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摘要：《劝学篇》是张之洞对洋务教育改革思想的系统阐述。

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是以“致用”为灵魂的“旧体新用”论。

他在《劝学篇》中主张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以“守约”来改革“旧学”，分类型、分层次地“广实学”，鼓励多层次的“游学”来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

关键词：《劝学篇》张之洞教育改革思想《劝学篇》是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下简称“旧体新用”）[1]（P41）洋务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是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从“经世致用”转为“旧体新用”后的系统总结。

在《劝学篇》的24 篇文章中,或多或少涉及到教育的有12 篇,分别是《内篇》中的《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外篇》中的《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科举》、《兵学》。

这些文章反映出了张之洞系统、全面的教育改革思想。

一、对“旧体新用”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作了总结张之洞从踏上仕途即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长达4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张之洞一直都从事着教育事业。

为了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张之洞认为必须从教育入手。

“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

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2]（P684）“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

[3]（P908）他将国家、王朝的兴衰与教育直接联系起来，将兴学育才作为国家富强的第一要义，认为教育是立国的基础，国家的强盛要靠教育。

“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

”[1]（P35）他还特别强调“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P1）“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

[1]（P4）因此，他一生也始终把兴学育才作为立国、强国的重大举措,致力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张之洞意识到中国“人才之贫由于见识不广，学业不实”，[3]（P908）即学不适用是中国人才贫乏之因，所以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

在《輶轩语》中，张之洞说：“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

[4]（P595）士人要“通晓经术，明于大义”，还要“切实经济”是张之洞早期教育改革指导思想“通经致用”的要求。

当任封疆大吏后，张之洞变成了洋务派的后起之秀。

在发展实业以求“自强”、“求富”的过程中，张之洞感到旧式教育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他便转而主张改革教育来适应其洋务事业的需要，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也就从“通经致用”变为了“旧体新用”，突出“新学”的功能。

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只有“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1]（P22）才能挽救中国之危亡。

他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旧学”与“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都要学习，“不使偏废”。

他还提倡“政、艺兼学”，认为既要学习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内容，又要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内容。

[1]（P41）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写道“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1]（P41）“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1]（P2）将“新学”由强调“西艺”到“西政”，体现了张之洞为“救时”、自强而深化了“旧体新用”，扩大了“新学”的内容，强调学习“西政”的重要性，这同时体现了张之洞教育改革思想的灵魂——重在“致用”的特点。

二、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的教育改革思想张之洞因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而认识到“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之处”，[5]（P988）“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

[1]（P40）可是科举制“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 法久而弊起”。

当时“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

[1]（P52）时局日新，国家缺乏“时务经济”之人才，虽也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可是“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俊才皆仍志于科举”。

[1]（P52）张之洞觉得学堂不兴，“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1]（P52）实是因为科举造成的，所以他提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1]（P52-53），主张斟酌修改“科举之制”来促进学堂的推广、兴盛，以求得“习时务之人才”，达到自强、救亡的目的。

如何变科举？张之洞设想：科举之体不变，变革科举的内容，议定科举新章，开经济特科，由原来仅试四书五经，统一弃取，改为加试实政实学和分场弃取，废八股改试策论。

不论乡试还是会试，第一场考试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文五道。

第二场考试时务策关于五洲各国政治、专门艺学等五道。

第三场考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

并且采取逐场淘汰的方法，被录取的方可考下一场，三场均优才中试发榜。

[1]（P53）这个设想成为他后来废科举的思想基础。

当他试图调和“旧学”与“新学”的努力归于失败时，他便着手“废科举”来推进教育改革。

并且他的主张很快为清廷决策人物所接受，最终“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3]（P915）的办法，在1906年废除了在中国已实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为推广新式学堂打开了通畅之路。

三、以“守约”来改革“旧学”促进学堂发展的教育改革思想张之洞主张“旧体新用”，并不断扩大“新学”的内容，是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P71）以达到“保国、保教”，进而“保种”，让新式教育培养的人才“多智巧不忘圣（指圣贤之道，纲常名教——引者）”。

[1]（P2）然而时势日迫，外患日急，再守孔、孟之教的“先博后约”来治“旧学”已为时势所不能容了，况且“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而“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

[1]（P24）所以，“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将各门“中学”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

[1]（P25）他对各类学问分别提出了“守约”要求，如：经学通大义；诸子知取舍；理学看学案；词章读有实事者；政治书读近今者；等等。

张之洞欲以“守约”来改革“旧学”促进新式学堂的迅速发展。

但是张之洞仍然要求士人“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之后，才兼及“新学”，达到“将来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的目标，使“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

[1]（P25）张之洞为保存“旧学”真是用心良苦，但事与愿违，当新式教育日益发展，培养的“新学”人才越多，“旧学”则日益为人们所遗弃，最终在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中，激进的新知识分子们彻底走向了张之洞所期望的反面。

四、分类型、分层次地“广实学”的教育改革思想1、“农工商兵皆须设学”的教育改革思想。

张之洞继承了传统实学思想的精髓,把“致用”视为人才培养的基本标准,希望新的人才能改变传统的空疏之习。

他说：朝廷作育人才,“以修行为基,以求实为主”。

[5]（P977）他批评中国士大夫贱视工商,无经世济用能力的现象,认为科举出身的士子毕生困于考试,见闻狭隘,学业不实,精力消磨于经书,致不能熟悉“经济”,更别说洋务军务。

如果科举不改, 士人“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材何由而得？”[1]（P52）他指责中国的传统是没有农、工、商方面的专门之学,没有专门之才。

要求得专门之才就非设新学堂来培养不可。

面对积弱积贫、形势危急的中国, 张之洞深深感到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教育,培养实业人才。

他经过办企业和教育的实践,不仅了解兴办实业学校作为富国的重要措施的必要,而且对农工商“生利之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他明确提出“农工商设学”培养人才,他说：“窃维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

[6]（P156）农工商是生利之事,开辟利源恰恰是自强之端。

张之洞认为农业是工、商的基础，而把工业作为富国阜民的根本。

尤其特别的是，他认为“商务关富强之大计”,[7]（P627）农工商三者不可能孤立发展,是互相作用,彼此影响的,“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

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

[1]（P60）1893年，张之洞在创建湖北自强学堂,设工艺、商务等门类学科。

1896年2月,他又建江宁储才学堂,分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学科,目的在于恤商惠工,有益国计民生。

3月,他支持地方绅士兴办农桑学堂等实业学校。

清末农业教育发展较快,到1910年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在校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在校生2272人。

这与张之洞的提倡“广实学”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力行实践是分不开的。

2、“事事设学”和分类型、分层次设学的教育改革思想。

张之洞不仅提出事事设学,处处设学,广泛建立实业学堂以造就人才的主张,还介绍西洋各国学校制度中分为“专门之学”与“公共之学”两部分,专门之学中包含各类实业学校。

他认为如果不重视农工商之学,尽管中国地广人众也无用。

可贵的是,他认识到实业学校不仅门类不同,在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同时还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人才还应有层次之别,如工艺学堂培养匠师,也培养匠首和匠目。

因此,实业学堂“其程度亦有高等、中等、初等之分”,[8]（P200）是一个由低到高、层次分明的序列。

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初传统教育的不分科类、层次的状况,这是非常科学的见解,也是在此前的教育思想家未曾论及的。

3、改革“学制”的思想。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还提倡仿西洋“学制”来改革当时中国教育，让学堂发给学习期满的学生以“执照”，国家则以“执照”为凭据而用其才。

他也提倡改革学堂经费筹集办法，“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还要求学生“每人月须纳金若干，以为饮食束脩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从而使来学者“必欲所得而后归”，“官不多费则学广”。

[1]（P43-44）张之洞的“广实学”教育改革思想比早期洋务派的教育思想丰富、深刻而完整,“在某些观点上,甚至还走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前边”。

[9]（P90）五、以鼓励多层次“游学”来促进教育改革的思想“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1]（P38）张之洞对出国“游学”极为推崇，他赞赏“游学”的直接、速效功用，也懂得只有“游学”才能领略、掌握“新学”的真谛。

伊藤、山县等人“游学”的结果是蕞尔小国——日本的迅速变强，使日本打败了曾长期奉为老师且人多地广的中国，雄视东方；彼得大帝的“游学”使俄国从中世纪社会走向了近代化国家，“遂为四海第一大国”。

[1]（P38）张之洞想用此来激励清廷效法日本、俄国，以“游学”来实现国家的振兴、王朝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