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中和之道

. 1 / 16 儒家中和之道释义 韩星 儒家之道是以中和之道为枢纽的展开。 传统上由《尚书·洪范》的皇极大中，本意“皇极”二字，皇是指人君，极便是指其身为天下做个样子，使天下视之以为标准（朱熹《朱子语类》卷卷七十九），结果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异化为团结在以某某为核心，以某某为中心的专制集权象征。近代西学东渐，在解构和建构形而上学之争中迷失了儒学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一、“中”、“和”观念与中和之道的思想演变

至少原始社会晚期我们的先祖有了三才观念，也就有了“中”的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了一组原始社会晚期的墓葬，其中一组蚌壳图最引人注目。此墓是许多墓葬群中最大的，里面结构大致如图：

墓室上方（南）呈弧形，下方（北）呈方形。左边是蚌龙，右边是蚌虎，墓主安卧在

墓室居中偏南。从整个构图上看，现在有两种解释，都与三才有关。一是冯时先生的解释，认为墓主头顶方形窟窿状，模拟天空；左右两侧各作弧形向外凸起，表示东方天与西方天的弧面；墓脚下呈方形，大地。整个墓室平面是模拟“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宇宙论布置的，墓主人居中，头顶苍天，脚踩大地，与《说文》王字的构义吻合：“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叁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天地人三才观念，而墓主身份应该是原始部落的酋长或早期部族国家的国王。另外，一些神话传说当中也有三才观念的形象化表述，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是一部中国的创世纪，其包含的思想意蕴很丰富，但盘古开天辟地就是三才之中，高扬人的主体性的神化表达。 2 / 16

《尚书》的“中”与“和”观念。《尚书·尧典》有“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舜典》又记载舜授命典乐之官夔的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里“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就是一种中和无偏的追求；而“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则是通过音乐上的和谐以获得神人和谐的效应。《尚书·皋陶谟》有“九德”之说：“宽而栗、柔而主、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漫、简而廉、刚而塞、疆而义。”这些言行都体现了以中和作为治世的大法。《尚书》中的“中”与“和”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不持“中”就难以致“和”。舜晚年传位于禹，也命他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段话是帝尧让位给帝舜时的授命辞，嘱咐帝舜应该保持中道，否则天下百姓将陷于困苦贫穷，则君禄也就永远终止了。其中“舜亦以命禹”，在《尚书·大禹谟》上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们对其真伪问题多有争议，但宋儒推崇为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允执厥中”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允执其中”。《尚书·盘庚》：“汝分猷yóu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其中“设中于乃心”是盘庚告诫部众要把他的统治权威时时放在心上，意味着每个人的行为要不偏离象征统治权的“中”，不偏不倚、规规矩矩。《诗经·商颂·长发》描写商汤的政治说：“不竞不絿qiú，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qiú。”《韩诗外传》卷五：“诗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言得中也。”《孟子•离娄下》所说的“汤执中，立贤无方”也是证明。这里“执中”与“无方”相联系。执中在既有掌统治权原意的同时，也具有了不固执一端，不固守一见的不偏不倚的意思。 形成于殷末周初的《周易》明的暗的讲“中”很多。就爻位来讲，二爻与五爻分居下卦与上卦之中，称为中位，处于中位一般是吉祥的。《周易》的卦爻辞也“中”字多在，如讼卦卦辞：“惕中，吉。”后来形成的《易传》中也记载有大量中爻与事物存在发展的“吉”、“亨”内在一致的卦爻辞，如《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孔子极赞“黄裳”之德；《象辞上·临》有“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象辞下·解》有“九二贞吉，得中道也”等等，都指明中正之爻使事物处于“吉”、“亨”、“贞”的有序状态中。《易传》还特别崇尚中和。《易传》中和，从爻位上看，是指二五两中爻阴阳既当位，又相应，这种中和也叫“太和”，寓指阴阳对立面力量均衡无偏，双方处于一种最佳的和谐统一的关系和状态。《周易》还十分重视阳和阴的交感变化，这种交感变化的本质即是《易传》中的阴阳和合。 《尚书·洪范》记载了周武王灭商以后，向遗老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告以“洪范九筹”。其中“九筹”之五为“皇极”，孔颖达《正义》释云：“皇，大也；极，中也。”具体体现为王道，并且做了的描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九筹”之六为“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这是要求执政者要克服刚柔失中之偏，而归于中和之意。 到西周的文武周公那里，“中”、“和”的观念就有了抽象的发展，这时贵中尚和的思3 / 16

想开始普遍化。当周人从商人宗教迷雾中走出来，开始注重人自己的主体力量，人的理性精神得到了明显的张扬，表征人的主体力量的“德”字为周人所推崇而广泛应用。“德”字从心从直。许慎《说文解字》释得曰：“直，正也”。德的本意是正见于心，包含着人的中正之心。“中”与“德”结合而成“中德”，这就是《酒诰》中的“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中”成了一种德性，成为一个伦理性范畴。清华简《保训》是文王临终前对武王的遗训,主要讲了有关舜和微的两个故事，有“求中”、“得中”、“假中”、“归中”等语，可看出“中”是本篇的核心思想所在。 周公摄政，制礼作乐，形成礼乐制度，以中和之道推行礼乐教化，直接目的就在于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使大家的行为中规中矩，从而获得社会和谐的局面。《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礼记·仲尼燕居》：“夫礼，所以制中也。”“制中”犹言执中，是恪守中正之道，无过与不及的意思。这些都集中体现了“礼以制中”、“乐以致和”的观念。周人还把“中”作为刑罚原则来运用，提出了“刑中”思想。刑中，就是要刑罚适中、恰当，符合规定，体现公正。《尚书·立政》载周公语云：“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列用中罚”意为“列用中常之罚，不轻不重。”（《尚书正义》） 形成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经》，以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中和的精神，后来儒家以为基本经典。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周乐时，就对《诗经》中的《颂》诗这样赞叹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这段话是对《诗经》中和之美淋漓尽致地揭示，直接影响了孔子对《诗经》中和之美的评价。 真正将“中”、“和”连称，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加以较为系统的论述还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中和”范畴，但他在前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与“和”，有了“中和”的思想，正是尧舜禹“允执其中”、“允执厥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论语》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孔子以中庸为最高德行，一方面把礼视为“中”，执中、用中是依存于礼的，执中即是执礼，中庸意即谨守礼制，不偏不倚，不激不随，恰当适中；另一方面把中庸的观念与“仁”密切地联系起来，以“中”来平衡“仁”与“礼”的紧张，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天下归仁。“天下归仁”就暗含了由中庸达到天下大治的太和理想。《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其中的“邪”与“正”相对，“无邪”即中正。在孔子看来，《诗经》中所表现的情意，能够中节、中正，即“发乎情”，“又止乎礼义”， 因此也就符合了“中和之美”的标准。《孔子家语·辨乐》载：“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在这段比较中，孔子痛心地指责子路不去弹奏先王制作的，风格近于南方的，用中正平和的声音来节制欲念、修身养性的君子之音，却去弹奏声音高亢挺拔，渲染征讨杀伐气氛具有北方风格的“小人之音”，从中看到孔子选择琴4 / 16

曲的标准就是中和之道。孔子提出“时中”，《中庸》引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所以柳诒征先生说：“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孔子祖述其说，而又加以时义。” 《中庸》就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赋予“中和”这个哲学命题以最普遍的意义。荀子多次提及“中和”，如《王制》篇：“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唐杨倞注此为“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无过。中和谓宽猛得中也。”这里的中和显然是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二是在《乐论》篇：“故乐者，天下之大章也，中和之纪也。”把中和看成是音乐具有的根本精神，因而音乐具有了纪纲和标准的功能特点。 董仲舒对中和思想进行发挥，他有天地阴阳之道推演为中和之道作为宇宙万物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董氏认为“中”是规律、尺度，“和”是境界、目的，没有“和”的境界，“中”就失去意义，没有“中”的尺度，“和”也就无法达到了。 扬雄继承了先秦儒家“中和”的思想，在治国方面很推崇中和政治，《汉书·扬雄传下》:“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 颜师古注:“哲,知也。” 东汉王符作《潜夫论》，其中《本训》篇云：“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天地万物本阴阳五行次序而生，唯人禀天地中和之气，所以天地人三才并立，各循其道，才能实现普遍的和谐。 隋唐之际的大儒王通非常推崇周孔之道，著《中说》，其《周公》篇云：“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动乎？其感而无不通乎？此之谓帝制矣。” 宋代理学家尤其崇尚“中和”，认为“中和”是“理”的极致。宋初理学先驱的石介宣称：“和谓之至道，中和谓之至德。中和，天下之理得矣。”“夫能行大中之道，则是为善，善则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应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则是为恶，恶则降之祸，是人以恶感天、天以祸应恶也。”①他所谓的“中和”，与《礼记·中庸》如出一辙。 司马光把阴阳之道与中和之道联系起来，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变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故阴阳者，弓矢也；中和者，质的也。弓矢不可偏废，而质地不可远离。”（《司马文公传家集》卷六十一）他又强调中和之道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须臾不可离：“中和者,大则天地、中则帝王、细则昆虫草木,皆不可须臾离者也。”（《司马文公传家集》卷六十二）。 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说：“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阴阳鬼神莫不尽之矣。”“大中至正之极，文必能致其用，约必能感其通。”“知德以大中为极，可谓知至矣。择中庸而固执之，乃至之之渐也。”（《张载集·正蒙·中正篇》） 周敦颐说：“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通书·师第七》,《周子全书》卷八) 二程把人道与天理贯通起来讲中和，程颐说：“中和，若只于人分上言之，则喜怒哀乐未发既发之谓也。若致中和，则是达天理，便见得天尊地卑、万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程颢说：“中之理至矣，独阴不生，独阳不生。”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朱熹以“性”与“情”来解释中和之道，并提高到天理的高度：“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