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
经济改革出现新拐点
经济改革出现新拐点作者：杰格瑞来源：《现代工商》2012年第08期中国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除了从经济角度观察中国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角度来看，原有的发展模式暴露出严重问题：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不公平、人心不稳定、诚信度缺失、道德败坏等矛盾日益凸显。
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到达一个拐点，《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国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经济发展出现新拐点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在这个时期，存在变化着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缺乏越过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的缩减，拐点趋势毋庸置疑；三是经济结构需要调整，长期管制难以为继。
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被管制、被低估，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发展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应当总结经验。
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发展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
社会改革要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建立市场机制。
如果规则混乱了，游戏做不下去了，结果就很糟糕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
对经济增长模式，有人说要依靠消费、内需，有人说要依靠政府主导经济，也有人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些都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设计的互动。
财政、税收、价格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基层的创新要有充分体现，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浅析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式微
浅析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式微作者：王志立来源：《商业文化》2012年第01期摘要：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
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
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人力资本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66-02一、刘易斯拐点自从2004年在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开始，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方兴未艾。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蔡昉提出，中国的劳动增长速度变得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过去，毋庸置疑，中国会在2009迎来第一个刘易斯拐点，而且会在2015年迎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荣世芳（2009）通过对1997-2005年之间的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出，我国在1997年就已经迎来了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张晓波（2009）通过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的工资收入的研究发现，在剔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实际工资水平仍然是不断上升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
与此同时。
相左的观点也很强烈。
樊纲（2007）则表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农村还有2.5亿-3亿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刘洪银（200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农村还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
学术争论智者见智，无需加以评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09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余波尚存的情况下，中国俨然出现了“民工荒”与“加薪潮”。
特别是富士康公司连续的跳楼事件、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等等，均以涨工资为终结的事实，更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经济特征。
二、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确认识并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调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人口红利知多少
名人有话
对此现象，经济学家 厉以宁用“技工时代论” 做出了理论解释。他认 为这背后，是“廉价劳 动力时代的结束”， “一定意义上宣告了技 工时代的到来”，他判 断“技工时代后面还有 高级技工时代、专业人 才时代”。
人口抚养比的变化
劳动人口 60周岁以 60周岁以 劳动人口 劳动人口 降幅（万 上人口数 上人口占 数（万人）占比（%） 人） （万人） 比（%）
2012年 93700 69.2 345 19390 14.3
2013年
2014年
92000
91629
67.6
67.0
244
371
20243
21242
14.9
15.5
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 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 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 者众， 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
2.质量型“人口红利”：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劳动技 能所带来的
现实中，在“招工难”、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倒逼下，已有越来越多 的企业放弃依靠低要素成本扩张的惯性思维，加快生产自动化改造，更加关注 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 ，寻求质量和品牌效益，并向生产链的高端演进。 因劳动力结构改变逼迫而来的不仅仅是产业升级，甚至还会体现在产业布 局调整上。那些以劳动力输出为主的内陆地区会吸引更多的制造企业从东部沿 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已经培养了一大批素质较高、技能较为成熟产业 工人的东部地区，则将借助质量型“人口红利”向产业高端延伸。
非劳动年龄人口数 人口抚养比 劳动年龄人口数
人口红利消失后果
劳动力投 入下降
• 劳动力减少
形势与政策 怎样认识中国经济减速
怎样认识中国经济减速？要想谈论中国经济减速，首先要先理解“人口红利”一词的意思：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近些年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
但是不幸的是，在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即将到来，这将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此次中国经济减速的同时，世界经济也在发生着剧烈下滑，这样看来，此次减速意味着世界经济衰退带给中国经济的停滞，还是仅仅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调味剂有待我们深究。
在分析我国经济情况之前，先来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
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计为负的0.3%，美国不到2%，“金砖五国”也都在6%以下。
而我国2012年上半年7.8%的经济增速，既高于中央政府年初确定的7.5%的预期目标，也在全球经济体中领先。
所以说尽管我国经济在减速，但在世界几大经济体中仍然是增长速度最快的。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长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这些因素的变化，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改变，原有的某些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衰减，而新的增长动力尚不能弥补原有增长动力的漏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随之下降。
这些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资源和环境约束。
我国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长，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基础之上的。
刘易斯拐点将到来中国人口红利期已近尾声
刘易斯拐点将到来中国⼈⼝红利期已近尾声最近⼏年，“民⼯荒”“招⼯难”问题愈发突出。
对此，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长期被抑制的劳动⼒收⼊将迎来抬升的转折。
那么，⼈⼝红利究竟是什么?⽽“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对国民经济和百姓⽣活带来哪些影响呢?⼈⼝红利对中国经济贡献⼏何所谓“⼈⼝红利”指的是在⼀个时期内⽣育率迅速下降，少⼉与⽼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中劳动适龄⼈⼝⽐重上升，从⽽在⽼年⼈⼝⽐例达到较⾼⽔平之前，形成⼀个劳动⼒资源相对⽐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分有利的黄⾦时期。
为了便于分析，⼈们将总抚养⽐⼩于50%(14岁及以下少⼉⼈⼝与65岁及以上⽼年⼈⼝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称为⼈⼝红利时期，进⼊⼈⼝红利时期为⼈⼝机会窗⼝打开，退出⼈⼝红利时期为⼈⼝机会窗⼝关闭。
⽽⼈⼝总抚养⽐超过60%时则为⼈⼝负债时期。
⼈⼝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旦步⼊快车道，则⼈⼝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助推剂。
由于年轻⼈⼝数量增多形成⼤量的廉价劳动⼒，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是发展的⼀个重要因素，这⼀点，在我国⽬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中国社科院⼈⼝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结构所带来的⼈⼝红利。
⼈⼝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的劳动⼒供给。
1983年～2000年，中国的劳动适龄⼈⼝快速上升，总抚养⽐下降对⼈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
也就是说，这⼀时期我国可以获得的⼈⼝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26.8%。
根据这⼀研究结论，蔡昉对社会上流⾏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同步增长的观点提出了⾃⼰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实际上，农村改⾰以来，⼴⼤农民从⼟地上逐渐解放出来，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城镇转移，再接着⼤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
因此，经济增长的每⼀步都吸纳了⼤量的城乡劳动⼒。
十八届五中全会二胎政策（热点）
十八届五中全会二胎政策（热点） 十八届五中全会二胎政策（热点） 人口困境 （一）人口红利消失 两次“婴儿潮”的叠加效应及“计划生育”催生了80年代起为期30年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某一时期内一国劳动人口（国际上通常将15—64岁列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抚养率（（老龄人口+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低，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较高的储蓄水平。我国自1980年代起，享受了为期30年的人口红利，主要得益于“婴儿潮”的叠加效应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建国以来，两批“婴儿潮”带来的劳动人口增加从80年代起大规模显现。从80年代起，第一批（1949—1959）新生儿基本全部进入劳动年龄，第二批（1965—1970）新生儿开始迈入劳动年龄。“计划生育”1962年提出以来，新增人口数量逐步放缓。劳动人口的快速增长、新生人口的低速增长、老龄人口尚未大幅增长（建国来首批“婴儿潮”新生人口在80年代尚处于壮年）以及总人口的缓慢增长，带动劳动人口占比升高、抚养率降低，人口红利自80年代显现。 低出生率及人口老龄化令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支撑人口红利的两大要素，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率分别在2010年、2011年出现拐点，即劳动人口占比降低、抚养率提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主要受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影响，低生育率主要由“计划生育”倡导的“少生”、“优生”政策以及育儿成本的提高造成，人口老龄化主要由首次“婴儿潮”新生儿开始迈入老龄人口（65岁以上）造成。低生育率令未来可转化为劳动力人数的数量持续保持低位增长，而老龄化不仅减少了劳动力人口，而且增加了老龄人口数量，劳动力的补充不足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令劳动人口占比降低、抚养率上升。如果人口政策没有调整，未来劳动人口占比预计将持续走低，而抚养率也将持续升高，用工荒、用工难现象将继续蔓延。 （二）老龄化加速 我国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比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传统及新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7%，该地区即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口占比10。2%，65岁以上人口占比6。96%，按照联合国的新老标准，我国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首批“婴儿潮”人口进入老龄人口以及晚婚、晚育令老龄化加速。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第十年，我国人口红利也出现了拐点，即劳动人口占比下降、抚养率提高，展望未来，依照现有人口政策，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加速，主要受老龄人口增速升高以及新生人口数量或持续保持低位影响。老龄人口增速上升主要受“婴儿潮”人口进去老龄人口数量增加以及人均寿命延长影响，首批“婴儿潮”出生人口在2014年开始进入老龄人口，同时，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新生人口数量或保持低位主要由两大因素造成，首先，生育率在没有政策提振的作用下或将持续保持低位；其次，我国目前晚婚、晚育趋势明显，这一现象带来的结果是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困境对经济影响 （一）劳动人口短缺带来人工成本上升 老龄人口加速增长、新生人口低速增长造成劳动力供应紧张，人工成本上升。老龄人口增多及新生人口增长缓慢造成的最直接结果是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劳动力供给趋紧，自2010年起，我国已出现劳动力供应不足现象即求职人数低于需求人数，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劳动力供应不足将推动人工成本的上升，这主要体现在近年来我国就业人口增长缓慢同时员工工资保持相对较高速增长。劳动力供应不足、人工成本上升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因为这将限制企业规模的增长、侵蚀企业利润，未来老龄化加速，这两种现象将更加凸出，从而进一步限制经济增长。 （二）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消费服务业及工业升级转型需要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 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消费服务业崛起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靠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消费服务业的拉动：从政策上看，李总理在10月14日国务院会议上强调，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结合起来，将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从经济增长拉动力看，消费支出在2014年首次超越资本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消费服务行业的逆周期特点及自身的蓬勃发展预计在未来经济探底过程中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年长劳动力增加、年轻劳动力补充缓慢将限制产业结构升级及消费服务业发展所需劳动力供给。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消费服务业发展需要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但我国人口老龄化、新生人口的低速增长将限制年轻、高素质人才的供给。从人口老龄化看，由于我国终身的学习、培训制度尚未健全，年长的劳动者较难以学习、掌握新型技能，因此，随着年长劳动力的增加，具备新型劳动技能的劳动力供给将减少。从新生人口低速增长看，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超过40%，是三大产业中占比最大行业，这显示消费服务业劳动力需求大，而服务业通常需要年轻劳动者，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互联网行业发展更需要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人口增速的放缓将限制消费服务业发展所需潜在劳动力供给。 二胎政策放开作用 全面放开二胎有必要且宜早不宜迟。在人口红利出现拐点、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依照现有人口政策，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将弊大于利，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调整人口政策，即全面放开二胎。由于目前仍处于人口结构变化初期，若要调整生育政策，目前是较为适宜的时间点，因为如果政策调整时间推后，第三次“婴儿潮”（1981—1990）中最年轻妇女也将逐渐迈向30周岁，随着年龄增加，妇女生育意愿将减小，即使全面放开二胎，二孩生育率恐难以得到较大提升，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目前，社会对于全面放开二胎预期高涨，在“十三五”前期研究课题中就包括了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我们预计本次“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是大概率事件，并且有望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后放开。 （一）提高二孩生育率，叠加第二次“婴儿回声潮”效应，人口老龄化进程延缓 “单独二孩”政策提振效果不佳，提高二孩生育率需全面放开二胎。2013年底通过的“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增长提振作用不明显，若要提高二孩生育率，需要全面放开二胎。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透露，截止2014年底，全国1100多万对单独夫妇中有106。9万对申请再育，申请率仅10%不到，距离全国单独且已育一孩家庭期望生育二孩的60%的比例，也有约50%差距。多家机构测算，单独二孩政策后，每年新增出生人数将在100万到200万的水平间波动，106。9万申请再育的夫妇数量也仅在期望值的下限。因此，综合多方面数据，“单独二孩”政策对于提振新生人口数量的效果并不理想。 晚育造成第三次“婴儿潮”本应带来的“婴儿回声潮”没能如期出现。第三次“婴儿潮”（1981—1990年）中最晚出生的90年初新生儿在2015也已到达25岁，迈入婚育年龄。如果按照女生24周岁的晚育年龄计算，第四次“婴儿潮”本应出现在2005年以后。但2005年以后新增人口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我们认为这主要与生育年龄的推后有关，自1990年代起，20—24岁妇女生育率显著持续下降，25—29岁生育率在2006年起成为妇女最集中生育的年龄，同时30—34岁生育率自2001起持续上涨，晚育是造成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出现的主要原因。晚育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生活成本上升、婚育观念的转变造成的晚婚和生育年龄的推后。 配合二胎全面放开，新生人口在今后几年有望出现大幅上升，进而延缓人口老龄化。如果本次“十三五”全面放开二胎，我们预计将很好地提振新生人口，因为第三次“婴儿潮”出生人口目前仍处于较佳的生育年龄（25岁—34岁），基于全面放开二胎将有效提振二孩生育率的判断，我们认为适龄生育妇女的数量大以及二孩生育率的提高，新生人口在未来几年有望大幅提升。新生人口的增多将有效补充未来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将得到有效延缓。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预测，如果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假定妇女二胎生育意愿为60%，四年内年度出生人数将分别达到3209万、4416万、3612万和3209万；若维持生育政策不变，自2036年起，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降至8亿以下，但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劳动年龄人口在2048年才降至8亿人以下，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推迟了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2020年、2030年、2040年、205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比维持政策不变将分别低1%、1。6%、2。8%、4。6%。 （二）增加年轻、高素质新生劳动力，符合经济未来发展方向 大量的新生人口将增加未来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以及消费者数量，利于未来经济发展。从劳动力供给端看，大量新生人口在未来将增加劳动力供给，这将有助于解决劳动供应短缺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大量新生儿在未来将提供年轻、高素质的劳动力，这将更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预计未来经济增长将依赖产业升级转型及消费服务业大发展，产业升级及消费服务业发展需要年轻、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以计算机行业为例，近年来，就业人数持续增长，表明劳动力需求大。从消费者需求端看，大量新生人口未来将催生消费需求，有了源源不断的需求，消费业才能持续发展，以电影、游戏为例，随着群众消费意识增强，观影人次、游戏用户数近年来持续增长，未来行业发展需要不断补充的年轻消费者。 （三）伴随新生人口成长，大消费行业需求有望持续高涨 在新生儿成长的不同阶段，各消费行业将受到需求支撑。从消费角度看，新生儿的大幅增长将扩大居民消费，依据年龄增长，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家庭设备用品、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等支出将陆续增加，相关行业需求将相继提振。据艾瑞咨询预测，在“单独二胎”政策下，2014至2018年，婴幼儿行业市场规模将由1。65万亿增长至3。02万亿，年均增长率约为16%，高于此前约12%的增速，因此二胎政策若全面放开，婴幼儿市场规模将进一步高速增长。 投资机遇
2021形势与政策名词解释
2021形势与政策名词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需求侧”就是关于需求那一方面的诸多问题。
所谓“需求侧”，即“需求方面”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人口红利”拐点到来是否引来我国房地产之变-
“人口红利”拐点到来是否引来我国房地产之变?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容易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对于房地产行业以及房价的判断，离不开对宏观经济的研究。
”哈继铭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两大支柱在推动：一个是城市化进程；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结构。
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德国，许多国家都有一个现象——在某一个时段出生的人口特别多（比如说战后），这就是所谓的婴儿潮时期。
房地产在中国当下是最受争议的一个行业，因为房价的疯狂早已扭曲了社会上的很多价值观，国内对于房价的争论已经从火热到开始降温，不是因为房价下跌，而是不降不行，疯狂的房价早已透支了未来的价值，房价的不断上涨使得购房者已趋于麻木，现在任何关于房价下跌的争论都像是痴人说梦，可另一方面中国的地产泡沫在全世界都被承认。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的现状是由过去的出生率决定的。
日本在４０年代二战后，出生率非常高，大约是千分之三十三的出生率，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生率逐渐下降，到了９０年代的时候出生率就是千分之十都不到。
人口结构的变化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就是，在上个世纪６０—８０年代，无论是日本地价还是股价都出现了大幅上升，地价翻了好几倍，股价在２２年当中涨了２９倍，但是到了９０年代，随着储蓄的比例开始下降，资产价格泡沫随之破灭。
世界各地的地产历史证明，不管地产多么投机，地产历史就是人口历史，因为人口的自住需求才是地产的基石。
研究表明，过去10年，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房价大涨，其人口总体也在是上涨，因为他们拥有较多的移民；而过去10年，德国，日本和韩国的房价一直走低，正好和人口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同时发生，而现在在韩国，纯正的房地产企业已经消失。
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小高峰，经济界和学术界依据我国当前较低的抚养率，频繁抛出“人口红利”将带来我国经济发展“黄金十年”的乐观预期。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八大新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八大新挑战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李佐军一国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总是在各种机遇和挑战中前行的。
抓住机遇很重要，应对挑战同样很重要。
认清挑战是应对挑战的前提，其实挑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挑战在哪里，稀里糊涂地倒在挑战中。
认清了挑战后，就有可能应对好挑战，因为过去的历史反复证明，我们就是在应对一个一个挑战中不断前行的。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已进入到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转型、提质增效升级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也在重组，人口、资源、环境、技术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开始遇到如下许多新挑战。
挑战一：国际环境变化带来挑战。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增多；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推进“再工业化”、“再制造业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正面的竞争；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美元开始进入升值周期，加息预期升温，导致国际资本市场、汇率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动荡，中国热钱面临外流的压力，对国内本已紧张的资金链构成了威胁。
从国际政治格局来看，在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戒心增加，部分领域的国际环境在恶化；随着美国开始重返亚太，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摩擦不断增加。
所有这些国际环境的变化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挑战。
挑战二：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带来挑战。
在持续三十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后，“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
201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9．1％，老年赡养比上升到12．25％。
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到9．4％，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首次突破10％。
中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_尾效_研究_兼论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
１ ４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１ １期 以及招工困难也将成为常态 。 人口红利的衰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 关注的焦 点 集 中 在 后 人 口 红 利 时 代 中 国 经 济 能 否保持高速增长以及未富先老后的社会保障难题两个方面 。 本文着重关注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 济增长的现实影响 。 近年来媒体及学者对人口红利消逝后对 中 国 经 济 影 响 的 担 忧 日 益 升 级 ， 担心 中国可能会由于劳动力短缺 、 成本上升 ，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 比 较 优 势 将 丧 失 ， 加之技术创新有 ， （ ， ） 。 限 出现旧的比较优势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现的局面 霍侃 ２ ０ １ １ 而也有学者认为人口红 无需为其消失过度担忧 ， 效率的提升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 利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 （ ） 。 事实上 ， 叶檀 ， 两派观点均认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 只是对其贡献的程度以 ２ ０ １ ２ 及消失后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判读不同 ， 导致这种判读分歧的关键 在 于 双 方 均 无 法 科 学 地 给 出 人 口 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的准确定量影响 。 因此关于人口红利消 失 对 中 国 经 济 影 响 的 争 论 ， 其症结在 于缺乏人口红利衰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规范定量分析 。 从另 一 角 度 讲 ， 如果能够准确估计出这种 影响程度 ， 不仅可以平息两种争论的观点 ， 同时也能够对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做出更多未雨绸 定量研究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 具有十分现实的 缪的预判和准备 。 由此可见 ， （ ） “ ” ， 意义 。 本文试图借鉴 Ｒ 经 济 增 长 尾 效 模 型 将 人 口 红 利 视 作 一 种 特 殊的枯竭型资 ｏ ｍ ｅ ｒ２ ０ ０ １ 源， 研究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 尾效 ” 影响 。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
时间： 2013-01-28 10:29:20 来源：人民日报 评论：0 点击：694
图一：估计的各个时期GDP潜在增长率
图二：人口红利消失前后日本经济走势
陕西农村网—陕西农村报讯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我
们必须正视趋势、做好准备、积极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怕，危险的是人们想尽办法一定要把经济增
速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
拐点已经出现
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
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记者“要高度重视这
个事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应当在心理和政策
上做好足够准备。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
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蔡昉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
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一升一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我们得到了人
口红利。“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
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
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蔡昉坦言。
经济增势将截然不同
潜在增长率“十二五”将降至7.19%，“十三五”将减为6.08%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将使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潜在增长率由
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生产率进步决定，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这三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会使劳动力减少。除此之外，还会使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蔡昉解释
说，过去我国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的情况正好相反。另一
方面，如果劳动力短缺，就会出现资本投入报酬递减现象。“打个比方，如果劳动力充裕，1台机器对应
10个劳动力，那么有多少资本就可以买多少机器；一旦劳动力不足，1台机器对应1个劳动力，甚至10台
机器才能对应1个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的体力、智力能照顾得过来吗？买相同数量的机器，其产出自然会
减少。”蔡昉说，“报酬递减，资本投入就会减少。”
生产率进步，既来自技术进步，也来自劳动力等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果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
门配置到高的部门，生产率就能得到改善。“过去，我们把劳动力从农业大规模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
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因此提高。但是，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用这种方式获得
的生产率提升可能会越来越少。”蔡昉说。
“一句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蔡昉说，“‘十一五’时期，中国经
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5%。我们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见图一）
不该做的应对之策
勿用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拉上去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坦然接受、
积极应对。”蔡昉说，“应对之策，可以分为不该做的和应该做的两块。”
不该做的，就是不甘心经济减速，企图用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拉上去。“今
后，一些人或许会提出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等等。这
些有驾轻就熟的手段、有实施的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问题是，这种刻意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做法会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资
源环境超出承受能力等严重后果。”蔡昉说，“打个比方，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受到他身体能力和人类身体
极限制约，这种体能和人类极限相当于潜在增长率。北京奥运会上刘翔实际已不具备参赛的身体能力，在
各种压力下硬要上场，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
“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值得借鉴。”蔡昉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中，日本人口抚养
比不断下降，经济也实现了年均9.2%的高速增长。当人口抚养比行至低点并在低点上持续20年左右时，
日本经济增速也大幅回落至3.8%。从政府到民间都不愿看到经济减速，就动用了各种手段，货币政策始终
宽松，财政政策保持扩张，大力实施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方案。1990年之后，日本人
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消失，上述刺激性政策产生了恶果，例如造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以致随后
陷入了年均增长仅为0.85%的“失去的20年”（见图二）。
“日本人口抚养比的走势像‘平底锅’，我们的走势会像‘漏斗’，连平台期都没有，这意味着我们
的潜在增长率可能掉得更快，我们也可能更不甘心。”蔡昉说，“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
想尽办法一定要把经济增速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
该做的应对之策
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通过改革的办法科学地加以提高
面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应该做的，就是科学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
高。”蔡昉说，劳动力投入方面还能挖潜，比如，今后劳动力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
“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他们通常40岁左右就退休回乡了。
如果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就能干到60岁。这样一来，劳动参与率增加
了，潜在增长率也能因此提高。”
生产率进步方面也有空间。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无效率的“僵尸企业”淘汰退出，有效率的企业能
得到更多资源发展壮大，导致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美国的研究表明，这种“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生
产率进步，约占全部生产率进步的30%—50%。“如果能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平等竞
争、优胜劣汰，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该因此调整？蔡昉认为，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
们还愿意生，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难以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不过，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应该研究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政
策底线应当是放开二胎。”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