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朦胧诗歌

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朦胧诗歌摘要：朦胧诗歌运动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但同时，介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朦胧诗歌也成为19世纪80年代以及后来的文学评论中持续争论的焦点。

朦胧诗以一种模糊性、隐喻性和多义性的写作手法表达了对时代、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的看法和观点。

朦胧派诗人在运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时，从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西方现代主义与本土文化的契合，因此他们的诗作展示了一种演绎、变化了的现代主义理念。

关键词：朦胧诗歌；朦胧诗人；现代主义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一朦胧诗派简介朦胧诗歌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多采用象征和暗喻等方式，具有模糊隐晦、多义不明的特点，因此被称为“朦胧诗”。

朦胧诗歌是新潮诗歌运动的产物，朦胧诗派不仅是一种诗歌派别，也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思潮。

朦胧诗沿承了“五四”时期的新诗歌思想，以人作为主体的觉醒登上了历史舞台。

20世纪70年代，朦胧诗派运动中的北岛、芒克、多多等年轻诗人成立了地下文学沙龙，举办文学聚会等活动，研读中国现代文学、西方文学和哲学文籍，并交换他们自己创作的诗歌。

1978年10月，北岛和芒克创办的名为《今天》的民间杂志，被看作是新潮诗歌运动的开始。

北岛在《今天》创刊号的《致读者》一文中慷慨激昂地宣言：“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

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

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今天》主要刊登朦胧诗人组织的地下文学沙龙的作品，包括一些短篇小说、文学评论和西方文学的译作，前后共出版九期，1980年底停止发行。

1979年，全国性诗歌杂志《诗刊》刊登了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和顾城的《歌乐山诗组》。

1980年，更多选自《今天》的诗作在《诗刊》杂志上刊出。

至此，朦胧诗歌从地下状态转为公开状态，为更多的读者所知。

朦胧诗歌这一文学流派的主要代表诗人有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杨炼、江河、梁晓斌等。

朦胧诗人的最著名代表作主要有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舒婷的《致橡树》、芒克的《十月的献诗》、杨炼的《乌蓬船》、江河的《星星变奏曲》、梁晓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这些诗篇曾在当年风靡一时，脍炙人口。

二现代主义——朦胧诗论战双方的切入点1980年，朦胧派诗歌突然成为文坛沸沸扬扬争论的焦点。

这场文学论战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朦胧诗歌反对者一方认为，朦胧诗不应该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甚至是诗歌发展的逆流；而朦胧诗歌捍卫者一方则认为，朦胧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未来主流。

起初论战双方最为关注的是诗歌应该表达自我、别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应该借鉴中国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以寻求艺术灵感。

后来，朦胧诗大论战的焦点逐渐演变成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中国诗歌本身是否也应该走向现代化，还是应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服务。

在这场历时数年、声势浩大的朦胧诗论战中，争论双方都用到了“现代主义”一词。

朦胧诗派的反对者认为，表达自我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也正是导致朦胧诗歌模糊多义、隐晦不明、令人费解的原因之一。

多名作家文人曾发表评论批评朦胧诗歌。

比如，艾青认为北岛的诗歌《生活》描述了一种模糊的意象，表达的是狭隘的自我感受，偏离了整体的人民利益。

冯牧详述了他试图模仿托马斯·艾略特却最终失败的尝试，警告朦胧派诗人会有重蹈“五四”时期模仿现代主义覆辙的危险，倡导文学创新不应该偏离国家和人民的总方向。

臧克家也猛烈地抨击了朦胧诗歌，认为朦胧诗歌背离了社会主流和人民利益。

由于表达自我和呈现模糊意象都被看作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基本因素，朦胧诗歌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最终成了这场文学论争的中心点。

朦胧诗歌的捍卫者在论战中相比朦胧诗歌的反对者，更多地提到了“现代主义”。

顾城的父亲、诗人顾工最先将朦胧诗歌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

顾工在回应公刘批评顾城诗歌的文章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历史背景和”文革”结束后的时期进行了比较，指出迷惘的一代和类现代主义的诗歌在中国出现并不足为奇。

几乎就在同时，谢冕也指出，一个崭新的诗人群体正在崛起，他们不局限于任何一种诗体，大胆地采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书写“离奇古怪”的诗歌。

吴思敬认为，朦胧诗是现代主义诗歌但并未完全脱离中国文学传统。

孙绍振也认为，舒婷的诗歌采用了中国古典诗歌、民歌以及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尤其是意象主义和印象主义。

正是因为朦胧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契合，中国新诗歌才有了一种全新的成长途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无论是朦胧诗的抨击者还是捍卫者，论战双方都将朦胧诗歌和现代主义联系起来。

在这场激烈的朦胧诗歌论争中，现代主义表现出两个相反的对立面，它既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产物，又是先进的人类经验。

正是出于这种对现代主义如何理解和诠释的困惑和迷惘，论争双方才都把现代主义作为了自己批评或赞扬朦胧诗歌的切入点。

在朦胧诗争论之外，中国传统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开始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触及，在1985-1989年间成为文化讨论的主导论题。

三朦胧诗歌对现代主义的借鉴和演绎朦胧诗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创作原则，开始将现代主义元素融合进来，表达自我成为朦胧诗歌的主要论题。

顾城谈到，描绘世界背后的目的是要刻画自我，“只有自我的加入，自我对生命异化的抗争，对世界的改造，才能产生艺术，产生浩瀚的流派，产生美的行星和银河”。

在那场朦胧诗大论战中，表达自我是公认的现代主义的特点。

因此，在提倡表达自我的同时，朦胧诗人也明确地表明了他们是现代主义者。

此外，这种对自我的表达也被概括成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美学应该独立于社会学和“人”之外，诗歌应该赞扬觉醒的个体。

朦胧诗歌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萌芽并完成了它发展的第一步。

朦胧诗歌模糊了“我”和“我们”之间的界限。

朦胧派诗人在个体“小我”和集体“大我”、传统和现代、政治和美学之间的徘徊显示了他们困惑地摇摆于两个世界中，一个是记忆中被破坏的理想英雄主义，另一个是对现代性的崭新体验，即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对这个时代和社会进行探索、改变、改善和改革。

游离于这两个世界让他们的观点和诗歌充满了模糊性：一方面，他们反抗时代形势的束缚；另一方面，他们相信新时代会给他们提供机会，实现他们通过创作诗歌成为社会精英的梦想。

这种模糊性在朦胧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选取一些朦胧诗歌实例进行分析，来说明朦胧诗歌是一种演变了的现代主义，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原始意义上的现代诗歌和自我表达。

1980年后，几乎所有的朦胧派诗人都对西方现代主义非常熟悉，他们采用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因此，朦胧诗歌在特性和手法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明显的相似性。

朦胧诗歌不像以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那样使用重复、平行的词汇和语句，而是运用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简短的抒情诗体。

此外，朦胧诗歌中反复出现了沉默、失落、死亡、孤独、梦想和影子这些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主题，流露出对生活的消极态度。

例如，舒婷《也许》中的“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对自己的不幸只好沉默”，《北京深秋的晚上》中的“我们很孤寂，然而正是我单薄的影子，和你站在一起”；北岛《回答》中的“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苦难”“不幸”“沉默”“孤寂”“单薄的影子”“死者弯曲的倒影”，朦胧诗中的这些阴郁的意象和低沉的情感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托马斯·艾略特诗中的荒原、迷失和幽暗。

然而，朦胧诗歌是在广泛的文学背景下产生的，不只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还受到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革命诗歌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朦胧诗歌在实质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有很大的不同。

在朦胧派诗人中，顾城是最受争议的，因为他的诗歌更接近意象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将顾城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代表之一的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诗歌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他们的诗歌只限于形式上的相似，而实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

以顾城的诗歌《一代人》为例：“黑夜给我了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只有两句的诗歌在体例上与庞德的《在地铁站》一诗非常相似：“人群中幻影般浮现的脸，潮湿的黑树丫上的花瓣。

”在《在地铁站》中，庞德在对人的脸部进行描写时，并没有使用诸如“美丽的”“丑陋的”“悲伤的”“快乐的”“恐惧的”这类形容词，而是用了一个更为普通的名词——“幻影”。

“幻影”一词没有任何明确的修饰意义，却表达了不同层面的思想内涵，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阴暗潮湿的地铁站里，人们沉默无言，清醒而又机械地移动着。

第二句陡然间从人的世界转移到自然意象上，“花瓣”意指面孔，而“潮湿的黑树丫”加强了上一句中“幻影”一词传递的“阴暗、沉默”的情感色彩。

庞德通过在诗歌中并行运用自然意象和对人的描写，将读者对诗的理解从表面的意象引入到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中去。

正如庞德所说，他的这首诗将外在、客观的事物转化成了内在、主观的事物。

相比之下，顾城的《一代人》却简单明了、浅显易懂，闪射着强烈的时代色彩。

“黑夜”，暗指“文革”动乱的年代；“黑色的眼睛”，不仅实指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也象征着成长在动乱时期文化沙漠里阴郁、低沉、哀伤的一代人；“光明”，意指美好的未来和生活。

正如诗歌标题所示，诗中的“我”不仅代表诗人自己，还代表了集体的“我们”。

顾城表达了整个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传递了彷徨、迷失却又在希望中等待的情感。

尽管十年动乱给那年轻的一代留下了累累创伤和难以拭去的阴影，但他们仍然对光明的未来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向往和期待。

他们不仅是迷惘的一代、失落的一代，更是觉醒的一代、奋起的一代。

《一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是对时代形势的暗喻和影射，而不是对个体的表现和对自我的表达，因此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现代主义范畴。

其他朦胧诗人的诗歌中也有此类对时代形势的暗喻和对集体“大我”的表达。

例如，北岛的《回答》表达了对那个动乱年代的怀疑和否定，以对民族生存的强烈忧患以挑战者的身份发出了“我不相信”的回答；舒婷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情结。

朦胧诗人想要建造一个属于自我的世界，一个真诚、充满正义和人道的世界。

舒婷的诗中写到：“它们都不欢迎我，因为，我是人”；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个人”。

朦胧诗歌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在现代主义跨越国界时捕捉到了文化契合的动态本质，采用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显示了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相似性和传承性。

但朦胧诗歌中的现代主义构想并非原始意义上的西方现代主义。

朦胧诗歌不是反对传统，而是要反映时代；不是隐藏自我，而是要表现自我。

朦胧诗人明确地表达了“我思故我在”的理念，而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试图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