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学之关系

文学与人学之关系 “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提出，最早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叶的前苏联文学家高尔基。1928年，高尔基在苏联地方志学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高尔基曾经指出，“文学家的材料就是和文学家本人一样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打算、愿望和多变的趣味和情绪。”作为文学家，高尔基显然也是一位积极提倡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他认为，文学应该以写“人”为中心，表现和描写“大写的人”。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比起长期流行且影响广泛的“文学工具论”显示了十分可贵的历史超前意识和勇敢精神，显示了令人敬佩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文学是人学”这几个字，虽然高尔基并未直接将其拼接组合在一起，但事实上他已将其作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命题意味深长地提了出来。论证这一命题则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钱谷融开始。然而，钱谷融以及巴人等遭来了长期的“学术”批判。就国内外学术界现状看，关于人学与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国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哲学界对人、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随着文学创作领域对人性、人道主义等永恒主题的深切关怀与探索，文学理论界也在努力摆脱偏狭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学术探讨渐渐切入文学本体。九十年代以来受国外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医学文学、文化诗学等新兴学科的影响，国内比较文学学科的建构与拓展一时成为热点，文学与人学关系问题的研究于是在世纪之交迎来了开拓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由于人学在目前乃属新兴学科，1997年4月北京始筹建中国人学学会，因此，人学学科的建构与定位时下仍处于积极探讨阶段。而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以来，继而著论以响应切磋、递相发明者实在并不是很多。李劼认为，“作为一个课题，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本身有着说不完的话和做不完的文章”确实，“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并不是一个在有限的瞬间由少数人便可做完从而可以一劳永逸的课题，这是一个需要大众参与讨论和敢于探索的日新日日新的永恒话题。 论证“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实在并非一项让人自信而轻松的工作。以上我们勉力界说了“人学”和“文学”，接下来我们试图解释“文学”和“人学”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于“文学”与“人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两个逻辑判断句式来表示：1．文学是人学。2．文学不是人学。 首先阐释“文学是人学”。 第一，“文学”归根到底是以写“人”为中心的，是“人”藉以外观内视的一面“镜子”，文学作品是人学家研究“完整的人”的感性材料。 文学是艺术，是纪事或抒情的载体。作为载体或者说工具，其本身未尝固有阶级性与政治色彩，这跟音乐、书法、绘画、舞蹈等艺术样式一样。人是感性与理性对立而又统一的结合体。不可否认，理性精神（教化精神）驱动下创作的文学亦不乏优秀之作，然而文学的生成动因有多种模态，其如：诗性精神；文学精神；兼容状态的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诗性精神是自发的舒忧娱悲精神，文学精神是自觉的艺术创造精神，两者兼容程度的高低决定着诞育文学精品概率的大小。不同的生成模态往往形成不同的文学风貌，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与辞人交合则优生一流的文学家。理性精神也是一种文学精神，因为说到底，作者主体终究欲藉力“文学”这一媒介或载体以达到教化目的，但在如何把握和驾驭这一媒介或载体方面，往往表现得迂腐拙劣，原因在于艺术细胞未尝获得良好的培养和发育，而偏偏易于利令智昏，功利目的过于狭隘。关于文学生成动因的模态特点，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为此提供着充分且有力的实证。 人有七情六欲，人是感情极其丰富的高等动物，而理智唯有一种状态，那就是“抑制”。可以说，“理智”的代名词便是“抑制”，“理智”又可能是不真实的。人的“意识”之外还有所谓“下意识”、“潜意识”之类心理现象，亢奋的状态下喜怒哀乐跪打哭笑手舞足蹈是极其“人性”化的正常现象。“李白斗酒诗百篇”，显然此非理智主宰一切之时的情景，应该是情不自禁之时的境界。“文学”的内核是“情”，是陆机、李贽、汤显祖、周作人、高尔基、巴人、钱谷融等作家与学者们一再强调的“人情”与“人道主义”。“矫情”而作的东西，“只有教条，没有人情味，连自己也不要看了”1[4]。文学的本质在于其乃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或工具，其为谁所用，用于干什么，文学工作者倘斤斤计较于此，恐难免于事无补，事与愿违。文学工作者特别注目和探讨的是文学如何写，政治工作者必须关心和讨论的是文学所写的内容和动向。文学最终反映的是

“人”，文学工作者特别关心文学怎样写“人”；政治最终操心的是“人”，因此，政治根本的任务是“塑造”人，如果越位勉强“导向”文学，那样就本末倒置，可能会弄巧成拙。人学家的任务是研究如何审视“完整的人”和如何建构“完全的人”。文学家向人学家提供感性的研究材料，政治家向人学家请求理性的工作指南。政治家听不到中听的故事并不责怪文学家，每每在人学家那里知道了原因并及时有效地安排了“下一步”，每每又从文学家那里听到了中听的故事。文学家因为擅长生动地讲故事受欢迎；人学家因为擅长辩证地讲道理受尊敬；政治家因为擅长得体地交朋友、合情合理地待人接物受爱戴。这“三家村”相处得和谐，那么，世界是美好的，人间是幸福的。如此说来，人学家不是政治家的仆人，文学家也不是政治家的婢女。人学家说，文学以写“人”为中心，自由地写关于“人”的一切；爱写不写是作者的事，爱看不看是读者的事；中看的流芳百世，不中看的朝生暮死；批评家、政治家都是读者中的一部分；谁真正读懂了“文学”，谁就真正读懂了“人”。 第二，文学思想史是人学思想史的一部分。 文学具有历史的形态，具有民族的形态，是在不断地被界定的历程中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文学是人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学风貌内在地反映人学思潮这样的一种本质特征，中国古代文学与人学的发展史实是一个生动的说明。 宏观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30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先秦时期1000年左右，初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姬周而后诸子百家争鸣，人学思想没有太多的禁锢，文学创作主要受原始诗性精神的驱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学特质表现出天然稚拙、情真文朴的朦胧文学状态。自汉初至唐末1000余年，人学思想从经学一统天下，到玄学逐步兼容杂糅一切任心任诞的学派内核，再到舍弃玄虚而兼取三教精华以娱心益世，文学创作由自发而自觉，诗性精神、文学精神都有了滋生和勃发的土壤与温床，文学样式日新月异，文体大备，文学经验日积月累，层出不穷，总体上反映了士人作为社会文化创造与统治阶层的雅文学特质和状态。宋元明清约1000年，人学思想主要以儒家理学占领统治地位，文字狱大兴，八股文流行，理性精神驱动下写出的教化文字积案盈箱，士人失落了风流飘逸，诗赋文章大要以复古为创新，惟词曲小说随市民文化阶层的壮大而兴盛，文学总体上呈现疏离传统、走向世俗的俗文学特质和状态。 仅以中间阶段的发展历史来看，汉晋唐盛世，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阶段的文学相较于其前后的两个阶段，尤其显得灿烂夺目。何以如此繁荣兴盛和异采纷呈呢？这不能不令我们关注其时人学思潮的发展流变、作家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尚的多极选择。其如人学思潮方面，有儒道玄佛碰撞兼容、消长分合的复杂情形；作家主体方面，出处行藏，或自由，或违愿，或得意，或焦虑，言志缘情，充分展示了士人心灵与行为的千姿百态；审美趣尚方面，铺张扬厉，绮縠纷披，蜂腰鹤膝，羚羊挂角，通变奇正，崇高优美，无不与人学思潮的流转起落息息相关，无不与作家主体的穷达悲喜心心相印。因此，由考察汉晋唐人学主潮的复杂流变角度切入，来观照汉晋唐作家主体的心态异化，来审视汉晋唐审美趣尚的递转衍化，的确能够真切把握汉晋唐文学嬗变发展之脉络，能够解析诠释兴衰起落之理由。 我们看到，汉晋唐人学思潮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消长整合情势，带来了士人接受心态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异变风貌，同时带来了作家主体审美趣尚多元多维多向度的自由选择。汉晋唐因人的自觉而有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自觉，这是区别于先秦稚拙朴野的一个方面。同时人学思潮的复杂奇变又使其区别于宋元明清理学一统天下后八股举业至上，情与理抗争成为突出主题，而形式逐渐困乏，风格逐渐枯竭的态势。因此说，文学风貌内在地反映人学思潮，要探寻文学的本质必须首先追问人的异化本质。“文学是人学”于此获得强有力的“史”的实证。 第三，文学发展史未必就是“合规律性”的逻辑发展史，其任意的、随机的、非定向的步态与轨迹一再显示，“文学”以往的大部分岁月是由偶然性而非由必然性来决定命运的。而“文学”的这种乖戾荒诞“性格”的不可理喻的发展变化特点与“人”的“意志”易呈非理性状的特点恰恰相合。历史不是由“人”创造的，历史只不过是关于“人”的一切清醒与糊涂行为的真实记录。 关于文学发展的外在动因，尤其是关于帝王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我们以往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在关于历史是由谁创造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既有些争议，但又有明显的倾向性。在哲学理论范畴当中，关于偶然性、必然性的认识方面，我们对“偶然性”似乎也研究认识不够。我们的理想是以主观能动性来俘获必然性，然而“人”千真万确地生活在莫名其妙的偶然性世界之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某些帝王在文学的兴衰演变史上是有着相当非凡的里程碑意义的。我们注意这样一些帝王：汉武帝，汉章帝，魏武帝，魏文帝，晋武帝，梁武帝，梁元帝，梁简文帝，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武周圣神皇帝，唐玄宗，唐宪宗，唐宣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明成祖，清康熙帝，清乾隆帝。试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上述这些帝王对于一代之文学发展的意义如何之重要，实在是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帝王对文学个性风貌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历史性的契机却是随机的、随意的，换句话说，偶然性的影响和意义是巨大的。人的本质要素之一是，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宋代严羽说，“唐以诗取士，故唐诗胜我朝”。帝王或拒绝文学，或提倡文学，或冷落文学，或爱好文学，往往与其个性、素养、情趣等密切相关，而这种主观性的差异往往会带来文学史现象的偶然性巨大异变。专制时代尤其如此，不管它是政治专制还是宗教专制。如此史实，哲学研究领域不可能进行专门的研究，而文学研究领域也未尝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显然，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文学理论家从人学理论的角度进行辨证的思维，对荒唐历史现象给予无理却合情的“人性”化解释。如果说人学是形而上的本体论，那么一旦其理论成果作用于分支学科，人学便也是实证分析的实践论。之所以对以往复杂迷离的文学史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关键还在于我们总找寻不到辩证法的秘奥，因而对“文学”的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