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名词解释——精
中国史学史
名词解释：1、甲骨卜辞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档案。
甲骨文记事简略还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甲骨文的记载反映了盘庚迁殷以后自武丁时期直至殷商灭亡的一些活动，内容涉及阶级状况、国家制度、农事畜牧、年成丰歉、天文历法、战争田猎、神祖祭祀、王朝世系等这些都是占卜的某种结果和极简单的记事相结合，以示他们都是上帝的安排。
2、春秋书法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
经学家认为《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
孔子用春秋笔法来写史书主要目的在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3、《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学著作，儒家经典之一。
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
是春秋末期由孔子依鲁国国史整理而成的，兼采列国史料，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
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4、《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
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丘明为其作者。
成书年代约在战国初年。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传”。
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5、《竹书纪年》是我国迄今所知的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是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竹书纪年》凡十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年编次。
其文简要如《春秋》，记事则多同于《左传》。
6、五德终始说是邹衍学说的重要部分，认为历史是按照五行相胜相生的原理循环转移的，每个朝代受五行中的每一行支配，这一学说是在继承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说，用类推逻辑的方法加以推衍，并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是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封建政权的理论武器。
中国史学史
一、名词解释1、《春秋》三传：《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
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
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
《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史书。
2、属辞比事：《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反映之一是“属辞比事”。
“比事”，就是在编写史书的时候要编年纪事，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史事，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属辞”，则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
3、《尚书》：儒家经典之一，为孔子删定。
它上起唐尧（《尧典》），下讫春秋前期秦穆公伐郑（《秦誓》），长达1300多年。
共含《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58篇，主要记叙商周两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重要战争、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和政策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4、《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
它按鲁国十二公的时间次第编年，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3年）。
传统的说法是左丘明，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初，最后写定当在战国中叶。
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史料。
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编年体史书。
开创文史结合的先例，为历史文学提供了一个范例。
5、《竹书纪年》：晋国时出土于战国魏墓中，是战国中叶魏国人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通史著作。
所记内容，起自夏商周，迄于战国中叶。
三家分晋后独记魏国。
此书对于订正《史记》为代表的其他文献的某些错误，弥补其他书记载的缺漏，具有重要价值。
6、《国语》：记录春秋历史的国别体史书。
全书21篇，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
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
北南面官制938年,辽太宗统治燕云十六州后,实施了“北南面官制”的一国两制政策;北面官制,设北院大王和南院大王,分别统领两部的兵马；设夷离毕法院,掌管刑狱；设大林牙院,掌管文翰；设敌烈麻都,掌管礼仪；设大国舅司,掌管后族事务;南面官制,设枢密使掌管汉人兵马大权;朝中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翰林院,国史院;南面官制不像北面官制分南北,而是沿用汉人的旧制,设左右,比如左丞右相;陈桥兵变960年,后周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奏报北汉和辽会师南下,于是朝廷命他率领大军北上抵御;部队来到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生兵变,部下把皇帝穿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当皇帝;于是,赵匡胤回师都城,夺取了后周政权,登上帝位,定国号为“宋”,史称“北宋”,改元建隆;更戍法北宋兵役制度,北宋初年,宋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以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故称更戍法;朝廷临时任命戍军统兵将官,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易于控制;此法虽对防止将领专权有利,却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宋神宗时,罢废更戍法;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初的农民起义;公元993年,王小波在青城县发动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战斗口号;从者万余,占青城、彭山;不久,王小波牺牲,李顺继为首领;次年占成都,建大蜀政权,控制四川大部;宋政府派兵镇压,攻陷成都,李顺遇害;余部坚持战斗,至995年失败;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使唐末农民起义处于萌芽状态的均平思想具体化、明确化,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重大影响;它是我国农民战争史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标志;元佑更化北宋哲宗元祜年间废除熙宁、元丰时新法的事件;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子煦哲宗继位,年幼,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着、范纯仁、吕大防等,废除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大部分新法;贬黜熙宁、元丰时用事诸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根据,修改熙宁、元丰时史官记录,重新编纂神宗实录;此外,还将神宗时所取米脂等四寨还给西夏;头下军州辽特别设置的一种行政机构;元朝称投下;契丹贵族在初期的征服战争中,劫掠了大量的人口,他们将这些人口聚集起来,建立州县城堡等组织,称为头下;一般讲凡皇族诸王、公主及后族所建的头下可建筑州城,其余不得构筑城池,只能立堡树寨以区别于他种建置;头下军州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既依附于领主又隶属于朝迁的二重性;二税户辽﹑金户籍名称之一;辽代头下军州所属的人户﹐具有既依附於领主﹐又从属于国家的两重性质;头下人户在缴纳赋税时﹐既“输租於官﹐且纳课给其主”﹐故称为二税户;靖康之变宋代钦宗靖康年间金灭北宋的事件;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下,渡过黄河,直抵北宋东京开封城;宋钦宗派使者赴金营求和不成;金军攻城,宋守军多次击退金军;但宋钦宗仍继续与金议和,答应了金赔款和割地的要求;金撤军北归;同年八月,全军再次南侵;闰十一月初,东京城破,宋钦宗亲赴金营,献上降表;从十二月起,全军大肆搜刮宋廷的府库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次年四月,金军俘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掠去,金兵退走前,立宋朝投降派头目张邦昌做傀儡皇帝,国号楚;北宋灭亡;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绍兴和议绍兴和议是中国南宋与金订立的和约;宋军在反击金的入侵中已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宋高宗与宰相秦桧唯恐有碍对金议和,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甚至制造岳飞冤狱,使抗战派对投降议和活动无法进行反对;绍兴十一年1141双方达成和约;其主要内容是：1、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2、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割唐、邓两州及商、秦两州之半予金；3、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隆兴和议隆兴和议是继绍兴和议之后南宋与金朝订立的第二个屈辱和约;宋孝宗即位后欲进攻金朝,收复中原,于起用老将张浚等发动“隆兴北伐”,却于隆兴元年1163年在符离被金军击溃;朝臣汤思退等群起攻击张浚北伐误国,力主和议;孝宗动摇不定,下罪己诏,罢黜张浚,任用汤思退等妥协派执政,并下令撤防,遣使与金议和;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在金朝大军胁迫下达成和议;主要内容为：1、宋不再向金称臣,金宋两国皇帝以叔侄相称；2、改“岁贡”称“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为二十万两匹；3、宋割唐、邓、海、泗四州外,再割商、秦二州与金;因和议至次年即乾道元年1165年正式生效,故又称“乾道之盟”;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猛安谋克女真部落和军事组织的称谓;金朝建国前,猛安谋克原为女真氏族社会的狩猎军事组织;猛安为女真部落统军首长,谋克为氏族长;建国后,阿骨打将各军由猛安、谋克逐级统领,猛安意为千夫长,谋克意为百夫长,初制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成为金国家基本的军事政治合一的组织;灭北宋后,金廷将女真猛安谋克人户以“屯田军“之称大量迁入中原,计口授田,保聚土地,无事耕田,有事战斗;在农耕生产中,猛安谋克人户越来越深的受到汉族的影响;嘉定和议1206年开禧二年五月,宋分道进兵;初时收复了一些地方,不久,金援兵大量南下,宋军大败;金人要求惩办战争祸首,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等竟杀死韩侂胄,函其首送给金人;1208年嘉定元年,双方重定和约,史称“嘉定和议”; 其主要内容：其一,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其二,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其三,疆界与绍兴时相同金放弃新占领的大散关、濠州等地;其四,南宋另给金军犒军银赔款三百万两;此时,蒙古势力已在北方兴起,并不断南下攻战,而金和南宋则渐次衰落下去;史弥远史弥远,南宋中期权相;开禧三年,韩侂胄北伐失败,金朝来索主谋;史弥远与杨皇后等密谋,遣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于玉津园槌杀韩侂胄,后函其首送金请和;史弥远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独相宋宁宗赵扩十七年;史弥远两朝擅权二十六年;最为亲信用事,人谓之“四木三凶”;史弥远等人,对金采取屈服妥协,对南宋人民则疯狂掠夺;文天祥文天祥,江西吉州庐陵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宝佑四年状元及第,官至右丞相,封信国公;于五坡岭兵败被俘,宁死不降;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在柴市从容就义;着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正气歌等;宋学面对儒学的内外危机,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复兴儒学,宋朝时,新儒学完全建立并蓬勃发展,亦名“宋学”;宋学早期的代表人物孙复等聚徒讲学,不重章旬训诂,而是探讨经书义理,力求把握儒家的实质;神宗前后,宋学进入昌盛阶段,出现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王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等分支;各家各派具体论学虽有差异,但是都侧重抽象思维,探讨宇宙社会生成之源,力图建立一套包括宇宙观、认识论、人生观在内的理论体系;宋学发展到南宋,正式衍生出了理学,关键人物是朱熹,同时还存在其他一些宋学学派,有陆丸渊为代表的一心学和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到了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被尊为官方学术,获得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周敦颐北宋五子之一,程朱理学代表人;北宋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学界公认的理学鼻祖,称“周子”; 周敦颐在治学中,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作出新的论断,把儒学推进了一步;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理宗时,诏从祀孔子庙堂,其理学奠基者地位为官方所承认;程颢、程颐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与同时代的张载所创的“关学”颇有渊源,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二程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他俩的学说,以“心传之奥”奠定了道学的基础,更以“理”为最高的范畴,因此亦称作理学;二程的学说,特别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就张载张载,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张载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关学”由张载创立;关学与宋代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齐名,共同构成了宋代理学的主流;一、气为宇宙之本体——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二、以天下为己任,忧患民命民生——绝然的淑世爱民情怀;三、笃实尚行、经世致用——开中国实学学风之端;四、“民胞物与”、“贞生安死”、“存顺殁宁”——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朱熹宋朝着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朱熹着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陆九渊陆九渊是我国南宋时期最富有个性的哲学思想家和文化教育家,在程朱理学集大成之际,他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最早发现了理学内化道路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成功地开拓出一条自吾心上达宇宙的外化道路,为宋明新儒学思潮从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心学转向创造了必要的学术条件;金石学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学生曾巩的金石录提出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这一名称;在关于金石学的着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甚至有的书籍还辑录了一些器物的图像以及其名称和用途,这些使得金石学的着作具有了一定的史料价值;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斡脱钱即商人放的高利贷;元朝将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组织称为“斡脱”,即商队伙伴之意;他们放高利贷称“斡脱”;政府为了管理,至元五年设斡脱所,后扩大为斡脱总管府,私办成为官办;后来凡用官本从事高利贷及其它商业活动的,皆称为斡脱;元代不抑商,但“官办”增多,同样限制了商业经济的自由发展;交钞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蒙古在中原开始效仿金朝发行交钞;元世祖时,正式在全国推行钞法,1260年七月,印制交钞,以丝为本位；同年十月,又印制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作为统一的货币畅通全国;1275年灭宋后,废止南宋流通的铜钱,完成了货币的统一;至元、至大年间,又发行至元宝钞和至大银钞;“官本船”制度元代最有特色的海外贸易是“官本船”制度,由政府提供船舶和资本,选人出番下海,直接参与海外贸易,并按照“官有其七,商有其三”的比例分摊经营;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日渐兴盛;自元世祖起,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因此,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待;胡蓝之狱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终于二十五年;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明太祖朱元璋借此两案,大开杀戒,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间,他几乎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有45000 余人;反映出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所使用的手段的残暴与专制;靖难之役靖难之役,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他把自己的儿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而藩王势力的膨胀,直接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即位,欲削藩,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恶”为理由,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这场战争历时四年,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军进抵金川门,守将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四年的“靖难之役”,却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则可为严重;卫所制度明朝军队编制实行“卫所制”;军队组织有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一般5600设一卫,长官为指挥使,下辖5千户所；每千户1120人,长官为千户,下辖10百户所；每百户112人,长官为百户;特点：卫所军士皆另立军籍,称军户,职业世袭,有魏晋世兵制的色彩；卫所制以军屯为经济支柱,耕战结合,又有唐代府兵制寓兵与农、兵农合一的色彩;大诰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有明刻本传世;大诰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三部分,统称御制大诰;洪武中期,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脱避粮差日趋严重;朱元璋为维护封建统治,遂将“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帙,仿周公大诰之制,颁行天下,诰戒臣民;大诰所列罪案,诽谤皇帝、结党乱政、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抗粮、抗差、抗租约占百分之八十;从大诰中可知,其惩刑律极严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许多遭族诛、凌迟、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的,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的,加一等；拒不接收的,驱逐出境;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据说当时各地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达十九万余人;大明律大明律,是中国明朝法令条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布政使司中国明代直辖地区的省级行政机构和区划;为加强中央集权,明政府改元之行省行政机构为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仅主管民政;明代仍称布政使司为省;除京师、南京以外,计有13个布政使司,京师又称北直隶,南京又称南直隶,此即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为十五省,为明代直辖地区的行政区划;明代的布政使司是元代行省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清代以来内地省级行政区划的基础;布政使司下辖府、州、县和土府州县及部分土司;明布政使司虽为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但自中叶以后,各地遍设总督、巡抚,布政使司受其节制,地位下降;内阁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英武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明世宗时,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的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清代沿置,但因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内阁职权低落,参预重要政务的人多由皇帝指定,不一定是内阁成员;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清末仿行君主立宪制,设责任内阁,以旧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国务机关;北洋军阀时期改称国务院,习惯上仍称内阁,其成员称阁员;厂卫制度为了镇压人民和监视官吏,明太祖设立了锦衣卫,作为侍从皇帝的军事机构,兼管侦察、逮捕和审讯等事;明成祖又设立东厂,这是一个缉捕“叛逆”的特务机关,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移到宦官手里,有事可直接向皇帝报告,权力在锦衣卫之上;明宪宗时增设西厂,用太监汪直为提督;其为员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明代锦衣卫、东厂和西厂都是特务机构,合称“厂卫”; 厂卫制度是明朝封建皇权膨胀的产物;大礼议大礼议是指发生在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到1539年嘉靖十七年间的一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在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原因是明朝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其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明世宗登基不久之时;当时,世宗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问题发生了争议和斗争,历时三年,至1524年嘉靖三年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佑杬的尊号;嘉靖帝实质是世宗通过议礼之争,打击杨廷和等先朝阁臣和言官,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推行新政;不仅对嘉靖年间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对整个大明王朝的言官体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鱼鳞图册鱼鳞图册是旧时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明代鱼鳞图册,就其所登记的项目而言,已是相当完备的土地登记册;它的编制,使赋役的征收具备了确实根据,多少防止了产去税存或有产无税的弊端,使政府税收有了保证,耕地及税额也有所增长;在此基础上,明初洪武十四年推行里甲制度;鱼鳞图册的编制,对于巩固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曾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粮长制度粮长制,是中国明代在各州县设置的由粮长负责征解税粮的制度;始创于洪武四年;每州县按征收粮额分为若干粮区,区设粮长;行粮长制的目的,在于杜绝官吏之侵渔,便于民户就地交纳,以保证税收;粮长制,是明代田赋制度中一个重要而突出的部分;“粮长”这种有权无职的地方办事人员,之所以有着很强的诱惑力,主要是因为能够从征收税粮的过程中捞取灰色利益;除了依托纳粮来捞取灰色收入,一些粮长还想出各种办法中饱私囊;王阳明中国古代最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继承陆九渊、陈献章等,核心为“致良知”包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等;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批判上;在明中后期思想界一度取代程朱理学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产生不小影响;阳明心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编撰于大明永乐年间,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古代汉族文化的光辉成就,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土木之变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刺军打败,英宗被俘事件;明正统十四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要求未得到满足;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大举向内地骚扰;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挟持下带50万大军亲征;抵达大同后闻悉大同守将在阳和失利,又遇连日风雨,军心大乱,连忙赶回京师,八月十四日被瓦刺军队包围于土木堡,瓦刺军四面围攻,明军军心大乱,伤亡惨重,英宗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明朝对于北方蒙古势力不再具有压倒优势,而处于被动防御地位;庚戌之变中国明代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庚戌年,故名;俺答汗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各部,迫切要求与明贸易;他向明称臣纳贡,希望扩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宣府,大同总兵仇鸾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入古北口,杀掠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京师震恐;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明援军虽5万余人,但皆怯战,又缺少粮秣;严嵩也要求诸将坚壁勿战,听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水西北行;此前,俺答已引兵夺白羊口,以西走塞外,而留余众于京城外,以为疑兵;但白羊守将扼险防御,俺答不得出,乃复东向南,仍由古北口出塞;九月初,蒙古兵全部撤退;隆庆和议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世宗死,穆宗继位,改元隆庆;此时奸臣严嵩已被弹劾下台,高拱、张居正先后入阁担任首辅,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整顿吏治,清除嘉靖时的腐败政治和积弊,也开始反思前朝拒绝与对北方蒙古俺答部通好的政策;在高拱、张居正的力促下,明朝与蒙古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汉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长城内外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景象,促进了蒙汉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二十四史名词解释
二十四史名词解释二十四史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部正史，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宋书》、《南唐书》、《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
这些史书是中国历代朝廷官方编纂的，内容主要是反映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由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
它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包括了夏、商、周以及西汉前期的历史。
《汉书》是西汉初年编纂的一部正史，主要记录了西汉的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它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三国志》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历史记载，由陈寿撰写。
它以纪传体的形式详细记载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历史事实。
《晋书》是南北朝时期的正史之一，记载了晋朝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它在历史记述和文字表达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隋书》是隋朝的正史，主要记载了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唐代的两部正史，详细记录了唐朝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新唐书》较为完整，更具有历史价值。
《辽史》、《金史》和《元史》是中国历史上三个由契丹、女真和蒙古三个民族建立的王朝的正史。
它们分别记载了辽朝、金朝和元朝的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明史》是明朝的正史，主要记录了明朝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它是中国史学史上最后一部官修正史。
二十四史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它们内容详实，篇幅较大，包括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通过研读二十四史，可以了解到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社会制度的变迁、文化传承的过程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古代史重点名词解释
中国古代史重点名词解释1.先秦2.秦汉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制度。
为秦王嬴政接受李斯建议所制，以皇帝为尊，下有三公，分别为太尉，管理军事；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理国家监察事务。
九卿对丞相负责，按其职能，行使权利，秦汉时掌管政务、魏晋以后逐渐不具实权的朝廷诸官。
奉常，掌管宗庙祭祀，和国家之礼；郎中令，负责皇帝禁卫；卫尉，负责皇宫守卫；太仆，负责皇帝车马；少府，负责皇帝财政；廷尉，负责司法；典客，负责外交和内部少数民族事物；治粟内史，负责粮食和财政；宗正，负责皇室事务。
三公九卿制度的基本结构从秦朝一直沿用到两晋，直至隋文帝创三省六部制。
从结构上影响三省六部制，并左右中国封建中央官制约达700年。
可以说，三公九卿制，上承夏商周，下接隋唐宋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中国古代继宗法分封制度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
盛行于秦汉。
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初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
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但地位比县低。
战国时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
郡，是中央政府以下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国土空前广袤，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后来，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调整，增至四十余郡。
郡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上承受中央命令，对下督责所属各县。
县，是郡的下级行政机构。
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由朝廷任命，主要任务是治理民众，管理政财、司法、狱讼和兵役。
郡守通过每年的考核和平时的检查，对县令、县长的工作进行考察。
郡县制下的郡守和县令都是有皇帝直接任免，从而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郡县制从根本上否定了分封制，打破了西周以来分封割据的状况，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分裂，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术士、儒士的事件。
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
考研历史_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
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郭店楚简：郭店楚简，又称郭店楚墓竹简，是中国湖北省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内的竹简，1993 年10月出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
郭店楚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的竹简有726枚，字数有130∞余个，全部为先泰时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共18篇。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中将大量先秦书籍焚毁，而郭店楚简则幸免于难，提供了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
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葵丘之盟；春秋时期的齐国是东方的大国，齐桓公在位时，任用管仲为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国势日渐强盛，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了代表参加。
会盟约定：成员国不计前嫌，言归于好，不乱筑河堤，不囤积粮食，不擅自封邑给卿大夫而不报告天子。
葵丘之盟以后，齐桓公作为盟主，挟周天子以令诸侯，开创了春秋时期霸主的先河。
合纵连横：合纵连横简称纵横，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井立。
战国中期，齐、秦两国最为强大，东西对峙，互相争取盟国．以图击败对方。
其他五国也不甘示弱，与齐、秦两国时而对抗，时而联合。
大国间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斗争。
合纵就是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时付强国，阻止齐、秦两国兼并弱国；连横就是秦或齐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另外一些国家。
长平之战：长平之战始于公元前260年，源于秦赵两国对韩的上党地区之争，战争历时三年。
战争初期，由于赵将廉颇运用避战坚守的策略，秦军进攻年余未果。
随后，秦国运用反间计，除去赵将廉颇，取而代之的是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长平前线的最高军事统帅。
而秦军则以战国时期著名的将领白起作为最高统帅，战争的走向发生了变化。
此时由于秦国的外交策略得当，没有国家对赵国施以援手，秦军则在秦王的鼓励下，一鼓作气击溃赵军，最终赵国投降，赵军四十余万人被秦军坑杀，从此国力不振，秦国则走上了统一六国的道路。
中国建筑史名词解释精讲
中建史名词解释台基、踏道、栏杆、铺地P2632.叠涩：以砖石层层向外出跳之法，用于砖石建筑的出檐，或须弥座束腰上下枋的出跳，多用于塔身、台基、出桅等。
P18217.寻杖绞角造：宋以前多为通长，仅转角处或结束处立望柱。
寻杖在转角望柱上相互搭交而又伸出的作法，称为寻杖绞角造。
18.寻杖合角造：宋以前多为通长，仅转角处或结束处立望柱。
寻杖止于转角望柱而不伸出的作法，称为寻杖合角造。
◆大木式P2661.大木作：是我国木构架建筑的主要结构部分，主要包括柱、梁、枋、檩等。
同时又是木建筑比例尺度和形体外观的重要决定因素。
清式大木作分大木大式、大木小式两类。
小木作：宋代对室内装修的称法。
2.开间：我国木构架建筑正面相邻两檐柱间的水平距离，又称面阔。
各开间宽度的总和称通面阔。
建筑中各开间的名称又因位置不同而异，正中一间称明间（宋称当心间）、左右侧的称次间、再外的称梢间、最外的称尽间，九间以上的建筑增加次间数。
3.间：中国古代木架建筑把相邻两榀屋架之间的空间称为“间”，房屋的进深则以“架”数或椽数来表示。
宋《营造法式》则以椽数计进深。
4.步架：古建筑木构架中，相邻两檩中心线的水平投影距离，也简称步(进深)；清代建筑木构架中，相邻两条桁（檩）之间的水平距离，称为“歩”。
宋《营造法式》称架，或椽架。
根据檩的布置和数量，常将木构架划分为若干个步架。
其中，正脊两侧的步架称脊步，檐檩内侧的步架称檐步，脊步与檐步之间的步架称金步。
木构架如有金柱，则檐柱与金柱之间的檐步，有时也称步。
5.进深/通进深：各步距离的总和或侧面各开间宽度的总和称为“通进深”，有时则用建筑侧面间数或以屋架上的椽数来表示“通进深”的，简称为“进深”。
6.缝：凡中心线均称缝，如柱列的中心线称为柱缝，槫（檩条）断面的垂直方向中心线称为槫缝，转角铺作上的斜栱斜昂称之为“斜出跳一缝”等。
7.馒头榫：柱子上端与梁结合之榫，位于柱头中线位置，榫呈方形，宽高均为柱直径的1/4~3/10，其榫根部略大，头部略小，呈方形馒头状，多见于小式做法。
尚书名词解释中国史学史
尚书名词解释中国史学史
尚书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也是最早的一类正史。
它记载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历史，包括帝王的事迹、政绩、政治制度、军事战争、官职等内容。
尚书这个名词本意为“上书”，是指所记录的历史内容是上往国君的奏章，意味着这类史书具有官方的性质。
尚书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的国史是由史官负责记录和编撰的。
周文王时，尚书具体成书的形式逐渐推进，周公旦被认为是尚书编纂的主要功臣。
他开始着手整理散乱的国史材料，将历代帝王的事迹、政绩等记录在一起，形成了最早的尚书。
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学科，主要探讨古代中国人如何对待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基础等。
在中国史学史中，尚书作为最早的正史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尚书的编纂和影响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他通过编修尚书，试图强化自己的合法性。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认为，《尚书》是中国古代官方史书的集大成者，被视为中国古代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类正史，它具有官方性质，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历史。
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学科，尚书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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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上起尧舜下到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期间1400多年的历史，其内容与甲骨文金文相参而证，是研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史料。
其包含的体例有典、训、谟、诰、誓、命，是纪事本末体的萌芽，也开了编年体的先河，其中的《禹贡》关于九州的记载是后世大一统思想的根源。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
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14年（前481）。
主要记载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涉及各族关系、城筑、田赋、政治人物等等。
表述历史的方法上严格按照年、月、日顺序逐条记事，对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有典范作用。
其中比事在对待史事处理、史书编辑上更是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春秋》的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尊周礼。
孔子修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书籍来伸张“王道”。
书籍内容重人事，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是它在历史思想上进步的方面，也是他在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
《左传》编年体史书，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
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
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
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史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单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内容丰富，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
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含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三千多年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让历代学习。
其记录的时间、范围广泛，事迹全面，人物丰富，涉及典籍面广，在史料搜集取舍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国志》作者陈寿，是一部纪传体分国史，仅有纪传无表志，包括《魏书》《蜀书》《吴书》共65卷。
记事上起东汉末黄巾起义，下迄吴灭亡，西晋统一。
《三国志》以魏为正统，魏国君用纪，蜀吴称传，但均用编年体方式，名为传实为纪。
它选材十分谨慎，如空城计等不确切的史事便不记载。
它为各阶层的人物立传，内容简约，反应当时的社会风气。
《三国志》是现存唯一的记录三国历史的史书。
《史通》《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
《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
著名的“三长论”和“直笔论”。
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
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
他还反对是占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记载自上古至唐代宗时期历代典制的沿革，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
杜佑对文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
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
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
《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资治通鉴》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北宋司马光撰。
全书294卷。
《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
宋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书成，历时十九年。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
协修者有刘恕、刘破、范祖禹三人。
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
且文字优美，叙事生动，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前人史论，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史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
它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一直受到此后史学家的推崇，成为后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注释《通鉴》的有南宋史炤《通鉴释文》和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以胡三省《通鉴音注》最为详备。
《通鉴纪事本末》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
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
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
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
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
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
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
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
《通志》二百卷，南宋郑樵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从上古到隋唐的的纪传体通史。
是自《史记》之后，现存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
《通志》全书200卷，包括帝纪、后妃传、年谱、略、列传五部分，500多万字。
因为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突出，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
“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
特别是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是郑樵独创，前史所无，实属珍贵。
书中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
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
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
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
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
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
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永乐大典》明代永乐年间编著的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类书。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
《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
《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编排问题。
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
书中插图，这些图画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绘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
《永乐大典》正本已经杳无音信了，侥幸逃过明末战乱的《大典》副本也有两千多卷的残缺。
在整个清王朝，《永乐大典》被学者和统治者们重新重视和使用，也经历了被偷盗、焚烧和劫掠的悲惨命运，最终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被毁灭了。
剩下的约400册零本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
即使是这样，《永乐大典》这部奇书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资料和文物价值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日知录》明末清初顾炎武所著的读书笔记。
他自著此书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为宗旨。
是他一生考证史事的结晶，是一部包含学术思想、政治见解在内的重要著作。
全书32卷，前七卷论经义，8-12卷论时事；13卷论世风；14、15卷论礼制；16、17卷论科举；18-21卷论艺文；22-24卷杂论名义；25卷论古事真妄；26卷论史法；27卷论注书。
此书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
《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清朝时期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撰写的一部以评论史学为主的评论文史著作。
《文》对清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理论性的认识，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
认为史书的体例应该随着历史和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在编著问题上他撰述了记注的区别。
章学诚还提出“史德”对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进行补充，章学诚在方志学上也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