日本古代走农耕的道路并没有使国家的经济摆脱贫困的局面。

而古代的中国地大物博, 资源丰富, 有着适合发展农耕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使得中国成为农业大国，当时中国的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工业革命还没兴起时，自然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因素，有了一定的自然自然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资本，进而能够担负得起相应的人口，即劳动力。

因为，按照现代产业经济学的划分, 农业属于第一产业, 工业属于第二产业, 服务性行业属于第三产业,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毫无疑问是第一产业, 而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却落在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上。

（二）知识技术1、在工业革命时期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 便敞开国门, 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走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产品生产道路, 提高本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教育制度上进行了颠覆式的变革，奠定了近代学制，到1907年基本上普及了六年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到97%。

而且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便不断地派先进知识分子海外留学, 给日本带回来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 指导了日本最原始的工业化生产。

这一系列的知识技术改革进步后，日本迅速地成为了先进工业国，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而当时的中国则是认为中国之落后只在"物器"而已。

李鸿章认为要强国，就得造武器，造武器，就要办工业。

但是他们只是单纯地从西方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没有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教育机制。

清廷一直到1905年才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始新式教育的尝试。

可能是中国过去的传统文化造成对自身固有的知识技术过于坚守，不想学习外国的知识技术，以致于导致中国知识结构和科学技术的严重落后与保守。

2、二战后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殖民地丧失了，剩余武器被收缴，正在研制的先进武器等都被美国拆除运走。

大量的工厂和建筑被摧毁，战后日本满目苍夷。

从明治开始经历了约100年，又回到了原点。

但那时日本已基本消灭了文盲，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门类齐全的专业技术人才。

这个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而二战后的1949年的中国也是一片废墟。

所不同的是，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

建国之初，我国的文盲率达到了惊人的80％，现代技术几乎为零，只能仿制汉阳造。

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满口之乎者也，与现代工业技术几乎毫无关系。

在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倒退50年。

本来中国在建国前的技术水平就落后于日本80年左右。

所以，知识技术是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日两国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

（三）战争可能会有人说，战争起得不一定都是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的作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美国从大萧条的泥潭中拉了出来，并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般在在参战国领导土上发生的战争, 肯定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毁坏。

在没有战争，即和平的环境下，经济才会得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重的牺牲与代价。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

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物质、文化财产损失，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了严重滞碍作用。

卞修跃指出，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公私财富，破坏文化遗产，开采矿藏森林资源，发行伪钞，焚毁炸毁军民用设施，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略者洗劫一空。

虽然日本在二战中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但远远没有中国的惨重。

所以，我认为战争的遭遇使得中国原本落后的状况更加严重，这也是造成中日两国在后来发展中的差异。

（四）制度我认为，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好的制度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坏的制度会制约财富的生产，制度一般分为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科教制度，本文主要分析中日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不同。

1、政治制度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政治上进行了近代化改革，建立了君主立宪制。

日本用宪政制约了皇权，消除了强权对大众的剥削和奴役和杀戮，保护了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劳动热情。

而当时的中国还是封建君主专制，实施的洋务运动仅限于经济改革和武器更新，对政治体制改革毫无作为。

导致的现象就是日本政要廉洁奉公，清朝官员贪污腐败；日本军队骁勇善战，清朝官兵贪生怕死。

后果就是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国则割地赔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经济制度二战后的日本是一种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的作用, 同时具有制定社会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的决策权, 而这些计划和政策只会对企业的决策进行引导。

这充分调动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经过短短20 年的发展, 便已经开始独领风骚于东亚, 开始成为与美国和前苏联齐头并进的世界级的经济大国。

而建国初期的中国，开始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一切经济决策都由中央做出, 中央直接管理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活动。

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是有效的，但后来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出现种种弊端, 比如决策权高度集中, 企业丧失生产积极性。

到了1978 年后,中国开始了市场导向型经济制度的改革,使得市场经济得到有效地发展。

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日渐完善，但是与日本已经趋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还是有待加强与完善。

三、结论经过上述的主题分析，我想两国间经济的差异肯定是很多方面的因素综合造成的。

我所发现的较为重要的因素主要是以上的几点：自然资源、知识技术、战争、制度。

我认为最核心的是制度，因为制度是国之根本，是国家的属性。

制度不同，那么经济行为就会不同；而自然资源是第一产业的基础，就像古代的中国和日本，自然资源丰富的一方经济发展飞快；知识技术是第三产业，拥有先进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的国家，经济发展肯定会比技术落后的国家要快；而战争就导致经济发展得停止，遭遇战争的国家经济很难追上它国的经济发展脚步。

从分析中日两国经济的差异进一步分析，我认为上述的几个要素同样也是经济增长的要素。

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有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积极扩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入WTO并积极与各国交流。

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中国的经济正在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Ｍ].日本.中信出版社,2006.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道格拉斯诺思. 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