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三星堆考古探寻古代巴蜀人的锻造工艺
三星堆考古探寻古代巴蜀人的锻造工艺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通过对古代文化遗存进行科学挖掘和研究，帮助我们揭开历史的面纱，重新认识古人的智慧与生活。
三星堆，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遗址之一，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古代巴蜀人的锻造工艺的宝贵机会。
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一处重要的遗址，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令人惊叹的文物和遗迹。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独特的建筑——大型祭祀遗址，里面出土了大量祭祀用的青铜器和金银首饰。
这些青铜器和金银首饰的精美程度和制作工艺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让人不禁惊叹于古代巴蜀人的锻造技艺之精湛。
根据考古学家们的研究，三星堆青铜器制作采用了“失蜡法”，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精细的铸造工艺。
巴蜀人首先用黏土雕刻出所需的铸型，然后将蜡放入铸型内，再用涂覆一层黏土的方式形成蜡模。
接着，他们用泥浆砌砖做成一个熔炉，将蜡模埋入其中，然后在蜡模上打孔，用以浇铸青铜。
青铜冷却后，巴蜀人将黏土外壳拆除，留下了铸造出的青铜器。
这一精细的铸造工艺让青铜器的表面光洁平滑，同时也保证了青铜器的强度和稳定性。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包括有刀剑、铜钺、贝雕、铜盘、铜镜等等。
在这些青铜器中，尤为出色的是那些精美的贝雕作品。
贝雕是指用贝壳作为雕刻材料，雕刻出各种形象和纹饰的艺术形式。
巴蜀人利用当地丰富的贝壳资源，对贝壳进行琢磨和雕刻，创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贝雕作品。
这些贝雕作品不仅形态逼真，还体现了巴蜀文化独特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
除了青铜器和贝雕，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金银首饰。
这些金银首饰制作精良，造型独特，反映了那个时代巴蜀人的审美观。
巴蜀人擅长用金银来制作首饰，他们将黄金和白银加热融化后，借助铸造和鎏金等工艺进行加工，制作出各种各样华丽的首饰品。
这些金银首饰既可以佩戴，还可以作为贵重礼品，展示着巴蜀人对美的追求和对奢华生活的向往。
从这些发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巴蜀人的锻造工艺水平之高。
三星堆仍有很多未解之谜
◆本刊综合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神秘青铜面具、人头像等文物，令人叹为观止；30余年后，三星堆祭祀区遗址重启发掘，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市召开，会上通报了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目前已出土国内同时期最大的金面具残片、全国最大的大口尊、国内唯一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圆口方体铜尊、器型独特的顶尊跪坐人像、3000多年前的丝绸痕迹、象牙、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虽然目前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成果已非常丰富，也充分展示了三星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三星堆仍有很多未解之谜。
黄金面具是在5号坑里被发现的。
这半张黄金面具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比完整的商周大金面具还要大。
同时，这件黄金面具非常厚，不需要任何支撑就可以立起来。
虽然只有半张，但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以及宽大的耳朵清晰可辨，质量约为280克，预计完整的总质量应该超过500克，这比目前国内出土的商代最重的金器——三星堆金杖（约463克）还要重，如果能被完整发现，这件黄金面具将超过金杖成为目前国内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
此前在三星堆遗址中就发现了金面具、金杖、金箔饰、金料块及金箔残片等多种金器，仍有很多未解之迷“半张脸”隐藏了啥密码：三星堆博物馆不仅种类丰富，还量多体大，它们作为权力的象征而被运用于祭典等仪式，体现了古蜀人对金器的崇拜。
此次发现的这件黄金面具则为古蜀文明中的金器崇拜又增添了一大实证，同时其本身携带的神秘信息也有待被揭开。
专家推断这件黄金面具也被用于祭祀，但由于其体量比人脸大得多，不大可能是给人佩戴的，究竟具体是作何使用，目前还无法得出准确结论，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考证。
自三星堆1、2号祭祀坑被发现以来，学术界大多认同大立人、神树等青铜器是古蜀人立于宗庙的祭祀对象。
最终，它们被砸碎、焚烧、掩埋，完成最后的祭祀使命。
然而，丝绸为何会出现在祭祀坑？它们是用来包裹青铜器的吗？考古人员认为，或许在掩埋青铜器等物品前，古蜀人以丝绸层层铺垫，或与青铜器一起焚烧后倒入祭祀坑。
三星堆的研究报告精选全文完整版
可编辑修改精选全文完整版三星堆研究观察报告2021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再次大发现，出土文物光彩夺目，全年亮点不断，堪称三星堆闪耀之年。
2021年，适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百年历程，三星堆系列学术工作在其中尤为引人注目，为考古百年增光添彩。
三星堆这一年，是色彩斑斓的复调长篇，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奇幻的艺术享受。
堆东堆西，“星”里攸同；坑里坑外，启迪思考。
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梳理，从发掘发布、文博展览、研讨活动、学术发表、平台构建、公共考古等方面，本篇综合观察报告对三星堆2021年进行全年盘点，旨在促进交流，助力研究。
■ 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考古发掘】从两个“十八字”把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在新一轮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中，采用了直播的形式，让民众通过网络感受到六个祭祀坑发掘的缤纷多彩，体会到一个精彩的浪花接着另一个魔幻的浪花。
我们紧扣两个“十八字”，可以把握也可以清晰理解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三星堆考古工作。
一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实践。
二是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探索形成考古发掘新模式。
走进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现场，迎面是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考古发掘大棚，在大棚南侧的小山坡上，竖立着十八个大字：“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与其他考古工地不同，大棚内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方法，建立了四个考古方舱，发掘和提取都在方舱内进行，并在大棚内设立科技保护平台进行处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十八字工作理念，联合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此次发掘工作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总负责，具体由“一院三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分别负责，探索集全国考古学界之力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首创模式。
3月20日，第一次发布阶段性成果，9月9日，第二次发布阶段性成果。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探寻古代蜀国的宗教与艺术之力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探寻古代蜀国的宗教与艺术之力三星堆遗址是中国四川省广汉市的一处重要考古遗址，自发现以来一直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这个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古代蜀国的宗教与艺术之力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本文将通过探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深入了解古代蜀国的宗教信仰和艺术创作。
首先，我们来看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和器物。
考古学家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
这些文物不仅展现了古代蜀国人民的高超技艺，还传递了他们丰富的宗教与艺术追求。
在青铜器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神像、神兽和祭祀器物，这些都表明了古代蜀国人民对神灵的崇拜和供奉。
玉器则反映了他们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其中一些玉器的造型具有神奇和神秘的意象。
而陶器则展现了古代蜀国人民精湛的陶瓷工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通过这些文物和器物，我们可以窥见古代蜀国丰富的宗教信仰和艺术创作。
其次，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文献和文字。
这些文字主要出现在青铜器和陶器上，被认为是古代蜀国的象形文字。
虽然这些文字至今尚未完全解读，但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得知，古代蜀国人民具备了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字技能。
通过这些文字的研究，我们或许能够更加了解古代蜀国的宗教信仰和艺术思想，进一步揭示其宗教与艺术之力。
除了文物和文字，三星堆遗址还保留了一些古代祭祀场所和建筑遗迹。
这些建筑物的规模和布局显示了古代蜀国宗教仪式的重要性。
例如，大型石雕台和祭坛被发现在遗址的核心区域，这些祭祀场所的存在证明了古代蜀国人民的宗教信仰与艺术创作紧密相连。
考古学家还在遗址的周边发现了大量的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和器物进一步证明了古代蜀国人民对于宗教仪式和艺术创作的重视程度。
综上所述，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我们能够窥见古代蜀国的宗教与艺术之力。
这个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文字和建筑遗迹都展示了古代蜀国人民丰富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艺术创作。
这些发现为我们深入了解古代蜀国的宗教与艺术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从20世纪40年代初“巴蜀文化”命题的正式提出，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如果从1933年四川广汉月亮湾的首次考古发掘算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达整整70年。
70年来，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在若干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50多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考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使学术界得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并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
这一切，使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重要学术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正如李学勤教授最近所总结的那样：“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关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论著达1000篇(部)以上，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仅从学术背景、文化内涵、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主要学术成果与分歧等方面对70年来的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作一综合分析论述，并对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供各界参考。
一、建国以前“广汉文化”与“巴蜀文化”的提出与初步研究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建国以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发端，在两条线索上分别展开的。
这就是广汉真武宫玉石器坑的发现与发掘、成都白马寺坛君庙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1929年(一说1931年)春，四川广汉县(今广汉市)城西18里太平场附近真武宫南侧燕氏宅旁发现大批玉石器，其中不少种类在形制上与传世和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型不同，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1930年，英籍牧师董宜笃(A.H.Donnithone)函约成都华西大学教授戴谦和(D.S.Dye)同往调查，获得一批玉器。
三星堆遗址中的古代王权与统治制度
三星堆遗址中的古代王权与统治制度三星堆是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的一处重要考古遗址，被认为是古代巴蜀文明的中心。
这个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古代王权与统治制度在这一区域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背景三星堆遗址最早是由中国考古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
这个遗址位于长江流域的中游地区，是古代巴蜀文明的中心地带。
主要遗物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等。
通过对这些遗物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二、古代巴蜀的王权体制在三星堆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与王权体制相关的遗迹和文物。
例如，发现了许多象征着王权的玉器。
这些玉器中，最显眼的就是所谓的“神树玉”的图案。
这种图案代表着王权的象征，显示了古代巴蜀地区有着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
除了玉器，还有一些文献记载也表明了古代巴蜀地区的王权体制。
例如，《诗经·大雅·东方之日》中就提到了“西戎攸服，于邦居定”这样的诗句，显示了古代巴蜀地区的王权向周边地区扩展的历程。
三、古代巴蜀的统治制度在古代巴蜀地区，王权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力，还涉及到一整套完整的统治制度。
在三星堆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与统治制度相关的遗迹和文物。
例如，发现了一些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的建筑物，显示了古代巴蜀地区有着一定的宗教制度。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用于行政管理的文物，例如一些刻有文字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上刻有一些行政管理的内容，例如颁布命令、宣布政策等。
这些都表明了古代巴蜀地区有着一定的行政管理制度。
四、王权与统治制度的意义与启示三星堆遗址中的古代王权与统治制度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巴蜀文明的演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揭示了古代巴蜀地区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巴蜀文明的认识。
其次，它也为我们研究其他古代文明的王权与统治制度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总之，三星堆遗址中的古代王权与统治制度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考古学领域的一大突破。
通过对这些遗址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古代巴蜀地区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
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及其文化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德阳广汉南兴镇。
1980年起发掘,，因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
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
历史价值重新认识巴蜀文化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
例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
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的传播到全中国。
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有观点认为三星堆代表了古羌人彝人文化。
丰富的青铜文化德阳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那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
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
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
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辑部、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举办“巴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出版物刊名：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F0002-F0002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6期
主题词： 巴蜀文化;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社科;中华文明;长江中上游
摘要：中华文明由多个区域文化所构成。
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江中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具有独特的历史内蕴和区域文化特点。
受巴蜀文化的哺育，巴蜀大地历代文史大家辈出。
为推动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加强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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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3．4
目录
最新成果
建设中国西南－印度国际文化走廊——以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为载体段渝（1）
古蜀人的“五”崇拜和宇宙观李竞恒（11）
成果推介
中心学术丛书《前后蜀文学研究》出版（17）
中心学术丛书《丹铅总录笺证》出版（17）
学术交流
段渝教授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13年度工作会议
（18）
段渝教授为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彩绘南方丝绸之路”活动方案提供学术咨询（19）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省中医药文化协同发展研究中心”到我中心交流访问（19）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朱丹丹（20）
成都汉代木椁墓与宋代怀安军城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学术沙龙侧记陈剑邱艳（23）
建设中国西南－印度国际文化走廊
——以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为载体
段渝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10&ZD087）
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中国西南－印度国际文化走廊，是指从成都平原向南，经四川西南部、云南中西部、
缅甸北部，达于印度东部、中部和北部的国际交通线，古代文献称之为“蜀身毒道”，它曾经
在古代中外文明交流与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承载着对外贸易、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等
重要功能，是一条包括古代文明走廊、佛教文化走廊、古城镇文化走廊、茶文化走廊、玉文
化走廊、黄金文化走廊、民族民俗文化走廊、抗战文化走廊等数条历史文化走廊重合而成的
线性国际文化走廊。中国西南－印度国际文化走廊的建设模式，应以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
为载体，中、印、缅三国通力合作，线性研究，全线开发，共同建设，利益共享，建设和谐
互动共荣的互惠共进型经济文化走廊。
〔关键词〕中国西南；印度；国际文化走廊；建设
古蜀人的“五”崇拜和宇宙观
李竞恒
〔摘要〕很多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能够显示古蜀文化中，“五”这一数字具有重要的象征和宗
教含义。笔者通过张光直先生“亚美文化连续圈”和美国宗教思想史学者伊利亚德等人对萨
满宇宙观的研究成果，结合古蜀文化中“五”崇拜的现象，认为这一现象体现了古蜀人的宇
宙观，这一观念与东亚、北亚及美洲的萨满宇宙观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古蜀人的“五”崇拜，
也为“亚美文化连续圈”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关键词〕古蜀；五；十字形；宇宙观；亚美文化连续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