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勰的史学观_以_史传_对司马迁和_史记_的评价为中心
史记中的史学观点与历史记述
史记中的史学观点与历史记述史记，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被誉为历史之魂，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其作者司马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在史记中，司马迁以其独特的史学观点与精湛的历史记述，展现出深厚的历史学造诣和卓越的文学才华。
史记中的史学观点着重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作为一部正史，史记追求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揭示。
司马迁在历史记述中，努力寻求各种史料的确凿性，尽量避免主观臆测和个人偏见的介入，力求还原历史原貌。
他提出了“实录事”的史学观点，主张历史记述应基于真实的事实和证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历史。
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历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史记中的史学观点还强调历史的价值与意义。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为了教育后人，使他们吸取历史教训，明辨是非，以指导自身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
他深知历史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故在史记中更多地注重历史的阐释和思考，提出了许多有关道德、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见解。
他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以及历史事件的经验总结，对后人的行为准则提出了一系列的规范和引导，使史记更具教育意义。
史记中的历史记述方式多样且丰富。
司马迁运用了各种手法和技巧，使史记成为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著作。
在史记中，他采用了纪传体、编年体和论语体等多种记述方式，以便更好地呈现历史情节和人物形象。
他灵活运用对话的手法，使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
他在史记中广泛引用史料，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和比较，以确保史记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他还注重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解读，揭示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涵。
史记中的史学观点与历史记述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后世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其独特的史学观点和卓越的历史记述，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它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更为历史学的发展和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而言之，史记中的史学观点与历史记述，体现了司马迁对于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追求，强调了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并以多元的史书形式展现了丰富的历史记述。
浅谈《史记》的文学价值
职业教育２０２１年第６期301《史记》 因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贯注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而被公认为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刘勰赞其有“博雅弘辨之才”；鲁迅在 《汉文学史纲要》 中说：“ （司马迁） 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 《春秋》 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 矣”。
对 《史记》 的文学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本文试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价值观和 《史记》 在人物塑造上的特色等方面来浅析 《史记》 的文学价值。
1 《史记》进步的历史观、价值观司马迁自幼经过严格的史官训练，成年后又游历名山大川，并在西汉朝廷中任职，目睹在政治权力中心斗争的各种人和事，最终形成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的进步历史观。
他对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变迁具有深入的思考，认为不是天意、天命而是人的客观力量决定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同时他还注重思考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和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并敢于表达自己异于常规，有别传统的见解，这显示了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的思考是深入其本质的，与后世平铺直叙事件过程和人物生平的史书有根本区别，更能在本质上和深度上体现历史真实，故被誉为“实录”。
同时司马迁把这种深沉的思考凝注笔端，从而也使 《史记》 具有了强烈的文学性。
司马迁著史中所表现出的善恶是非观、正义感、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和对历史人事的进步思考，通过其文笔才华生动逼真地流传后世，是以后历代那些书写“帝王将相家谱”的史家绝难企及的。
司马迁进步的历史价值观在 《史记》 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这使《史记》既具有再现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也因生动有致、疏宕曲折的文笔而兼具浓厚的文学色彩。
司马迁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吸取两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亦儒亦道、非儒非道”的思想价值体系，敢于对当代，尤其是武帝时代的政治持批判态度，也是他有别于正统史家的卓越史才的表现之一。
他在 《酷吏列传》 中称：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史记》的心得体会（通用15篇）
《史记》的心得体会（通用15篇）《史记》的篇1在中国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泱泱文明古国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贤们留给我们浩如烟海的精神财富——古文典籍。
其中，满天星辰中，《史记》是最为璀璨，最熠熠生辉的一颗。
细细品读完《史记》，可以是人感到3000年前，群雄蜂起，英雄拼搏，帝王称霸的峥嵘岁月。
《史记》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著。
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也是最为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思想深邃、气势开阔、笔力雄放，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通史方法为历代“正史”开创先河。
其丰富的艺术价值被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所传承并不断发展。
从鲁迅“史学之绝唱，无韵之离_的高度评价中就可看出它对后世的影响。
读《史记》，使我认识了四面楚歌中，乌江自刎的项羽;生灵涂炭中，起兵反秦的陈胜吴广;紧急危难中，智勇双全的蔺相如;_外，却终登皇位的重耳……历史风云，世间百态，一次次震撼着我的心灵，其中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最为引人深思。
公元前494年，吴国进攻越国，越_几乎全军覆没，无奈勾践只得屈辱求和，按照吴王的要求。
勾践得在吴国服苦役。
三年里，他忍辱负重，一心复国。
回国后，他又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与百姓同甘共苦，最终，“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吞掉吴!”勾践卧薪尝胆，雪耻灭吴的佳话至今为人们代代相传，它也为我们这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后人多了许思考：生活在当今的竞争大潮中，应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居存思亡，艰苦奋斗;如果不具有忧患意识，不把目光放长远，畏惧困难而贪图安逸，得过且过，那么，他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结果只会像吴王一样死路一条!困难与挑战虽往往给人以挫折，却能催人奋进，给人以力量，而安逸与保守虽可以暂时保身，但却可以使人堕落而遭淘汰，所以，遇到挫折，就做一只同暴风雨抗击的海燕吧!只有这样，才能见到雨后的晴天!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水浒》蕴含着丰富的艺术营养，因此，我也向大家推荐——《水浒》。
试论刘知几 史通 对班固 汉书 的评论
试论刘知几史通对班固汉书的评论试论刘知几_史通_对班固_汉书_的评论19997试论刘知几《史通》对班固《汉书》的评论《史通》“缕祈条分, 如别黑白, 一经决摘, 虽马迁班固几无词以自解免。
亦可云载笔之法家, 著书之监史矣。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史通条》《第八八卷) 。
《史通》作为我国史学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 能得到后人如此高的评价, 想来其作者刘知几亦可自慰, 当不必再(史通・自叙》) 的担忧有“恐此书与粪土同捐, 烟烬俱灭《了(以下凡引自本书者, 皆不注书名, 只注篇名) 。
上述评论可算是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史通》的权威性评论。
其中虽也有其精当、中肯之处, 但在我们今天看来, 仍不能视为最后盖棺论定的定论。
本文就刘知几《史通》对班固《汉书》的评论, 来分析评论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的得失, 以期达到较客观地认识《史通》的目的。
同时, 这也有助于我们对班固《汉书》刘知几在《自叙》也, 盖伤当时载笔之士, , , 统。
, , 炎人伦, 总括万殊, 《史通》的动机和他论史评史的基本原则, 那就是要通过“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使史家明确修史的目的, 严格遵守史书的体例, 做到惩恶劝善, “上穷王道”、“下扌炎人伦”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统治服务。
这虽然也反映了刘知几的一些思想局限性, 但从理论上来讲, 仍旧是无可厚非的。
这一基本原则贯穿《史通》全书, 是此书的精义所在, 也是刘知几评论班固《汉书》的基本原则。
一个历史评论家在评史论书时, 是否能做到不虚美, 不隐恶, 首要的条件是他评论的态度是否严谨、公正。
刘知几在这方面是应该受到称许的。
他认为对抑扬、褒贬之事应当审慎:“此乃得失禀于片言, 是非由于一句, 谈何容易, 可(浮词》) 他反对不慎欤! “《“以彼所长, 而攻此所短; 持此之(杂说下》) 的片面做法是, 而述彼之非《。
第一讲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演变
第一讲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演变第一讲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演变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先秦、秦汉1、原始的历史意识2、《春秋》和孔子的史学意识（1）“属辞比事”（2）用例思想（3）对历史文献的认识：“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4）对历史撰述的思想要求：褒贬之义。
3、孟子：事、文、义“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4、《左传》的史学意识（1）对《春秋》的评论（文辞）“《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
”（《左传》成公十四年）（2）对史官克尽职守、秉笔直书精神的称道齐国之南史氏。
晋国之董狐。
说明对史官这一角色定位和史学（史书）之重要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以史学批评的形式展示出来。
5、司马迁和《史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1）从史官到史家：角色意识的时代转变“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 ——《史记太?史公自序》（2）“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6、此期主要史学理论成就（1）提出了事、文、义等史学的基本范畴。
（2）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庄严目标。
（3）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
（4）重视史家对史事的评价。
（5）推崇“书法不隐”的秉笔直书精神。
（6）提出了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
（7）提出关于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
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隋唐1、刘勰（南朝梁）与《文心雕龙?史传》（1）史书的社会作用。
（2）撰史的基本要求（信史）。
（3）《史》、《汉》之比较。
（4）编年、纪传之批评。
（5）提出了一些史学批评原则（详实、准当、文质辨洽、审正得序、约举为能等）（6）最早的史学史专篇。
四部区分与刘勰的大文论观
四部区分与刘勰的大文论观◎贾奋然内容提要 刘勰在魏晋南朝四部区分和集部形成的语境下，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出发，建构以道、经为本原，以《离骚》为经文贯通的文学风标，以集部之文为主体，以史、子冠笔类之首的大文论批评视域。
他论文四部并包，但始终立足于文章本位，一方面吸纳经史子的文艺精髓建构理想文章范式，另一方面则竭力在文章中贯注经史子的文化精神。
四部之分固然意味着经史子集各有疆域，但它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源共生，彼此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内生力的完整知识结构和思想谱系。
刘勰提出风骨、通变等批评范畴践行文化与文学融通的理念，力图在整体文化视域中重构文论话语的历史维度和精神价值，拯救南朝形式主义文学之弊。
刘勰四部融通的大文论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具有指向未来的超前性特质，为唐宋古文运动提供了有益借鉴，对于我们今天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文章本位 四部融通 大文论视域 精神之维 现代启示〔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Ｉ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０５－０９ 魏晋南朝四部区分，集部形成，文论话语大都将言说对象聚焦于集部文章。
刘勰认同文章本体属性，又强调在整体文化传统中审视文章。
他突破四部界域，将经传史子重新纳入文章视域中观照，融合其文艺精髓和文化内蕴建构理想文学范式，①创建了“大文论”的学术视野和批评方法，②促进了文学新变与文化精神的融合。
本文诠释《文心雕龙》的大文论构架，探讨刘勰论文纳入经史子类之缘由，论述其创立的以文章为本位，融通四部的大文论思想的内在理路、价值旨归、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
一、四部区分与刘勰论文立场从汉代刘向、刘歆《七略》之“诗赋略”到魏晋南朝四部之分和总集编撰，中国古代集部形态逐步确立，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１８ＢＺＤＡ２３６）①中国古代“文学”概念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较大差别，刘勰论文重点关注以集部为中心的“文章”，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与现代意义的“文学”不尽相同。
山东省部分名校2025届高三上学期12月校际联合检测语文试题(含答案)
山东省部分名校2025届高三12月校际联合检测语文试题注意事项：1. 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并在答题卡规定位置贴条形码。
2. 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用0.5mm黑色签字笔将答案写在答题卡对应的答题区域内。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 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 (35分)(一) 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中国古代诗论，都在统一的、有延续性的理论思维中发生。
从文论史的角度来看，它缺少系统的、具有现代视野的理论观照。
事实上，和古人的生存和哲学基础相关，以时空意识来统领古代诗论的相关范畴，是上承中国数千年诗学的审美内涵，下启传统诗学的转折。
在理论方法运用上，传统诗论表现出对时空化的理论方法的不自觉采用。
古人论诗，与西方追求严谨的逻辑体系和学术方法不同，大多缺乏非显的方法论意识。
因此，或随想感悟、即兴点评，或附庸风雅、闲笔清谈，都成为古人论诗劰重要方式。
“除了《典论·论文》、《文心雕龙》等少数著作，古文论的材料大多零散、片断”或见之于友朋书信、史传碑志，或围炉夜话，或哲人隽语，“因其暗合艺术心理、审美规律，为后世所重；偶有所感，随文批点，看似零散，实存系统观念。
”正因为文论方式的分散、杂糅，使得传统诗论缺乏宏观的理论构架，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研究方法。
自然，站在今人的立场，以现代学科的视角来如此评价中国传统诗学的学理性质，是不够公允的。
但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中国古代传统诗论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以其分散杂糅、随性感悟而能数千年传承不息，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下，愈发彰显其魅力和价值。
日久而弥新，且不因其缺乏现代意义的学术形态而失色，反而更具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诗论者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理论自觉，没有以特定的方法来建构自己的诗学理论，但从中国古代诗学所呈现的整体特色及其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特色来看，它隐在的、一以贯之的诗学方法论一直潜藏于诗论者的各种交织着理性光辉与灵感火花的诗论文本之中。
司马迁的史学观与史书编纂
司马迁的史学观与史书编纂司马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史书编纂家，他的史学观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司马迁的史学观以及他对史书编纂的贡献。
首先，司马迁的史学观强调史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在他的代表作《史记》中，司马迁以史事为主，将历史事件进行详实的叙述和分析，并以公正的态度评价和解读历史。
他以事实为依据，尽量避免个人偏见和情绪的干扰，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
这也是司马迁史学观的核心要义，他认为历史是一切道德和法制的基础，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记载，可以掌握真理和道德的根源。
其次，司马迁的史学观注重历史的价值和教育意义。
他认为历史不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警示和启迪。
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和事件的描述，力求触动人们内心的共鸣，引发对人性、社会和政治的思考。
他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倡导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因此，司马迁的史书编纂不仅关注历史的事实记录，更注重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对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
此外，司马迁的史学观也注重史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以“纪传体”为基本叙事方式，将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并依次描写人物事迹，使历史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
他注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和逻辑性，通过对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进行描绘，呈现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图景。
司马迁以这种编纂方式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范本，并对后来的史书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 司马迁的史学观还涉及到对历史记载的验证和校正。
他在《史记》中尽量避免传说、谣言等不可靠的史料，力求依据可信的线索和证据进行叙述。
同时，司马迁在记载历史事件时也注重校订和纠错，通过搜集和核实各种史料，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他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对误传和失真的历史观点持批判态度，并试图通过严谨的方法还原历史的真实。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史学观强调史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注重历史的价值和教育意义，追求史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以及对历史记载的验证和校正。
山东省潍坊市2022-2023学年高三下学期高中学科核心素养测评语文试题(解析版)
【解析】
【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C.“这促成了历史表达作品的出现”错误。根据材料一第5、6段可知，中国现代伦理的变迁、文学形式的变革都与“以文见史”传统相关，再结合第6段的“现代作家突破了传统平话和历史演义的局限，从而为历史表达创造了新形式”可知，选项中“这”指代义变化了，强加因果了。
对“以文见史”传统的认知有助于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文学与历史都以关注人性为前提，这就使某些文学作品在生成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具备认知价值。从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培育出的审美意识是社会化审美意识，对这种意识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审美价值的动态性和社会性，从而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以文见史”传统的一个重要侧面。
“以文见史”传统为文学接受者与批评者带来了指向未来的愿景。文学中的历史书写总是带着对公平、正义乃至乌托邦的向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精神并不是“向后看”的精神，而是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未来”的精神。这一传统不仅折射出历史规律，而且用指向未来的愿景为社会进步带来隐形的助力。
女军医的梦
杨晓敏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采访手记。
当部队医院宣布驻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她刚20岁。
她是当年扛着背包一路翻山越岭来到西藏的。现在的人们把这些人称为十八军老战士。“十八军”的概念实际上已超越了它所代表的部队番号的含义，上升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符号与荣誉。那年我去采访的时候，仍在西藏部队服役的十八军老战士已屈指可数。然而就在那所高海拔的野战医院，我竟意外地遇见这位即将离藏的十八军老战士。
刘勰的生平和思想
刘勰的生平和思想（一）刘勰，字彦和，祖籍是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左右。
祖父刘灵真，事迹不见记载，可能没有出仕或地位较低。
父刘尚，曾做过越骑校尉（低级军职），死得很早，所以《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
”14齐武帝永明（公元483—493年）间，佛教徒僧祐到江南讲佛学，刘勰就跟随僧祐住在定林寺，协助僧祐整理佛经，历十余年之久。
据《序志》篇所说，刘勰“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可见他是过了三十岁，即在定林寺的后期开始写《文心雕龙》的。
大约经过五六年的时间，于公元501年左右完成。
由于刘勰的社会地位较低，这部书脱稿后没有引起时人注意。
刘勰却“自重其文”，颇有信心；要想取定于当时文坛上负有盛望的沈约。
沈约的地位很高，刘勰没有正式见他的资格，便装做货郎在沈约车前挡驾。
沈约看后，认为“深得文理”，并放在书案前经常翻阅。
从此，刘勰及其书才逐渐为人所知。
刘勰三十八九岁开始做官，其后经历，《梁书·刘勰传》有如下记载：天监初，起家奉朝请。
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
迁车骑仓曹参军。
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
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
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
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
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
……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
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
敕许之。
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
由于这段记载很简略，其具体时间很难确定。
经范文澜、杨明照诸家考订，眉目渐清；但有的具体年代，特别是刘勰的卒年，还存在较大分歧。
现据有关材料粗列如下：天监二年（公元503年），三十九岁，起家奉朝请。
15天监三年，任临川王萧宏记室，掌文书。
16天监四年，任车骑仓曹参军，管理仓廪。
17天监六年，任太末（今浙江龙游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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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卷第2期江 南 社 会 学 院 学 报Vol.7No.22005年6月JOURNA L OF JIANGNAN SOCIA L UNIVERSIT Y J un.2005试论刘勰的史学观Ξ———以《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为中心石天飞(广西大学中文系,广西南宁 530004)摘 要: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从分析《史记》体例入手,高度评价《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反映出其撰史“得事序”的基本要求。
一方面,刘勰认同我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称赞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无隐”,并从理论上将其上升为撰史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刘勰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主张“依经”、“附圣”、“尊贤隐讳”,这又使他的“直笔”原则大打折扣。
关键词: 刘勰;《史传》;司马迁;《史记》;得事序;实录无隐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1026(2005)02-0071-05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对我国晋以前史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对有代表性的史书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修史主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之专篇。
对于《史传》所体现的刘勰的史学观,学者多有研究,或客观地罗列、解释《史传》的观点,或将之与古今中外各史家进行比较,研究得比较深入了,但另一面则显得较为凌乱琐碎,使人不易把握。
本文提取《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得事序”、“实录无隐”这两点重要的评价,从深层次上分析论述刘勰对于撰史的“得事序”基本要求和“实录无隐”原则。
一刘勰高度评价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认为“得事序”是撰史的基本要求。
刘勰评价《史记》:“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
”①“得事序”既是刘勰对《史记》叙事艺术的评价,又是刘勰对撰史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历史事件是纷繁复杂的,牵涉到历史发展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材料,把众多的事件处理得有条理,即“得事序”,这关系到史书的结构问题,主要的是史书的体例问题。
“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
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
”在《史记》的纪传体之前,中国史书先有“记言”、“记事”两种,之后出现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的史书,其中有编年体,如《春秋》、《左传》,贯串其间的纲是时间;有国别体,如《国语》、《战国策》,实行分国纪事,以空间构筑其结构框架。
而司马迁《史记》采用的则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
由于记言《尚书》和《国语》、《战国策》不是具有代表性的史书,刘勰在《史传》中主要评述了编年体及其代表作《左传》、纪传体及其代表作《史记》。
对于编年体,杜预在评《春秋》时云:“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经时系年,所以系远近,别同异也。
”[1]刘知几《史通・二体》在评《左传》时谓其:“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一则可以清晰展示历史发展脉络,集中展示某些重要事件的发展过程,反映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使读者便于考见一时代之大势;二则可避免事件重复记述的出现,不致使人因此迷惑。
所以刘勰在《史传》中说:“丘明同时,实得微Ξ①见《文心雕龙・史传》,文中未说明者同,不一一标注收稿日期:2005-02-24;收修改稿日期:2005-03-22作者简介:石天飞(1977-),男(壮族),广西南宁人,广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研究生。
27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第2期言。
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这是对左丘明和《左传》的赞扬和推崇。
但编年体也有其固有的短处,刘知几《史通通释・二体》认为:它或“纤芥无遗”,或“丘山是弃”;清代章学诚也说:编年体“能径而不能曲,凡人与事之有年可纪,有事相触者,虽细如芥子必书,其无言可纪与无事相值者,虽巨如泰山不得载也。
”[2]近人吕思勉《史学四种》认为:编年体的另一个短处是“朝章国典,无所依附。
”[3]由于只按时间罗列历史事件,而无纪传体之“书”、“表”等体例以作整体的涵盖、总结、展示,故有此说。
编年体的最大一个不足还在于,对于一些跨年度的大事,它不得不在不同的年份里作记述,如此一来所记事件就不够集中,其前因后果就不容易明了。
对此,《左传》的作者很有创造力,想到了较好的办法加以弥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晋公子重耳流亡这一历史事件,前后跨度二十几年,如果严格按编年顺序加以记述,那就会显得凌乱而不集中,但作者大胆、巧妙地把这一时跨多年的重大复杂历史事件,集中在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中一起叙述,从而使事件本身更清楚明白。
《左传》这个弥补编年体不足的方法,实际上是带上了《史记》纪传体的色彩。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弥补的手法,《左传》在记述历史事件上是清晰有条理的,即是“得事序”的。
《史记》采用的纪传体,以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的互相配合,恰恰使纪传体避免了编年体琐碎而存弃不当、朝章国典无所依附、大事因时而隔这些短处。
“《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太史公自序),“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4],《本纪》、《世家》、《列传》的人物传记,在本传中以编年方式集中记述了人物主要生平事迹,反映其历史作用,而将其次要事迹放在他传中加以记述,使人物形象、性格更为完整、突出;同时克服了编年体把跨年度大事分隔开来的不足,方便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
如《项羽本纪》,作者先述其身世,后选取其一生经历的大事如杀宋玉、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乌江自刎等,既有序而清楚的联贯记录了历史事件,又展现了项羽的英雄性格和悲剧命运;同时将项羽的一些性格缺陷、所犯的一些错误放在《高祖本纪》等篇中记述,使项羽的形象更完整而突出;如果按《左传》的体例,他的事迹就会因时间因素被别的事件分隔开,从而其事迹不够联贯,项羽的悲剧英雄形象和历史地位也会有所减弱,读者对其失败的原因也不会有清醒的认识。
如《史传》所云:“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
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
”在刘勰看来,《史记》由于采用了纪传体,不仅使人物事迹更清楚明白,还克服了《左传》记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的不足,将各个人物彼此区分开来,个性鲜明,详细而容易周览,被后代史学家们普遍效法。
但由于不是全书以编年纪事,《史记》的人物传记也存在不便展示历史发展的脉络、不便展示某些重要事件发展过程的不足;而且,“朝章国典”、一些不足单独立传的事和人又如何处置?首先,司马迁在“本纪”人物传记中,采用的是编年的方式。
这是取编年之长,使事情一串而下,清楚明白,是对纪传体时间性不强的一个有利补充。
其次,作书、表以补之。
“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太史公自序)。
八书,即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曰:“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
”一些影响国家的大事件,作者专书述之以为补充,显示出它们对于一国之纲常,国家发展之重要性。
如《封禅书》,看似重迷信,但司马迁曰:“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这是什么意思呢?《封禅书》具言古之祀典,尤其是秦始皇、汉武帝之大事。
既是大事就不得不记,记之,意在讽也:“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
”《河渠书》记水利,水利是两汉经济富强的基础,可见司马迁之深意。
《平准书》言食货,叙商贾,与今之重经济是一样道理的,读之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八书大大补充了纪、传、表之不足,把当时之政治、经济、人物、礼乐等更为全面深入地呈现给读者。
至于“表”,司马迁云:“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太史公自序)。
“谓事微不著,须表明也”(三代世表)。
“表”的作用,其实也是取编年体以时间为序之长处,将大小历史事件分门别类,以时为序,使朝章国典有所依附,让人一目了然。
如《六国年表》,乃“因《秦记》,踵《春秋》,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读之会对秦国的历史和人物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又如《秦楚之际月表》,我们读其序则会对陈涉、项羽、刘邦三人的历史作用有更清楚的认识,览其表则当时各大小事件得以知晓。
对于“表”,刘知几《史通・外篇》云:“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五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年月……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
”浦起龙曰:“揆之史法,参以时宜,亲若宗房,贵如宰执。
传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没。
胥以表括之,亦严密得中之一道哉!”[4]均道出了“表”的作用。
赵翼也认为表与纪传相入为出,互为补充:“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
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
作史体载莫于是。
”[5]这些都是较为切中肯綮的评价。
《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同时为了克服自身的固有缺陷,其“本纪”编年为序,其“表”亦以时间为序,分类记述大小历史事件,结果是《史记》在记录历史事件上,既有点(人物)、又有线(时间),又有面(书、表),既能细致地展示具体的生活场面,也可宏观地展示历史的纵向进程;由此,《史记》虽然所记时间空间更大,所记事件、人物更多更繁杂,但它仍处理得井井有条。
《史记》的体例,是司马迁在总结《左传》编年体优劣之后的改进和创造,它虽“殊古式”,但在“得事序”方面有其自身的长处。
事实上,在刘勰对《史记》纪传体“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的评价之前,班彪就称赞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后汉书・班彪传》)。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亦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班彪、班固以及刘向、扬雄在“得事序”这一点上,都是对司马迁极为赞赏的;但他们都只是对此进行简单肯定,并未进行具体分析。
而刘勰在《史传》中,则从分析史书体例入手,来说明其“得事序”的特点,对史书“得事序”的基本要求进行了强调和深化,最后对于“得事序”之法作了进一步总结:“至于寻繁领杂之术……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编年、纪传体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以年为序,姓氏不彰,言行不显;以传为次,则先后无序,年月不明。
”[4]以故后代的史家们不断地想要创出新的体例,欲集两者之长而除其短,如“纪事本末体”,但客观上说均没有较好的办法。
二刘勰认同我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称赞了司马迁的“实录无隐”,并从理论上将其上升为撰史的原则;但由于“依经”“附圣”思想,又使其“直笔”原则打了折扣。
最早用“实录”来概括《史记》记事特点的是扬雄《法言・重黎》:“太史迁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