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

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

关键词：传媒改革传媒公共性国家与社会民主公共利益

[摘要]：本文以反思中国大陆的传媒改革入手，讨论三十年改革中遇到的部分理论问题，尤其是构成改革的目前困境的那些问题，由此引申出对传媒公共性的讨论，提出在此理念基础上，我们要重新确认改革目标，引领改革重新起步；传播研究也必须为改革的重新起步提供理论和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以这些观点构成一个整合专刊的思考框架。

Abstract

Critically appraising China’s media refor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everal key theoretical issues surfaced in the 30-years of reforms, especially those that constitute the conundrum of the current media reforms. Through this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explicates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media, arguing that a well-understood publicness of the media must be the basis for setting new goals for the reforms and re-launching the reform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must offer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rejuvenation of the reforms. With these ideas, this article also offers a framework to integrate various pieces in the special issue.

Keywords: media reforms,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media, state and society, democracy, public interests

本期专刊的稿件、组织、撰写于汶川大地震之前。作为学者，除以自己的方式，与全中国人民一道，共同赈灾、救灾外，我们也看到一个内涵丰厚的个案，即以中国传媒为演绎平台的全民抗灾，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政府、传媒、民众共同参与民族和国家建设（nation and state building）的热点时刻。中国传媒在抗震救灾报导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传媒改革三十年成就和局限的一次大检阅。以此为个案，系统考察中国新闻实践、新闻再现及其话语构成，以及新闻与公共议题的建构、公共政策的制订及实施等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考察中国传媒体制、市场机制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传媒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等，应当成为今后研究中国传媒改革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这些研究议题，渗透在本期专刊的各个部分。专刊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实践为考察对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学界专家应邀展开的笔谈，二是特邀专稿（三篇），三是经公开征稿、匿名评审所选择的研究论文（四篇）。三部分的侧重有所不同。专家的笔谈，力求言简意赅，意在比较广泛地反映学界对传媒改革三十年一些重要问题的反思；特邀专稿每篇针对传媒改革的某方面或现象，以经验考察为基础，勾勒历史的轨迹，并展开理论分析；公开征稿的研究论文各自就改革过程中的某一现象，以理论为指导，展开经验的研究。综合起来，我们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使专刊具有思想和学术的结合，历史

和现实分析的结合，理论阐述和经验考察的结合。

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多少，有待同行们来判断。作为专刊的编辑，我在此对专刊整体的考察对象──传媒改革三十年──作一概述，并讨论这三十年的改革或触碰、或回避、或提出的部分理论问题，尤其是体制改革中的困境，传媒及其话语的公共性，以及传媒改革研究的思想性和学术性等问题。这些都是大范畴的问题，其中实然和应然的维度相交叉，为求比较清晰的解答，需要长期、系统的研究积累和各种观点的相互交锋。我在这里只能作一简单的概述，目的是在宏观的层面，一为串连专刊的各篇论文，二为今后的传媒研究勾勒一个提出研究问题的思路。

改革开放与传媒改革

考察传媒改革，一个基本的现实和逻辑起点是，新闻和传播领域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法制体制和行政治理等的改革，以及与之相伴的中国社会变迁相互交织、相互构成。

首先，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有此前在传媒上展开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作铺垫。这个路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都通过传媒得到大力宣扬和推广。因此，传媒是中国改革的舆论及话语的平台和推行工具。

其次，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的是传媒管理经营和新闻实践领域的改革。在经营管理领域，1978年中央政府开始实行―事业单位，

企业管理‖的原则，赋予了传媒单位一定的经营自主权；1979年中宣部肯定了传媒恢复商业广告的做法，开始了中国广告业与传媒经济的发展；1996年经中宣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广州日报》组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的试点，开始了经由报业集团化、广电媒体集团化，再到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产业化这一演变历程。在新闻实践领域，改变新闻语态（如反对假大空）、将新闻宣传的重心转向服务于经济建设、重启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新闻教育等，都起步于1978年前后。自此之后，新闻的―语态‖（孙玉胜，2003）和新闻实践的不断演变，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交相呼应，导致了新闻传媒的实践话语和新闻传媒所呈现的话语逐渐向走出全能国家的场域演变。因此，传媒的变迁又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内容和轨迹都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契合。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传媒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产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镇。有研究者预测，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包括报刊、图书、广播、电视、影像、移动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技术平台及服务──总产值将达5,440亿元（崔保国等，2008）（编按: 此项参考数据于参考文献中缺漏, 请作者于该部分提供）。业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出版报纸1,938种，广告经营额达312.6亿元；全国有广播电台267座，电视台296座，广播电视广告收入为527亿元（孙正一、柳婷婷，2007）。截至2007年底，中国有网民2.1亿，域名总数1,193.1万个，网站150.4万个；全国有4亿手机用户，12.6%的用户通过手机上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2007年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