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综述

新世纪以来我国语用学的研究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摘要：本文沿着国内外语用学领域理论实践不断完善和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两条主线，从语用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运用、以及语用学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全面介绍了语用学在我国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和现状，对国内形式语用学研究状况作了述评，最后讨论了国内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语用学的未来并实现与国际接轨。

关键词：国内语用学；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1. 引言

源于哲学和逻辑学的语用学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Charles Morris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其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Morris1936），后又被定义为：“矗立在一定行为内所发生的符号及其起源、用法和影响的符号学部分”（Morris1946）。由此作为开端语用学在发展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步确立了其地位。一般认为,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从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有三个标志,一是1977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Pragmatics)的创刊，二是1983年第一本语用学教科书《语用学》(Pragmatics)(Levinson, 1983)的问世，三是1986年国际语用学会(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IPrA)的成立。(沈家煊, 1996:1)

2. 回顾

2.1 国外语用学发展历史回顾：

长期以来,语用学研究存在两大倾向：一是以分析哲学为基础，认为语用学研究应该有其严格的议题，比如指示语、言语行为、前提、语用推理与含意等，这是一种狭义的语用观，也是长期以来语用学的主流，即微观语用学；二是广义的语用观，最早源于Morris的符号学思想，主张语用学探讨与符号功能有关的心理、生物、社会等现象，这表明语用学研究应该是宽泛的。多年来，Verschueren等坚持以“语言使用的语言学”为主导思想，从认知、社交和文化等视角关注语言选择与理解，以及人际交往。为此语用研究应该是广义的、宏观的，即宏观语言学。

2.1.1 宏观语用学

宏观语用学认为语用学不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考察语言的功能性视角，是结合语言运作的认知、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一种研究思路。它从语用角度探索语言的功能，并考察人类交际所必需的社会背景信息。宏观语用学把语言研究和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状况联系起来，关心的是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对人类言语行为的限制，如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如何利用语言手段控制和操纵弱势群体。宏观语用学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提出了批评，认为必须结合社会因素才能正确理解和分析人类交际。与此相关，近年来出现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正日益引起关注。

2.1.2微观语用学

与宏观语用学不同的是，微观语用学把语用研究看做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和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语义学平行，其范围局限于英、美语言哲学传统领域内的课题，如会话含义和言语行为、预设、指示以及会话结构等。微观语用学的分析大都是脱离语境进行的，并不关心真实的话语及其交际效果。在过去20年中，微观语用学研究的范围趋于狭窄，主要的工作是对格赖斯会话准则和会话含义推导机制做出修正。

2.2 国内语用学的发展历史回顾

语用学在中国起步是以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为发端的许国璋先生最早于1979年摘译了Austin的《论言有所为》。次年，胡壮麟先生发表论文，从四个方面对语用学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80年代引进的语用学理论涉及预设、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以及会话结构的语用分析等论题，90年代侧重于介绍关联理论、新Grice 会话含意理论、言综观论和顺应论等新语用学理论。这种紧跟时代步伐的评介工作，为语用学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理论参考。在这20多年里，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学者把语用学论著直接译成汉语，或发表专题文章进行评介，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宝贵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有学者对国外语用学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理论。这是语用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闪亮点。这些研究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语用学理论，并为我国语用学的建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必要的理论指导。但是国内的语用学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国外语用学理论基础上进行修正和补充，缺少原创性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3. 新世纪以来国内语用学的理论发展状况介绍

3.1 指示语

指示是语言的普遍现象,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是指语言结构中某些要素对参与会话的人、事物以及会话时间、空间等信息的指称、指引、反映。指示的实现要利用指示代词、副词、指示词、前指代词、时态等语言要素。指示语可分为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地点指示、社交指示、话语指示等，其使用和理解都离不开语境。

国内对指示语的语用研究主要表现为:：(1)称呼语的语用研究；(2)代词回指功能研究；

(3)指示语的翻译研究；(4)跨文化交际中指示语研究；(5)指示语体现的权势与同等关系研究；

(6)文学作品、语篇中的指示语研究；(7)某些动词的内在指示功能研究；(8)元语用指示语研究；(9)指示投射现象研究；(10)指示语与心理距离研究；(11)指示语的认知研究等等。此外，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语用现象，如人妖、同性恋人的性别指示，变性人的性别指示，数字所传递的指示信息等等也受到关注。

3.2 会话含意理论

会话含意理论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相关研究在国内占有主导地位。

1967年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在哈佛大学的学术讲座中阐述了会话含意理论，其核心是合作原则，下面构建了四条相应的准则，即数量、质量、关系和方式准则。他认为会话含意产生于两种途径；一是交际者通过遵守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产生一般含意；二是交际者在遵守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有意违反某些准则而产生特殊含意。其中特殊含意便是格赖斯所关注的会话含意。

我国在会话原则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如徐盛桓、周礼全、钱冠连都对合作原则进行重建或补充。如徐盛桓创立了一套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语用推理机制并用它来解释和推导一般含意；周礼全提出一组补充的合作准则并用其来推导会话隐涵；钱冠连则认为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不是原则，他认为话语交际必须遵守的原则是意图原则。此外，国内对合作原则的研究主要表现为：(1）作与翻译；(2)合作与教学；(3)合作与修辞；(4)合作与喜剧对话；(5)合作与广告研究；(6)语境与会话含意；另外还有合作与跨文化交际、合作与辩论、合作与话语分析、合作与商务文书写作等应用性研究等。

3.3 预设理论

和语用学其他一些论题一样,“预设”源自哲学研究。预设又称前提，不是句子表层意义的一部分而是存在于语言不同层面上的一种隐含意义，是说话人的预设。语用学对预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语用预设的本质问题。其二是预设对语境的敏感性。

国内对预设的研究主要表现为：(1)语义前提和语用前提的区分；(2)现代汉语中的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