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与人的历史

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曾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十年前从古董市场高价“淘”到五张抗美援朝烈士证书，这个爱好收藏且原本以赚钱为目的的普通农民开始了贴钱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

十年间，李红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关部门与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使自己成为送这些英雄魂归故里与其家庭团聚的使者。

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证书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五十多年来身处何方、魂归何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他们手捧烈士证书老泪纵横甚至嚎啕失声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李红旗的确很像上苍派来的使者。

媒体的有关报道当然是高度赞扬这位“送烈士回家的人”的普通农民亦堪称英雄的举动，而除了钦佩赞赏之外，一些问题一直在心中回旋，挥之不去，左突右奔，尤如一股力量将胸膛撞击得生疼。

这些问题就是：烈士证书为什么没有送达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难也应该在相应部门存档，但却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谁有权力这样地处理这些宝贵资料，把它们当作废品卖掉？这些牺牲于战场的英雄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只是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员，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唯一、是一切，他们难道仅仅是国家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应该由政府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却由一个普通农民千辛万苦地来承担？……媒体除了表扬这类“好人好事”之外，是不是也该问几个为什么？
长久以来，也许久到有史以来，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点涟漪，留不下任何痕迹。

类似于上述“寻亲”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难道我们真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忘记过去，忘记前辈，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族群而言，都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也将是毁灭性的。

从涂尔干学派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哈布瓦赫那里我们可以获知记忆的社会本质：集体记忆是由社会框构的，存在着一个记忆的社会框架，具体而言，“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哈布瓦赫，68-69，303）。

例如，在涂尔干着力讨论的“集体欢腾”如
庆典、仪式、重大活动等之外的日常生活期间的空白正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的，就此而言，哈布瓦赫继承并且推进了涂尔干富于洞见的思想。

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不仅在于作为后人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而且更在于记忆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

因为正如哈氏所言，“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使用着他们可以信手拈来的词语，这是集体思想的先决条件。

但是，每一个（被理解的）词语，均伴之以回忆，不存在没有词语对应的回忆”（哈布瓦赫，290）。

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流，如果没有了社会记忆，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当然更不会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因为没有记忆就不会有基于历史的比较和分析。

而缺少思想、理性和良知的民族又如何能有前途呢？
社会记忆是由权力控制的
哈布瓦赫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哈布瓦赫，71）。

这种种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社会记忆，而记忆却是权力和治理的产物，也就是说，决定什么被记住和什么被忘却的是权力。

权力之所以能够控制社会记忆，原因在于哈布瓦赫所论述的：“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哈布瓦赫，71）。

人们已经熟悉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近乎天才式的寓言描绘了极权主义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心理控制的极致，其中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

人们能够自由地思想需要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而“大洋国”的统治者“老大哥”有意识、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类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以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

于是“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势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

对历史记录的篡改和消除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因为过去是存在于个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与文化的源泉就被切断了，思想之流趋于枯竭，或者只能
沿着统治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这就是奥威尔所说的“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而“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我们的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历史被改写、记忆被消磨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不该忘记的忘记了，应该记住的模糊了或者扭曲了。

许多对整个社会极其重要的事件、人物、数字、经历都遭遇遗忘，要么是搁置不论、“不争论”，要么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然而成千上万人们的经历和命运，无论功过成败都是民族的文化积累和精神财富，那种深厚、那份沉重，岂是一句“××无悔”那样简单和轻飘？
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面对以往的事件和经历，设置讨论和研究的禁区也是控制记忆的权力技术。

追寻历史的真相，探究过程与逻辑并从中发现社会结构性特点和规律，是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与社会担当，如若学术研究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反而成为制造迷雾、扭曲历史的权力工具，那么社会失忆与社会失语就是必然的结果。

个体记忆的宝贵和意义
哈布瓦赫说：“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

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

但“只是说明个体总是使用社会框架来记忆并不充分，……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哈布瓦赫，68-71）。

人们的生活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记忆当然是个人性的，是许多个体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如哈布瓦赫所概括的家庭、宗教群体、社会阶级等）的生活故事。

正是由于个人的经历包括苦难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或者简单地说如布迪厄所强调的“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布迪厄、华康德，1998，263-265），个体记忆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意义。

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过程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理解记忆的社会属性。

人们对往事的记忆尤其是下层普通人的记忆常常是被淹没、被遮蔽的，这些记忆内容被视作无足轻重，甚至这些当事人自身也时常认为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因而回忆往事毫无意义。

这类贬损记忆和自我贬低的原因就在于记忆和历史中的权力关系——历史从来就是统治者的历史、精英的历史、正式的历史和文字的历史，而“底层不能发出声音”，而且底层也没有记忆。

其实普通人并非记性差、忘性大，我们在多年的农村口述历史研究中发现，即使是最普通的村民村妇，对所亲历的事情都有着清楚的记忆并可以鲜活地讲述。

需要我们充分意识到的是，记忆被权力控制，记忆也被权力规训。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着重探讨“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的问题，他论证的是“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记忆是“社会结构的惯性”造成的，由此，个体层面的“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行为模式”经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及其中象征的操演而形塑个体记忆（保罗·康纳顿，2000，1-40），而操演之手当然无疑是权力。

正缘于此，未被完全驯服的个体记忆才尤为珍贵和值得重视。

就中国社会而言，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并由此重建社会记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

我们需要将中国社会独特的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转型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和常识常理（common sense）建立起联系。

换言之，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记忆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

其根本的理解在于，人作为目的不可以随意泯灭于无形，人的历史不可以轻易忘却，这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

回到开篇时的个案，可以说，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2009年7月2日
保罗·康纳顿（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

布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Spivak ,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 tation of Culture.(eds.) by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 a 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未见到报纸不知道是否全载，这里是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