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逃遁的历史幽灵——读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

无处逃遁的历史幽灵——读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作者：王妍来源：《中国商人》 2014年第11期王妍摘要：《河岸》是苏童以类童年的叙事来书写的“后文革”故事，他重人心浮动而轻世道轮回，在湿润与黏稠气息之中打开一扇尘封多年的历史之窗。

苏童试图在文学中用自己的独特体悟来探寻历史别样的真实。

《河岸》展示了生命的多种可能、个体的迷茫、无根的悬浮与身份的焦虑，而逃遁犹如一个追索的幽灵，久久回荡在文本之中。

关键词：苏童；《河岸》；逃遁；悬浮谈起苏童，从《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十八相送》、《蝴蝶与棋》、《菩萨蛮》……到《碧奴》、《河岸》，我们不难体味到其小说中那种难以掩映的贵族典雅之气。

他塑造了一系列活色生香的女性形象，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亦真亦假的乡愁，还有那屡屡出现的惊人的敏感、神秘的启示、苍老的寓言、酸甜的死亡气息以及挥之不去的命运的阴影。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地追寻苏童写作脉络的话，不难发现，在苏童的颓败美学背后，隐藏着游离于世事边缘的另一种坚韧。

当我重读《河岸》的时候，深刻地感受到在那个悠长的小说世界里，飘散着从骨子里已经掏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逃遁，犹如一个追索的幽灵久久地飘荡在历史的迷宫之中。

一一直以来，苏童毫不掩饰对“枫杨树”故乡的热爱，他在努力书写故乡的同时，也在如实地展示故乡的隐遁与逃亡，“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①。

我们不难发现在其作品背后隐藏着一个移民后代的茫然、好奇与莫名的沉重，作品中时时充满着无根的悬浮与身份的焦虑。

在《河岸》开头父亲就被岸放逐，而收留父亲的团体金雀河上的向阳船队里是一群“融化”了故乡的人们，船队的人们把自己的“故乡”和他们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埋葬，而父亲的故乡随着他身份的被质疑与邓秀香烈士的故乡疑团而漂忽不定起来。

在这本富有象征意义的小说之中，河展开一种包容的母亲般的姿态,用自己的晦暗不清收容着这群故土依稀、无处可归的边缘人。

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之中，《河岸》的情节并不新鲜。

“文革书写”在近年的文坛历行不衰，它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引发了人类无穷的想象：挖隐私、揭秘、并把人生无穷的可能贴补为现实，人性的恶被无限激发却无需承担任何道德、法律的责任。

这样一段荒诞而反人性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人性的百科全书。

苏童用自己的绵密，书写了从“文革”后期1970年延续到“文革”后1983年间十三年的故事。

过去，文学评论家在谈论作品的“语境”时，前提是假定这个语境（历史背景）具有文学作品所无法抵达的真实性和具体性。

“试图把某个思想家放回他自己的时代或把他的本文置放在过去往往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历史理解的抽象归类。

”②在这里，“曾经”作为一个极度虚无的词汇在这个后“文革”时代里却成为了解读历史的入口。

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为历史确定一个现在的位置，虽然对历史的拆解与语焉不详一直是苏童的拿手好戏，但是这却是苏童第一次用长篇来阐释“文革”的故事。

文章用“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暗示了小说的起点，随着叙述的展开，我们发现，“我”既是整个故事的旁观者，也是整个故事的参与者，从“我”的角度展开的回忆决定了叙事视野的局限，同时这种局限必然需要用想象来填补非视野下的历史，也形成了对历史理解的多重可能性，增加了文本叙述的张力。

在小说里，苏童好几次都借人物之口道出“历史是个谜”，在他看来历史本身就夹杂着飘忽不定的晦暗阴霾，苏童试图在文学中用自己的独特体悟来展现历史别样的真实。

文中对邓秀香烈士的寻访有着新历史的味道，她曾经小姑子的回忆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本已摇摇欲坠的历史辉煌之墙；在接着书写1970年对库文轩的身份确认时，学历史出身的小夏“活学活用”、“ 敢于发挥”、“敢于想象”、“大胆”地推测并臆造出新的历史，当然这段历史也是带着“明显的主观”的“个人史”。

在苏童这段貌似肆无忌惮的书写之中我们发现，与其说是寻求、再现历史，不如说是假定、预设了历史的轨迹；与其说为了考证历史是什么，不如说是民众更愿意相信什么样的历史。

苏童描摹着历史的花腔，用虚浮的飘忽轻易地使得宏伟的历史变得幽暗而隐晦。

因为，有关身份的探寻一度成为叙事的核心。

当一个身份意味着地位、权力、荣誉以及生存的砝码时，焦虑由此而生，身份对于库文轩以及“我”的全家而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字眼，比石碑更沉重却更为实际。

一夜之间，父亲所有的材料都变成虚假的了，他的身份履历“像季节一样变化无常”，伴随着身份的变化父亲与女伴之间由献媚、勾引到控诉、责骂，母亲由高攀父亲到审讯父亲。

多年以后，“我”遥望着自己早已“物是人非”的家，没有什么比那个写在邮箱上用油漆都遮蔽不住的“库”字更能表达一种彻骨的悲凉。

虽然在苏童略具狂欢氛围的书写中苦难感觉显得模糊，但是我们却依然能够发现作者试图追索、还原历史困境的努力，这里面隐藏了对特定历史禁忌（性禁忌）的反讽，库文轩拥有身份时可以随意与机关里那些看似骄傲的女人乱搞男女关系，柳部长孙子因为身份可以趾高气扬的下流。

苏童似乎在漫不经心中道出一个事实：性与身份（权利）直接相关，个体没有了身份也没有了生存（性）的权利，有了身份就可以为所欲为。

阅读中，我在想，这个库东亮与“空屁”，哪个更贴近现实？身份与情感哪个更值得依赖？二在苏童的书写中，人物总是陷于充满着种种暗喻的巧合漩涡，而无法摆脱宿命的沉重。

很多批评者似乎都选择性的忽略了《河岸》中乔丽敏这个人物，虽然我也无法判断乔丽敏与小慧仙之间的某种隐秘的联系，但在作者欲说还休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慧仙的母亲可能是“我”的姨母，她的父亲有着类似于“我”父亲的曾经高贵的身份。

在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小慧仙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不如说她是“我”另一种生命的可能，是女版的“我”或者是幼版的乔丽敏。

她父亲的缺失可以看做是对不利的父系背景的隐遁，她得到众人的关爱，而不像“我”因为父亲的牵连被人称为“空屁”，处处讨人嫌；她聪敏世故并善于把握机会，在幼年就被人选中成为“小铁梅”而成了油坊镇的名人，而母亲乔丽敏在此等年纪因为不好的家庭背景四处碰壁，只能通过高攀比自己矮半头的烈士遗孤改变命运。

无疑慧仙是幸运的，同时，她也是苏童女性人物谱系的延续，她身上既有着颂莲的自矜与骄傲，也有着酱园妇女的市侩与浅薄。

苏童在一篇自述中也曾坦言自己“有信心描绘的其实是一些市井女人”③，矫揉造作是苏童喜欢的词汇和笔下女性常见的特征，倔强是苏童小说人物的核心性格。

慧仙因为虚荣心作怪而不能胜任其他的文艺角色，她倔强地把大楼里面控制自己命运的男女得罪精光。

但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个不彻底的“市井”人物的魅力，小说细腻地展示了“小铁梅”在命运路口的茫然无措，一“挂”二“落”的命运，犹如一场绵密的秋雨将她的希望与繁华洗涤殆尽。

在一个个命运当口，与其说是命运设定了慧仙的苦难，不如说是因为她性格自我缺陷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苏童在这里试图揭示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一个非社会、非时代的悲剧，一个虚荣、任性的性格的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童赋予了《河岸》更为深邃的内涵，他也拥有了更为超然而清醒的姿态来解读这段荒凉而混沌迷狂的历史。

一直以来，苏童重人心浮动而轻世道轮回，不是历史结束了，人物的噩梦就消失了，而是人物消失了历史也就结束了。

他的小说中时间的概念总是显得模糊而粘连，而恰恰是在语焉不详的历史之中人物的个性得以充分展现。

“苏童的文字从不放大历史的尘埃，也从不对历史本身的荒谬或荒诞进行细腻的涂抹、辨析，而是加大了细节的描写密度，通过探测人物内心的幽微曲折，给寓意积存的历史找出支撑点和记忆的依据。

”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苏童在书写这段“文革后”历史中，进程感反映的缺乏。

虽然文中他不断地用十三年这样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来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断代史，他试图用童年回溯的方式来呈现这段生命痕迹的具体可感，然而时间的变迁只是从人物拉长的身材或青春不再来进行折射的。

在苏童书写的惯性之中，我感到库东亮一直是那个少年，他的生活还是奔跑与逃亡，被父亲监视与监视慧仙，个体生命仿佛在此处凝滞了，而这种凝滞是源于苏童笔下的人物有着与世隔绝与对抗的姿态，他们一直在自己内心的深渊里负隅顽抗。

作品中用“我父亲不是邓少香的儿子了，我母亲不是邓少香的儿媳妇了，我也不是邓少香的孙子了”⑤这样三重身份的铺排强调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而父亲却不能接受，一场镜花水月般的繁华早已侵入他的骨髓。

金雀河对父亲而言不是放逐而是被归类，被归类到一群底细不清的人中，而这种归类对自认为是烈士遗孤有着光辉血统的父亲而言是巨大的侮辱与损害。

实际上，库文轩孤立与边缘的状态是源于他的自我隔离，他拒绝接受业已斑驳不清的家世，一直与世道人心采取一种对抗而孤立的姿态。

多年以后，父亲因为怕跟小女孩慧仙同处船舱而闹出绯闻（这本身就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禁忌），被逼得第一次走出隐匿之所，他的手里还拿着《反杜林论》。

虽然我无法断定库文轩是否有着被“反”的感同身受，而这种书写显然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反讽。

父亲无法从政治的学习中得到疗救，而无处不在的政治斗争与残酷的社会现实又使得并不坚强却又倔强无比的主人公们不断地逃遁。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与其说他们懦弱避世，毋宁说是一种生命的倔强与苦苦坚持，他们活在自我内心的梦想与坚持之中，在内心的某个角落中与生活对立，毫不妥协。

母亲乔丽敏年轻的时候逃离不光彩的屠户家庭，后来逃离身份不明的父亲，她一直在逃离不光明的一切，却在阳光下显得衰败不堪；“我”一直在河与岸之间奔跑和逃亡，却还是一个“空屁”永远得不到接纳；父亲选择躲藏在船舱之中，却依然找不到回望与守护的家园。

在这场历史的眺望中，人物的负隅顽抗之中有着无法挣脱的沉重的命运之殤，这种作茧自缚式的自我困扰使得他们注定找不到挣脱的出口，更无法走出命运的牢笼。

三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河岸》是苏童的一次回忆或者整装续发，他如此耐心而细致地用一部长篇“捕捉河流的光芒”。

在此之前，苏童就在其散文之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河流的一往情深，“事实上河流的心灵永远比你所能描述的丰富的多，深沉的多”⑥，苏童甚至这样写道：“我一直喜欢阅读所有关于河流的诗文篇章，所有热爱河流关注河流的心灵都是湿润的。

”⑦在《河岸》中，“河”与“岸”这两组中心意象构成了苏童向少年记忆回溯的两条脉络，构成了他揭示现实处境的经脉，“河”让人想起邓少香烈士飘荡如水草般的发丝，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掩藏；而岸代表了一种揭露、驱逐与禁忌，也是一种貌似坦荡与正义的狰狞。

在这里，河与岸成为身体自由与生命异化之间的指代。

岸终结了邓少香的生命，而河包裹着混浊而又夹缠不清的隐秘气息，展开了包容与接纳的姿态拯救并藏匿了她的儿子。

苏童说过，“我仍然坚信船舶是世界上最抒情最美好的交通工具……关于船的谎言也是美好的”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河与船是作为苏童的一种渴望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