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船山的词学态度
台湾地区王船山诗学思想研究述要

2019年第3期台湾地区王船山诗学思想研究述要石朝辉摘要: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逐渐开始关注和分析王船山诗学思想,虽然没有大陆的体系庞大、资料丰富、角度多样,但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整体诗学观上,从一个宏观、全局的立场出发,整合船山诗学的所有内容。
具体细节研究则主要涉及诗学重要范畴“情景”、“兴观群怨”、诗学批评、诗学与哲学、美学、佛学的关系等方面。
这些研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哲学思想紧密联系,船山诗学的文本细读也十分到位,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也有利于船山诗学思想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关键词:台湾地区;王船山;诗学;综述王夫之(1619—1692),又称船山先生,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对中国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地区掀起了船山研究的高潮,台湾地区的研究虽然没有大陆研究的体系庞大、资料丰富、角度多样,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专著、学位论文、期刊论文都有着明显数量的增加。
一开始台湾地区的船山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方面,比如,罗光的《船山先生学术思想要点》《王船山的历史哲学思想》等,曾昭旭的论文《论王船山之即气言体》《论王船山与宋明儒在根本方向上的异同》等、博士论文《王船山及其学术》、专著《王船山哲学》等等。
王船山诗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从1976年郭鹤鸣的《王船山诗论探微》开始,并且不再局限于哲学视角的阐释,而是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分析船山的诗歌创作、诗歌批评等思想,挖掘诗学与哲学及其学术思想的关系等等。
一、文体分析王船山诗学思想的文体研究主要包括专著、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研究形式的不断丰富表明了船山研究的逐步深化。
其中王船山文学思想研究的专著比较少,有的只是在研究专著中的部分章节中出现,比如蔡英俊在《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中的第四章王夫之诗学体系析论中指出:“本文论述的重心将摆在王夫之《诗广传》一书上,探讨王夫之借重《诗经》,随取一事、发挥议论而形成的理论系统,并且循着《诗广传》一书所形成的这一套理论系统作为王夫之诗评与论诗的基础,进一步探论王夫之整个诗学体系的重要论点一一尤其是他在'情’、’景’问题上所建构出的理论内容与批评观念。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
曾玲先
【期刊名称】《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2(023)004
【摘要】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在论述诗歌言情要婉转曲折、情与景的结合要关注内在统一,以及要以情为"兴观群怨"的纽带等方面,有其独到理解的阐释和别开生面的新意.它是对"诗缘情"说的拓展和深化.
【总页数】4页(P93-96)
【作者】曾玲先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湖南,衡阳,42100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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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姜斋诗话》看王船山的诗学观 [J], 侯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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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鉴今读王船山《黄书》札记(一),近代思想家为何力倡船山学?

知史鉴今读王船山《黄书》札记(一),近代思想家为何力倡船山学?知史鉴今读书札记作者:***读王船山《黄书》札记(一)王船山王船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船山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醉心复明反清,晚年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船山、费尔巴哈、马克思。
船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气节最坚贞、传统学问最渊博、哲学慧识最高卓的一座思想高峰,不仅封建时代无人能超过他,近代中国也得益于他开启的思想曙光。
同时,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
船山开创的气一元论,为二十世纪中国人迅速接受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对船山的评价是:“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船山作为一个明遗民,复明无望,他躲到湘西苗瑶贫瘠山区,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为生命意义,著书立说,寻找天道。
他穷得有时连三餐都没着落,无钱买纸,有的书只好写在账本的反面。
老友方以智劝他当和尚,进寺庙还有碗饭吃哩。
当然船山是不会去做和尚的,他闭户笔耕,一生著书汗牛充栋。
但在他生前,数百万字的著述全都没有刊行,思想几被埋没二百年。
直到晚清,由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在船山后人刻印船山遗著基础上,重新汇刊《船山遗书》,曾国藩还亲自撰写序言,船山名字才迅速为国人知晓。
此后,他的名著《读通鉴论》《周易外传》《宋论》《黄书》等,对清末反满革命派和二十世纪中国思潮有很大影响。
其中,《黄书》是船山一生著作中的精粹,《黄书》写于1656 年(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
它犹如一篇“民族宣言”,对故国山川“博衣、弁带、仁育、义植”的文物教化,充满眷恋之情。
《黄书》写于 1656 年(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历来学者多称船山之学,而鲜论其文,船山文章文质兼茂,辞严而义正,文健而理足,峻峭犀利,远甚顾亭林诸儒。
王船山《潇湘怨词》用典析论

王船山《潇湘怨词》用典析论陈志斌;李聪;于晓臻【摘要】清初三大思想家中唯一有词作流传于世的便是王船山,在船山留下的作品中,《潇湘怨词》最能代表其词作的艺术特色。
文章试在充分解读王船山《潇湘怨词》用典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王船山词作用典的一般性规律。
文章首先探讨了古代词用典的种类、要求以及作用,接着分析了《潇湘怨词》中用典的各种情况,最后沿着船山的爱国情感追溯其词作中用典的文学渊源。
分析船山词中的用典并探究背后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爱国之心。
%Wang Chuan Shan is the only one whose literary works handed the scholarly literati down, and in Chuanshan’s works,“Xiaoxiang Yuanci”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full interpretation of Wang Chuanshan’s “Xiaoxiang Yuanci” allusion, to draw a conclu sion for the general law of Wang Chuanshan’s words dictionary. Firstly, we discuss the allusions in ancient word species, requirement and function, then analyse the Xiaoxiang Yuanci in allusion, and finally trace the Chuanshan’s patri-otic feelings back to the literary origin. The analysis can let us better understand his patriotism.【期刊名称】《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00)003【总页数】4页(P22-25)【关键词】王船山;《潇湘怨词》;用典【作者】陈志斌;李聪;于晓臻【作者单位】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421001;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421001;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421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3王船山,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从“两端”到“中和”:王船山性情思想重构中的价值转向

学界于苏东坡、朱子两派性情观歧异,讨论甚多,然于此二脉性情之辩互斥模式的化解之道,无有触及。
此外,已有研究,将王船山性情观划入道德宽松或道德严格主义阵营之中,亦有未尽之处。
一、问题指向:苏东坡、朱子两派内外偏执中的“性情之辩”北宋以降,由于受到佛学、道学较为完备形上学说的挑战,孔子所罕言的“性与天道”,成为诸多儒者无法回避的论题。
在此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19ZDA028)、国家社科基金“清代礼学与理学的互通性研究”(22CZX03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项目“清儒之礼理观研究”(2020M286328)、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代礼学与理学的互通性研究”(2023-ZZJH-378)以及郑州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嵩阳书院育人传统在现代化大学的创新性发展研究”(2022ZZUJG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超,哲学博士,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洛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道教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李萌,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北宋以降,“性”与“情”关系问题,为学界争讼不已,并逐步分化成以苏东坡、朱熹为代表的两大互斥阵营:其一,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主情一派,以“七情”为性,重人之情,主张真其情,直其情,借由情的自由外放,获得身心的满足;其二,以朱子为代表的主性一派,认“四端”为情,重人之性,呼吁借性的彰明,由内而外,显乎本然之善,革除外诱之私。
作为宋学殿军之一的王船山,试图化解苏东坡、朱子两派性情观的互斥模式,判苏东坡认“喜怒哀乐爱恶欲”之七情为性,断朱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性为情:混情为性,则人情炽然,物欲横流;以性摄情,过多地彰显性的主体地位,易陷入枯槁,缺乏生机。
随后,王船山借由对情之自主性、能动性的凸显,以及以性之善于情之恶的提防、抑制,较好地彰明了“性”“情”的中庸之道,实现从“两端”到“中和”之道的价值转向,为此后儒家性情思想的发展别开生面。
王船山《潇湘怨词》用典析论

Wang Chuanshan's Allusions of Xiaoxiang Yuanci 作者: 陈志斌;李聪;于晓臻
作者机构: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出版物刊名: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22-25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3期
主题词: 王船山;《潇湘怨词》;用典
摘要:清初三大思想家中唯一有词作流传于世的便是王船山,在船山留下的作品中,《潇湘怨词》最能代表其词作的艺术特色。
文章试在充分解读王船山《潇湘怨词》用典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王船山词作用典的一般性规律。
文章首先探讨了古代词用典的种类、要求以及作用,接着分析了《潇湘怨词》中用典的各种情况,最后沿着船山的爱国情感追溯其词作中用典的文学渊源。
分析船山词中的用典并探究背后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爱国之心。
王船山词“嗣响离骚”精神的产生渊源

试论王船山词“嗣响离骚”精神的产生渊源摘要:王船山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他虽不以词名家,却在易代之际的词坛上以“嗣响离骚”的词情异军突起。
这篇文章旨在说明船山词嗣响离骚的根源,大致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船山个人的生世遭际、地域文明和船山强烈的民族意识。
关键词:船山词;生世遭际;地域文明;民族意识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是思想史上一位不可回避的学术大家。
他生于明清易代之际,一生以“南岳遗民”、“亡国孤臣”、“先朝未死人”自居,词作有《鼓棹初集》、《鼓棹二集》和《潇湘怨词》,共存词二百七十九首,这三个集子作为词体艺术真实再现了作为学者的船山在那个海水群飞的时代猿啼鹃泣般的真性情、真怀抱。
朱祖谋《杂题我朝诸名家词》的一组《望江南》题船山词曰:“苍梧恨,竹泪已平沈。
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人凄音,字字楚骚心。
”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谓:“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真屈子《离骚》之嗣响也。
”皆以“嗣响离骚”称谓船山之词。
如此鲜明的时代与个人风格集中于其词篇中,必然有其特殊的产生背景,本文即以此为中心试图探求其词情产生的渊源。
一、生世遭际船山先世以习武出身,祖上曾为明王朝的一统江山立过汗马功劳,在王家与明王朝之间结下不解之缘,“自以先世为明臣,存亡与共”的忠贞之念,深深扎根船山心头,成为他在沦为遗民的大半生中崎岖岭表的信念支柱。
船山一生大致经历了求学、抗清、著述三步曲。
他少即颖悟过人,读书十行俱下,十四岁一举考中秀才后,针对明万历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相继与友人结行社、匡社,意在以声震大江南北的复社为楷模,躬行务实,匡复社稷,展露了青年船山积极人世、身任天下的政治怀抱。
崇祯十五年(1642),二十四岁的船山以《春秋》第一中式第五名经魁举于乡,正是少年大志意气风发之际,《年谱》谓其“意气不可一世”,并与其兄王介之公车北上,准备通过会试圆其经邦济世之志。
不料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国变,彻底击碎了他的仕途经济之梦,且在心灵层面上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猝然施之船山,船山悲愤不食数日,作《悲愤诗》一百韵恸哭于明亡的噩耗。
试论王船山的政治哲学

试论王船山的政治哲学作为一名继往开来的启蒙思想者,王船山深刻地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与思想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地总结。
并结合时代发展状况,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
王船山以史为鉴,明得失,知兴替,通经世之略,以期收获“述往以为来者师”之成效。
可以说,王船山的政治思想代表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展的新高峰。
具体而言,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可以展开为四个逻辑层次:首先,王船山主张施行“道统”和“治统”并重的政治制度伦理,二者并行不可偏废,并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
其次,王船山强调要以礼治为核心,将“存人立礼”视作治国的最高标准。
他提倡以礼治国与为政以德,并主张从“恤民”“安民”和“养民”的角度开显其民本思想。
再次,王船山提倡“双严清源”的执政主张。
在“存人立礼”的基础上,强调整饬吏治与廉政建设对于治国安民、匡扶朝纪的重要性。
最后,王船山从义利观的角度阐明义之价值,在继承传统古代“大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与“生民之生死”重于“一姓之兴亡”的政治主张,因此执政者要实施惠民、利民与藏富于民的政策,从而将天下之物用之于民。
另一方面,王船山创造性地提出了“君宰谏三者环相为治”权力分配制度,通过分权制衡统治者权力,从而实现“天下之公”的治国理想。
王船山的这种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民主、公平与平等的理念,具有跨时代的价值。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体系博大而精深,晚清《船山遗书》的出版,使得其思想逐渐为人所知,并彰显出愈发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力。
王船山的政治思想是其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萧萐父和许苏民认为:“王船山开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思想界之新潮。
”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具有早期启蒙的性质。
谭嗣同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变革者,对于王船山的政治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曾说:“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
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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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卷第2期2008年4月衡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ofHengyangNormalUniversityNo.2Vol.29Apr.2008
试论王船山的词学态度徐 峰(山东财政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作为对中国文艺理论有自成一家建树的王船山,他的词学思想,虽因所编《词选》的散佚而无法窥测,
然而艺术的相通及船山部分词前的序言,皆为我们了解船山的词学态度提供了借鉴。关键词:船山;词学态度;友朋文学观中图分类号:I207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313(2008)02—0010—03
船山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学者、诗人,对中国文艺理论亦有自成一家的建树。他的诗论,取法兴、观、群、怨,标举“以意为主”,于情景、言意关系皆有发明。研究《诗经》的《诗绎》、评论历代诗歌的《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记录诗友遗诗片段的《南窗漫记》以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力廓明代诗歌坛砧自雄、标榜成习的门户陋习。而于词,据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载,曾编有《词选》一部,惜已散佚,因而无法窥其词学主张。然而艺术的相通性及船山部分词前的序言,皆为我们了解船山的词学态度提供了借鉴。船山的诗歌创作、研究主要得力于其叔父王廷聘。他在《牧石先生墓表》称叔父“斟酌开天,参伍黄建,拒姝媚之曼声,振噌吰之亢韵”,《家世节录》又云“仲父和易而方介,恬于荣利,博识,工行楷书,古诗得建安风骨,近体逼何李而上,深不喜竟陵体诗,每颦蹙曰:‘何为作此儿女嚅睨!’”船山深得叔父衣钵,“在公安、竟陵‘姝媚之曼声’风靡一时之际,亦所不阿俗好,独步古朴深厚之作”[1],对淫艳之诗,排斥尤甚。《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有这样一段话: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废。顾皆流览而达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为妖冶之媒也……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裯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近则汤义仍屡为 笔,而故不失雅步。唯谭友夏浑起作青楼淫咬,须眉尽丧;潘之恒辈又无论已。《清商曲》起自晋、宋,盖里巷淫哇,初非文人所作,尤今之《劈破玉》、《银纽丝》耳。操觚者即不惜廉隅,亦何向至作《懊侬歌》、《子夜》、《读曲》?这段文字集中阐述了船山对“艳诗”的态度:一,无论述欢好述艳情,皆应遵《诗三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原则;二,对须眉尽丧的冶艳的情诗,则极力排斥。船山不否定艳诗,但对度的把握相当严格,坚持“圣人以诗教荡涤其浊心,……纳之以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2]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这一观点直接引领了船山对词的态度。虽然“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分际自古以之,然而词自宋、元、明一路发展演化,熔铸了多方面的内涵,表现力与功能都有所增强,一旦被纳入抒情言志的载道范畴,则最初之格式规范早已不尽拘于一格。其次,船山对诗歌所抒之情,亦有极严格的规定性,
《诗广传・邶风》:
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心之所期为者,志也;念之所觊得者,意也;发乎其不自已者,情也;动焉而不自待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诗之教,导人于清贞而蠲其顽鄙,
施及小人而廉隅未刓,其亦效矣。若夫财货之不给,
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
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设于醉饱之情,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
强调诗歌情感的“大”与“公”,即立足于情感的“普遍的道德原则及政治意蕴”[3],要求诗人以“追光摄景之笔,
写通天尽人之怀”,以这种近于苛刻的诗学主张剪裁古今诗歌,甚至有“诗史”之美誉的杜甫都不能入其法眼。对诗歌情感的严格规定,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船山力抵艳诗的态度。
收稿日期:2007—12—02
作者简介:徐峰(1977—),女,山东青岛人,硕士,讲师,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
01 反对艳情,要求诗歌情感的大与公,同样适应于船山对“艳科小词”的态度,他说:从不作艳词,以灯花止载得底语,妄人说理可憎。(《忆秦娥・灯花》词后记)余既作《莲子》词二阕,梦有投素札者,披览之云:“公不弃予小子,补为酬词,良厚。乃我本无愁,而以公之愁为我愁,屈左徙之愉东皇、云中不尔也。且公所咏者,荻絮蓼花,金风玉露,皆余少年事。假以公弱冠时文酒轻狂,今日为公道,公岂能不赪见于色乎?败荷秋藕,吾已去之如箨,自别有风味在。公虽苦吟,非吾情也。世人皆以我为朴质,公当为艳语破之,幸甚!”晓起,因更赋此。不复以艳为讳。(《水龙吟・莲子》词序)辛幼安伤春词悲凉动古今,惜其蛾眉买赋之句,未忘身世,为次其韵以广之。(《摸鱼儿》词题)翠涛以新诗见怀,作此以答之。(《苏幕遮》词题)翠涛作煨 诗索和以词代之。(《渔家傲》词题)以上诸论,紧承船山诗学观,表达了船山的词学态度。首先,船山自谓“从不作艳词”,对艳词的排斥直露无遗,而对偶一为之之作,也相当谨慎,百般解脱“艳”的嫌疑。且看《忆秦娥・灯花》:心未冷,娟娟还弄斜阳影。斜阳影,半点红轻,一天烟暝。残香尤袅金猊鼎,泪痕微映鸳鸯枕。鸳鸯枕,如何落去,孤衾难整。残膏少,零红难待春宵晓。春宵晓,灰飞无际,更谁弄巧。朦胧睡眼微萦绕,疑无疑有幽光小。幽光小,破镜含辉,死萤残照。这组词中,“残香”、“泪痕”、“鸳鸯枕”、“孤衾”、“零红”、“春宵”等等词汇,确有“艳”的嫌疑,然,船山实是以灯花的未冷之心寓托亡国孤臣长夜挣扎、隐忍待晓的执著。像灯花一样苦撑的孤心,在“一天烟暝”的漫漫长夜,在“孤衾”、“破镜”、“死萤”所寓示的那种回天不能、濒临死亡的境况里,依然奋力维护一线“零红”与“幽光”,这最后的幽光,正是船山孤忠的自我写照。严迪昌《清词史》评此词:“‘零红难待春宵晓’的‘零红’,也即‘半点红轻’的幽光,这七字吞吐之间,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情、难言之隐痛曲包无遗。”尤其《水龙吟・莲子》词序,表明自己以艳语咏莲子,非己所愿,实乃应莲子之请。而所谓“梦”者,大抵船山托词而已。船山借梦中莲子之口,表白自己此词实乃借所谓“荻絮蓼花,金风玉露”的“少年事”来表达“以公之愁为我愁”的托寓寄慨之意。并悟出一旦有所寄托,那么“艳词”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终于“不复以艳为讳”。可见对于传统“艳词”,船山经过了一个始排斥终宽容的转变,而促成这一变化的核心则是必有深沉真挚的类于“屈左徙之愉东皇、云中”政治关怀。这首《水龙吟・莲子》下片云:“十斛明珠谁买,空望眼悬愁碧海。露冷昆明,霜凋玉井,兰舟罢采。自抱冰魂,海枯石烂,千年不坏。莫抛掷一点孤心,苦留得秋容在。”正是以“自抱冰魂”、“千年不坏”的莲子比托自己对大势已去的明王朝那颗孤忠之心。其次,批评辛弃疾《摸鱼儿》词“千金纵买相如赋,
脉脉此情谁诉”有“身世之感”,这正是《诗广传・邶风》中所谓:“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的落入“私”与“小”的感情,可见,船山所要求于词情的,严格限制在君国之忧、家国大事上,连一向备受词家推重的寄托身世之意也被船山所否认,这不能不说已经到达近乎苛刻的地步,
却也印证了船山诗词态度的相通。这种词学观,显然有抹杀词体特性的嫌疑,但对于一个严辨夷夏而又为异族所治、身处国破家亡境地的思想家而言,船山不暇也不屑于做过多的文体的推敲,他只依着自己的家国之念而吟咏歌啸。他的词不写身世之感,所以,“为次其韵以广之”的《摸鱼儿・辛词烟柳斜阳之句宜其悲也尤有甚于彼者复用韵写之》写到:
向西园花飞一片,早已伤心春去。残红落尽更如今,难把流光追数。留不住,征鸿影,黄沙紫塞秦关路。从谁寄语。道有人独对,雨打梨花,看黏泥飞絮。倩流水,欲觅芳踪还误。津头风雨深妬。凄凉庾信江南赋,难向无情天诉。为楚舞,流不尽、楚歌血溅阴陵土。寸心知苦。望万里荒烟,一蓑渔艇,渺渺无归处。
此词的抒情指向、缠绵格调都仿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开首以曹魏君臣游冶的西园渲染众芳芜秽繁华难再的伤春氛围,却明伤春去,暗悲国破,且借北宋释道潜“禅心已作黏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表其坚贞。下片连用数典:桃源避秦、庾信《哀江南赋》、《史记》戚夫人故事等,将一番伤心意绪曲曲道出,明了上片借伤春起兴的用意。甚至纯粹属于船山个人情感的悼亡词也寓涵有深远的政治情怀。先看这首《凤凰台上忆吹箫・忆旧》:
楚塞天遥,漓江雨冷,烟云湿透征衣。指数峰残雪,候雁先归。堪叹生生死死,今生事莫遣心违。家山里,一枝 稳,碧草春肥。依依旧家枝叶,梦不到岘山,风雪霏微。念镜中霜鬓,人老渔矶。指点棠梨春雨,犹应化白蝶双飞。孤飞也。寒烟冪,灯火荆扉。
此词追忆了永历四年(1650)年冬天,船山离开永历携郑孺人回乡探望病中的老母,无奈遇雨阻于永福水寨六十余日之往事。“指数峰残雪,候雁先归”是国忧乡愁、个体与民族命运纠结在一起难言隐痛。结韵“孤飞也”翻出婉挚悲凉的悼亡之意,昔日伉俪情深共历患难与今日人老孤飞,
对比之下,“家国之恨,伉俪之悲,打并起来,作着惨淡经营的描画”[4]。船山后来在《续哀雨诗四首序》中忆起此事,感慨良多:“亡室乃与予谋间道归楚,顾自桂城溃陷,
淫雨六十日,不能取道,已旦夕作同死计矣。因苦吟以将11南枝之恋,诵示亡室,破涕相勉。今兹病中,搜读旧稿,又值秋杪,寒雨无极,益增感悼,重赋四章。余之所为悼亡者;十九以此。子荆、奉倩之悲,余不任为,亡室亦不任受也。”说明其所为悼亡诗词双重意蕴的自觉意识。而船山的创作实践,亦“十九以此”,如《扫地花・忆旧》、《满江红・忆旧》、《望梅・忆旧》、《减字木兰花・忆旧》等等,其中《减字木兰花・忆旧》曰:“江湖短剑,醉卧不知谁野店。笑傲兵刀,月落猿啼客梦惊。寒更历尽,孤雁孤飞栖不稳。为问青天,锦瑟谁人续断弦?”从惨淡国运、飘零江湖的人生处境中带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最后,从《苏幕遮》、《渔家傲》词题可以看出船山以词代诗酬答友人,已然将词视为同诗一样具备抒情言志的功能,这是船山词学观的本质所在。“他并不像其他迂儒鄙薄填词为小道,而是寓以《风》、《骚》微旨,援引‘兴’、‘观’、‘群’、‘怨’的传统诗教,用来寄托其宏伟理想和爱国热忱,委曲以达其幽约怨悱不能显说之情的”[4]。另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遵循“人以群分”的社会道德原则,一个人的交接亦可反映他的人生追求,反映于文学者,则友朋文学观的相互影响渗透已是为文学史所辩证证明了的。具体到船山,目前尚无充分的材料进行论证,这里仅作猜测。据罗正钧《船山师友记》,船山师友中填词胜出者有三人:金堡、方以智、李国相。李国相,字敬公,有《逸费斋词》,已佚。金堡,字道隐,明亡后削发为僧,字澹归,通常称今释澹归,有《偏行堂词》,是船山师友中唯一以词名家者,“王夫之的《姜斋词》和今释澹归的《偏行堂词》堪称清初明遗民词的双璧”[5]。他的词苍劲悲凉,沈嗥日《偏行堂词序》称“出其余思以为词,则豪而为铜琵琶、铁绰板,细而为晓风残月,秦、辛、苏、柳不多让焉。”方以智,字密之,披缁为僧后名行远,船山常称其为极丸老人,“明末四公子”之一。他的《浮山词》已散佚,见诸选本者,惨淡苍凉,笔力健举。二人与船山皆同侍永历,共历患难结缘甚深。澹归逝后,船山曾作《尉迟杯》词“遥为一哭”,《鼓棹初集》中有四阕《沁园春》乃受启于澹归之《沁园春・题骷髅图》;至于方以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