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级腐败已成隐患 千万级“小官巨贪”十年查处愈多

科级腐败已成隐患千万级“小官巨贪”十年查处愈多自2001年以来，10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其中有13个案发在2008年之后，近三年来正在加剧。

权力大小不与行政级别绝对成正比，官不大，但长期扎根基层，关系网错综复杂，甚至亦可权倾一方。

一些小额贪腐往往被从轻处理，或者视为“不正之风”，定性不同，一般不再细究，恐亦错过遏制巨贪苗头。

正科级的原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嫌金额达1.45亿。

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

（CFP/图）涉案千万元以上“小官巨贪”不完全榜单（2001-2011年）数据来源及说明：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为不完全结果；职务为科级和科级以下，但由于行政级别复杂性，不排除个别官员实际职级已达副处级。

整理：苏永通任咪娜聂萌（李伯根/制表）官小，胆大，钱多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官方比以往更重视“小官巨贪”现象，科级腐败成为重点打击目标。

中国最小的官员正在最近因为“拒腐”或“贪腐”而受到远超其官位的关注。

一个是高调“退贿”——一年9000元“好处费”，公开退贿的是江苏省盐城市经信委行业处副处长张翕飞，张的职级为副科级，是中国最小的“官”，此前他在网上贴出6笔“退贿”清单，引发舆论热议。

另外一个则是高调贪腐——9400万元，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股长李华波携巨款出逃，还故意来电复函对监督体制加以嘲讽。

至于股长，在中国的官员体系中，最小的副科级“官员”都算不上。

没有卷款近亿元的财政局股长出逃后故意的公开嘲讽，中国最底层官员的贪腐能力可能仍被低估。

虽然当下贪腐数额愈攀愈高，公众已不稀奇，但一个小小股长卷走近亿款项依然令人震惊。

“最牛股长”并非个案。

事实上，在各类贪腐大案中，“小人物”已然开始当“主角”，他们是最底层的科级官员，以及诸多连官员都算不上的人：股长、村官、部委里最底层的收发员、甚至清洁队小领导。

根据公开资料，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自2001年始，10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

这显然不是全部，最高法一位负责职务犯罪的法官说，“很多案件没公开”。

多方调查和研究显示：近三年科级腐败正在加剧——南方周末择取的17个大案，有13个查处时间集中于2008年之后；2008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公布：三年来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已超过该院所审理的一审职务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额高达3.4亿元；另一个事实是，这个中国级别最低的贪官群体，贪腐罪行完全不亚于任何级别的贪官。

被称作“中国法官第一贪”的吉林省高院执行庭原执行员李征达，就贪污了4500万元，主要来自法院执行款。

而1949年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司法官员、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一审时被认定的贪污受贿金额只是510万元，远远少于一个执行员。

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官方比以往更重视“小官巨贪”现象，科级腐败成为重点打击目标。

今年初，山西省纪委在全省各地播放的一部警示教育片，就叫《小官大腐警示录》——在上述17个“千万级”小官巨贪中，4个来自山西，在该省2008年起发动的“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中落马。

反腐败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也发出“腐败落势化”警告：腐败从高职位向下落，即向科级官员及科级以下滑落，腐败现象在向基层渗透，贪官正在“低龄化”。

林喆认为，科级官员最接近基层，而大批的项目投资最后都落实到基层，他们是直接的经手人和掌管人，“由于这个级别的官员人数众多，（贪腐）一旦扩展开来将危害极大。

”寻租要挑领域，位高不如权实小官巨贪，无不处于过去10年中国最容易寻租的领域，并恰巧手握关键权力，借此顺势而为，胆大心细，最终“一鸣惊人”。

科级官员贪腐频出的地方，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17个巨贪，几乎都是在“重要部门”或“特殊领域”——3个来自国土部门，3个来自交通部门，而4个山西官员都跟煤炭有关。

土地，交通，资源，三个领域都映射了中国过去10年经济发展的惯有模式。

比如国土与交通经常“前腐后继”，背景则是中国过去10年房地产开发疯狂繁荣，而地方政府亦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同时在经济发展上，往往以大量诸如修路这样的基建投资作为拉动GDP的惯用手段——从而两部门具有强于其他部门的重要性及“实权”，哪怕他是一个科级官员。

由此，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敢于对包括自己上司在内的官员吼叫：“是我弄来的钱给你们开支的，你们都是我养活的，没有我来赚钱，你们只能去喝西北风。

”这位正科级女官员，被叫作“土地奶奶”，握有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但大量土地出让金，后来都进了她的腰包：受贿3000余万元、3000余万元来源不明。

中国十年繁荣的房地产业，惠及了“土地奶奶”等官员。

而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土地征用，还孕育了一批腐败“村官”。

安徽合肥城郊的村官刘怀寅受贿额高达近千万元，他被指控的11起受贿事实，有9起涉及征地，他曾一次就收受浙江一开发商“咨询费”340万元。

相比之下，交通领域作为传统易贪腐领域在新的基建大潮中也不“弱势”，自2009年起，中纪委针对某个领域突出问题所采取的对策，恰是“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论贪腐波及面之广，非资源领域莫属。

有的小小一个部门，竟掌握地方经济命脉。

在湖南耒阳市，一个“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每年收税4亿元，掌握该市1／4的财政收入，成为“最肥科级单位”。

去年，这个办公室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到下属站点站长、班长，均在其中。

山西官员占据了17个“千万级”小官巨贪中的4席，无论是县检察院反贪局长穆新成，县煤炭局长郝鹏俊，还是县公安局刑警队长关建军，无一例外都插足煤炭业。

房子的多少，成为近几年饱受高房价痛苦的公众评判官员贪腐程度的重要指标。

“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仍不及县煤炭局长郝鹏俊的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基本都位于二环附近的黄金地段。

南方周末记者还注意到，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由于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成为许多官员的“赚钱机器”。

比如江苏赣榆县的贪官徐永进，更曾将三个局长、国企董事长、融资委主任、金融办主任等“六顶官帽一人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大小不与行政级别绝对成正比，有时还体现为具体“影响力”。

许多科级贪官的特点是：官不大，但长期扎根基层，关系网错综复杂，甚至亦可权倾一方。

而处级以上干部，则有跨部门和跨地域交流要求，作为“流官”，往往未必有科级官员那般更隐秘的影响力。

比如在山西涉黑的关建军已41岁，仍只是山西阳泉的一名巡警队长，不过，其父、其妹夫、其弟媳也都在当地公安局工作，公安背景深厚，依靠亲属在当地形成组织，承包煤窑，开办赌场，经营高档会所，甚至进军房地产业。

被“忽略”的位卑者，被放纵的“政绩共同体”一些小官大贪，要么是处于关键岗位，跟领导有种种利害关系，由此被信任和放纵，形成“政绩共同体”；要不就是位卑之至，根本不为人重视，以为贪腐不了，却积少成多。

如果说上述科级贪腐官员，至少还有某个单位“一把手”的头衔，而另外一些小官巨贪，则更是最底层的办事人员。

纵观案例，对“小官”甚至小办事员的监督，实非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

但因为对方位卑，往往就不被重视，但积少成多，养成巨贪。

一个例子是，此前的2005年7月，11名来自教育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局、中国贸促会、建行总行等部委和企事业单位的收发员，以及阜成门邮局大客户组负责人刘建海，被控以加大邮资的方式，一点一滴共侵吞150万元公款。

此后，由北京市检察院统一布置，西城、东城、海淀检察院又相继查办一批类似案件，涉及国家电网公司、供销合作总社、国家专利局等单位。

西城区检察院最初的线索，是北京阜外医院举报该单位收发员，牵扯出阜成门邮局大客户组负责人刘建海。

该区反贪局局长推测刘手里的几十个大宗单位客户也可能“吃回扣”，刘果然供出了二十多家。

通过对账，检方发现：相关单位的实付资费与实际业务量相差甚大，由此可解释，为何邮资通过银行直接划拨而不经收发员之手，他们仍有机会贪污——收发员较少直接到邮局领取“好处”，多数是通过购买手机充值卡变现，购卡费计入到邮资的“附加费”中。

起诉书称，贪污额最高的是国家统计局收发员，三年半的时间里私吞24万元；教育部收发员被指控侵吞22万余元，国家工商总局收发员侵吞18万元。

案发后，涉案单位每月的邮资总额降幅达1／3。

而在聚集燕山石化等众多企业的北京燕山地区，被挖出的最大贪官，居然是燕山清洁队一名原队长。

8年里，他共贪污公款22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清洁费。

“新疆国税系统第一贪”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胡瓦尼西·卡利卡依达尔，他凭借在正式发票联和存根联上动手脚，不到4年时间共贪污税款507万元。

庭审时，他将矛头指向单位：“是单位的管理有漏洞。

”另一种情况则是，主管领导对一些关键岗位的“小官”，因为种种利害关系，有着天然的信任和放纵，往往使其要害权力基于一身，腾挪之间，变成巨贪。

比如林喆分析，会计常常被当作领导“钱袋子”，许多行为都带有“为领导服务”意志，因此容易得到庇护。

“不能只打老虎，苍蝇就不管了，苍蝇慢慢可能变成老虎。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

任认为，监督不能仅仅看职级，另外也应看岗位的重要性。

2004年受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经费管理处会计卞中，被认定贪污1262.37万元，挪用达两亿元。

检察官发现，谁是会计、谁是出纳分得并不清楚。

卞中实际职权远超会计应有权限，他不仅负责登记账目，还包揽整个自然科学基金的拨款工作，连财务局长的人名章也能轻易拿到。

而他的直接主管领导——一位副处长，亦同时被查。

而“最牛股长”李华波挪走近亿元巨款的主要手段，是绕过申请和领导审批等层层程序，虚填划拨单，盖上私刻假公章，拿去给会计开支票，然后到银行兑现。

这样，他仅需要买通身为副股长的会计和信用社主任，即可完成腾挪大计。

至于搬走1800万元的厦门市灌口镇会计陈伯伟，同样轻而易举绕过审批程序，他的领导承认，所有银行预留印鉴，都交由陈一人保管。

与涉及金融等专业领域的犯罪不同，科级官员的贪腐手段，虽日益精进，但其手段的高明程度其实有限——每个单位均制定了严格的财会制度，每年都会接受审计，类似虚开支票、改税票、报假发票的粗糙手段，在许多环节都可能被识破——然而类似不合规之处却被屡屡放纵，种种看似上级官员管理上的问题，实则体制上的弊病。

而南方周末列表中的二十多个案例，绝大多数是“群蛀”现象，很少官员是“一个人在战斗”。

财政局股长李华波之前的“最牛股长”——湖北省巴东县国土局矿产资源管理股原股长彭侠获刑4年后，前同事潘家琪、上司原巴东国土局局长胡国品也因贪污受贿锒铛入狱。

究其原因，除了“腐败共同体”，基层官员还形成了“政绩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