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概念和解释分析

第一章信任的概念与解释①

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②

在信任关系中，受信任一方存在值得信任的动因，这种动因根植于人们需要把关系持续到未来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当中。也就是说，我对你的信任被包覆在你履行信任的利益中（my trust of you is encapsulated in your interest in fulfilling the trust）。这一事实使我的信任不只是对你行为的预期。这些预期根植于对你的利益（尤其与我有关的）的（也许错误的）理解中。表面上，人们可能不赞成把利益带进信任关系中（例如近亲或朋友之间），但实际上人们大多数时候都这样做。确实，对许多其他信任关系来说，核心可能就是利益。例如，我与当地商人有着持续的商业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成了信任关系。这里，我们不便充分说明这种信任观点；但问题在于，相当多的信任关系就是利益关系。我们主要相信存在持续关系的那些人。对我们来说，这些持续关系越丰富越有价值，我们就有可能更加乐于信人（trusting）和为人所信（trustworthy）③④

对于信任的潜藏利益解释（encapsulated-interest account）提出，值得信任至少还有其他两种特征，给予我们信任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第一种特征是潜藏利益解释的特例。因为我知道你爱我或是我的密友，在某种程度上你把我的利益真正放在心上，所以我可能信任你。但是，如果我们信任仅仅熟悉的那些人（我与他们有着持续的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了熟悉），那么原因就相当不同。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爱或友谊可能是关系的重要方面，但许多信任关系（不必要这样真正考虑另一个人的利益）并不是这样。一般来说，通过持续互动的因果联系或互动的声誉效应，而不是通过彼此的强烈价值承诺，我们只不过分享了各自的利益。

第二种特征明显不同于潜藏利益解释，在某些情况下非常重要，但它也不能成为大部分信任关系的特征。因为我知道你强烈承诺要履行自己的某些信任，例如你答应要完成的那些①我感谢约翰·布雷姆（John Brehm）、凯伦·库克及一位匿名评议人对本文的评论。我也感谢罗素塞奇基

金会会议和工作坊的许多参与者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发现一些信任观点及其多样性让人很受启发。

②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此处标明的作者信息为本文刊发时（2001年）的信息。——译者注。

③依据不同语境，“trustworthy”这一关键词用中文分别表达为“为人所信”、“值得信任”、“可信性”等。——译者注。

事情（本册由Messick and Kramer及Tayer所持的观点），所以我也可能信任你。你可能也有原因没有履行这些承诺；但我一般会预计，在大多数情况下，你还是会履行的，因而我还会相信你。我知道一些人，他们对有关信任表现出极其强烈的道德承诺，但我的大部分信任关系并非根植于对他人的这些承诺；而且，这些最重要的道德承诺造成了大部分社会秩序或大多数持续关系，这似乎也不可能。

让我们暂时回到声誉效应上。我可能信任你，但这不是因为你与我具有持续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履行对我的某些信任，那么你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受到损害。在有关某个组织（Jane）的讨论中，卡罗尔·海默（Carol Heimer）就曾提出，该组织之所以实现了目标（在是否堕胎上为女性提供咨询），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确定了可信的声誉，尤其是在私密性方面。因而，可能一生与该组织只打一次交道的女性可能会信任它。显然，组织中各种行动者及作为客户与其打交道的那些人的可信性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人们可能认为，推荐给病人的医生是危险的，正如病人自己那样。在海默讨论的组织中，客户不断变化，因而其中的信任关系要比许多信任关系更重要。（有关声誉问题，也请参见Messick 和Kramer，本册。）

作为反对潜藏利益解释的理由，人们可能认为，当做Y符合你的利益时，说出“我信任你会做Y”有点不通情理。例如，考虑一下某种极端情况：只是因为枪瞄准你的头，我才相信你会做我想要你做的事情。（我领会出Al Capone的智慧，他曾说过，“通过一句善意的话加上一只枪，你要比只是一句善意的话获得多得多的东西”[转引自McKean 1975，42n]。）当我强迫你做我“信任”你做的事情时，部分错误之处就在于，在完全确定的环境中，作为概念的信任没有意义。我确实相信太阳每天升起，如果人们是完全程序化的机器人，我也不会在通常的意义上信任他们。某些学者认为信任本身嵌入于不确定性当中，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对有关的信任来说，”狄亚哥·甘贝塔（Diego Gambetta）（1988，218-19）认为，受信者“一定有退出、背叛、逃脱的可能性”（也请参见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133；以及Luhmann 1997）。更通常地，人们可能认为，信任嵌入于选择的能力甚至需求当中。

如果给予人们过于强烈的动因，他们在这些有争议的事情上就会成为确定的行动者。（这也是浪漫的人痛恨理性的原因。）在另一极端，如果让人们没有可归咎的原因而行动，那么许多环境下他们也不可能获得信任。除了选择和理性外，信任还是有争议，这只是因为我们仍处于昏暗的中间地带，既不确定也不是完全不确定。

在枪这种情况下，部分问题在于，你服从我的要求完全不是出于你对我利益的关心。它纯粹出于你对自己利益的关心。也就是说，枪这种情况不符合对信任的潜藏利益解释。

我希望确定一种信任观点，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解释——也许评价——行为。同样关注促使许多信任研究学者阐明了有关信任的不同观点。我讨论了许多观点，考察它们在理解行为上有何不同；在某些情况下，探询他们的概念的前后一致。这些观点中，许多（尤其哲学家的观点）都是定义性或概念性的。其他观点（尤其社会科学家的观点）都是解释性的。对信任的潜藏利益解释既是定义性的又是解释性的解释（both a definitional and an explanatory account）。

有一种重要观点我们没在这里讨论，就是信任本质上是非认知的（noncognitive），它只是信任者的信任倾向（disposition to trust）。除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1993）之外，某些哲学性解释也持有这种观点（Becker 1996；Jones 1996）。在对社会或泛化信任的讨论中，它似乎也是隐含的观点（本章随后加以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从认知学习角度来考虑谁值得或不值得信任，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看成倾向观点。因为，例如，你背叛我之后，不信任你就会成为我的倾向。事实上，倾向理论家的某些论断比我乐于信任现在是一种倾向的论断要稍微合理一些，尽管它先前是基于对你的行为和明显承诺的认知评价。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非认知倾向观点可能只是乐于信任说法的一部分；认知要素必定发挥另外作用。对信任来说，替代解释是无理由无根据的，而且经常自我破坏。高信任者的倾向（参见Yamagishi，本册；Rotter 1980）可能和简单学习模型一样。如果你与他人的交往经验——尤其早年（Hardin 1992；Yamagishi，本册）——是愉快的和合作性的，那么你往往会对与新人的合作前景感到乐观；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往往会感到悲观。

又一次，甚至在日常交往中，如果我们有持续关系，那么现在我就会有信任你的倾向，而不是过多推测你是否值得信任。我不用考虑就知道了。但是，非认知理论家不这样认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信任完全建立在过去的认知历史上，正如海默（本册）对信任关系如何发展的解释一样。正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讥讽的，通过把越来越多的东西简化为习惯，文明就这样进步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时间用于其他事情上，那么我们就要放弃推测需要，而且我们确实就这样做了。⑤人们可能具有某些信任关系，这些关系实际上比其他关系更具有倾向性和非认知性。但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人们最可能首先以那种方式对信任谁作出认知选择。例如，从相对有意识的冒险（最初

⑤功利主义的早期批评者宣称，我们不能功利；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用更多时间来计算，因而我们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做事情或享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rt Mill）对此反驳道，理性并不是要求每次重新计算。比方说，一位水手出海，他更多是按过去经验航行，而不是许多其他功利选择要求的计算。

最可能是小的风险）选择中，我可能就会同某个密友建立起关系。然而，这种关系目前为止只是发挥了作用，我们中没人会受到压力来作出这些有意识选择——尽管如果新情况出现时，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因而，非常强烈的反认知观点似乎不合情理。

本册所有作者在解释中都包括强烈的认知成分，例如当他们假定人们信任谁很重要时。因而，他们没有从强烈的非认知角度发展自己的论断。最明显的是海默、恩斯明格（Ensminger）、吉本斯（Gibbons）及山岸俊男；汤姆·泰勒、大卫·梅西克及罗德里克·克雷默这些人把信任定义为基于对受信者的道德承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知取向的。然而，这些贡献也有许多非认知倾向——例如，对单向信任博弈的讨论、对所谓的泛化或社会信任的讨论。在单向信任博弈中，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伙伴是谁就要冒险（参见Messick和Kramer、Gibbons及Miller，他们提出了Kreps的单向信任博弈1990）；在泛化或社会信任中，人们信任的都是不熟悉的他人。

在转向替代信任观点前，我讨论了五种概念变换（conceptual moves），这些变换削弱了对于信任的许多讨论，事实上可能直接影响对于信任的任何讨论。在澄清了概念基础后，我转向有关信任的各种观点。解释从基本上处于个人水平的问题与概念愈来愈转向社会化概念。潜藏利益理论令人信服的特征在于，在所有层次上，它都没有概念变化就可以进行解释（Hardin，2004）。这些解释中某些彼此一致，某些不一致。例如，进化解释（也许通过各种方式增加了潜藏利益）——它是解释性的——可能就非常适合潜藏利益解释。在本册文章中，我们有两种观点替代潜藏利益解释，其中表达稍模糊的一种观点认为，信任是非认知的，是一种心理倾向；一种观点则认为，信任根植于受信者的道德承诺。下文大多数讨论都与非认知倾向及认知性的潜藏利益观点有关；同时我们也力图找到某些方式，以在经验上区分这种两种观点。

第一节概念不明确

让我们考虑一下到处充斥的五种概念失误（conceptual slippages），它们值得简要讨论。这些失误不是替代的信任理论，甚至不存在于任何特定的信任理论中。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可能经常削弱这种理论中的结论。显然，所有这些失误都需要小心避免。其中两种有点涉及对日常信任语言的错误推论。

第一种失误是社会科学中常见的概念假设情况：假设某些信任概念是基本的认识单元（epistemological primitive），没经过分析。令人惊讶的是，在罗素塞奇基金会的许多信任工

作坊上，一些受人尊敬的学者经常会这样强烈反驳某个报告，“但那不是信任。”

其次，大多数信任解释基本上都是预期解释。也就是说，它们依赖潜在的信任者所具有的预期。因而，信任本质上是了解或信念。然而，有关信任的许多日常语言说明似乎都把它看成了行为，至少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表面上出于方法而非概念上的原因，梅西克和克雷默把行为包含在对信任的定义中；其他几位学者则或明显或隐含地把行为包含于信任中。

第三：信任是三部分关系（three-part relation）：我信任你做Y。这种观点很常见（参见Luhmann 1979，92；Baier1986，236）。⑥例如，我通常相信你不会说出最诽谤人的闲话，但不是今天的午餐价格；而我会相信另一个人说出的午餐价格，但不是任何闲话。我可能把几乎任何事委托给许多人，而不会把任何事委托给许多其他人。即使针对特定的三部分关系，信任也一般都依赖于具体情况。例如，尽管我一般都相信你的闲话，但如果你处于被胁迫的情况下，而有关我的闲言片语会帮你脱离不利处境，那我也会不相信你所说的闲话。

第四，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对信任的解释，但他们在信任和值得信任之间都有奇怪的普遍失误。规范解释（normative accounts）尤其如此，进化解释（evolutionary accounts）也是这样。令人惊奇的是，在有关信任的学术讨论中，这种失误普遍存在，正如我们在本文随后看到的那样。

最后一种失误是，人们往往把委托某人做某事看成了信任某人。

通过把失误的概念作为原则，人们会据此提出某种信任理论。然后，人们可能力图让理论一致地符合那条原则。我确实不认为这种理论会多么有趣，因为它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信任经验。这些概念变换通常都存在失误；然而，这些变换却是某些信任理论的基础。在这些理论中，人们把信任谨慎确定为二部分关系。随后在有关信任的讨论中，我们会注意到这一点。大量有关泛化信任的文献把信任经常看成二部分关系，尽管对调查的受访者来说，第三部分（即使未说明）可能假设得晦涩难懂。

实际上，所有这些概念上的失误都是正常的；即使再严谨的学者都难以避免。正因如此，尽管我列举了来自许多学者的概念不清的例子，我还是有点儿怀疑，许多甚至大多数学者会不会乐意去删掉这些混淆。

⑥在许多实验采用的所谓信任博弈中，信任明显是三部分关系：两位博弈者和有限的潜在的潜在回报范围（也参见Hardin，2004；及Hardin 2004）。

一作为基本术语的信任

在许多解释中，信任似乎是基本的、未经分析的术语。正如在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t）的认识论中，我们恰好看见它时才知道它。在社会科学对于任何事情的严肃讨论中，这种假定是经常面临的问题。我们经常试图假定，我们迅速的、甚至草率的直觉或洞察都是基本的，而不仅是偶然的。偶然解释甚至区分不出信任另一个人、信任自然事实及信任某个机构（例如政府）。

这些都是简单的基本单元（primitives），不能卸成信任模型的成分。也许它们是不同的基本单元，只是由于常规，恰巧拥有同样标签。或者说也许它们是相同的基本单元，在它们之间作不出真正区分。然而，一般而言，我们不应沉迷于某种所谓的社会科学或哲学；它们只依赖异想天开的个人直觉；这种直觉认为，如果观点不能说清楚以供他人提问、检验和理解，那么X就必定如此。

在有关信任的讨论中，实际上人们经常会说，“当我们提到‘信任’时，我们所指的是X。”令人遗憾的是，对不同人来说，X是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变量。日常语言分析也许不包括某些含义，但它一般不会在其他所有主张者中只提倡一种含义。毫不奇怪的是，从语言上看，信任是杂乱的，甚至混乱的概念。信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的争论听起来像有关某些事情的“确切”含义的最坏的柏拉图式争论。不管有时如何令人迷惑，但为此而争论不休实在是愚蠢至极。我确实不会提出信任的“确切”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我提出了一个可行概念；这一概念可用来帮助解释我们行为的变化及对他人（包括集体他人）可靠性的信念；因而，这一概念可用来涵盖我们依赖于他人的大部分经验。我关注的核心就是这种解释。

最后，请注意一下信任日常语言分析的特定含义。如果人们希望使信任成为简单的基本单元，或把它看成道义上的规范概念（即普遍适用的概念，来自于纯粹理由）的话，那么他们在真实世界经验（经常缺少这种概念）中就会遇到麻烦。即使今天，我们都不能把信任这个术语直接、精辟地翻译到许多语言中，比如法语。在法语中，人们会说，我相信某人——或者奇怪地，某件事情（j’ai confiance en quelqu’un ou quelque chose）。1995年2月25—26日，在罗素塞奇基金会-纽约大学举行的信任会议上，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也提到，挪威语中没有名词形式的“信任”。大约一个世纪之前，人们特意发明出日语术语（Toshio Yamagishi，私人沟通，1998年3月31日）。从其他语言到英文的翻译经常使用“信任”术语，这明显不妥，从而显著增加和歪曲了所译内容。甚至在英语中，由于它的词根是“tryst”这个词，信任这个词的历史也比较模糊。

二作为行为的信任与作为了解的信任

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是，当我们没有信任他人的理由时，我们会冒险信任他们。人们可能认为，这确实就是信任。根据这种观点——称之为“不足预期观点”（scant-expectations view）——我预期你越少履行我的信任，我对你就拥有更多的信任。这可能表面上听起来正确，因为我的动因明显关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不同于我与亲密伙伴打交道的经验；对这些人，我通常具有明确和合理的预期。但是，即使作为日常语言概念，不足预期观点也似乎不合情理。

当我没多少理由预计你会履行，而不是当我有充足理由预计你会这样做时，如果只有这种情形下才是信任的话，那么我就从不会相信我的母亲、不相信我的儿子、我最好的朋友，或我最可能说我信任（用日常语言来说）的其他任何人。任何人通过相信不足预期观点而表达信任，这似乎完全不可能。按照这种观点，我可能信任完全陌生人或希特勒，但不是我的母亲。

（对信任有一个实验解释，该实验把信任比做婴儿“信任”自己的母亲，参见Baier 1986）。尽管混乱的日常语言对信任可能有许多矛盾观点，但甚至当我们刚开始分析日常语言时，不足预期观点就已立不住脚了。

弗吉尼亚·海尔德（Virginia Held）（1968，157）提出过折衷观点，这种观点现在看来还是有点奇怪。她提出“当我们至少知道一个人会不会采取某种行动时，信任确实是最需要的。”这种说明含糊，它不可表示对信任的定义。但假设她是从定义角度来表示的。确实，当另一个人没有选择余地时，信任就不成问题。然而，当我对你的行动选择相当有把握时，信任就成问题。在特定背景中，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说法，即我最信任我认为最可能以某种方式行动的人；我最不信任我认为最不可能以那种方式行动的人。

在不足预期观点看来，尽管对履行缺乏充分预期，似乎打击我们的还是有理由冒相关危险的“信任”行为。这种信任行为可能出于许多动因。例如，为了给予“受信者”某种道德推力或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信任者可能会让受信者觉得，他们确实预期自己会履行任务。或者，如果人们认为信任本身是好事，那么他就可以断定，这种情况下的信任尤其能获得很大好处。如果人们坚持认为，这是我们使用“信任”术语的众多方式之一，那么他们确实就对了。但不幸的是，这种谈论信任的方式模糊了值得信任评价与“信任”某人行为之间的界限。这种模糊是日常语言的特征，但它妨碍了对行为的解释。因而，我把信任保留在了解和信念的类别中，而不是行动和行为的类别中。

安妮特·拜尔（Annette Baier）（1985，61）认为，“就我们相信并与之合作的那些人来讲，他们的理由和动因不可能完全透明”，因而信任某人总会有点危险。有某种“来自于信任气氛的预期获得”——因而，当相信别人时，我们就不会过多担心。但又一次，这不是说，信任是危险的；而是说，按照信任而行动是危险的（it is acting on trust that is risky）。

信任只是一点了解，当然，了解总会错误难免。当结果表明对我们不利时，错误信任可以给予我们行动的理由。

有些明显的是，信任某人与按照那种信任而行动明显不同。例如，我可能在许多方面信任你，但从没理由按照那种信任而行动。针对这种区分，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1999）论证了“利他信任”（altruistic trust），即把信任无保留地转化成为行动。谈到利他信任，也就是含蓄地说，这实际上不是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采取合作行为；而如果人们只是根据自己对另一个人的信任程度而行动的话，那他是做不到这样的。尽管缺少表明行动有理的充分信任，一个人也会采取利他行为。因而，谈到利他信任就是使信任成为行为术语而不是了解术语。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即使不需要按照信任而行动，我也可能信任你。因此，我可能容易对我不期望有回报和不信任的那些人采取合作行为。

表达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想象一下我们使用了信任的行为指标或测量。有了行为测量，我们往往就混淆了行为和信任；为了决定信任程度（而不是定义它），人们往往削弱了使用行为指标的原则；但这又会是一个错误。此外，如果我们使用了行为测量，我们想要的是特定背景下的测量。因而，相对来说，我们可以有意义地声称，对我们研究的所有被试来说，问题都是相似的。例如，我可能相信一位密友，然而却很长时间没表现出反映我对她信任程度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唯一的测量是还没有引出的行为的话，那么说我信任她要多于他人就意义不大。再一次来说，如果要有意义，这些测量必须要考虑到背景。

我们可以选择把自己处于某个位置，开始了解某件事情。但我们不能接受证据然后才决定了解。证据可能迫使我们，也可能不迫使我们，但我们不能选择它迫使我们的程度。卢曼（1979，43）作过这种论断，即“要求他人的信任是不可能的；信任只能被提供和被接受”。对于卢曼的这种观点，人们既有承认又有否认。我对你的信任可能既不是提供也没有撤回。它只是信任。我不能从你那撤回信任——即便我能这样做，但也没多大意义；因为当我理解了它时，它会同我的利益相反。你既不能接受它，也不能拒绝它。但我们两人可以选择在各种环境下不以此而行动。此外，你可能以此而行动，一直到让我为你做某件事的程度——因为我信任你——然后违背我的信任，所有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信任是了解的范畴；按照

信任而行动是行动的范畴。然而，正如卢曼所正确提到的（如果从隐喻的角度），“不可能要求”信任。也就是说，如果我不信任你，那么只是以你的要求加上我对你的已有了解为理由，你要求我信任你是实现不了的；因为对我来说，那种了解还不足以信任你。你仅仅的要求没有增加多少或完全没有增加我对你的了解；因而，如果我之前不信任你的话，现在也不能导致我信任你。

人们选择了信任，这种普通断言错误地表示，信任是个行动问题。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74，26）谈到“彼此的信任协议”（agreement to trust each other）。约翰·邓恩（John Dunn）（1988，73，80）认为，“为了处理其他人类代理人或机构的自由”，信任“基本上是有意识选择的原则”（也参见Miller，本册）。拜尔（1986，244）谈到“信任者选择认可或培育的有意识信任。”正如其他许多人，包括拜尔和赫尔德一样（1984，65）一样，卢曼（1979，24）把信任看成一场赌博、一项风险投资。赫尔德（1968，158）也认为，人们可能有义务信任。⑦梅西克和克莱姆（本册）以及许多其他人都提到决定信任某人。⑧所有这些都是错的。一般来说，依我拥有的证据，我只是信任到某种程度，或到了某种程度就不信任。在居间的实例中，我没有选择信任，我也没有冒风险。只有行为是选择的——例如，如果我事实上相信了，那就会如我愿那样行动；在你的可信性上冒冒险，即使我多少证据表明你具有为人所信的动因。⑨此外，当我不确信你对我的动因或你的可能行动时，我就会明显不信任，而这就会让人知道证据否定了什么。那种方式影响了彻底调查——必须相信人们不相信和不能相信的东西。似乎有理的是，这些学者中没人断言，我们选择了信任或不信任，而不是在有关经验后才信任或不信任。例如，卢曼（1979，88）在其他场合就曾提出，信任“不是为了特定目标而选择的方法。”相反的明显断言只不过是语言使用上不太精确的失误。

三作为双方关系的信任

⑦假定赫尔德表示的是，人们可能有义务以与自己信任程度相反的方式行动。

⑧然而，他们对认知吝啬的关心倒非常符合这种观点，即信任本身是认知概念而不是行为概念。

⑨就这些非认知倾向观点来说,一些学者(例如，Gauthier1986)提出，人们可以选择具有某种倾向。本书作者中似乎没人作出这种断言，但某些人也许会接受这种论言，因而保护了人们可以选择信任的断言。

也许他们应该认为，人们可以选择在通常的信任，而不是选择信任特定的人。这就是高瑟（Gauthier）的断言：作为一般特征或倾向，我选择成为合作性的人。在有关信任的整个倾向理论为我们展示（而不只是假设）之前，我们可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选择相信某人的断言与这种理论是否一致。

在白话中，只说“我信任她”很常见，我们不会加上“与X有关的事情上”这种条件。但如果这样的话，白话一般都比较隐晦；而且它确实不表示，人们在任何和每件事情上都十分信任某个特定的人。几乎任何人会都不会完全对另一个人说，“不管‘做Y’或‘与X有关的事情上’这种措辞的含义如何，大环境如何，我都会相信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对信任的分析、解释及理论讨论中，有时到处都是这种说法。这是这些讨论中使用日常概念所带来的固有问题。人们需要经常刻意努力来避免这种用法、避免带来错误含义。

然而，有些信任理论就基于这种假设，即信任是（或至少可能是）一种形式的双方关系：A信任B，在信任范围上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正如有时某些学者所假定的，如果信任就是无端相信（例如Abraham显然相信上帝），那么它可能就像这种双方关系那样简单，没有任何限制。从表面上看，很明显，上面提到的这些情况很少见。这与我们大多数人有时对他人（少数是上帝）的信任无关。信任只是双方关系，人们经常把这种假定带到对其他理论的讨论中；而在这些理论中，信任是应该避免的概念失误。

对某些信任论或定义而言，信任是相当不同的双方关系也是其基本假定。按照信任的非认知倾向观点，人们有时甚至提出没有第二方：我只是信任。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清楚，完全没有道理。某人普遍信任的声称最多只是隐晦的。然而，假设要求这些人按照那种信任而行动，他们并不会把婴儿交付给任何一位陌生人来照顾；或把大笔钱借给任何一个借钱的人。充其量，我的信任倾向只是比其他许多人相对更为乐观的态度而已。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要成功的话，我不会蠢到只有自己一方。虽然如此，所谓的泛化信任有时还就像这种单方观点。让我们转到这个观点上。

越来越多的文献涉及信任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其中大部分似乎关注社会交换的可能性，这种交换自于普遍信任他人（例如，Luhmann1979；也参见Knight，本册，以及Yamagishi，本册）。所谓泛化或社会信任（generalized or social trust）就是信任随便哪个人或社会机构，而与这些人没有先前或随后的特定关系基础，正如人们经常谈到或表示的，没有考虑到在不同程度上信任特定他人的不同基础。这种“信任”似乎是双方甚至是单方关系。我们可以把泛化信任不精确地看成针对一般他人（包括陌生人）的非特定信任。这方面有大量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是基于标准的调查问题；例如，“你认为人们可以信任他人，或人们应该提防他人吗？”（其他调查甚至很少有框架好的问题，参见Stolle本册文章的附录。）人们一般会回答，他们可能信任他人；在多层次量表上，他们会选择相对高的程度。但是，一些研究者过于不精确地理解了这些回答。如果我说，我大部分时候信任大多数人；我可能只是说，我大部分时候信任我打交道的大多数人。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尤其要与他们

打交道，而不是与大部分时候我不相信的其他许多人打交道。此外，即使我大部分时候信任我打交道的大多数人，这是因为大部分时候与他们打交道时我没有多少危险。问任何一个人，他们会不会把一百美金借给街上随便哪个陌生人，他们大概会说不。问一下他们，会不会把几千美金借给甚至比较好的朋友，但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偿还合同，再一次，他们可能会说不。

因而，认为这些标准调查结果只是一方或双方是无根据的。假如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它可能的意思，那么假定这些结果中的信任是单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一段时间在每件事情上信任每个人。一些人宣称，信任可能是单方关系；这些人应该向我们介绍实际拥有这种信任的人。我们会说，我们的信任只是两种不同方式中的双方。首先，说双方是信任者和受信者也就是说，在所有可能的事情上，信任完全无限制。说双方是信任者和争议中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同样信任每个人。对任何最亲密的关系来说，第一种说法没有道理。我们只是某些事情上信任某些他人，也许在要求不高的事情上包括了更多人；也许在其他某些事情上不包括更多人。这确实不是泛化信任。第二种可能性显然荒谬。当调查反应牵涉到有关信任的这些简单观点时，调查解释者而非受访者错误解释了这些结果。由于这些问题的模糊性，受访者不得不给出模糊答案。

在任何情况下，所谓泛化信任充其量只是对于他人可信性、合作性及帮助性的相当积极的预期。例如，在极其宽厚环境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信）长大的孩子就是这种态度。通过归纳泛化，以前的孩子现在遇到了有着相当积极预期的他人。泛化信任的价值就是这种养育的价值：在与他人合作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会冒多大风险，因而我们可以更容易与他人建立关系。当然，再一次，这只是他人相对可信下的价值。

人们可能认为，泛化信任只是对他人可信性的预期，它是对他人的真正信任。但是，在“A信任B做C”的关系中，如果A的信任确实是泛化的，而且不像通常那样非常有限和有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说出谁是B，什么是C。因而，泛化或社会信任似乎违背了这一信任范式。但是，如果泛化信任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也许以非常复杂的方式），那么把它称之为泛化意味着什么？在任何现实的背景下，我信任某些人多于其他人；在某些场合，我相信任何特定的人多于他人。在对他人可信性的预期上，我可能比你更乐观；但是除了这种一般事实外，我确实没有泛化信任。我也可能把许多人模式化，假定某些类型的人可能更可信，因而值得冒险与他们合作；其他类型的人则不太可信；还有一些人完全不可信。但这种模式化远不是泛化信任。它只是对某些其他人的乐观（Hardin 1992）。把可能雇佣的那些人模式化，人们就可以合理理解能力或承诺的最初粗略指标。同样，通过模式化，我们也可

以合理理解这种乐观主义（正如Becker对雇佣中歧视的分析一样1957/1971）。

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声称，我们可轻易重新说明泛化信任，它一般发生在信任成功的环境下。因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对于潜藏利益意义上不能相信的那些人（因为与他们既没有持续的关系；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声誉），人们为什么会冒险与他们进入交换。⑩

这种断言不是说，人们相信其他人；而只是说，人们对同某些、也许无数他人（尽管确实不是每个人）能建立成功关系具有相当乐观的预期。如果环境稍微改变的话，那么这种结论可能就是错的；比如同想很快获利的骗子打交道，或者同敲诈旅客的旅馆打交道。因而，泛化信任似乎只是对可信性和意愿的乐观估计；因此，人们冒较少风险就可以与还不信任、甚至没有信任基础的其他人打交道。因为有关环境中的人和机构通常显示出不可信，那么这就表明，这种乐观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人们就会很快修正这种评价。

表面上看，所谓的泛化信任有着不同层次，对此的一种理解就是，某些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心理信任倾向。因而，对信任的研究经常把被试分成高信任者和低信任者（Yamagishi，本册）。这里，我不广泛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请注意，不同程度的表面信任可能只是不同程度的冒险或不同程度的了解他人（Hardin 1992）。正如前面提到的，尽管不是那么明确，本册中有几篇文章（Messick和Kamer；Yamagishi）有时把信任看成基本上或部分是倾向性的。当然，如果根植于某种道德承诺（例如在Messick和Kramer以及Tyler那里），那么值得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倾向性的。理解你的这些倾向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评价你是否足以未来导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合作可以预期未来与我的合作。但这种倾向也必须与值得信任的心理倾向有关，而不是与信任的心理倾向有关。

山岸俊男（本册）的高信任者明显是认知性的——当可获得证据时，他们就会修正自己对另一个人可信性的评价。因而，他发现，泛化信任在对子关系中不太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对子关系中，我们一般都拥有和获得了证据。人们可能认为泛化信任者是非认知性的；但当转向对子关系时，他们就变成认知性的了。

泰勒（本册）谈到非工具性“社会”信任。严格来说，这不是在文献中已成为标准概念的社会——或泛化——信任（正如这一部分前面讨论的）。他的“社会”信任产生于群体身份（或认同；参见Hardin1995，6-10）和有效性的背景。因为作为总是相信每个人的绝对范畴，甚至标准的社会信任概念都是无根据的。泰勒把他的社会信任限于特定的民族或其他群

⑩就今后与他人（可能知道这个人现在不履行信任）交往的可能性来说，有问题的声誉效应会产生潜在破坏。对潜在的欺骗者来说，声誉效应是基于动因的，因而是未来导向的。

体中，这类似于标准的社会信任（推测是泛化的）中所必定发生的事情。正如许多日常关系（例如婚姻或约会伴侣的选择）中那样，我们必须经常作出这种假定，我们更可能理解与我们背景相似的那些人，并为他们所理解；而这些人更可能分享我们的价值观、品位等等。可以想像，如果能测量泰勒的社会信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人们是根据类似认识论问题的标准来定义社会信任的，即基本上来说，人们与相对熟悉的人打交道会舒适一些。

四信任与值得信任

在大量和越来越多的信任文献中，也许最奇怪的概念失误就是对信任做了表面断言；事实上，只有当这些断言是有关值得信任时，人们才会理解。例如，把信任道德化的大部分文献，如果核心是把值得信任道德化，那么至少在某些环境下人们还容易理解；但如果目标是把信任道德化，那么基本上人们不会理解。后来讨论的许多信任解释造成了这一失误——事实上，失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可以假定，有更多变换而不只是概念失误或错误。“信任”也许是不精确使用的术语，指全部关系，不论是乐于信任还是值得信任。尽管有些道理，这种变换还是让我们明显作出了一些草率的、错误的特定论断；表面上看，这些论断只同乐于信任有关，但同全部关系无关。

例如，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1983，170）认为“我们需要发现……如何促进信任并使它更有效。”他关注的是一般社会关系。当然，为了使这些运行得更好，我们需要的是值得信任。这是从巴伯的研究中作出的推断。他研究了专业化、以及让专业人员为客户更好服务的问题；这些客户需要专业人员的帮助，因为他们确实不足以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包括健康照顾、法律咨询等。按照巴伯的解释，解决这个问题是专业规范当初产生的原因。如果医生不值得信任，那么还教潜在的病人只相信医生就有点不合常理。

本文随后讨论了几种信任概念与解释模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从信任到值得信任的失误都很明显。无论遗传解释还是社会进化解释，它们都适合解释信任的上升；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理解了值得信任的上升。它影响了对作为物品的信任和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的讨论。它甚至还可能影响功能解释，例如巴伯的解释，还有不太明显地，卢曼的解释。(它也符合道德化解释，可能Lars Hertzberg[1988]的解释除外。他似乎真正坚持认为，信任是道德上对我们的要求。但这里我不会讨论这些问题。)

至于这种经常性失误，或至少人们为什么没有把它立即看成失误，也许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在于，值得信任普遍引起了信任（trustworthiness commonly begets trust）。如果我值得信

任，你可能就会信任我(如果你按照我的信任而行动)。因而，从概念上看，如果某件事需要可信性或引起了可信性，那么它往往就会间接引起信任。在随后的各种讨论中，我会详细说明这一观点。

五信任与委托

最后，我们考虑一下概念失误。在混淆行为与了解或信念的情况下，概念失误更易出现。一组有关概念包括了委托、接受许诺和签订合同。我把某件事委托给你；我接受了你的许诺，今后你会做某事；我与你签订合同，之后你会为我做某事。即使我不信任你，我可能也会把某事勉强委托给你。就好象即使我不信任你，但除了“接受”你的许诺、或冒险与你打交道外，我可能也不会有更好选择。或者，我也可以这样对你说，我把某件事委托给你，作为挑战以让你不辜负我的信任，就像父母对孩子、治疗师对康复中的嗜酒者一样。此外，我能相信，你会做我没委托给你的事情（甚至不可能委托）。委托、接受许诺，同意合同，所有这些都是行动。但信任不是行动。

因而，信任不同于委托，甚至不类似；尽管使用这两个术语就好象可互换一样，尤其在适用的情况下。当不适用时，即使把它们互换，我们也不会经常犯很大错误。

在归入这些术语的行动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目标一般是把未来带到现在，如同合同法中的代理一样。这时，我们可能不能完成某些共同的项目或交换；但是，在对未来投入努力或资源或作出承诺之前，我们希望对未来的期望能获得保证。正如卢曼（1979，13）所说，“管理复杂的未来意味着，人们在持续的现在要作出相应的表现。”他还补充道，“信任是引起这些的方式之一。”补充不是十分正确。通过委托、签订合同或接受许诺，通过与另一个人或他人仔细考虑计划的未来部分，我们希望引起信任。这就是仔细考虑——某种行动——来符合这种希望。当然，即使那时，我们也可能不能控制有关的未来，因为他人可能没做他们的份内事——他们可能是不可信的。

在这组术语内，请注意一下两组配对之间靠不住的奇怪类比：一方面是许诺/承诺（promising/promise-keeping）配对；另一方面是信任/具有可信性（trusting/being trustworthy）配对。如果有道德压力，那么它一般表现在承诺和具有可信性上，而不是许诺或信任上。这是因为，在许诺或信任这些关系上的动因都处于未能履行诺言或信任这方面。但是，潜在的承诺者首先是许诺者。我对你许下了诺言，那么你就会期望我遵守它（I make a promise to you，and I am expected to keep it ）。按照对于义务的一般理解，当我许诺时，我就把我义务

强加于自己。但是，信任关系却非常不同。面临可信性压力的人并不是人们信任的人。我信任你，那么你就是我希望履行信任的人（I trust you，and you are the one who is expected to fulfill the trust）。但是，我不能把义务强加于你。此外，相对于承诺，把许诺道德化就有点奇怪；同样，相对于可信性，人们也会认为，把信任道德化也有点奇怪（但是请参见Hzrtzberg 1988）。

第二节作为取决于受信者特征的信任

对信任自然而普遍的解释就是，某些人可信，因而可以受到信任。因而，按照比如梅西克和克莱姆（本册）以及山岸俊男（本册）所提出的观点，这是受信者的特征——不依赖我对她的信任，甚至不依赖我与她的关系——让我信任她。在各种信任实验中，山岸俊男及其同事把信任定义为依赖于这些特征，而不是信任的潜藏利益观点中隐含的各种原因。确实，山岸俊男和山岸绿（1994）只把后者称为“保证”（assurance），与博弈理论家的保证游戏类似。令人遗憾的是，在这里，这只是一个混淆的术语。作为潜藏利益的信任普遍来自于持续的交换或迭代的囚徒困境（iterated prisoners’dilemma）互动。尽管从技术上看，迭代的囚徒困境不同于保证游戏，但它却可能导致了相互信任。

我可以信任你，而其他人不会信任你。如果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反对把信任与受信者的这些独立特征普遍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不知为什么，某些东西而不是你的特征一定在起作用。在专业活动中，大多数人都可能认为某些同事不值得信任；而其他同事值得信任。他们甚至可以用好的刻度来作出判断，但请让我简化成两种极端类型。你信任的那些人往往经常彼此信任；而你不信任的那些人往往也得不到你信任的那些人的信任。然而，你不信任的许多人可能彼此信任。如果信任是共同利益的事情，而这又有利于受任者的可靠性，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些模式了。当只是基于受信任者的简单特征时，他们确实不符合对信任的解释。一些研究会决定是否普遍存在信任与不信任的不相交网络，这些研究会解决这些不同的断言。

这种假定的极端说法就是，信任只是受信者特征的事情——这些特征不根植于信任者与受信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单向单次信任（one-way，one-shot trust）（Bacharach和Gambetta，本册；Hardin，2004;也参见Kreps 1990;Gibbens的单向信任游戏,

本册，以及Miller,本册）。11考虑一下这种极端观点的可爱例子。1995年2月，在罗素塞奇——纽约大学信任会议上，弗雷德里克·巴特谈到了他在中东市场上与地毯商打交道的故事。巴特喜欢一块毛毯，但那时候他无从支付它。这位商人让他把毛毯先拿走，随后再把钱给他。同样，我们许多人也可能得到完全陌生人的信任，这些人可能再也会见到我们，而且不能迫使我们可信。就其实际上的独特性来说，这种经验似乎有点令人惊奇和费解。

信任在这种交往中的作用是什么？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它的单向性。巴特带着他的毛毯和可能并非强制的欠款走开，但他不会承担什么风险；只有地毯商面临损失的风险。在大量信任关系中，这种单向信任关系虽然不罕见，但确实相对少见。12因为非常好的理由，更稳定更令人信服的信任关系可能是相互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冒险信任我时，让我在与你打交道时显得可信的好方法，就是让我相互依赖你的可信性。正如詹姆斯·科尔曼（1990，177）所注意的，对每位信任者来说，回报性信任关系是相互强化的，因为每人都具有为人所信任的内在动因。我信任你，因为做我信任你做的事情对你有好处；而且出于回报原因，你也会信任我。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要为人所信也造成了你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在单向信任中，如果在来自于有关动因的理性预期之外还有一些剩余的话，那么在这种直接的也许相互有利的交换中，那种剩余就没有多少作用了。正如主观上似乎正确一样，如果信任关系一般都是互惠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假定，它们一般并不根植于受信者的特性当中。它们更可能根植于可信性的动因中，就如潜藏利益解释中一样。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令人遗憾的是，单向信任游戏和其他游戏实验（没考虑到更多的持续关系）并不能模仿标准的信任关系。

现在考虑一下巴特与毛毯商人关系的单次性。尤其从似乎相信我们的人的角度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对毛毯商人来说，把地毯卖给不能当场支付的顾客，这种困难可能是常见的。如果经验表明，这些顾客相当可信，因而通过“相信”人们随后会还钱，地毯商就可以从增加销售额中大大获利。根据经验或估计，巴特的地毯商可能或对或错具有某些意识，某些人（努力讲当地话的人、女性、男性、穿着整洁的人、友好的人、对地毯似乎很懂的人或赞扬手艺和技艺的人）经常会把钱送回来，因而值得冒一下放弃地毯的危险——也许没多少意愿讨价还价到最低价格。

11如果受信者没有明显特征（常见于单向单次信任博弈的实验游戏中），那么公认的信任者必须按照某些期望来行动（也许来自习得经验、合作）；或必须只是按照信任的倾向来行动。

12就另一种情况，请参见哈丁（1991）所讨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的欺骗故事。

对大概单向单次信任的许多情况来说[比如，Michael Bacharch和Diego Gambetta（本册）所游说的那些情况]，要完全看出信任为什么有问题是非常难的。在这些情况中，有些完全是以非常普通的方式而加以推测的。例如，威廉姆森（1993，473）注意到，“出租司机要决定是否搭载乘客。尽管这种概率估计非常主观……这完全是计算练习。我们可以把出租司机接受风险(搭载乘客)的决定描述成信任的决定，但这并没有增加明显的概念或解释价值。”甚至对更复杂的关系（其中，风险计算似乎要冒风险），威廉姆森也不喜欢使用“信任”术语。但对这种简单情况来说，他不喜欢明显是对的。同样，我决定是否把钱给街头乞丐，但这并不表明我是否信任这个人（我从没见过他，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而且只能从当时外表判断他是不是乞丐）。它只表明，我是否认为我的捐献有利，我在这些利他行为上的态度是什么。把乞丐的信号理解成他的请求是否为骗局的信号，这可能会影响我的利他决定；但就我是否会信任他来说，这并不会提高我的选择。

在戏剧和电影《六度分割》（Six Degree of Separation）中，处于中心的骗局大师对对象施行了魔法；他劝告人们，把他们和他的关系看成牵涉到信任和值得信任的关系，因而他开始充分了解他们及其家庭。既然它是声誉性的，值得信任相当于潜藏利益解释的形式，因为它根植于他们自己的孩子与欺诈艺术家的关系中。他们中了欺诈的圈套，信以为真。尽管乞丐可能也试图欺骗我，但我与街上乞丐的关系却没有这种错误信任的任何特点。

第三节作为物品的信任

在许多讨论中，人们不只把信任当作对他人的评价，而且当作物品——不是从作为美德的规范意义上说，而是从作为物品的经济意义上说，就象我们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在这些讨论中，信任似乎总是明显的某样东西，我们可以创造和摧毁它、使用或不使用它，正如我们创造和摧毁资本和其他各种商品一样。人们通过两条途径把信任看成物品。第一条途径就是，它是一种商品。（Messick和Kramer把它称为“一种稀缺资源。”）第二条途径就是，在越来越多的大量文献中，人们把信任看成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得以使群体和整个社会完成各种目标（在本册，参见Stolle、Tyler和Knight）。

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实际的关心是值得信任，而不是信任。可能成为商品的是值得信任；处于相关社会网络中的值得信任至少是社会资本的背景。当然，如果没有值得信任，假设从道德上看信任是一种美德是荒谬的；而且，只有对可能利用它的他人（不是信任者）来说，

信任才是一种商品。如果没有值得信任，信任就不会构成社会资本的任何成分，因为它不会造成更大的社会目标，而只是为利用无谓的信任提供了机会。

更一般来说，如果信任是一种商品，我们就会为自己投资。但在许多情况下，这都是荒谬的。如果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那么它就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通过不承担我们那份信任，我们每个人都有“搭便车”（free-ride）的动因。那也太荒谬了。如果他人值得信任的话，那么我一般会具有信任的动因，而不是通过不信任搭便车的动因。因而，在下面两项讨论中，我关心的是，值得信任（不是信任）是商品还是社会资本的成分。

一作为商品的可信性

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1988）认为，信任是商品，如果有适当需求可以生产出来。按照该论断，很明显，他直接关心可信性，而只是间接关心信任。他把这个问题类比为商业公司产生可信声誉。当然，在分析中，我们必须考察给予人们可信动因的成本与收益。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期望，我们需要可靠的实施与惩罚。我对你的信任是我信任制度实施的一个功能。如果你预料他们会选择这样做，你就会相信承担某件事情的人（或机构）（Dasgupta 1988，50-51，60）。因而，达斯古普塔认为，在有履行需要时，你必须要考虑受信者的处境及可能的动因。达斯古普塔的观点是有关信任的期望理论（expectation theories）；它是一种动因可靠性理论（incemtive-to-be-trustworthy theory）。甘必塔也持类似观点（1988，217）。

如果可信性是商品，类似于公司在声誉上的投入，那么我们就应该节约它，当经济上可行时采取更多的正规策略。我们应该对它有所投入；或在某种程度上，在可信（不是信任）声誉上有所投入。但是，如果可信性（不是信任）是集体物品，我们可能往往对它过低投入了，正如我们往往对声誉过低投入一样。例如，在某种程度上，一位汽车商人的声誉就是所有汽车商人普遍声誉的结果；而任何单独汽车商人对自己声誉的投入对普遍声誉只有很少影响或根本就没有影响（Dasgupta 1988，51，64）。

一般来说，似乎有道理的是，一个人最后所能投入的就是声誉，它与可信性未必关联。影响可信性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人们的动因，例如，与希望拥有他们信任的那些人建立长期关系。因而，即使感到的可信性（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是（即声誉）商品，可信性本身并不是商品。

当泰勒（本册）认为他的社会信任是非工具性时，他的意思是说，尽管信任有时产生于

工具性关系（如交换关系）中，但他的社会信任并不是这样。如果信任是认知性的，那么当然，信任本身按照定义就完全是非工具性的。我可能具有工具性动因，来了解可能对我有用的东西；这种动因及我对了解东西的使用可能都是工具性的。但了解本身不是工具性的。为了做某事，我确实不信任你。我只是以你明显的行动和动因为依据而信任或不信任。然而，人们会努力确立可信的声誉，或进行制度设计来给予自己履行某种信任的动因。每当这时，可信性就可能再次成为工具性的，

二作为社会资本的可信性

在其他学者中，肯尼斯·阿罗（1974，23）含蓄地、达斯古普塔（1988，64）明确地把信任的特征看成是一种公共物品。（也参见Hardin 1999，本讨论由此而来。）西塞拉·博克（Sissela Bok）（1978，28）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物品……当它受到破坏时，社会就会不稳定和跨掉。”卢曼（1979，64）提出，信任“作为一种资本积累起来。”信任是现在广泛所称的“社会资本”，或是它的一个成分，这些似乎都是不成熟的断言。尽管不是社会资本这个术语的发明者，现在它却尤其与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联系在一起，他对社会资本观点令人信服的概述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参见Knight，本册）。在应用这一观点时，科尔曼考虑到了（与家庭、工作群体等）的持续关系中的低层次结构（Coleman 1990，300-21，361-63，590-93，595-96）。这些结构能使我们（作为个人或共同行动者）做很多事情，包括彼此以多种方式成功合作。因而，正如适用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能够做到这样。

其他最近使用该术语的学者一般不会专门给社会资本下定义；相反，他们会提到一些社会资本的例子，或对它给出非常一般的描述。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5，665-66）把社会资本表示为“社会联系及伴随的规范与信任，”它们是“社会生活的特征……使参与者能更有效地一起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约翰·布雷姆（John Brehm）和温迪·拉恩（Wendy Rahn）（1997，999）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公民之间合作关系的网络，这一网络促进了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福山（1995，10）与普特南、布雷姆及拉恩持有同样看法。在这些学者中，福山对社会资本是什么提出了最为全面的说明：“在群体和组织中，人们为了共同目标一起行动的能力”。社会资本与信任之间的关系性质是什么？尽管科尔曼、普特南及其他学者认为，信任就是社会资本，或是社会资本的成分；但在这些学者的著作中，社会资本含义的核心似乎不是信任，而是社会关系，或这些关系的网络（正如Brehm和Rahn

强调的），这些关系和网络能使我们承担合作的努力。当然，这些关系基于参与其中的那些人的信任：在我们的网络中，我们彼此都值得信任的，因而在各种活动上彼此信任对我们是有益的。因而，把信任本身看成社会资本的成分，这似乎有点令人不解。甘贝塔（1988，225）认为，信任“是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巴卡拉克（Bacharach）持与甘贝塔持相反的观点（本册）。实际上它两者兼而有之，因为这在重复交往（各方之间可能有反馈）中毫不奇怪。但是，甘贝塔的观点可能稍微正确一些。我冒合作的风险；如果它成功了，那么我就会信任你。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651/1968）要求用强大的主权来确定合作条件，然后信任就可以从此而来。

在信任与信任进一步发展之间可能存有某些反馈。我与你合作，发现你的可信性；因而甚至与你合作更多，或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合作。如果我相信交往的大多数人，那么我就可能开始冒风险与遇到的几乎每个人合作，至少如果他们还能留在我的交往范围的话。因而，当希望与我合作时，我对他人的普遍乐观对这些人来说是一种好处（或甚至滥用了我的乐观期望）。然而，又一次，这是我网络中这些人的高可信度产生了这种好处。此外，根据潜藏利益解释，他们的可信性是有兴趣对这些人（与这些人具有持续的交往；这种关系是有益的，而且可能继续下去）表现出可信的结果。因而，再一次，这是社会资本的交换者网络使我们能这样做，而不是我们的信任。更一般来说，大多数学者在社会资本上所关心的似乎就是这些关系网络，因而，人们可以很快把他们的社会资本称为“人际的”或“网络”资本（Hardin 1999A）。

德特林德·斯道勒（Dietlind Stolle）（本册）研究了社会组织中泛化信任与强成员身份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假定，这种成员身份促进了各种事情，因而它是一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我们的社会网络使我们能完成事情，并因而降低了我们用别的方法完成那些事情所可能具有的风险。斯道勒发现，强群体成员身份不会提高泛化信任（即对社会中任意他人的信任），因为很明显，这些成员身份减少了人们与更大社会的接触，并代替社会中的关系。山岸俊男、山岸绿（1994）比较过日本和美国的信任关系，斯道勒的研究发现也与其中对日本的研究结果类似（也参见Cook和Hardin 2001）。格里·麦基（Gerald Mackie）同样发现，西北欧和西南欧在家庭模式上的差异导致了西南欧强烈的内群体信任。内群体信任减少了外群体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经由两种方式而产生：一是内群体交往代替了外群体交往；二是对两个群体有偏见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