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起源与横断山区的古夷人

藏族的起源与横断山区的古夷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藏族的起源问题在学术界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兴趣，许多学者执笔为文，检讨了过去对藏族族源问题的错误认识，并根据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和对传统文献的重新审视，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

但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探讨这一问题的艰巨性，学术界并未能就此问题达成共识，许多仍然存在的疑点和混乱的问题有待解析和澄清。

石硕教授最近出版的《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西藏文明研究系列》丛书之一），对问题的一个方面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讨论，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开启了新的视野和思路，是近年藏族族源研究的可喜收获。

笔者认真研读了此书，认为以下几点对问题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值得肯定和赞许。

通过对一个隐含藏族起源真相的文本“猴祖传说”的释读，揭示了“穆”、“恰”两大氏族联姻的历史事实。

藏族关于自身起源的传说中，主要有“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说”、“印度徙入说”和“卵生说”，而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的传说是唯一为藏族民间所认同并广为流传的一个关于藏人起源的传说。

以往的藏史著作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提到这一传说，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传说蕴涵的真实的历史成分和科学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许多研究者并未注意到，与“印度徙入说”和“卵生说”相比，“猴祖传说”所具有的广泛性、民间性和土著性表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神话”，而只是一个被附会了神话成分的藏族“祖源传说”。

它的价值体现在，“猕猴”和“罗刹女”很可能只是某种带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概念”，或者说是隐藏了某种涵义的“符号”。

基于这一认识，作者结合《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新唐书?吐蕃传》等藏汉文史料，分析认为，“猕猴”和“罗刹女”两个符号在这一传说中的真正涵义，是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血源氏族人群，而“罗刹女”所代表的种系是藏地的土著，“猕猴”种系则是从外面迁入的。

这是一个认识上的突破。

而更进一步的突破是，作者根据猕猴的生理特点、生活习性和青藏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西藏王臣记》、《北史》、《隋书》等书的记载及考古材料提供的线索，进一步分析指出，“猕猴”种系的氏族人群最初的居住地可能并非“雪域藏地”，而应是来自与“雪域藏地”相邻近的地区，极有可能是在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区。

这一地区藏缅语族各民族普遍流传的以猴为始祖的传说，是一种古老的与氏族血缘有关的符号，一种反映其共同起源联系的文化密码。

因此，从藏族与羌、彝、纳西、傈僳、拉祜等民族在猴祖神话上所表现的密切的相互关联程度，有理由认为，在藏缅语族中，藏族与羌语支民族和彝语支民族之间极有可能存在某种古老的渊源联系。

确切地说，藏族祖源神话中的“猕猴”这一符号，可能反映了藏族的先民与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的藏缅语族的先民之间存在着某种经由联姻而产生的古老的血缘联系。

作者的这一结论得到了横断山区9个藏缅语民族中存在的关于祖先来自北方的传说的支持。

书中分析这些民族中流传的类似传说后发现，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高原地区是这些民族的先民最早的居住地，同时也是猴祖信仰和猴祖传说最重要的发源地。

而敦煌古藏文写卷中关于“穆”、“恰”联姻的记载和青藏高原早期的自然生态环境及有关的体质人类学材料，则可以说明“穆”氏族最初居住的地理位置应在今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川西高原一带，“恰”氏族是在今西藏腹心地区。

作者据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的传说并不是一个神话传说，而是一个隐含着藏族起源真相的重要祖源传说。

远古曾发生的西藏腹心地区氏族与朵康即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氏族相互联姻的史实，正是此传说产生的蓝本。

二者的逻辑结构、族群背景和历史内涵都是完全对应的。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藏族“猴祖传说”最准确也最科学的释读，从一个特定的视角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藏族起源问题提出了新的论说，推进了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度，使人耳目一新。

通过“穆”氏族与彝语支民族的关系的探讨，进一步揭示了藏族与彝语支民族的渊源关系和“穆”人宗教（笃本）东巴教的关系。

以往对于藏族族源的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即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藏人与羌人的渊源关系上，而忽视了藏族起源问题中本土的重要因素和其它的一些相关因素。

近些年有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偏颇，逐步认同并接受藏族本土起源的观点和多源说。

但坦率地说，如何深入地挖掘藏族先民与周边各民族先民在远古时期的交往和联系，从而进一步厘清藏族族源的具体脉络，则作得还不够。

此书在这一问题上有新的开拓。

作者认为，今天藏缅语族中那些猴祖传说和猴崇拜痕迹最丰富的民族，显然就应是与古代之“穆”氏族在亲缘关系上较为直接的民族。

而从彝语支民族保留的有关其祖先来自北方的史诗、传说和地望、体质、语言等相关文化痕迹看，他们今天分布的横断山脉下段的云南境内和川、滇、藏交界地区，恰好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南部。

他们称自己的祖先来自的北方，正是今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高原地区。

彝语支民族具有的体长、高鼻、薄唇、凹眼的高原民族的体质特征，也与上述传说吻合。

因此，“穆”氏族可能为今天彝语支民族的祖先人群。

而在彝语支民族中，纳西族和彝族无疑应是在亲缘关系上离祖源较近且传承祖源文化痕迹较为丰富的民族，与藏族同祖的传说在这两个民族中的保留，进一步印证了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所记与藏族祖先发生过联姻关系之“穆”氏族，可能同彝语支的纳西族和彝族存在更为直接的亲缘关系这一事实。

这就将藏、纳西、彝三个民族的渊源关系大大地深化了一步，从而使我们获得了这三个民族的先民早期在血缘上融合的有力证据。

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探讨古代民族的渊源关系是进行这种研究的重要途径，而利用语言学的知识进行研究则可谓独辟蹊径。

作者分析纳西族东巴教与止贡赞普以前的笃本及“穆”人的宗教三者的内在联系和同一性时，既注意利用历史文献，也吸收了语言学者研究的成果，这使其研究获得了极为重要的证据。

此书讨论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了这种内在联系和同一性主要体现在：一、二者均以对“天”和“天神”的崇拜为核心内容，“天”均指“祖先居住之所；”“天神”则指“祖先之神灵”；二、在关于世界起源论上持非常一致的卵生说。

并进一步指出，西藏早期苯教是接受来自“穆”人的宗教，而纳西族因为是古代“穆”人较为直接的后裔，东巴教同样源于“穆”人。

因此，这三者古老渊源关系的源头应当是“穆”人的宗教；而三者宗教面貌的一致，事实上清楚地揭示出纳西族、“穆”人及藏族祖先三者之间存在过某种古老的渊源关系。

显然，这一论述很好地补充了和志武、赵橹等学者有关结论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从另一个特定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了藏族和纳西族的久远联系，为藏族族源的多源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明确了“穆”氏族即横断山区的古代夷人和嘉戎族群为横断山区古代夷人的后裔。

在弄清楚上述两个问题之后，“穆”氏族的族属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进一步探讨藏族族源问题的焦点。

要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彝语支民族与古代夷人的族源联系和彝语支民族是否属于夷系民族。

从逻辑上讲，这两个问题都是探讨“穆”氏族的族属问题的前提。

显然，在彝语支民族中，彝族和纳西族是规模最大和文化积淀最深厚也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民族，他们应当成为关注的重点。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蒙默先生的著名论文《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发表之后，彝族的渊源及主体成分是横断山区古老的“夷”系民族这一问题就已经解决，本书所做的工作是，借鉴民族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白狼歌》的语言学分析，明确白狼语为古代“夷人”的语言，从白狼语产生在青藏高原东缘这一地理范围和其与彝语支语言最为接近的事实，印证今彝语支民族的先民即是古代“夷人”，否定其为“羌之遗种”。

在确立了今彝语支民族为古代“夷人”的后裔的前提之后，白狼语与藏语也非常接近这一重要的事实，实际上揭示了横断山区古代“夷人”或夷系民族与西藏腹心地区的人群存在古老的渊源联系。

而从“穆”和“夷”分布的地望，“穆”和“夷”都与藏族先民有渊源关系，“穆”和“夷”都与今彝语支民族有密切关系这三个相互吻合和对应的事实，可以认为，藏文史料中所载位于横断山区并与藏族族源有密切关系的“穆”人，正是汉文史料中记载的横断山区的古代“夷人”。

这样，就将藏、彝两个民族的先民合乎历史逻辑地联系起来，为追寻藏族族源找到了新的源头。

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本书论述的核心，是对藏族族源探讨的最重要的突破，值得充分肯定。

关于嘉戎族群的先民，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多认为，其前身和最原始的成分是“西山诸羌”，后来他们与藏族融合后才形成今天之嘉戎藏族。

但此书通过对《后汉书》、《隋书》、《史记》、《华阳国志》等史籍关于冉马（pang）夷、嘉良夷的地望、居室、葬俗、婚俗、佣制、族名等的记载和今天嘉戎藏族服饰、舞蹈、语言、宗教等习俗的分析，否定了这一传统看法。

作者认为，上述文化因素表明，嘉戎族群最本源和主体之成分，是历史上一脉相传的“冉马(pang)夷”和“嘉良夷”之“夷”，而非“氐”和“羌”。

明确地说，嘉戎族群就是横断山区古代夷人的的后裔。

这是本书的另一贡献。

揭示了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的渊源、历史和文化内涵，使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在藏族起源上的作用更为清晰。

藏族族源的多源性已经在大多数学者中形成共识，但多源的重要的“一源”为什么会在藏东地区即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为什么会和这里的古夷人有关系？确乎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此书在分析这一问题的时候，着重注意了藏族起源神话、自然生态环境、原始宗教信仰、氏族联姻史实、考古材料遗存、语言文化联系、社会风俗习惯等藏东古文明的基本的文化因素，将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对比、分析、印证，环环相扣，逐步深入，从而使读者较为清晰地了解了藏族族源的源头之一的方方面面的状况。

尤为可贵的是，此书对远古时代西藏腹心地区氏族人群与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氏族人群之间在族源上所发生的密切亲缘关系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即：一、两者开始发生渊源关系的年代极其古老和久远。

从考古文化看，至少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即约距今四五千年以前。

二、与藏族族源发生密切关系的横断山区的古代人群并不是过去传统认为的氐羌族系的人群，而是与氐羌有别并且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定居在横断山区的另一个族群系统――夷人（藏文史料中称为“穆”）。

他们早在氐羌从西北南下以前就已生活在横断山区，是目前所知该地区最早且较为庞大的一个土著族群。

这两个结论不但纠正了传统的错误看法，正确地认定了藏族族源的一个重要源头，而且丰富了藏东古文明的文化内涵，使我们对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在藏族文化起源上的重要地位有更为明确的认识。

显然，此书将讨论的视角定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学术直觉，对学术界进一步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最后谈谈此书的研究方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