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与人的历史图文稿
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与记忆研究
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与记忆研究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以研究人类的文化和社会行为为主要对象。
在历史与记忆研究领域，人类学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途径，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个体、社群和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本文将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历史与记忆研究，并分析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和意义。
一、历史作为文化的构建人类学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不仅仅是记录过去事件的时间线，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类社会构建出来的一种意义体系。
人们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和叙述，来塑造和传承自己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
在人类学研究中，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和解读古代文化遗迹，揭示了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信仰体系和社会结构，从而帮助我们重新构建历史。
人类学家还通过对口述历史的研究，挖掘民间故事和传说中的历史痕迹，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二、记忆与身份认同记忆是个体和社群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对历史的主观解读和理解。
人类学家通过研究民族、社群和个体的记忆传承和记忆建构，揭示了记忆对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
以族群记忆为例，人类学家通过研究特定民族的传统习俗、神话故事和仪式活动，发现这些记忆活动对于族群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有着重要影响。
同时，个体的记忆也对其身份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通过对个人经历和记忆的回忆和表达，构建起自己的个体身份，并与社会和文化中的其他要素相互交织。
三、历史与记忆的权力斗争历史和记忆的构建和解释是一个存在权力斗争的过程。
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政治势力有着不同的历史和记忆解释，因为历史和记忆涉及到社会利益的分配和权力的维护。
人类学家通过对历史和记忆的权力斗争的研究，揭示了历史与记忆的政治性和ideological性质。
例如，研究者发现在一些政治体制相对相对集权的国家，历史和记忆往往被用作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工具，以维护统治者的合法性。
人类学家的研究不仅拓宽了我们对历史和记忆的理解，更为历史研究、政治研究和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记忆与遗忘：历史中的选择与抉择
记忆与遗忘：历史中的选择与抉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记忆与遗忘如影随形。
它们不仅仅是个人心灵深处的活动，更是整个社会和民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元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着选择记住什么、遗忘什么的难题，而这些选择与抉择，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发展轨迹。
记忆，是我们对过去的留存和回溯。
它可以是个人的经历，如童年的欢乐时光、成长中的挫折与成功；也可以是社会和民族的共同记忆，如重大的历史事件、文化传统的传承。
记忆赋予我们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让我们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明白自身在时间轴上的位置。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凝聚人心的力量，是传承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石。
例如，中华民族对古代文明的辉煌记忆，如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让我们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豪，激励着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然而，记忆并非总是美好的。
战争的创伤、灾难的痛苦，这些沉重的记忆也会压在人们的心头。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轻易选择遗忘，因为正是对这些痛苦经历的铭记，让我们懂得和平的珍贵，努力避免重蹈覆辙。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记忆，促使世界各国共同追求和平与合作，建立了一系列维护世界和平的机制和组织。
遗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当痛苦和创伤过于沉重，遗忘能让心灵得到暂时的喘息和修复。
但如果是对重要历史的刻意遗忘，那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一个社会如果遗忘了曾经的错误和教训，就可能会在未来的发展中重复同样的悲剧。
比如，一些国家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种遗忘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不尊重，更是对自身未来的不负责任。
在历史的进程中，选择记忆什么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
政治权力的干预是其中之一。
某些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可能会选择性地强化某些历史记忆，而淡化或抹去不利于自己的部分。
这种对历史记忆的操纵，会扭曲社会的认知，破坏公平和正义。
文化和价值观也会影响记忆的选择。
不同的文化对于历史事件的重视程度和解读方式可能截然不同。
有些文化更注重传承家族的历史，而有些文化则更关注社会制度的变革历程。
社会记忆与历史共识的形成研究
社会记忆与历史共识的形成研究近年来，社会记忆和历史共识的形成问题备受学者们的关注。
随着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人们对于社会记忆与历史共识之间的复杂关系逐渐有了新的认识。
本文将探讨社会记忆和历史共识的定义及其形成过程，并对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首先，我们来明确社会记忆和历史共识的概念。
社会记忆，指的是一个群体或社会集体对于过去事件的共同记忆。
这种记忆往往是通过口头传承、文化符号等方式被传递和存储下来的，不同群体的社会记忆可能存在差异。
而历史共识则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对于历史事件一致的理解和认知。
历史共识的形成通常依赖于社会记忆的共享和相互认可。
两者紧密关联，相互作用，在历史解释、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社会记忆和历史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社会记忆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媒体报道、教育传承、象征符号等都可以塑造和传播社会记忆。
例如，庆祝国庆节的仪式和纪念活动，通过强调国家独立和团结，加强了人们对国家历史的认同感。
国家教育体系也会通过教科书和教学内容来引导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解释。
此外，社会群体和社交媒体等渠道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人们在尝试理解历史事件时，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导向，从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认知和看法。
其次，历史共识的形成涉及到多个层面的因素。
个体经验、社会交往、国家政策等均对历史共识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个体经验是人们对历史事件理解的基础，不同个体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可能形成不同的历史认知。
社会交往则通过对话、互动和交流，促进了不同群体的历史共识的形成。
国家政策在塑造历史共识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政府可以通过历史课纲、纪念活动等方式，引导民众对历史的看法和认知。
然而，社会记忆和历史共识的形成过程并不总是平稳和一致的。
由于社会记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可能对同一事件产生不同的记忆。
这种差异往往会引发历史共识的分裂或消解，导致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
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历史是人类经验的积累，是人类文明的镜像。
学习历史不仅对个人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对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历史教育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更是为了引导我们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首先，学习历史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了解到历史上的伟人和先贤是如何克服困难和挫折取得成功的。
这些历史故事和经验可以激励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同时，历史也是一个宝库，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了解到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这种跨文化的视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拓宽我们的思维和视野。
其次，学习历史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是社会的记忆，只有通过了解和研究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到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是如何影响和塑造我们的现实生活的。
历史教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社会问题的根源和演变过程，从而更好地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
同时，历史也是一个警示，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曾经犯下的错误和痛苦的代价，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历史教育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引导我们走向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
然而，学习历史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
首先，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往往难以确定。
历史是由人书写的，不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因此，我们在学习历史时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多角度地思考问题。
其次，历史的教学方法和资源也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
传统的历史教学往往以记忆和背诵为主，缺乏互动和实践的环节。
我们需要通过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多媒体资源，创造更加生动、有趣的历史学习环境。
此外，历史教育也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通过跨学科的学习，使历史更加贴近生活和现实。
总之，学习历史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经验，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指导。
同时，历史也是社会的记忆，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历史记忆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互动作用
历史记忆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互动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同的时期存在不同的背景和历史基础，而这些历史记忆正是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一种认识和思考。
历史的痕迹多年来被人们诠释、重构着，而这些探究与理解，不仅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对当代社会的思考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历史记忆中的传统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其根茎中国古代文献，如《诗经》、《尚书》、《礼记》等多种典籍。
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民族历史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中的灵魂所在。
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不仅能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更能够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人们对生活的品质要求。
历史记忆还显示为不同的城市风貌。
城市的发展历程蕴含着很多文化烙印，而这些印记也是城市文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城市的建设是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一种再造，既转化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形式，同时也在城市经济转型发展中展现出不同的优势。
历史记忆也在近代社会中展现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现代史近150年，其间发生了很多变迁与事件，这些事件体现的是时代的特征，也是历史的痕迹。
而对于这些事件的回忆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正视历史的错误，不断前行，朝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
历史记忆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
以文化产业为例，一些历史文化名胜和文化资源逐渐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也吸纳了大批的年轻人扎根其中，他们不仅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注重社会价值的提高，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文化产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且为社会发展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总之，历史记忆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互动作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人们的认知和思考中，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展望。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历史记忆将继续参与到各个领域，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事件、经验与文化图式：理解社会记忆的三个概念
184长久以来，记忆研究都被置于认知心理学的学科领域中讨论。
社会学领域的记忆研究起始于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
在哈布瓦赫那里，记忆是具有社会性的。
他认为：“记忆不同于梦境，前者需要社会的基础，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巩固。
”a 这种去个体化的表述，将社会性记忆与个人记忆完全区别开来，这对其后从事社会记忆研究的学者产生重要影响。
可以说，往后的社会记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称为“集体记忆研究”。
b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愿意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当作一个相同的概念使用。
景军在社会记忆研究综述中，将集体记忆研究作为社会记忆研究的四个分支之一。
c 王明珂详细说明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三者之间的差别，认为它们“分别为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记忆’”。
d 尽管社会记忆与其他“记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在学者们的差异性分析中，依旧可以得出的共识是，社会记忆概念的内涵范围比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抑或其他“某某记忆”更广，而且它们都是具备“社会”属性的概念。
e 也许正是因为学界对记忆相关概念的重视，记忆的概念界定反而不够清晰。
为了避免行文过程中被各种庞杂的概念所困扰，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社会冲突与乡村治理：以乡村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化“流变的村庄：高速公路移民的社会适应性分析”，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
a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4-75页。
b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 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
c 景军：《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8-330页。
d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五期。
社会记忆与历史意识形态
社会记忆与历史意识形态社会记忆和历史意识形态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它们在塑造个体和集体认同，定义社会结构和影响历史叙述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记忆是指一个社会对历史事件和个体经验的共同记忆，它能够帮助社会团体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同时也是构成历史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
社会记忆起源于个体的记忆，在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共同的记忆。
这些共同的记忆构成了一个社会团体的历史记忆库，成为该群体共同的参考框架和集体认同的基础。
社会记忆不仅是历史事件的再现，更是对历史事件进行诠释的过程。
社会记忆的形成和传承往往和权力、政治利益、文化传统等因素紧密相连，它既是一种正式的历史宣扬，也包含了一些非正式、非官方的历史叙述。
历史意识形态则涉及到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评价和故事叙述的过程。
历史意识形态是一种塑造和制造历史的方式，通过特定的叙事方式和语境，它既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记忆，也塑造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历史意识形态可以是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宗教信仰或其他思想体系。
它们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和讲述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记忆、认同和价值观念。
社会记忆和历史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社会记忆可以影响历史意识形态的塑造和传播，而历史意识形态又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记忆的叙述来强化自身的影响力。
比如，在一些国家中，特定的历史事件被强调和宣扬，以塑造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形态。
这种塑造历史的方式可能会夸大一些事件的重要性，或者故意忽略其他观点和事实，从而影响社会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和记忆。
然而，社会记忆和历史意识形态并不是完全确定、一成不变的。
它们是处在不断演变和重新解释的过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迁，历史事件和个体经验的解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比如，在一些社会中，随着新的研究和思潮的出现，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评价可能会发生转变。
这种变化可能会引发社会内外的争议和冲突，因为历史事件和个体经验涉及到人们的情感和利益，对其记忆和解释的改变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记忆与社会记忆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力的影响与互动
记忆与社会记忆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力的影响与互动记忆与社会记忆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力的影响与互动人类是一种具有记忆能力的生物，记忆是我们与外界交流、思考和理解的基础。
而社会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不仅会影响个体的记忆力，而且通过互动与个体的记忆产生相互影响。
首先，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力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社会记忆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共同记忆的形成与传播，例如历史事件、文化传统等。
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接触社会记忆的传承和教育，获得了广泛的知识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了个体记忆的一部分。
社会记忆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外部信息的输入，它还通过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交流影响个体的注意力、情感和思维方式。
例如，人们在谈论历史事件时，会通过对各种观点的辨析和验证，来深入理解和加深记忆。
而这种交流与学习的过程，不仅丰富了个体的记忆力，也有助于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和解读外界的信息。
其次，个体的记忆力也会对社会记忆产生影响与互动。
个体的经验和记忆会通过言语和行为的表达，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例如，一位历史学家通过书籍和讲座来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将自己的记忆传递给更多的人。
而这些传递与分享的过程不仅可以帮助个体将记忆巩固和强化，还有助于社会记忆的共同建构。
此外，个体的记忆也可以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和组织，对社会记忆进行扩展和丰富。
例如，通过参与历史研究组织和社会纪念活动，个体可以与他人进行合作与交流，从而对社会记忆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
然而，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互动也存在一定的挑战与问题。
一方面，社会记忆的影响可能对个体的记忆产生误导和影响。
社会记忆并不总是准确和完整的，有时会受到个人情感、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记忆产生偏差。
个体需要具备批判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区分并筛选社会记忆中的信息和观点，从而保持自身记忆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个体的记忆也会受到时间和遗忘的影响，从而对社会记忆的传承和发展带来挑战。
社会记忆需要个体的参与与支持，只有通过个体记忆的传递与重塑，才能够维系和更新社会记忆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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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曾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十年前从古董市场高价“淘”到五张抗美援朝烈士证书，这个爱好收藏且原本以赚钱为目的的普通农民开始了贴钱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
十年间，李红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关部门与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使自己成为送这些英雄魂归故里与其家庭团聚的使者。
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证书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五十多年来身处何方、魂归何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他们手捧烈士证书老泪纵横甚至嚎啕失声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李红旗的确很像上苍派来的使者。
媒体的有关报道当然是高度赞扬这位“送烈士回家的人”的普通农民亦堪称英雄的举动，而除了钦佩赞赏之外，一些问题一直在心中回旋，挥之不去，左突右奔，尤如一股力量将胸膛撞击得生疼。
这些问题就是：烈士证书为什么没有送达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难也应该在相应部门存档，但却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谁有权力这样地处理这些宝贵资料，把它们当作废品卖掉这些牺牲于战场的英雄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只是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员，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唯一、是一切，他们难道仅仅是国家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应该由政府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却由一个普通农民千辛万苦地来承担……媒体除了表扬这类“好人好事”之外，是不是也该问几个为什么？
长久以来，也许久到有史以来，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点涟漪，留不下任何痕迹。
类似于上述“寻亲”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难道我们真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忘记过去，忘记前辈，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族群而言，都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也将是毁灭性的。
从涂尔干学派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哈布瓦赫那里我们可以获知记忆的社会本质：集体记忆是由社会框构的，存在着一个记忆的社会框架，具体而言，“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哈布瓦赫，68-69，303）。
例如，在涂尔干着力讨论的“集体欢腾”如庆典、仪式、重大活动等之外的日常生活期间的空白正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的，就此而言，哈布瓦赫继承并且推进了涂尔干富于洞见的思想。
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不仅在于作为后人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而且更在于记忆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
因为正如哈氏所言，“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使用着他们可以信手拈来的词语，这是集体思想的先决条件。
但是，每一个（被理解的）词语，均伴之以回忆，不存在没有词语对应的回忆”（哈布瓦赫，2 90）。
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流，如果没有了社会记忆，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当然更不会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因为没有记忆就不会有基于历史的比较和分析。
而缺少思想、理性和良知的民族又如何能有前途呢？
社会记忆是由权力控制的
哈布瓦赫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哈布瓦赫，71）。
这种种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社会记忆，而记忆却是权力和治理的产物，也就是说，决定什么被记住和什么被忘却的是权力。
权力之所以能够控制社会记忆，原因在于哈布瓦赫所论述的：“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哈布瓦赫，71）。
人们已经熟悉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近乎天才式的寓言描绘了极权主义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心理控制的极致，其中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
人们能够自由地思想需要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而“大洋国”的统治者“老大哥”有意识、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类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以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
于是“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势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
对历史记录的篡改和消除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因为过去是存在于个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与文化的源泉就被切断了，思想之流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统治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这就是奥威尔所说的“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而“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我们的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历史被改写、记忆被消磨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不该忘记的忘记了，应该记住的模糊了或者扭曲了。
许多对
整个社会极其重要的事件、人物、数字、经历都遭遇遗忘，要么是搁置不论、“不争论”，要么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然而成千上万人们的经历和命运，无论功过成败都是民族的文化积累和精神财富，那种深厚、那份沉重，岂是一句“××无悔”那样简单和轻飘？
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面对以往的事件和经历，设置讨论和研究的禁区也是控制记忆的权力技术。
追寻历史的真相，探究过程与逻辑并从中发现社会结构性特点和规律，是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与社会担当，如若学术研究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反而成为制造迷雾、扭曲历史的权力工具，那么社会失忆与社会失语就是必然的结果。
个体记忆的宝贵和意义
哈布瓦赫说：“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
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
但“只是说明个体总是使用社会框架来记忆并不充分，……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哈布瓦赫，68-71）。
人们的生活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记忆当然是个人性的，是许多个体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如哈布瓦赫所概括的家庭、宗教群体、社会阶级等）的生活故事。
正是由于个人的经历包括苦难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或者简单地说如布迪厄所强调的“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布迪厄、华康德，1998，263 -265），个体记忆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意义。
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过程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理解记忆的社会属性。
人们对往事的记忆尤其是下层普通人的记忆常常是被淹没、被遮蔽的，这些记忆内容被视作无足轻重，甚至这些当事人自身也时常认为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因而回忆往事毫无意义。
这类贬损记忆和自我贬低的原因就在于记忆和历史中的权力关系——历史从来就是统治者的历史、精英的历史、正式的历史和文字的历史，而“底层不能发出声音”，而且底层也没有记忆。
其实普通人并非记性差、忘性大，我们在多年的农村口述历史研究中发现，即使是最普通的村民村妇，对所亲历的事情都有着清楚的记忆并可以鲜活地讲述。
需要我们充分意识到的是，记忆被权力控制，记忆也被权力规训。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着重探讨“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的问题，他论证的是“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记忆是“社会结构的惯性”造成的，由此，个体层面的“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行为模式”经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及其中象征的操演而形塑个体记忆（保罗·康纳顿，2000，1-40），而操演之手当然无疑是权力。
正缘于此，未被完全驯服的个体记忆才尤为珍贵和值得重视。
就中国社会而言，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并由此重建社会记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
我们需要将中国社会独特的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转型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和常识常理（common sense）建立起联系。
换言之，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
记忆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
其根本的理解在于，人作为目的不可以随意泯灭于无形，人的历史不可以轻易忘却，这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
回到开篇时的个案，可以说，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2009年7月2日
保罗·康纳顿（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
布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Spivak ,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by Cary Nelson & Law rence Grossberg. Urban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未见到报纸不知道是否全载，这里是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