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研究_格非
缺失和断裂--格非小说叙事策略解读及神秘性探因
缺失和断裂--格非小说叙事策略解读及神秘性探因
王宏玮
【期刊名称】《江汉学术》
【年(卷),期】2005(024)004
【摘要】作为后新潮小说的代表作家,格非小说的神秘主义倾向曾将无数批评家和读者引入一座座故事迷宫.尽管后新潮小说的形式实验早已退潮,然而其中有价值的探索仍然具有阅读和研究的魅力.本源性缺失和因果性断裂在格非小说中是现象也是叙事策略,既源于格非对世界真实性的追问历程,源于其对生活的个人体验,又与其对小说叙事的思考紧密相关.这种独特叙事策略的运用,使格非小说内蕴着复杂的文本意味和神秘主义倾向.
【总页数】3页(P44-46)
【作者】王宏玮
【作者单位】湖北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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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小说叙述的隐秘“逻辑”——重读短篇小说《迷舟》《褐色鸟群》
一实际上，在现代小说叙事中，除了故事和人物，文本叙述中最重要的元素还有两个：时间和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决定小说叙事结构及其艺术形态的关键。
所谓“怎么写”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作家如何选择文本的结构方式，作家如何处理人与时间和空间维度关系的策略，它既体现着作家理解生活与文本之间关系的程度，也显示出作家整饬存在经验并通过语言将其转化为叙事文本的格局和水准。
这些，不仅是由作家的写作个性、趣味、审美功力和文学观念决定的，它也是作家世界观、哲学观、文学观和审美伦理的外化。
具体地说，小说中故事的讲法、人物的活动，都无法离开作家叙述故事所必须依傍的时间和空间。
时间和空间构成了叙述最基本、最潜在、最深层的结构逻辑。
在不同的小说文本中，由于作家对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的不同设置及人物在时间和空间里可能存在的方式，便会产生出小说结构上巨大的差异性，而结构确定了表现于物质价值或形式价值的区别。
其中，人物的命运和事物的品质，也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移位”或“闪回”，形成叙述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构成小说的叙事美学。
而且，以时间和空间为叙述轴心呈现的心理和精神的“隐形结构”，还会制造出表层和深层两个价值层面：一个是故事本身表层产生的意义，另一个则是隐形的、潜在的话语意蕴和哲学价值。
由于时间和空间两个元素，格非小说叙述的隐秘“逻辑”——重读短篇小说《迷舟》《褐色鸟群》◎刘潇萌摘要：格非小说生长和渗透出来的，不仅是博尔赫斯式的“小说的智慧”，还有博尔赫斯文本所不具有的、惟“中国经验”才能滋生出的话语情境和氤氲氛围，这些真正决定了格非的叙述体貌和风格的最终形成。
两者在小说理念上最为接近之处，就是他们在叙述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在格非的《迷舟》和《褐色鸟群》中，格非对博尔赫斯的时间感和“记忆”在叙述中的结构功能，都有着自己超越性的理解和实践，其文本中被那种记忆所“统治”的时间，几乎成为小说叙述中的神秘幽灵，控制着小说叙事的方向，并在叙事中建立起文本的独特结构和叙述的逻辑。
探究格非《人面桃花》中插入“拟历史”的创作策略
探究格非《人面桃花》中插入“拟历史”的创作策略摘要：《人面桃花》是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围绕女主人公陆秀米一生为建立“大同社会”而“革命”的线索展开，塑造出许多鲜活生动、独特真实的人物。
展现了个人对爱情、亲情、理想等人生命题的追寻与探索。
在小说的写作手法方面，作者结合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与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相结合，既重视对故事的叙述，也通过一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手法营造故事氛围的迷离虚无感，给读者一种文本本身与阅读感受既交融又疏离的独特审美感受。
更值得一提的是，《人面桃花》中多次在正文出现的人物、事物旁边插入一段“历史”，这些“历史”大多是作者本人编写的，并无史料考证，因此在本文中被称作“拟历史”，它作为一种创作策略，在现当代小说创作中并不常见，可谓一种创新与尝试。
现阶段对插入“拟历史”这一创作策略方面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深入。
本文想以格非《人面桃花》这一文本为例，对该文本中插入“拟历史”的创作策略所达到的阅读及审美效果进行探究。
关键词：《人面桃花》“插入历史”创作策略达成效果正文：《人面桃花》是一部既如诗如画又沧桑传奇的小说，作者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和娴熟的笔法，为我们营造出具有江南独特地域气质的人文环境，塑造出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故事中不时的插入一些史传体的补充文字，对内容、人物、事物加以介绍、概括和补充，从而达到丰富人物形象，完善小说结构，引起读者思索等目的。
这些被插入进来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物和事物。
下面我就以这两部分为线索，以书中具体内容为例，分析其作用效果。
一、人面不知何处去——人物篇文本中第一次将“拟历史”插入小说中用于描写人物，是在薛祖彦死的时候，原文如下：“……听他那么说，秀米就知道夏庄的薛举人被砍了头。
【薛祖彦（1849——1901），字述先。
少颖悟，善骑射，性简傲。
光绪十一年举人。
1901年与蜩蛄会同仁联络地方帮会密议反清，以图攻占梅城。
事泻被杀，卒年五十二。
小说叙事中的博弈关系
小说叙事中的博弈关系作者：王婷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09期摘要：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是一本小说叙事的研究著作，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小说叙事的基本理论，从小说与现实、作者与读者、故事、结构、语言以及小说的未来等六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二部分则以一批文学大家的作品为例，对小说的叙事方式做了具体的分析。
如何处理小说，小说如何叙事，本就是作者与作者，与读者，与世界的一个关系的制衡，本文将在格非对小说叙事手法和策略的分析之上，具体分析作者、读者、世界在叙事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关系。
关键词：作者；读者；世界；博弈作者简介：王婷（1992-），女，汉族，四川达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专业：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一、作者与读者的博弈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诸种关系一直受到批评家、文体家、小说修辞家的关注，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该如何看待与读者的关系，如何处理与读者的关系，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是小说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格非在《小说叙事研究》专门用了一章“作者与读者”来论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与此同时其他各章节也有涉及。
近年来，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及不断在中国扩大影响的接受美学观念的发展，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被再次提起，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更大关注。
格非在书中提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处于“期待与满足”的心理，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将自己跻身于故事的创造之中，会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揣摩、疑问、推理等方法介入，这样就导致了“读者与作者之间张力空隙的产生”[1]。
一般说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由书写自己的小说，但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并非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他可以随时选择结束阅读，读者与作者的博弈关系就此产生。
格非在书中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定义为“共谋”关系，“共谋”并非说明两者利益一致，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双方在进行权力的掣肘。
_深刻的重复_析_锦瑟_兼及格非90年代小说的叙事策略_张立群
当代文学六十年在创作随笔《故事的内核和走向》中，格非曾耐人寻味地指出：“随着创作的持续，作家一旦找到了某种相应的形式，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这种形式加以规定，有些作家一生都想超越自己（比如列夫·托尔斯泰），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超越仅仅意味着一种‘深刻的重复’。
”相对于古今中外众多作家的创作及其惯有的认知方式，“深刻的重复”显然是一种见解独到的说法。
它至少揭示了许多作家写作的基本命题及故事核心，并形象而辩证地解读了困扰某些作家一生的“变”与“不变”，此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作家的成长史与气质类型，“这个核心的存在，有时不仅仅涉及到作者的经历、学识和世界观，而且与作家的气质和感知方式关系密切。
”（１）依据作家某种观念认同与其创作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本文以格非的中篇《锦瑟》为个案，探究“深刻的重复”。
在笔者看来，《锦瑟》所包含的“深刻的重复”不仅集中呈现了格非80至90年代小说的基本叙事内核，还蕴含着格非小说面向未来时的种种可能，与此同时，它对于全面认识先锋小说在90年代的发展趋向及叙事策略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循环的结构：“重复”与“重合”《锦瑟》刊载于1993年《花城》1期，就创作履历而言，它属于格非在90年代初期搁笔一段时间后的作品。
初读《锦瑟》，很容易为其叙述的“重复”所吸引：《锦瑟》包含的四个故事（具体包括五个片段：“蝴蝶”“迷乱”“茶商的故事”“锦瑟无端五十弦”“梦中之梦”，其中，“茶商的故事”和“锦瑟无端五十弦”的主人公都是茶商冯子存，可作为一个故事）每部分的主人公都是“冯子存”，“他”在每个故事的结尾均以死亡的命运告终，但在死亡之前却或是通过自述（包括关于梦境的自述），或是借别人之口（如“迷乱”篇是通过书生冯子存的姐姐）引出另一个关于冯子存的故事；这些故事首尾相连，最后一个故事与第一个故事“重合”……“重复”与“重合”使《锦瑟》在结构上呈现出循环的状态———尽管，由于叙述的客观限制，《锦瑟》的“循环结构”在每个故事前后衔接时，使用了“故事中的故事”与“梦境叙述”两种主要模式，且边界时有断裂。
格非 简介
格非简介：格非，男，1964年8月生于江苏丹徒。
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学博士。
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短篇小说《迷舟》、《青黄》等；论著有《文学的邀约》、《小说叙事研究》等。
凉州词格非闲谈作为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内声名显赫的学者，临安博士近来已渐渐被人们遗忘。
四年过去了，我从未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正如外界所传言的那样，不幸的婚姻是导致他最终告别学术界的重要原因。
最近一期的《名人》杂志刊发了一篇悼念性质的文章，作者声称，据他刚刚得到的讯息，临安先生现已不在人间，他于一九九三年的六月在新疆的阿克苏死于霍乱。
直到今年秋天，当临安博士背着沉重的行囊突然出现在我寓所的门前，上述推断才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他是从张掖返回长沙的途中经过上海的。
由于那则不负责任的谣传和多年不见的隔膜，我们相见之下令人不快的尴尬是不难想象的。
这些年来，世事沧桑，时尚多变，在大部分人忙于积攒金钱的同时，另一些人则自愿弃世而去，我们的谈话始终笼罩着一层抑，郁、伤感的气氛，临安博士已不像过去那样健谈，激情和幽默感似乎也已枯竭。
我们长时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花枝招展的少女穿过树林走向食堂，难挨的沉默使我们感到彼此厌倦。
在我的记忆中，临安先生尽管学识丰湛，兴趣广博，却称不上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他的研究方式大多建立在猜测和幻想的基础上，甚至带有一些玩笑的成分。
对于学术界在困难的摸索中渐渐养成的注重事实和逻辑的良好风气，临安常常出言讥诮，语露轻蔑：“捍卫真理的幼稚愿望往往是通向浅薄的最可靠的途径。
”四年前，他将一篇关于李白《蜀道难》的长文寄给了《学术月刊》，从此销声匿迹。
在这篇文章中，他一口断定《蜀道难》是一篇伪作。
“它只不过是一名隐居蜀川的高人赠给李白的剑谱，其起首一句‘噫唏唿嘘’便是一出怪招……”《学术月刊》的一名女编辑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了明显的不安：“你的那位走火入魔的朋友一定是神经出了问题。
《大年》格非故事梗概
《大年》格非故事梗概摘要：一、引言：了解《大年》背景及作者格非二、故事梗概：主要人物及事件概述三、主题分析：作品中的现实与虚构、人性探讨四、艺术特点：叙事手法、语言风格等五、作品评价：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六、结论：对《大年》的综合评价正文：一、引言《大年》是我国著名作家格非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91年。
作品以江南水乡为背景，通过描绘一群普通人的命运变迁，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风俗民情和现实生活。
二、故事梗概《大年》讲述了江南水乡的两个家族——陈家和朱家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命运波折。
作品围绕着陈家儿子陈大年和朱家女儿朱小月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纠葛展开。
陈大年聪明好学，希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但不幸卷入家族纷争，最终导致悲剧。
朱小月则是一个善良、勇敢的女性，她与陈大年的爱情纯真而执着，感人至深。
三、主题分析《大年》以现实与虚构交织的手法，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人性百态。
作品通过对陈大年、朱小月等人物的塑造，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性的复杂与矛盾。
在家族纷争、伦理道德的束缚下，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生活的艰辛与希望。
四、艺术特点1.叙事手法：以江南水乡为背景，采用现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叙事手法，使作品具有丰富的想象空间和较强的可读性。
2.语言风格：文字优美，富有地方特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水乡风情画。
3.人物塑造：人物形象丰满、鲜活，个性鲜明，具有代表性。
五、作品评价《大年》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人性探讨，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经典写照。
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揭示和对人性的挖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六、结论综上所述，《大年》是一部充满江南水乡风情的长篇小说，通过对陈大年、朱小月等人物的命运变迁的描绘，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
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演变与回归
2018年6月第34卷第3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 Beijing(Social Sciences Edition)Jun. 2018Vol. 34 No. 3文艺学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演变与回归孙景鹏(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摘要〕格非小说研究至今已有30年，成果不计其数，但仍有不足之处。
拿“江南三部曲”和《隐身衣》来说，二者 看似毫无关联，实则联系紧密，只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才能直观地把握格非小说从“乌托邦”转向“反乌托邦”又回归“乌托邦”的发展脉络，清晰地洞察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隐性回归，全面地梳理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复杂演变，准确地解读贯穿格非小说始终的乌托邦叙事思想，从而弥补格非小说研究的空白。
“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回归，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又是乌托邦积极意义的必然要求、个人生存发展的刚性需要，还是格非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通过这一“演变”与“回归”，格非向我们展现了“乌托邦”的重要意义与巨大价值。
〔关键词〕格非；乌托邦；“江南三部曲”；《隐身衣》；叙事学〔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早在20世纪80年代,格非就作为“先锋作家”中最有特色的一位出现在世人眼中。
从20世纪90年代 中期到21世纪初,格非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创作 上的转型。
之后,他陆续创作了《人面桃花》（2004)、《山河人梦》（2007)、《春尽江南》（2011)、《隐身衣》(2012)、《望春风》（2016)等五部代表性的中长篇小说 (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版权页标明《隐身衣》为“长篇小说”,但事实上只有7万多字,是一部标准的 中篇小说），斩获了《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2004)、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4)、第二届鼎钧双年文学奖(2005)、2014年老舍文学奖(第 五届）、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2015)、京东文学奖(2017)等，显示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与杰出的创作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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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事研究
格非
第一章小说与现实
1、就中国小说而言，它由于受到诗歌和绘画中写意传统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因素一直没有被置于首要地位，或者说，现实主义在一开始就显得营养不良。
首先。
从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来说，秦汉以前的神话小说，唐代的志怪、传奇以及明清时期的文人小说所涉及的生活层面极为狭窄，述异志怪，文人雅趣通常构成它的主要内容。
其次，中国小说承担了极为繁重的道德责任，教化和劝谕的道德企图使“故事”成了一种意志的推衍物。
正如中国传统小说中不乏伟大的现实主义篇章，只要我们粗粗浏览一下唐宋传奇、明清笔记小说，我们便可发现，从道德说教的愿望出发敷衍故事的作品并不在少数。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聊斋志异》这类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我们只能说，它不过是以一种曲折的隐喻方式表现了现实的某些征象，而不是再现现实，更不是对现实力求精确的复制。
同样，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构成对历史的直接记述。
我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就新写实小说这一流派本身来看，作家的创作确实体现了把握现实的强烈愿望，其中不乏优秀的小说。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一类小说由于过分沉醉于琐屑的日常生活经验的陈列，从而丧失了个人对存在本身独特的沉思。
他们所描绘的烦恼虽然带有某种普遍性，但只是早已为大众所习知的概念化的烦恼。
这是一种沿袭和借用，而并非源于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更谈不上灵魂对于存在终极价值的反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一旦放弃了对自身人格的塑造，放弃了对自身行为方式的自信与执著，不仅对于现实的深切把握无从谈起，就连想像力本身也必然会受到有力的扼制。
3、阿瑟·米勒认为，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人大众意识的真实。
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
（6）
4、“现实”的易变性对于作家的敏感性以及智慧同样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于“现实”真实的把握有时是一种能力。
它以作家的生命体验为基础，以他的敏锐和智慧为前提。
没有智慧，真诚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有时，我们自以为感受到了现实的真实，其实只不过是看到了它的阴影而已。
5、为了进一步说明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各种关系，我在此必须引入俄国著名哲学家巴赫金关于作家“两种视野”的理论。
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作家无不具备这样的两种视野。
首先，作家的第一视野照例会触及到重大的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
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外在的生存空间与结构，毫无疑问地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重大影响。
在现实面前，作家类似于某种“心灵感受器”，他的任务之一是对它作出
反应并加以表现。
正像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所做过的那样，他们必须阐释自己和那个特定时代的关系。
说得简单一点，他们必须发现并提出问题，然后给予解答。
作家的第二视野所覆盖的范围相对地说来显得既狭小又琐屑。
它直接关注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这种问题诸如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义等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与其说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还不如说时代的发展为进一步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作家的第二视野所关注的主要是对自身的认识、反省、追问。
它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作家对这些问题给予解答。
就具体作品而论，“第二视野”所触及到的事实在大部分作家的笔下是断断续续地闪现的。
作为对“第一视野”的陪衬，它缺乏因果性和逻辑联系，有些类似于音乐中间出现的一两个不和谐的音符。
但是它却是深刻而真实的，对于文本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6、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人意识、个人经验的控制与影响日益明显：文学自然不能为金钱所买到，却可以为金钱所出卖。
伴随着这一现象而来的是个人自主意识的逐步丧失与思维惰性的产生。
对于很多作家来说，现实成了一种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既定实在，个人体验日益为报纸、电视中出现的说教所取代。
在这个社会中进行思考的不是个人，而是大众传媒贪得无厌的幽灵。
个体，用索尔·贝娄的话来说，成了“被悬挂起来的人”。
7、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存在”与“现实”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存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现实，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现实。
从某种情形上来看，现实（作为被高度抽象的事实总和）在世界的多维结构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存在”则处于边缘。
现实是完整的，可以被阐释和说明的，流畅的，而存在则是断裂状的，不能被完全把握的，易变的；“现实”可以为作家所复制和再现，而存在则必须去发现、勘探、捕捉和表现；现实是理性的，可以言说的，存在则带有更多的非理性色彩；现实来自于群体经验的抽象，为群体经验所最终认可，而存在则是个人体验的产物，它似乎一直游离于群体经验之外。
8、在鲁迅先生的早期作品中，无论是对国民性的批判，还是对大众启蒙的呐喊，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试图把握现实的倾向。
早年从事医学研究的经历使他醉心于解剖当时的社会现实。
事后看来，这种解剖既是一种拆解，又是一种重建。
《阿Q正传》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在社会学上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可是，到了鲁迅先生创作的中晚期，这一情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自身的存在本身，意义的搜寻而不可得进而转变成对无意义的反抗。
这成了一场绝望的战争。
这场战争从怀疑、绝望、矛盾等重重个体境遇出发，导致了鲁迅思想观念的一次意味深长的变化。
随着《野草》的诞生，我
们所看到的鲁迅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存在的勘探者。
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现实，而是存在本身——一片虚无的实在。
这一发现在同期的小说和创作中也可以说构成了某种核心。
鲁迅中期的思考和写作虽然在研究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它不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维向度，而且使作者的思索汇人了20世纪人类对自身存在追问的洪流之中，并提出了一条隐约可见的出路。
第五章语言
1、一部或一篇小说的整体语感应该是统一的。
也就是说，作家尽可以在小说中出现各种语域的不同变化，他可以运用议论，抒情，联想甚至切换场景来改变语域，但这种变化在整体上要服从于全篇总体语感的统一。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常常强调以“气”来统摄全篇，所谓“气韵生动”，“文以气为主”，都是这方面精辟的阐释。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在语域上失控的例子——尽管小说的各种非艺术性的因素，比如故事叙述的成功将这种失控遮盖住了。
我们不难发现，作品整体语感的统一性和作品中具体语域的各种变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隙，这种空隙为作家使用语言才能提供了一个空间。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篇小说的开头就显得非常重要，从语言结构上说，它不仅与故事的发展和走向密切相关，而且也为后文语域的种种变化定下了叙述上的基调。
当然，为了避免叙述的失控，保证整体语感的统一与和谐，很多作家在语域的变化上缺乏勇气，就像一个刚刚学会游泳的人总是不敢离开岸边一样。
这样，语感倒是统一了，但语言却缺乏应有的色彩和节奏感，这同样是非常遗憾的，有些类似于音乐中的情形，我们在欣赏莫扎特的音乐作品时，总是感觉到音乐的流程非常和谐，流畅，悦耳，但是它却缺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