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学

20世纪西方文学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之后，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拓展，从局囿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

西方的历史具体性和必然性给予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以重要影响，但它仍然不能代表或取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特定的历史具体性。我国文学研究90年代初确实存在过凌空一跃的现象，存在着从原先的政治社会批评直接跨到当今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的情形，存在着缺失的环节。西方文本中心时代的那种语言的、文本的和形式的研究虽在90年代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至今仍不充分和深入。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近20年文学文化发展的历史具体性不同于西方，有它自身的后发历程。但历史不可能重新来过，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按西方的路线原封不动地再走一遍（其实西方各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也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研究的思路在深层不同于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两极分立的研究路数，并不醉心于所谓的片面的深刻，而更满足于执两用中或面面俱到的混成思维。

文学研究传统对象的萎缩，新的研究对象的不断生成，新的研究界域的不断拓展，研究内容的转换，致使学科发生“内爆”，这种“内爆”必然突破原有界限。在学科面临转型或多元转换、边界移动的特定历史时期，自律性的坚守就失去了现实支持和学理依据。比如作为自律性支柱的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内部研究的核心的语言论与文本论，作为文学本体研究的形式观，都已发生重要的变化。

作为自律论依据的文学的文学性，现在已溢出文学的边界，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电视、网络、广告、服装、家居、美容、汽车销售以及美食，进入几乎所有日常消费和商业炒作中。而审美性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属性能，而成为商品世界的共性。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最近几年它得到社会理论家、美学家与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审美化已经成了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组织化原则。

现代西方人生哲学产生于科技和工业迅猛发展、危机和战争席卷全球的19世纪末叶，并以其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浓郁的悲观主义与18、19世纪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19世纪的哲学家虽然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也曾表示过强烈的不满、进行过猛烈的批判，但他们相信理性和科学，相信历史的进步，相信人间的天国就座落在不远的将来。可是，哲学家们并没有看到人间的天国，相反地却看到了由于危机和战争使欧洲大陆几乎变成了人间的地狱。现代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虽使社会财富大幅度的增长，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得以极大的改善，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一种成为金钱和物欲的奴隶、成为无情运转的机器中的可以任意调换的零部件的压抑感和茫然感。紧随技术工业而产生的冷酷板滞的官僚政体又使得作为个体的人无足轻重、软弱无力，一纸证明或者一纸判决，就能使你或许飞黄腾达，或许从地球上消失。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粉碎了西方人以理性崇拜为核心的自恋心理传统，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正如雅斯贝尔斯斯文文在《新人道主义的条件与可能》的学术报告中所指出的：“现在已经再没有共同的西方世界了，再也没有那种虽在彼此敌对中，虽在生死决斗中仍然使大家相互之间有同仇敌忾的东西了。今天西方的共同意识，只能用三个否定来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将来的彷徨苦闷。”

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促使了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剧变，“重新估价一切”的口号非常响亮。在这种口号的引导下，培养和造就了一代苦苦的年轻人。当旧的观念、旧的习惯被人们彻底否定之后，新的人生价值并适时地产生出来，在新的生命坐标难以为人们所把握的时候，人们又面临着新

的彷徨和怀疑。于是探究人生、探究社会的“问题小说”便应运而生了。“问题小说”所探究的核心问题是“人生究竟是什么”？这种探究及其所提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家的研究命题，与西方文学家的创作主题，达到了惊人的一致。与西方哲学家、文学家探索的内容不同的地方，一是在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的时候，还涉及到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男女平等、下层劳动者的痛苦和现实的黑暗等诸多社会问题；二是虽然多数作家的探究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只提问题不给答案，但仍有部分作家在提出问题后，也试图给予答案，而且得出的答案也大相径庭。例如冰心在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之后，得出的答案是：支配人生的，是“爱”而不是“憎”。冰心奏的“爱”的幻美曲，庐隐唱的则是“悲”的哀歌。庐隐笔下的人物大都是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幸福的青年女性，得到都是凄清的苦果和幻灭的人生，命运坎坷，前途渺茫，“人生不过尔尔”。王统照则常常在作品中或描画一幅美的人体，或设置一个美的意境，极力地歌颂“爱”与“美”所具有的改变人生的伟力，以抽象的“美”与“爱”来作为弥合人生缺陷的药方。叶圣陶是一位忠实实践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主张的作家，他非常善于从下层平民平凡、庸俗、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深浓”的、“非常”的意义，因而在“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着灰色卑琐人生”的同时，总是期待着“美”与“爱”的理想的实现。

“文革”结束之后，当人道主义的呼唤在中国新时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浪潮中重新奏响之后，人们发现，对生命价值的向往和追寻，生命热情失落后的哀伤与迷惘，同样困扰着经历了10年动乱的年轻一代中国人。随着现代西方人生哲学被引入国门并得以传播，消极、颓废的生命意识亦很快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颇为张扬的旗帜之一。仔细考察一下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在探索人的生存意义、生命价值方面的努力，就会发现，“苦难意识”、“蔑视人类”、“无家可归”、“寻找自我”是其受到西方人生哲学深刻影响而产生的四个最重要的主题。

在近几年里，随着各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大量引进，我国文学界曾有过不断高涨的“重写文学史”的呼声。诚然，重新审视和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问题是究竟如何重写这部文学史。是简单地翻历史旧帐，把过去的评价颠倒过来呢，还是以文学研究的实事求是态度，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之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与描述？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书中收录的十二篇论文从比较文学的接受与影响的角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了系统的梳理，从而对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首先，这本书对西方主要文艺思潮在中国传播，影响及流变的全过程作了细致的整理和系统的论证。伍晓明、温儒敏和张宇红的论文分别介绍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思潮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的重大影响，这方面详尽系统的论述在一般的文学史书籍中是很难见到的。伍文把握住浪漫主义的三大核心思想：自我、艺术、自然，一方面概括了浪漫主义的精髓，另一方面论述了这三大核心思想对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代的中国作家产生的不同影响。温文则从传统意义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三个十年”的划分出发，详述了现实主义思潮在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嬗变，指明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世界现实主义创作衍进上的显著差别和独特之处。张文则着重探讨了现代主义传入中国文坛的过程及“五·四”时期文人对待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不同态度，先对比西方传统文学观念和

现代主义之差异，然后又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主义作比较，从而概括出现代主义主要是以“普泛化”和“本土化”两种形式输入来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这三篇文章虽然同属一个范畴，但由于作者选取了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重点，使读者较容易准确把握这三种文艺思潮在中国文坛传播的不周脉络。其次，书中一些论文尝试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作指导，对一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作了重新阐释和剖析。这些角度新颖、见解独特的分析在一般文学史论著中也是不常见的。王宁的《弗洛伊德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翔实的史料和事实追踪考察了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近八十年的传播与影响。在文章的最后三节，作者尝试用精神分析学批评的方法，对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欢乐》和残雪的《苍老的浮云》这三部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小说“作了一番精神分析式的阅读和剖析”。在分析《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作者着重是用弗氏的“力比多说”来剖析主人公的性格发展；在阐述《欢乐》中的主人公的心理特征时，则从无意识和死的本能说出发；对于《苍老的浮云》则是用“释梦”的办法分析人物的变态心理。这些分析阐释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学说，又在运用西方文论分析研究中国文学作品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玉石在《现代诗歌的现代主义》一文中将法国诗人耶麦的《膳厅》与戴望舒的《我的记忆》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和分析，从而证明西方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的重大影响，这种“比较读法”同样是新颖、有说服力的。这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突出和强调西方文艺思潮对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的影响。这种尝试，在国内的比较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尚属首次。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着重讲“三个十年”，对新时期文学缺乏整体性的全方位考察，而本书中王宁的《西方文艺思潮与新时期文学》、孙津的《新时期文学的世界性》两篇文章则以世界文学背景作为参照系，全面系统地对新时期文学作了描述和分析。两位作者都强调西方文艺思潮在中国当代文坛影响的势头之大，波及面之广已经大大超过了“五·四”时期，同时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已经不可避免地汇入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大潮中。王宁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先锋派艺术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冲击这三方面入手，概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主要特征，并提出了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中国现代批评理论的必要性。作者显然是用西方文艺理论，从文学批评这个角度评估新时期文学。孙津的论文则着重探索新时期文学的形式特征，用“文学寻根意识”、“自我表现意识”、“荒诞美学意识”和“结构美学意识”来概括新时期文学的主题。作者显然从分析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入手，提出新时期中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正在努力具有“世界文学”的性质，从而使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具有世界性。钱钟书先生十多年前就曾经指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问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作了十分有意义的尝试。

《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安斌

内摘33,,,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化文学影响下努力走向世界的文学,它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西方文化与文学影响,在借鉴接受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中,在传承中国文化文学的传统里,努力

走向世界。它是努力走向大众雅俗流变互动的文学,在走向大众化的路途上,将求雅与随俗努力结合起来,构成其独有的面貌和特点

1.范伯群.朱栋霖中外文学比较史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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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沫若少年时代1958

5.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小说导论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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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