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漕运对天津社会影响研究
天津民俗的历史与现状
天津民俗的历史与现状1.天津民俗的历史渊源天津民俗的历史渊源较为深厚，主要受到自然环境、军事建制、古代漕运、近代开埠等的影响。
从自然环境来说，天津位于河海交汇地区，渤海、海河是天津民俗发生的源泉，也是民俗发展的基础。
由于天津位于渤海湾，沿海地势平坦，在春秋两季气候干燥，日常时间长、光线充足，且由于位于内海，台风、潮汐的影响并不大，这种自然条件为盐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战国时期，天津就成为了重要的产盐基地，随着朝代的更迭，天津盐业的发展越来越迅速，随之带动天津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大批的盐商，而这些盐商在天津民俗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投资文化教育、慈善救济等公益事业，形成了特殊的盐商文化。
从军事建制来说，天津始终是军事要地，明朝时的军屯制度使得天津戍守屯田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且明朝的漕运发展也极为迅猛，运粮部队的官兵及其家属成为了天津城居人口的主要成分。
清朝时进一步巩固了天津的地位，军旅气氛浓厚，也促进天津人的性格逐渐形成好爽直率、见义勇为、扶弱济贫的特点。
从古代漕运来说，天津作为水陆的咽喉之地，是古代的漕运枢纽，从元代到明代，天津一直是漕运的转运中心，由漕运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有效促进了天津经济的繁荣发展。
同时漕运也使得南北文化在天津得到交流与融合，天津在京都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的影响之上，还吸收了江浙文化、闽粤文化，使得天津民俗的人文性格、道德观、价值观等均产生了直接的变化，也促使天津妈祖信仰的产生。
而通过漕运，也促使天津娱乐性的民俗事象逐步产生，丰富了天津民俗文化。
从近代开埠来说，天津作为我国最早开埠通商的地区之一，在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典型地区下，又成为了传播和创造近代文明的基地和窗口，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天津的民俗呈现出复杂化特点。
而随着清政府的倒台、北洋政府的解散，越来越多的晚清皇族、达官显贵进入到天津，在天津的多年生活和活动，使得天津人的生活习惯也发生变化。
天津传：海晏河清看津门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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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于天津的风土人情也有着详尽的描述。从古时的老街巷，到现代的高 楼大厦，天津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独特的故事。漫步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仿佛能 够听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脉搏。徐凤文先生的文字仿佛是一幅细腻 的画卷，将天津的风土人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品读《天津传：海晏河清看津门》，我仿佛与天津有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本书不仅让我了解了天津的历史与文化，更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我想，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被天津的历史与文化所吸引，渴望走进这座 城市，亲身感受它的韵律与风情。
天津传：海晏河清看津门
读书笔记
01 思维导图
03 精彩摘录 05 目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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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内容摘要 04 阅读感受 06 作者简介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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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天津传：海晏河清看津门》是一部全面介绍天津历史与文化的著作。本书从多个角度深入挖掘 了天津这座城市的深厚底蕴，将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现得淋漓尽致。 本书详细梳理了天津的历史沿革。从明朝设立天津卫，到近代的开埠通商，再到新中国的建设发 展，天津的历史变迁波澜壮阔。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深入剖析，本书展现了天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重要地位和独特魅力。 本书对天津的文化特色进行了全面阐述。作为中国北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天津拥有丰富多彩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评剧、相声、泥人张等。天津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也是本书 重点介绍的内容。通过这些描述，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天津独特的地域文化。 本书还对天津的城市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天津如何平衡保护传统文 化与发展现代经济的关系，是本书的焦点之一。
通过地方志研究天津城市布局的历史变迁
通过地方志研究天津城市布局的历史变迁天津，简称津，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
自古因漕运而兴，明朝永乐二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正式筑城，是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记录的城市。
历经600多年，造就了天津东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
天津现在位于华北平原海河五大支流汇流处，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海河在城中蜿蜒而过，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
与其他城市相比，天津人对于东南西北的方位不敏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本文通过对天津地方志的研究，以天津县志的“地兴”部分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图来研究天津城市布局的历史变迁。
标签：历史变迁；地方志；天津；区域史；城市布局（一）根据清代天津县志“地兴”部分记载，天津地区在商周时期即有人类居住，但作为城市则形成较晚。
天津是武王伐纣之后大封诸侯王时，将手下大臣召公爽①，即姬爽封在“燕”地，他建立的燕同，是天津最早的由来。
后来历经秦汉晋魏周隋唐宋，沿革不一，总不出于幽燕②。
隋朝时，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③。
大运河的开通，使天津成为了一个枢纽城市，运河与海河在市区三岔河口交汇，三岔口、三岔沟闻名全国。
天津也因此而兴起，为成为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天津也是从此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港口城市，其发展与兴起，与河流是密不可分的。
海河的水文水系特征，在隋朝大运河开通之时曾经受到一些影响，从此之后很少变化。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改道北徙，在山东利津人海，海河水系就很少受黄河的影响。
海河的自然灾害也因此而减少，人民可以在海河旁安居乐业，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
而海河基本是西北一东南走向的，所以在天津城城外的村落城市发展基本是按照西北一东南走向的，其道路也基本是这个走向，这就为今天天津道路状况奠定了基础。
根据县志记载，天津作为水运城市的地位不断的提高。
唐朝的中叶以后，天津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了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枢纽码头。
元延佑三年（1316）“改直沽为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仍为水路交通的枢纽。
清代北运河的漕运应对与河道治理
‘北京社会科学“㊀2022年第10期清代北运河的漕运应对与河道治理赵㊀珍[收稿日期]㊀2022-04-17[作者简介]㊀赵㊀珍(1962 ),女,青海西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㊂㊀㊀一㊁引言㊀㊀河运是人类利用河湖水流功能达到交通运输的一种实践活动,是人类利用自然水资源的重要方式,对实现生产效益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㊂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46项世界遗产和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㊂大运河及其支流长度达到3000公里,流经8个省市33个城市,是世界上由国家修建的最广阔㊁最古老的内河水道系统㊂位于北京东南部从通州至天津的北运河,亦称北河,是中国京杭大运河的最北段,是清代实现 南粮北运 的漕运河道终端,水生态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漕粮转运输送的顺畅便利与否㊂然而,北运河并非理想的自然水运河道,其深受社会制度㊁水文条件㊁季节气候及河道水势水量不稳㊁河道地貌高程等地理因素的影响㊂在每年农历三㊁四月至九㊁十月间,清廷要集中力量完成东南漕米三百多万石进京的任务,其首要的是花大力气应对北运河的水生态问题㊂故而就需调动社会各层运输力量,制定一系列适应水环境的措施和办法,以保证京杭大运河的这一终端漕粮运输㊂学界相关研究已有累累硕果㊂兹围绕清廷为完成漕运和实现水运目的所采取的各项举措,诸如受河道地势高程㊁河道水量补给㊁水势变化等影响而实行剥运制度㊁河夫制度㊁建筑引河闸坝,尤其在河道出现自然裁弯截直后,清廷臣工的争议与实践,以及这些举措相互交叉纠葛㊁环环相扣所构成北运河人水生态系统的层面加以讨论,探析人水关系及社会应对与调适㊂㊀㊀二㊁河道地貌高程与剥运制度㊀㊀清代每年经北运河抵通州航行的漕船达六七千艘,漕船从天津三岔河口至通州,主要经天津府㊁顺天府的武清㊁香河县,达通州卸粮,水程全长三百余里㊂①河道两岸形成的一些漕船停靠起运的码头,如通州㊁大通桥㊁张家湾㊁河西务㊁杨村㊁北仓,都是漕运北端的重要汛点,也是清廷根据河道地势㊁水势情况在相应河段所置的河汛㊂这些汛点在有清一代南粮北运大动脉的贯通上起过重要作用㊂然而,自天津以北,河道高程由低至高,漕船逆水而行,河道水势强弱不定,严重影响重运漕船的顺利行进㊂众所周知,河流的水位㊁水量含沙量等水文要素深受河道地貌高程影响㊂据北运河各河段高程可知,自南至北,河道高程呈上升趋势,其中北仓㊁杨村㊁蔡村㊁河西务㊁张家湾和通州各段,是北运河河段高差起伏最大且高程较高的地段,而张家湾和杨村段高程变化最剧烈,是清廷所设各河汛中高程起伏突出的河段㊂这里水浅势弱,极易造成河道淤积,增加重船行进难度,进一步表明清廷所置汛点的合理性与杨村起剥的必要性㊂82清代北运河的漕运应对与河道治理杨村作为北运河的重要汛点之一,负责自郭官屯至天津关的河段,河程长130里㊂[1]杨村段是否起剥,完全取决于北运河重要汛位河道的水深与水势大小㊂水量大㊁河流水深,则重运漕船毋庸起剥,反之,则必须起用剥船倒粮㊂为此,清廷制定了杨村起剥章程[2],包括剥船置备㊁起剥定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定起剥水深标准,即在北运河水深达到1米以上时,不需起剥㊂乾隆二十四年(1759),直隶总督方观承专门提到该水深标准,指出 向年春月,北运水常足用,无需起剥,今年水甚微弱 ,距通州70里的漷县码头及张湾以北,仅存水2尺,尚有不足2尺之处, 非起剥不可 ㊂[3]如嘉庆九年(1804)七月中旬以来,北运河连得雨泽,水势增长,吃水较浅的重运漕船,经杨村直抵通州石坝起卸,省却起剥周折㊂[4]十九年(1814),同样因连得畅雨,河水充盈,北运河横浅处,水深 自二尺八九寸至三尺三四寸不等 ,军船不需起剥而 照旧抵坝起卸 ㊂②大多数时候,北运河漕运受水浅㊁水量不足等水文要素制约,必需起剥㊂从对嘉道年间部分时段北运河各重要汛点水深数据变化状况的分析比对③可知,北运河各汛水深高低不等㊂由杨村至通州,即自南至北,各汛平均水深逐步降低㊂其中通州汛最低水深约为2.81尺,最高为杨村汛,约3.48尺㊂六个汛中,通州㊁张家湾上与下㊁河西务四个汛的水深,均低于正常漕船运行需要的最低标准水深3尺,且各汛低水深大都不足3尺,高于1丈的较少㊂此则进一步表明,自南向北,北运河水量不足的严重程度,相较于汛期水势增长,平时河道水浅或水量不足的问题也较严重㊂且从六汛高低水深差可知,杨村汛高低水深差的差异和变化最为剧烈,亦表明该段水势状况的不稳定性更明显,对漕船行驶和漕粮运输必然产生巨大影响,因而,清廷选择于此汛设置剥船起剥,更能说明时人对水环境的认知程度较高,是包含地理要素的高技术含量选择㊂㊀㊀三、水量补给与人为应对㊀㊀北运河水量具有年内季节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的特点㊂降水是北运河水系的主要补给水源,夏季多雨㊁冬春少雨的季风性气候使得其径流量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呈现年内季节分布不均的现象㊂以至于雨量集中于夏秋,多暴雨,雨水汇集径入河道,河水量增大㊁水位上涨,形成汛期㊂而冬春由于干燥少雨,降水稀少,河流得不到水源补充,甚至出现断流的情况㊂径流量一般在阳历七月中下旬至九月中旬间较大,水量充足,而五㊁六月份是水量较小时期㊂降水补给与漕船行进时间不匹配,影响北运河水量,加大漕船逆行难度㊂因而,清廷在适应降雨量影响的前提下,人为开挖新河补给水量㊂雍正年间,封堵在通州南边开挖的于高古庄引凉水河水至武清入凤河的凉水新河,使凉水河入北运河㊂乾隆年间,整治西山泉源,引水经护城河㊁通惠河济漕㊂同时,设专员负责人工疏浚,改善河道㊂北运河上游的来水也是重要的补给水源㊂据光绪‘畿辅通志“记载,北运河 自过张家湾后,纳潮㊁白二河,水势始旺 [5]㊂可是随着北运河上游温榆河与潮白河不断摆动而引发的来水减少,在通州石坝起卸的粮船只能全靠工部税局地方以上河道所蓄的倒漾之水通航,是以 最易停淤,每岁兴挑有增无减 [6],清廷希冀人工开挖引河补充㊂嘉庆四年(1799),动议 石坝对面往东一里许,潮白河之西岸 ,开挖约长200余丈引河一道,直至贴近石坝之旧温榆河,使潮白河之水分注于坝前,以期水有来源㊂[7]可是,自嘉庆五年起,温榆河上游久无来水,下游一带又于六年发生大水,致使潮白河 之溜偏趋下游东岸 ,其西岸仅存小沟二道,水势微弱,力不足以刷沙,且 涸出岸滩,逐渐淤塞 ㊂不久,温榆河下游自药王庙起至流水沟止,新淤沙滩460丈,清廷只得令厅汛员弁组织浅夫昼夜刮挖,探深开宽, 方足以资浮送 漕船㊂尽管淤滩之处逐年疏浚,但是仍需通过倒漾才能引导水源,加之温榆河上游干涸淤垫情势断难扭转,为从根本上解决水源问题,嘉庆八年92‘北京社会科学“㊀2022年第10期(1803),再议开挖引河补水㊂有官员建议或于石坝小口对岸开挖305丈,温榆河有来水源,藉可疏淤;或于工部税局前对岸开挖引河140丈,因该处旧为潮白㊁温榆两河交汇之处,可冲刷新淤沙滩处㊂由是委员勘测奏明动帑兴工事宜㊂[7]在补水不济的情形下,清廷所能采取的应对河道水浅之策,就是通过人工深挖挑河㊂由于天津至通州一带的北运河, 向系流沙,淤浅糜定,每岁动支税课盈余两,于粮船随到,酌量挑浚㊂ [8]为了使人工挑泥以疏浚河道得以有效进行,清初以来就有严格定例㊂雍正元年(1723)题准,多差人役,昼夜巡防, 漕船运近,长夫逐口探量水势,多插柳标,随时刨挖㊂ [9]至乾隆三年(1738), 命疏浚东便门北护城河道,以利漕运㊂ [10]三十六年(1771), 挑挖通惠河淤积㊂ [11]至乾隆末期,挑挖深通北运河水系依旧是各管官员的常规事务㊂五十七年(1792),仓场侍郎诺穆青奏言:由于天津以北之运河 古浅均见 ,加之江广船只船身较大,比浙江漕船吃水较甚,对河道深度要求更高,因而必须时常敦促和 严饬员弁,挑挖深通 ,俟江广帮船经北运河时,于 尤宜备拨接济 的同时,更注重河道挖浅捞泥㊂[12]正是由于清廷认识到 运河挑筑日期,关系转漕,甚为紧要 ,故俟来年漕船北上抵达北运河时,根据河道水量,实行随时挑挖以畅通河道的 河夫 制度㊂该河夫分为衩夫㊁浅夫㊁闸夫㊁标夫,其中衩夫㊁浅夫便是专指随时挑挖泥沙㊁疏浚河道者,因其所用挖泥工具为刮板与垡船,故亦称 刮板浅夫 与 垡船 衩夫㊂起初,额设垡船衩夫180名,刮板浅夫500名,康熙二十年(1681)裁撤额设,仅由六汛浅夫刨挖疏浚㊂[9]然而,因河道 淤浅之处甚多,粮艘及民船往来,殊属艰难 ,乾隆二年(1737),在张家湾设漕运通判一员, 专司疏浚事宜,属坐粮厅管辖,并设把总二员,外委四员,听通判调遣㊂ [13]同时,讨论设垡船衩夫,然自酝酿到实施,费时十年,终得出利用 刮板浅夫 法,疏浚刮挖 古浅新淤 处所,以利用有限河道水势载舟,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且 额设浅夫 480名㊂如乾隆十五年(1750),因 北河河道彻底全沙,沙随水走,水逐沙行 ,垡船效果不佳,就全行刮板㊂ 如遇疏浚紧急,临时雇夫协济㊂ [14]由于水量不足,刮板浅夫的任务越来越重,乾隆二十三年(1758),以 刮浅人夫,向无大员专管 之由,议定章程, 始交通永道率同漕运通判管辖 稽查㊂[15]次年,加大刮沙疏浚力度,北运河沿线六汛刮板,除杨村汛减寸刮板3副,浅夫60名外,向北五汛刮板25副,每汛添足浅夫100名,共560名㊂[3]乾隆四十一年(1776),奏议在既有六汛基础上,增加二汛, 每汛夫百 ㊂嘉道之际,从事刮板的浅夫人数增至840名,仍由通永道以浅夫籍贯㊁年貌发给腰牌㊁工食,每月每名给予银1.2两,刮板42副,交各汛官通融调拨,以备不时刮除淤沙㊂[16]其应支工食,系动用通济库轻赍银两,由坐粮厅按月支给,仍由漕运通判按照该道所给腰牌名数分给八汛浅夫㊂[15]延至光绪年间,仍 设夫凡八百六十 [9]㊂由于北运河来水不足,河道水量浅显,每年漕运开始时,除了负责河道各官提前疏浚河道外,清廷还特派巡视人员前往督促,并认为河道 向来横浅处所 , 一经刮挖,便可不虞阻滞也㊂ [17]所以,每年巡视通州的漕务官员,最上心承办的事情就是沿北运河查勘水情水势,督促浅夫深挖河道,挑竣浅滩险阻,人为增加河道水深,催促重运与回空漕船首尾衔接行进㊂㊀㊀四、水势限制与引河闸坝㊀㊀清代北运河水势变化无常,清人如此描述北运河的水势变化: 该河之性,强中有弱,一日忽长,亦一日忽消,山水无根,不能长旺㊂ [5]河水浅时,漕运不济,河水畅旺,易成溃决㊂尤其水势水量受汛期㊁冬季等因素限制㊂汛期在夏秋季节,秋季降雨量更为集中,经常连日暴雨致河水盛涨,水大势高,往往冲决堤岸,危及周围农田民舍㊂即如直隶总督杨廷璋言: 北运河上关漕运,下系民生,最为紧要㊂ [18]故而,清廷03清代北运河的漕运应对与河道治理不得不组织人力筑坝修堤,护理河道,开挖引河以宣泄洪水,是亦为管漕大员必须实施的重要举措和重要内容㊂清廷规定, 运河决口不堵塞,以致粮艘经过,漂没多船者 ,漕运总督要行题参地方之责,否则 例降二级留任 ㊂[19]同样,河道水浅势弱,会影响漕船抵京日期㊂因承担漕运的运军漕船船体较大,满载漕粮的船只吃水较深,驶入河道往往受阻不能前行,经常违限,不能按期抵通,甚至出现前后批次重运㊁回空漕船壅塞河道的现象㊂另外,受北方河流封冻期影响,清廷规定鲁豫漕船于次年二月起运,而江浙等地漕船可在本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起运,俟漕船抵达河南㊁山东时,河流正好解冻,此充分对应了南北河流冰期差异㊂然而,漕船起运㊁回空,有时并不能按期抵达京通或按期南返,经常出现冻阻,或破冰行船,或俟春开冰解,迟缓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次年漕运㊂可见,保障北运河水势平稳及两岸堤坝不受暴雨洪水冲击,既是完成漕运的重中之重,也能藉资保护附近民田庐舍㊂为避免北运河汛期水势漫涨,自康熙㊁雍正以来,相继于沿河人为开造筐儿港和青龙湾两道重要减河, 宣泄盛涨 ,同时设立石坝二座㊂至乾隆后,削减水势的筐儿港和王家务两处减河的防御修缮,便成为河道总督每年关注督促的重要河务,以利漕船行进㊂暴雨季节水势盛涨,也会发生河道的自然裁弯截直㊂张家湾是北运河上最重要的漕运码头㊂该段河道是否顺畅,关乎国家经济动脉漕运的完成㊂然而河道自然摆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㊂针对嘉庆年间北运河张家湾段河道自然形成的裁弯截直 现象,清廷不惜动用人力㊁财力㊁物力,人为堵截河道㊂以致在自嘉庆六年(1801)大水后至嘉庆十四年(1809)的九个年头里,清廷臣工在漕船行走张家湾还是行走新冲出的河道康家沟之间摇摆选择,围绕着 顺水之性 的问题产生争议,使得清廷在耗巨资疏浚挖浅被洪水截直后的旧河张家湾,以及堵筑新冲出的河道康家沟工程失败之后,方才采用一些臣工从实际水情水性出发,利用自然河道济用的合理建议,作出了顺应自然水道变迁的决策,漕船改行康家沟㊂如此,已经淤塞严重的张家湾河道久之干涸废弃㊂北运河两岸堤坝工段绵长,处处皆关紧要,加之年深日久,筑于河道两岸的堤坝并非一劳永固,为使 粮艘经行遄速 ,清中叶以后,时常动帑添建堤坝等工㊂道光二年(1822),伏秋汛内大雨,连绵山水异涨,两岸堤坝各工多有 冲刷残缺,在在堪虞 ㊂清廷在务关厅属建筑堤坝草土各工㊁杨村厅属建筑堤坝草土各工等,并在通永㊁天津二道库存河淤地租项下动支银两办理㊂[20]这种加大人力㊁物力整治河堤水道的工程经年接续,清廷疲于应付㊂暴雨集中,常常导致河道水势漫溢,容易发生险工㊂至光绪年间,季节性暴雨洪水频发,北运河水势高过堤坝,沿岸决口甚多,为从来之未有㊂ 若令道厅次第堵办,工段过多,年内势难告蒇㊂ 因而分别动员军民数千人共同堵筑决口㊂几经堵筑与周折,最终在红庙水口对岸旱滩开挖200余丈引河,东西两坝打桩,并于大坝上游赶筑挑水坝,挖沟切滩,加筑边埽㊂[21]此次红庙等处决口制埽所用工料银两甚巨,决口 波及通州㊁香河㊁武清及下游的宝坻等处,二三百村庄不能耕种 ,[22]清廷 速放急赈,以拯灾黎 ,同时处置一批为政治水不力的官员㊂[23]㊀㊀五、结语㊀㊀综上,清代各种治理北运河的制度与措施,显示了清人对水资源利用的认识程度及对水利现象的观察判断程度,也反映了京畿漕粮对水运的依赖程度,即清廷经年不休地疏浚河道投入的人财物巨量经济成本,尽管基本达到了南粮北运的目的,可是整个京畿社会各层也疲于应付,以致利用水资源行漕成为一个和整个清王朝统治相捆绑的大事件㊂同时,也显示了人类在利用水资源过程中趋利避害式的循环往复,从一个层面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互动不是简单直接的,而是一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生态巨系统㊂13‘北京社会科学“㊀2022年第10期注释:①㊀乾隆年间长360余里,嘉庆年间为330余里(今长120公里,折合240里)㊂②㊀朱批奏折.奏报南北运河水势及南粮漕船入境过津关并饬雇剥船解送杨村备用事[Z].嘉庆朝,档案号:04-01-35-0238-078.其中年份按该档所载荣麟任仓场侍郎职,参见:(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㊃卷107[M].广陵书社,2007:23-26.③㊀通过整理嘉庆朝共25年及道光朝前几年里的档案48件,每件不具体标明档号;另见录副奏折.呈北运河水势尺寸清单[Z].嘉庆十九年,档案号:03-2129-088;录副奏折.呈北运河水势尺寸清单[Z].道光元年二月二十日,档案号:03-9801-018;录副奏折.呈北运河水势尺寸清单[Z].嘉庆二十四年,档案号:03-2133-061㊂对水势清单汛点管理水程 里 的换算上,据梁方仲㊁吴承洛所采用的转换方法,清代1里换算为576米㊂参考文献:[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所引档案同此,不赘注).录副奏折.呈北运河水势尺寸清单[Z].嘉庆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档案号:03-2125-009. [2]朱批奏折.奏陈变通杨村起剥漕粮到坝章程事[Z].嘉庆十六年四月初十日,档案号:04-01-35-0216-003.[3]朱批奏折.奏为往杨村查看船行及雇备剥船并杨村毋庸设巡漕事[Z].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档案号:04-01-35-0153-043.[4]朱批奏折.奏报北河水势增长杨村起剥较易并赴临清筹办浅滞事[Z].嘉庆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4-01-35-0197-066.[5](光绪)畿辅通志㊃卷85㊃河渠[C]//.续修四库全书(第6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5.[6](光绪)顺天府志㊃卷45㊃河渠志十㊃河工六[C]//.续修四库全书(第6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9-350.[7]录副奏折.奏请开挖北运河引河事[Z].嘉庆八年十月初三日,档案号:03-2069-001. [8]朱批奏折.奏为挑挖北运河淤嘴横浅以纾丁力以速漕运事[Z].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4-01-35-0143-024.[9]同[6],第338页㊂[10]清高宗实录(第10册)[M].中华书局,1985:53.[11]同[10],第943页㊂[12]朱批奏折.奏为北河民船赶赴天津以备江广各帮轮流拨运事[Z].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档案号:04-01-35-0181-033.[13]同[10],第815页㊂[14](嘉庆)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影印本第3册)[M].成文出版社,2005:1872.[15]录副奏片.为查明北运河浅夫由通永道专管事[Z].嘉庆十九年七月初八日,档案号:03-2129-035.[16]录副奏折.为条陈北运河浅夫刮板银两责成通永道经管事[Z].嘉庆十九年七月初三日,档案号:03-1858-078.[17]朱批奏折.奏报督押过关之船北上及杨村起拨漕粮等情形事[Z].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初九日,档案号:04-01-35-0185-009.[18]朱批奏折.奏为奉谕查明七月一日大雨后永定河漫口及抢护情形并北运河水势事[Z].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档案号:04-01-05-0238-004.[19]同[14],第1876页㊂[20]朱批奏折.奏为北运河务关厅及杨村厅所属建筑堤坝被刷残缺请准动项兴修事[Z].道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4-01-01-0646-041. [21]朱批奏折.奏为由津入京杨村一带运河决口饬委记名提督何永盛等堵筑情形事[Z].光绪朝,档案号:04-01-30-0343-008.[22]清德宗实录(第56册)[Z].中华书局,1987:912.[23]同[22],第621页㊂23。
天津港口物流活动之历史考略_从漕运枢纽到国际物流中心_杨永平
经济问题探索 2006年第4期天津港口物流活动之历史考略从漕运枢纽到国际物流中心杨永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摘 要:物流学是新兴和前沿的学科,而物流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却不是新近才有的。
概念的历史不等于事物本身的历史,必然能从历史中找到酝酿和演变过程。
从物流的基本要素来看,运输、仓储、装卸搬运等生产活动古已有之,而非物流理论出来以后的产物。
对于天津,从明清漕运枢纽到中国北方国际物流中心的发展中,历史的重要性与现实的重要性结合在了一起。
这是学术上的逻辑联系,更是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轨迹的必然联系。
关键词:天津;漕运;历史考察;港口;物流一、物流:现代理论的要素分析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商品和物资流通量的急剧增加,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近些年物流走向了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国民经济中炙手可热的行业。
物流(Log istics)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的美国。
在中国,物流一词的引入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政府和企业逐步认识到作为 第三利润源泉 的物流的价值和战略地位,广泛开展物流理论研究和实践 。
国际上权威的物流概念和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对物流的内涵存在明显的认识上的差异。
到目前为止,关于物流的定义有十余种,但众多的物流定义并没有使人更容易理解物流的本质特征 。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分歧多也就意味着理论的潜力大。
这说明它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还有不断挖掘和完善的余地,有利于推动我国物流理论和物流实践的发展。
这也同时意味着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研究物流具备可能性和必要性。
目前物流的几个典型定义:美国物流管理协会(T he Council o f Log istics M anage m en,t简称CL M)对物流的定义是:物流是对货物、服务及相关信息从供应地到消费地的有效率、有效益的流动和存储,以满足客户需求的过程,并对这个过程进行计划、执行和控制,该过程包括输入、输出,内部和外部的移动以及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物料回收。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漕运的兴盛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漕运的兴盛京杭大运河的辉煌是在明清时期。
明代每年经运河北上的漕粮有400万石，漕军12万人。
明代承元之制，明太祖朱元璋设漕运使。
为了加强漕运管理，又以武职重臣执掌漕运及相关事务。
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
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
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
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另遮洋总（海军）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
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
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
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
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代经历了由海运改为漕运的过程。
起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以海运为主。
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开会通河以后，依托京杭大运河，将有元一代的海运改为漕运。
“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
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定制”。
所谓支运，是指在京杭大运河的沿线设淮、徐、临清、德州等仓。
各地将漕粮就近运交粮仓，然后由官军分段运送。
当是时，由淮安至徐州，徐州至德州，德州至通州，节节运送，每年四次，一年运粮三百余万石。
所谓兑运，是指江南百姓运粮入仓。
往返时间约需一年，因为存在误农误时等原因，遂于宣德六年（1431年）规定各地百姓将粮运至淮安、瓜州等地，兑于卫所官军，然后由官军押粮入京（按，有不愿兑者，可任其自运）。
所谓长运，是指成化七年（1471年），朝廷令淮、徐、临清、德州四仓实行支运的漕粮全部改为在码头就近交兑，然后，转交官军专门运输。
从此，长运成为定制。
经此，明代的漕运遂成定制。
漕运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半壁江山。
“京师根本重地，官兵军役，咸仰给予东南数百万之漕运”，京城的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旗官兵及其家属，构成庞大的消费集团。
“京师控天下，上游朝祭之需、官之禄、主之廪、兵之饷，咸于漕平取给。
”漕运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7000万两白银，漕运实现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
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吴琦【摘要】漕运连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区域,其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汉唐期间,漕运为东西方向,由东至西;唐宋期间,漕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进一步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方向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另一方面,由于漕运长距离运输的空间特点,各王朝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此外,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生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漕运线路变动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为什么始终选择内河,其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何在的问题.【期刊名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55)006【总页数】12页(P117-128)【关键词】中国古代;漕运;南漕北运;漕运转向;运河经济带【作者】吴琦【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正文语种】中文自秦至清，在漕运发展、漕制建设的同时，漕运线路也在发生着变动，漕运的区域指向随之出现明显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同时引发区域社会经济的变动；与此同时，各王朝逐渐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
漕运线路的变动还隐含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对于内河与海洋选择、利用的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
(一)早期漕运及其路线：由东向西漕运始于秦汉。
《汉书》卷64《主父偃传》记载：秦时，“使天下飞刍輓粟，起于黄(今为山东黄县)、月垂(今为山东文登市)、琅玡(今山东胶州一带)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明清两代与北方贸易中的互利关系及社会作用分析
明清两代与北方贸易中的互利关系及社会作用分析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朝代，期间与北方贸易的互利关系与社会作用不容忽视。
北方贸易指的是以北京、张家口、天津等地为中心的贸易活动，内容包括丝绸、麻布、草席、竹木器物、金银器皿等物品的交换。
这些物品多来自南方和西南地区。
北方贸易对明清两代社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政治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方面，北方贸易为明清两代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贸易活动的频繁发生为民间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特别是对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南方地区因为气候条件适宜，土地肥沃，农业、手工业发达，每年生产大量的粮食、棉花、丝绸、竹木制品等物品。
而北方地区气候干燥，农业水源紧缺，物产贫乏。
因此，南方地区的物品受到了北方地区商人和官府的青睐。
南方出口商品的运输需要通过泊船、过河等方式，交通成本较高，因此南方商人需要寻找具有雄厚资产阶级背景的北方契税商人来帮忙运输商品。
这就推动了北方商人向南方投资，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崛起。
其次，在文化方面，北方贸易对南方地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南方地区一直以来享有雄厚的文化底蕴，包括汉字书法、诗词文学、音乐戏曲等多个领域，在文化传承和发展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北方地区则有其自身的特色，如汉字墨宝、漆器、瓷器和铜器等。
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融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最后，在政治方面，北方贸易对于明清两代的政治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两代时期，南方是铁杆的天主教信徒地区，而当时天主教教廷代表团以供奉黄袍加冕受朝贺教主的身份屡次来到中国。
尤其是明朝末年，天主教会的散播进一步活跃，要求设立牧师所的声音愈来愈高。
而南方地區宗教秩序一直比较混乱，处于政治不稳定的状态。
正是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北方商人成为了排在天主教之后的一个重要阶级，他们经济地位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缓冲了天主教会的领域扩张对于明清两代政治稳定的侵蚀。
水运与地方社会的嬗变——以津西杨柳青镇为考察对象
杨柳青古称为柳口，旧属武清、静海两县。
宋辽时期，位于白沟交界沿线的杨柳青镇初作为兵镇而存在。
贞祐二年（1214），《金史》载：“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颜咬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
”[1]元、明、清时期，随着王朝物资需求的增长，南粮北运的漕运河道沿线市镇——杨柳青镇也随之发展，舟楫云集，商贸越发繁盛。
清雍正九年（1731），设天津府并附廓置天津县，杨柳青遂归天津管辖[2]，为津西一大重镇，“轮帆湊集，廛市殷阗”[3]。
据《天津杨柳青小志》记载，杨柳青距津30千米，河陆两途往津市皆便捷。
“盐河上流既多商贩，运输亦交通便利，玻璃河之石，顺德、广平之陶，获鹿之冶，文安、胜芳三角淀之鱼虾菱藕等，卖谷者、商旅者皆取道于此以赴天津。
”[4]漕舟数巨，大量土物在沿途码头贩售，大批南北商货在沿河岸地区销售叫卖，商业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5]。
这时的杨柳青已从金元时期的军事据点发展为明清时期重要的运河城镇之一。
1 明清时期水运影响下的杨柳青1.1 明清时期杨柳青的水运状况明清时期的杨柳青，商货辐辏，人烟密集，境内有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等河流，为京畿地区重要的水陆码头。
南运河，原名卫河，汉为白沟河，隋为永济渠，金泰和五年（1205），“南运河上至霸州漕河浅涩，改凿之”[6]，于静海县独流镇北重开经杨柳青至三岔口河道，入海河，形成今境内南运河河道。
元、明、清时期，“漕东南之米以实京师，谓之天庾正供”[7]。
漕运季节，各地商人携带本省土特产品沿河而来，穿越杨柳青镇南部，流经22个街、村，繁盛的商品贸易刺激了杨柳青镇的兴起与发展。
子牙河，又名盐河，自静海县入津，经杨柳青至红桥，汇北运河之尾闾，长约150千米。
在子牙河河道上有“津磁航线”，由天津经杨柳青到河间的沙河桥，“子牙河本支各流，俱通舟楫，上行船只多载杂货，下行船只多载滏阳河来之磁器、棉花、山货、皮毛及滹沱河来之棉花等”[8]。
地名研究之十八：[天津]「小评论」
地名研究之十八：[天津]「小评论」地名研究之十八：[天津]「小评论」1. 本篇关键词：「天津」地名研究。
2.天津：简称津。
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
3.天津因漕运而兴起，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筑。
历经600多年，造就天津的独特城市风貌。
4.天津位于海河五大支流汇流处，东临渤海，北依燕山。
海河在城中蜿蜒而过，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
5.四千多年前，天津所在的地方慢慢露出海底，形成冲积平原。
天津处于的位置原来是海洋，黄河改道前泥沙冲积形成，古黄河曾三次改道，在天津附近入海，隋朝修建京杭运河后，在南运河和北运河的交会处有三岔河口，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
金国贞佑二年（1214年），在三岔口设直沽寨，天后宫附近已形成街道。
是为天津最早的名称。
元朝改直沽寨为海津镇，这里成为漕粮运输的转运中心。
设立大直沽盐运使司，管理盐的产销。
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争夺皇位。
朱棣成为皇帝后，为纪念由此起兵“靖难之役”，在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改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
作为军事要地，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天津开始筑城设卫，称天津卫，揭开了天津城市发展新的一页。
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
清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三卫合并为天津卫，设立民政、盐运和税收、军事等建置。
清末时期，天津作为直隶总督的驻地，也成为李鸿章和袁世凯兴办洋务和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基地。
民国初年，政客以及清朝遗老进入天津租界避难，并图谋复辟。
包括民国总统黎元洪和前清废帝溥仪。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天津特别市。
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改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的天津市。
日军占领初期：租界内比较安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行占领其他国家租借地，天津再无宁日。
1949年1月15日凌晨5时，人民解放军东西突击集团在金汤桥上胜利会师。
17日解放塘沽，天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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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明清时期漕运对天津社会影响研究 作者：陈楠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5期
摘 要 明清时期，我国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定都于北京的封建王朝所需粮饷，全都仰给予江南，漕粮运输成为封建统治者赖以生存的命脉。为加强自身的统治，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漕运，使明清时期天津地区的漕运空前发达，发达的漕运促进了天津的崛起，从而也对天津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明清时期 天津 漕运 基金项目： 湖南省民族学基地开放基金招标项目资助（编号13jdzb005）。 作者简介：陈楠，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005-02 明代的漕运，无论经河、经海都以天津为必经之路，明统治者在此立卫筑城、置囤建仓，天津为适应其保障漕运正常进行和拱卫京师的需要应运而生，从旧日的聚落市镇发展为军事城堡。步入清代，天津地区漕运的发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海运、河运并举，商贩、官运兼行。乾嘉时期，天津成为北方重要的贸易口岸和联结北方各地的区域性经济网络的中心。明清时期漕运的持续发展是促成天津城市演化进程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就庞大的漕运活动在诸多方面对天津城市产生的巨大影响做简要论述。
一、 对天津商业的影响 （一）南方货物充实了天津市场 明清时期，漕船除运载粮食外，政府还允许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特产品，令漕运人员沿途买卖，以资盘剥折耗之费。①清朝，官府允许漕船带运的土宜增加到180石，但一些漕运人员不知满足，他们在官府规定的数量之外，仍夹带土宜，这样一来，漕运在运送漕粮的同时，使南方运往到北方的货物数量大增。此外，漕运人员还在运河沿途口岸、市镇、码头等处揽载商人货物，收取一定的运费，商人为逃避关税盘剥也很愿意用漕船带货，这样漕船：“沿途包揽，沿途脱却，故其夹带之货，多余额装之米。②”漕船带运到天津的南方货物品种繁多，主要有：农产品、木材、手工业品等，南方货物的大量涌入，使天津商业市场高度繁荣，据史料记载“又其地为漕运孔道，冠盖之所往来，商贾之所辐辏，舟车络绎，百货骈填，鼓角管弦之声不绝于耳。”③ 当时，天津商业的繁荣程度在一些诗歌中也有反映，如，清代诗人崔旭的《津门》“畿南巨镇此称雄，都会居然大国风。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粒食仰关东。市声若沸鱼虾贱，人影如云巷陌通，记得销金锅子里，盛衰事势古今同。”此诗反映了南方货物的涌入，使天津的商业得到了高度发展。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明代末年，流入天津的商品种类日益增多，如：江浙一带的丝绸、瓷器、布匹，辽东的大豆，河南的粮食，闽广一带的海货、木料、茶叶、纸张。天津的集市和商业区就此出现，当时天津城内出现了东、西、南、北、中五个集市，分布在城中心和四门附近。北门外“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通京师，”城东有宫北大街、宫南大街，城北的针市街、估衣街、竹竿巷以及驴市、牛市、布衣胡同等都是商业较为发达的地方，天后宫附近在明代中期已经成为天津的商业中心。
（二）漕运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明朝建立之初，会通河淤塞，明成祖永乐九年加以疏浚，“会通河开成，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达于通州”。④明王朝的有效治理使大运河畅通无阻，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清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河运漕粮，为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统治者对运河进行了有效治理，清代初年，大运河因年久失修致黄、淮淤灌，沿线地区因洪涝灾害使堤坍路断。顺治七年，黄河决口，清统治者派杨方兴筑岸修堤。康熙二十六年，“于清河县之西，黄河北岸，开中河一道，广九丈至七丈不等，深丈余，长三百余里，通运道者一百八十里，绕出宿迁境北，直接皂河口，凡重运一出清口，即截黄而北，径入清河县西仲庄闸，由中河历皂河而进入八闸，以达济宁”。⑤政府对运河的治理推动了天津地区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顺治时期，清廷命天津设“红驳船”600只，这些驳船的船工、水手、舵工聚集在天津，经营驳运漕粮、内河运输、揽载货物等事项，密切了天津与各地的物资交往和经济联系。清康熙年间台湾统一后开放海禁，允许船只出海捕鱼、贸易，使天津的海上运输得以迅速发展。
明清时期，政府对漕政的大力改革和对运河的有效治理，使漕运更加兴盛，并推动了交通的发展，使国内商业市场日益扩大，商品经济繁荣，同时也给运河沿岸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天津的地位和重要性更加突出。
（三）漕运促进天津餐饮娱乐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漕运的发展繁荣使数万名漕运人员从天津停留或经过，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天津的消费，促进了天津餐饮业和娱乐业的发展。当地居民有两首民瑶用以描述天津餐饮娱乐的繁荣。“想美餐，东门里，冀州馆，路南里，曹秃子，是经理，焖的饼，有名气，熏驴肉，味鲜美，切卖者，内掌柜”。⑥“鸟市对着官银号，不来鸟市不知道，戏院、锅巴、枣切糕、茶汤、蝈蝈、蛐蛐、鸽子、鸟”。⑦可见，当时戏楼、茶院、鸟市成为当时漕运人员消遣时光的好去处。
另外，有时漕运人员携带的土特产品、货物等在天津售卖不完的就会在天津寄存或托人代为售卖，使运河沿岸出现了许多从事商品买卖的行栈，如粮米行、杂货行，正是漕运的发展促进了行栈的兴起。
二、 对社会生活之影响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一）对天津人口结构之影响 历史上天津就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城市，明清时期，天津成为北方商品贸易中心，吸引了很多人来此移居，移居天津的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因经商而移居天津的，由于漕运的发展，因经商需要到天津的外地人很多，我们可以从天津地区建造的会馆和乡祠中得到鉴证。如：“山西会馆，在嘉庆十三年九月建造，在锅店街，江西会馆，成立于乾隆十八年，浙江乡祠于明代在小南门关帝庙建立。”⑧这些会馆和乡祠是在天津的外地工商人士聚会的场所。另外，天津地区各帮派的形成，如：“广帮”、“宁波帮”的形成也是外地商人来津并定居的反映。广东人和宁波人凭借各种手工艺技术到天津打拼，在这里他们容易找到工作，据文献记载，“至咸丰年间，广帮在天津的人数达到5000多人”。⑨第二，因仕途原因而移居天津者。又可分为“不愿入仕之人移居天津”、“仕途不得意者移居天津”、“致仕后选择移居天津”。于京，“前明静海诸生，移居天津南城，决意进取”。不愿入仕为官，又如李如桂、赵执信等人，为康熙末年的进士，因仕途不得意，辞官后在天津侨居。王文雄、俞懋二人，先后分别出征西藏、台湾立下大功，入仕后寄居天津，遂入籍焉。
以上所述人员之所以选择移居天津，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另一方面是漕运带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繁华之地，天津成为人们移居的首选。如果天津是一个偏僻落后之地，以上人员大部分不会选择移居此地。
（二）漕运对信仰之影响 漕运的发展对天津人民的信仰也产生了影响。明清时期天津人民信仰天后。而妈祖原是南方沿海地区的一种信仰，当地居民以海为生，经常会遇到风浪，为寻找精神信仰，人们相信妈祖具有保护海船安全航行的神威。因此，妈祖的信仰得到广泛传播，元、明、清时期，天津处于漕运的必经之地，无论是河运还是海运，漕船都要经过天津，天津又是漕船经常遇到风浪的地区，随着漕运的发展，妈祖的信仰就被漕运人员传到了这里，并在此广泛传播。元朝，在天津建有天妃宫，明朝永乐元年，对天妃宫进行重建，清朝在元明两朝的基础上，将天妃宫加封为天后宫。到了清朝，天后在天津人民的信仰中不再是对漕船有保护作用的神明，她的功能被扩大。人们认为，天后不仅能保佑船只安全航行外，还能保佑人们生儿育女。对此，我们可以从天津当地的一段歌谣得以印证，“东门外，娘娘宫，又名叫天后宫，能保佑你，子女生，还保佑，河道通，船行顺，安全行”。⑩每年到天后诞辰之际，还会举行隆重的“皇会”，会上各种杂技舞月、仪式旗帜争相上演，方圆百里之人都赶来参加庙会。可见，人们对妈祖的信仰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漕运对语言、文学之影响 明清时期，运送漕粮的人员大多是南方人，他们经常在天津停留，所以在南北运河上经常能听到南方语言，受到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部分天津人也学会了讲南方方言。反映这一现象的诗歌也很多，如：清代沈峻的《津门悼歌》，“家家门户对蓬窗，白鹭飞来照双影。杨柳桃花三十里，罟师都惯唱南腔”豘清代梅宝璐的《潞河悼歌（二）》，“波定云间上下天，苇塘蒲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溆远相连。西来打桨东来橹，惯学吴娃唱采莲。”豙上述两首诗表明，天津地区的渔夫唱歌开始用南方腔调，潞河上的行船之人也用吴语唱采莲歌。天津人不仅能听懂也渐渐学会了南方语言，可见，明清时期漕运对天津语言影响甚大
天津处于漕运重地，不少文人学者写下了许多关于漕运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津地区文学的发展。有描写天津运河的诗歌，有描写天津漕船的诗歌，例如，《观海于天津》：极目沧溟浸碧天，蓬莱楼阁远相连。东吴转饷输粳稻，一夕了潮来集万船。描写了大量漕船屯集于天津的场景。受到漕运的影响，天津的商业得到快速发展，促使许多文人学士集聚天津，促进了天津地区文学的发展。
三、结论 明清时期，大运河的畅通促使了漕运的兴盛，也给运河沿岸城市带来了巨大影响。伴随运河而来的漕运给天津地方社会的城市建设、文化、经济、社会风俗、民间信仰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漕运在促进天津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天津地区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为天津地区的居民提供了较多的谋生手段和就业机会。促使妈祖信仰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天津地区文学的发展。天津又是漕运的枢纽所在，漕船常年在此地往来，对其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成为引发天津地区社会变迁的主要外部动力。
注释： ① （弘治）《明会典》卷25《户部十·漕运·事例》. ②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六《户政·漕运》. ③ 吴延华《天津县志》卷七《公署·附园亭·水西庄记》乾隆四年刻本. ④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⑤ 《山东省建设月刊》第三卷第12期《中国运河沿革》. ⑥⑩ 贾长华.老城旧事·当年一段“数宝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6-97页. ⑦ 贾长华.宝地三岔河口·三岔河口一带的民谣.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⑧ 齐奕.天津部分会馆简介.天津文史资料选集.第56集.第158页. ⑨ 杨仲绰.天津“广帮”略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七辑.第43-66页；高艳林.天津人口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