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兰芝的悲剧形象

1 论刘兰芝的悲剧形象 隆坊小学：杨玲

[摘要]文章分析了《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这一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成功的悲剧艺术形象。从焦母、焦仲卿、刘兰芝三个人物性格方面探讨了其悲剧形成的原因。她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焦母引起的，实际上是“封建家长制”和焦仲卿性格的软弱以及刘兰芝刚毅的性格和忠贞的爱情造成的,从深层次分析,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庸俗腐朽的人生观充当了刽子手，她是一个社会悲剧人物,封建社会的一个牺牲品。 [关键词]悲剧 艺术形象 人生观 家长制 [引 言] 《孔雀东南飞》一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名篇,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其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婚姻爱情悲剧鲜明地体现出来。作者以无限同情的笔触从各个方面来刻画刘兰芝这一正面人物,自始至终突出了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当机立断和永远不向恶势力示弱的倔强性格。正是这种倔强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女性形象之一。由于社会、家庭等多种原因，是刘兰芝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终点，酿造一个社会悲剧人物。其问世以后, 在南朝至唐的600—700 年间几乎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北宋魏泰才第一个对其作肯定性评价, 他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说:“《古乐府》中,《木兰诗》、《焦仲卿》诗皆有高致。”明清之际, 冷落了几个世纪的《孔雀东南飞》又博得众多的喝采, 谢榛、陆时雍、王世贞、胡应麟、陈祚明、王士祯及沈德潜等学者都对其艺术成就作出颇有见地的论述。胡应麟称其为“不假雕琢、工极自然, 百代而下、当无继者” [1]。王世贞甚至盛赞它为“质而不俚, 乱而能整, 叙事如画, 叙情如诉”的“长篇之圣” [2]。从漠视到热烈的反响, 这形成了文学接受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本文以今天的文学视野来从新审视《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悲剧形象，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焦母：封建“权威母系话语”体系的缩影

焦母逼子改娶，就是因为看刘兰芝不顺眼，在汉代“孝”义的支持下，理所当然地要发点威风了。她挚起的属于封建礼教的大旗。但是焦母为什么不能接受刘兰芝，最终要赶走她呢？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从诗歌的前四句可知，刘兰芝是一个聪慧的女子，她有一身的才华和知识。她美丽善良，忠贞不渝，有情有义，又聪明能干有教养，几乎无可挑剔。但这并不是刘兰芝的优点，也不是她在自我炫耀，相反，倒有悔恨其无用之意。因为她“十七为君妇，心中常哭悲”，为何而苦悲？原因其二，一是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她嫁入夫家后，尽管是“昼夜勤劳作息，伶俜萦苦辛”，她也无怨无悔，尽力忍受；即使是“大人故嫌迟”终至无端被弃，她还是强压悲愤，在婆母怒不可视还是上堂拜别，表现的既周全得体，又善解人意；尽管对丈夫缠绵依恋，难以割舍，她仍然还是默默承担，没有痛哭流涕，死乞白赖。这样一个女子焦母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当下最流行的似乎就是“无后说”了，但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不孝有三，无 2

后为大”，在封建专制下成为休妻的理由是顺理成章，但“年始十八九”的县令公子和“娇逸未有婚的郡守”五郎为什么不嫌弃？难道他们不怕绝后吗？更何况，一个男子娶三妻四妾在那个时代似乎也是习以为常的。 焦母与刘兰芝的矛盾究竟发生在哪里呢？封建家长制可以说是问题的主要源头。家长要行使自己的权威，青年人则向往爱情自由、婚姻幸福，双方的矛盾自然不可避免。任何人总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就刘兰芝而言，则是生活在她与焦母、焦仲卿和小姑等特定的具体的每天都要面对的人际环境中，不可能没有一点摩擦。其实，焦母自己明明白白地讲了她对刘兰芝的不满，那就是“此女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这是焦母的心理话，焦母“久怀忿”的正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但事实上刘兰芝是一个懂礼、勤劳的媳妇，但婆婆仍指责她“举动自专由”，为什么？其实道理明白得很：婆婆需要的不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媳妇，而是一个可堪其驱使的没有思想和灵魂的媳妇。刘兰芝的知书达理、行事有章法，在她的婆婆看来，并不成为优点，反而成为被折磨和侮辱的原因，也才会“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所以才有“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的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看，焦母守寡多年，母子相依为命已经成为长久以来的习惯，家中忽然多出了一个媳妇，使母子之间彼此依赖的态势，顿时产生大幅度的变化，焦母失去了心理平衡，故迁怒于媳妇。当时焦仲卿反对母亲这样做，“倘若遣此妇，终生不复取！”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最后，焦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以死相威胁，软弱无主见的焦仲卿陷入窘境。焦仲卿是不敢当“逆子”的，在极端的 母爱压迫下，在“孝”字的威严下，最后低头屈从了母亲的意思，迁就了家长制的权威。 从女性和母亲的立场出发，焦母是希望儿子能够兴复家庭，光宗耀祖的。但儿子婚后和媳妇两情相悦，她认为这是使得儿子胸无大志的原因，她害怕儿子因沉迷于儿女私情而荒废事业，所以她把这种担心迁怒于媳妇，认为这个女子会误了儿子的前程。特别是当她提出休掉儿媳时，儿子的表白“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这样不争气的话语带给她很大的羞怒、痛苦和失望，使得望子成龙的母亲对儿子的失望之情都转化成对媳妇的怨恨，她是不会过多的责备自己的儿子的，所以这也成为必须休掉兰芝的一个原因。 二、焦仲卿：封建家长制下软弱性格的人物代表

在焦母与刘兰芝的矛盾冲突中，焦仲卿实际上是一个决定因素，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焦仲卿的软弱，成了兰芝最终选择“赴清池”的一个原因。焦仲卿作为一个男人。他是家族之本，是家族兴旺繁盛的依托，他的人生定位应首先考虑到整个家庭的利益，不能以己之利而危及整体。焦仲卿在焦家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母亲给他的责任之重可想而知。虽然他是忠于爱情、明辨是非的，但是他在母亲的威逼下是软弱的，他性格的软弱，也是兰芝被休的原因之一。“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是向母亲陈述和兰芝的心迹：“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是对兰芝嫁入焦家后的正确评价，说明他是知道母亲的话有出入的；“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得取！”则是向母亲表明对爱妻的情深和终生不娶的决心；但他性格的软弱，是导致兰芝被休和自杀的原因之一。当母亲提出兰芝时，他虽然据理力争，为兰芝辩护，但当母亲槌床大怒后，却屈从了母亲的淫威，变得“默无声”了。他心中纵有万般不舍，却只能是哽咽不能 3

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他对兰芝痛苦而无奈的叮嘱让我们感受到他身受羁束，迫不得已又不得不的两难心境，也将其软弱真实地反映在读者的眼前。 兰芝被“遣送”回家后，原本两个人之间私下的行为却与世俗的约定之间发生了冲突。刘兰芝的独自回家被理解为社会约定的一种认同。结果悲剧越陷越深，由工人能够把握而变的不可控制和预料了。刘兰芝“且暂回家”就被置换成“休妻”事件。这是刘兰芝所始料未及的。 事情的发展没有以刘兰芝的意志为转移。媒人川流不息，另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出现了。如果焦仲卿能够真如当初所言“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兰芝归家后，在第一次有人提亲时就向人表明了等他还迎娶的态度，可以想象在屈辱和等待下度日如年的兰芝多么希望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刘府，但他的影子终究没有出现。当“郁郁登郡门”的场景传遍全郡的时候，焦仲卿再赶到刘家已经无济于事了。更不幸的是，焦仲卿则是在不该介入的时候介入了。他没有自责由于软弱给兰芝造成的悲剧，带到的却是对兰芝的嘲讽，“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这样厉声的责问，是兰芝感到了“背信弃义”的折磨，在府吏“吾独向黄泉”的怨声里，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兰芝之所以选择了这样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灵倍焦仲卿折磨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焦仲卿的“而终”是在刘兰芝之后。当日他责怪兰芝时也曾表明自己的心迹“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但事实上他还没有先了却自己生命以谢痴情，而是回家在母亲的责怪后只能“长叹空房中”、“渐见闻此事”这个“闻”字都是他旁观而不在场的证明。当然，他“心知长别离也有极为复杂的心理斗争。但尽管如此，他在作品中的形象是黯淡的，一切都说明了他的性格的懦弱。他的死绝不能和刘兰芝的等量齐观。 三、刘兰芝：为了爱情与封建势力坚决斗争的独立古代妇女形象

刘兰芝是个秀外慧中、外柔内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她在洞察了人情世态深感结局难以挽回时，提出“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争取主动，维护自己的尊严。性行孤傲、不肯低头这一点可从刘兰芝与焦母作别的场景中看出：首先，她在听丈夫说自己要暂且还家后，并没有大吵大闹或是泣不成声，而是平静地申诉自己的委屈。在第二天要离家前，她精心装扮自己后再辞别焦母，她心中对嘉母是很愤恨的，但依然有礼有节前去拜别焦母。诗篇通过兰芝的装束、举止和话语，表现了她那特有的比较含蓄的反抗性。“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 他说的话一听便知。她的话是不卑不亢的，看似自责，实是反责。表现了刘兰芝的沉着镇静，遇事有主见，有礼有节，处处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同时也体现她的良好修养和优秀品质。 她的所谓“举动自专由”，其实是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现，是对个性精神的坚持。刘兰芝的行为见识明显超过焦仲卿，这固然有刘兰芝自幼聪颖敏锐的因素，还有刘“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更主要的还是刘兰芝作为一个媳妇承受着更多的和更直接来自封建宗法思想、男权思想和家长制度的迫害和摧残。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美和真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捍卫等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在平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都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这种行止见识是让长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