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历史-符号与权力迷思

媒介的历史:符号与权力的迷思摘要作为语言与言语的载体，媒介的历史演变是在“符号”与“权力”的迷思当中不断演绎的逻辑结果：符号的进程是从“能指”到“所指”的一种静态过程，权力的进程是言语与语言之间所产生的动态过程。

给予符号与权力的动静态结合，可以阐释出媒介的历史结构。

关键词：媒介符号权力历史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1923年，海德格尔在弗赖堡大学登上了副教授的讲座。

据说，为了终结西方逻各斯哲学，海氏从现象学中分出了存在主义。

然而，面对老师胡塞尔“奢谈存在，误入人类学的歧途”的责难，海德格尔只是淡定地以“终生将致力于存在问题的研究”回应。

多年以后，在海德格尔弥留之际，他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道路，而非著作。

”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承传作用，绝对不亚于与他几乎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后现代以来对海氏其人其学术类理论的研究大有靡靡之音，如列维·施特劳斯、布洛赫、德里达、梅洛庞蒂、哈贝马斯等建构后现代主义的大师级人物，无一不受到海德格尔学说的影响。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生存，工作而后死去”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却被斯坦纳称为“自苏格拉底以来，没有谁能够像他这样遭到如此不同的毁誉褒贬”。

这些毁誉褒贬既有来自传统逻各斯的旧族，也有来自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新贵们。

而在后现代政治学的影响下，海德格尔与纳粹德国的暧昧关系，则使得他不得不逃避自由，转而去亲睐荷尔德林的诗文，去思考“诗”与“思”的问题。

纵观后世对海德格尔的毁誉，可以借用经院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来一言蔽之。

如果说海德格尔是针尖的话，那么他的存在论便是针尖上天使的数量。

而这些天使，便繁衍了后现代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坚力量。

尼采自然是狄奥尼索斯的弟子，要不然他不会大放厥词说他是何等聪明与智慧，他的文章是如何如何出彩：你们遵从我假如有一天你们的遵从突然消失，又会怎样呢？你们要小心，免得雕像压扁你们。

你们还没有发现你们自身，可是你们发现了我一切的信仰者都是如此，因此一切信仰都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我请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身，而只有你们大家都否定了我的时候我才愿意来到你们身边。

尼采是针尖上最不安分的天使，当我们想象一下他在叙述《朝霞》问世的背景时，想象一下这位桀骜的中年人敢于在自己每况愈下时告诉世人灵魂不死；在他的身体状况最为糟糕的时候，他敢说自己就是太阳。

列维·施特劳斯说过，“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就失去对它的控制，艺术作品就按照自身的本性发展”。

同其理，从尼采的“上帝已死”到巴特的后现代主义下的“作者已死”，一切都旨在重新评估哲学思维及行为艺术的价值。

海德格尔之后，“30年代的现象学运动，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60年代的新左派革命，70年代的解构批评，直到80年代的后现代论战，无不涉及到危机的命题”。

几乎可以这样认为，所谓的符号学文论，是指在这种危机思想支配下，对哲学的重新评判。

齐美尔笔下的哲学定义，是指“在工业化的不断进步下，分工日益导致文明成为了碎片，它不再具有完整性和号召力”。

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介入对哲学研究时产生的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与索绪尔，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晚年的胡塞尔曾对主体间性做出过说明，然而未能自圆其说以至于再度放弃；索绪尔从逻各斯中心主义下的西洋哲学里分出了结构主义；德里达对现象学做出过“存在的意义并非先验所指或超时代所指，而是前所未有的确定的能指痕迹。

如果需要溯源的话，那么胡塞尔则一定是基于符号学产生而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正如解构学者德里达的基本观点：符号学的产生必须是彻底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

然而，符号学的文论必然要基于索绪尔以来的理论而并不采用东方语言思维，并不过多地谈及玄之又玄的迷思。

在海德格尔发表《being and time》到80年代的半个世纪以来，索绪尔，这位结果主义的宗师无疑对符号学的生成和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同样，索氏也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山鼻祖，从莱比锡大学到柏林大学，从巴黎高等应用学院再到日内瓦大学，索氏基本上成为了尼采笔下苏格拉底式的人物——“述而不作”。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氏之后，他的学生巴利根据他生前的理论整理而成。

《普通语言学教程》距今已近百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尽管现在有商务印书版的《教程》，然而相比于其他著者和著作，国内对索绪尔的《教程》并没有给予多大的热情，其原因可能在于新兴的符号学在理论陈述上蔚为艰涩。

在索绪尔生活的年代，实证哲学占据了人类研究客观物质世界方式的桥头堡，由于“语言”的缺失社会性，“言语”的急功近利导致哲学家们缺乏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认知的能力。

率先对“语言”及“言语”做出过界定的学者即索绪尔，在《教程》中，索绪尔给出了语言的定义是语言从属于社会性，是受众被动从社会接受的“能指”并在脑中的反映，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大众社会心理。

而言语则从属于个体，受众通过借用语言来表达言语，语言是栖居在言语的桥上。

在索氏提出“语言即言语的工具和产物”后，语言学家巴特也对这二者做出过更加具体的阐述：“语言可分为‘言语之语’和‘语言之言’，前者是制度与价值的代名词，它的固定性决定着语言必须具备从言语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则”。

集合的有限与无限性，文字及声音等都有固定的规则，有限的词语数量和结构规则通过建构我们的思维习惯和行动准则以期达到有限目的；在主体交互过程中，符号通过线性或波性的反复冲击与重组，经过受指的排列，以内心的物理机制过滤表达出来。

这一点，在《理解媒介》中也着重阐述过，个体在符号媒介交流的环境下，必须是交流的同时性与当下性，很好地概括了言语的内涵。

当然，这里的同时与当下是指言语的存在，并不涉及此在。

据说，拉康认为主体一旦进入语言就会遭到分化，因为语言既有联合也有分割，这种复杂的主体建构手段会造成语言对主体诉求的不可行性。

这是因为，语言的约定俗成使得组织成为了固化的东西，鉴于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语言具有不可变更性与主体价值的多元趋向。

主体进入语言必然会遭到阉割，与之相反的是，言语是静态的单位。

原因在于，无论是从古希腊文明到早期的华夏母系氏族，还是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古印第安宗族生活，音素音位到词语短语等一定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能指的形式及其偏向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中华文明下真正发生改变的是所指的内容，诸如古今文字的变化，文字的一定规则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从商周的金文到秦汉的篆隶到魏晋以来的行楷，文字在主体介入后不断地阉割。

然而，能指的具体方式是没有发生改变的，从文言文到今天的白话文，国人始终注重用能指来表意，巴特列出了言语从发出到受众接受的示意图：思想—内部语言—编码—表述工具—语音形式—受众工具—解码—语义还原—评估反馈。

《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一文奠定了索绪尔符号学创始人的地位。

据说，他的一生犹如《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引入者罗念生老人。

在世时，他的结构主义并没有受到世人的推崇，故而没有能被称之为大师，《普通语言学教程》也是在他过世之后，后继者根据他的理论整理出来的。

当索绪尔对符号文明和语言权力的建构改变我们思维、重组我们对权力的认知时，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客体世界。

对权力的认识，我们始终局限在一个意志规训的范畴，如男权制度。

在这种制度之下派生出来的另外一种性的不平等交易活动——娼妓文明，因此性就成为了一种符号意志。

在直接的性压抑和性不均衡下，娼妓制度在家庭权力结构上的社会化延伸。

单纯以赢利为手段的性交易活动和女性为主体，这两者往往是娼妓制度的显著特征。

这种性的交易活动比婚姻保护下的男女之爱更具有交换性。

男权主义下对性的双重标准致使女性的性快乐被剥夺。

而性交的整个过程，是充分体验到一种从占有到抛弃的反向快感，它使得两性之间从极度的渴求转而至“无时间性”的内心散乱，很好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在彼此的斗争中，势必会走向更高一级的联合。

诸多性学家在对古代社会娼妓业的考证中似乎缺少它的背景考虑：在婚姻之外，一切以作为筹码的交易活动都是非道德的。

无论是福柯还是拉康，无论是凯特米立特还是卡罗尔帕特曼，都认为性的压抑是由社会语言的离散与参与造成的。

虽然性的存在也要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

然而，古代宗法制度下的双层标准本身就不具备合理性，在这种非理性的社会里产生的娼妓制度，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也正是受到性压抑的早期女权主义者们不堪驱使下选择的另一种生存方式。

这种“缺什么买什么”的奇异“市场现象”值得我们深刻的思索，而不是随意草率地下结论。

通过上述对男权的简短描述，我们可以用巴特尔的观点来总结，人类战胜自然的关键在于对符号的不断有形尝试，符号系统通过表征权力引导人类走出自然困境。

语言是主体用以寻求或者通过信息处理后需要表达（这其中包括语言的内爆）的媒介。

然而，符号学者认为语言的复杂性在于应该区分两点：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

语言的定义在索绪尔看来是成分之间按照规则组合的系统，它区分言语的本质在于承载了相当数量的权力成分，符号所承载的权力话语充斥着世界的各个角落。

相比与语言的广泛意义来说，言语则由个体来定义，不过是抽象生活的一种具体表述而已；同时相比与语言来说，言语的历史厚重感要明显轻许多。

符号是语言的母体，符号总是会承担一定的语言规则，任何不可知的符号都不可能成为信息的载体。

人类区分动物的本质在于他们区分权力的分配时，可以很清楚地明白怎样正确地借助符号和意义规则整合我们的语言。

换言之，“能指”与“所指”的一以贯之，使得话语和权力成为了可能。

作为语言的印象，能指（signifiant）为什么是所指（signifie）的桥，索绪尔带领我们走进了符号的丛林。

“受指”是索绪尔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创造的另一个词汇，能指和受指的结合产生了事物的“权力再现”，文化下的所指内容可以随着历史的线性延伸而发生改变，而能指作为话语的媒介却没有发生改变，其原因在于：时空限制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衔接以表达真实的存在物，三者之间的逻辑可以表述为：能指（口语，文字，形象，物品，动作，声音）—受指（主观所指）—所指（客观再现）。

受指为什么能够使得所指产生变化呢？索绪尔给出了如下解释：受到受指的转化，所在物会成为受众者被动接受的信号。

典型的例子是古代行文方式——文言，转换成今日的通俗语言；西方的思维模式可以通过翻译家的语言，几近准确地传达过来。

符号与权力容易使人类陷入无尽的迷思，言（话）语与短距离的文字传播是人类在建立语言记载制度之前的主要媒介。

可以想见，时间成为了媒介是否能够长久持续的唯一决定因素，言语在一定程度上又瓦解了权力统治与世俗政治。

另一种表述即是，权力被符号散播得更加普世化，符号与权力之间的不断演绎，成就了媒介的历史，媒介通过这种方式的逐步完善，也在不断地变更着符号的表达方式与权力的逻辑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