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争——哈贝马斯与利奥塔

1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碰撞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现代性之争 摘要：在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得尤为迫切和严重。全球化语境下对现

代性的反思表现出新的特征，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征。对理性的不同态度使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分别提出了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构想；在完成各自的构想过程中，哈贝马斯采用了普遍语用学的方法，重建普遍交往理性，利奥塔则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解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设计了一个关好的交往乌托邦，利奥塔则终结了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本文正是围绕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现代性之争，并探讨超越争论寻求新的道路的可能。

关键字： 哈贝马斯 利奥塔 现代性 元叙事

前言 有社会学家曾经高度概括，社会学理论就是关于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理论与学说。1“现代性”是一个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所广泛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倍受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广泛批判，因而成为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争论交锋的核心问题。 自韦伯以来，社会学界对于现代性的研究，普遍是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启蒙运动用理性替代上帝，以人的统治替代了上帝的统治，作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理性成为人们判定一切存在合理性的最高标准。然而时过境迁，曾经高高在上，看似不可亵渎与逾越的理性也受到了来自时代浪潮的反思与重新审视。现代性是否真的存在？是否还有价值？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耗尽了它的潜力，走向了末日？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围绕着“现代性”这一核心问题，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其中，哈贝马斯与利奥塔之间的论战较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界——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社会学单个学科内——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现代社会合理性等问题上的冲突与摇摆。

一、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现代性概念的分歧 从18世纪开始，人们相信，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人类可以摆脱各种自然和历史的束缚，借助理性、科学、道德和民主实现主体的解放和人类关系的和解，因而现代性理想成为一种觉醒的时代意识，它以理性为基础，以人的主体的自由为标志。在现代性这一时代意识的推动下，科学和文化日益摆脱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把目光从超验的上帝移向自然界和现实社

1 文军，《社会理论结构的当代转向》，2004年

2 刘象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2007年 2

会，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使人们获得自我意识的自由；道德和价值日益摆脱地域、种族、语言和宗教团体的束缚而获得理性论证和反思的能力，理性论证的普遍道德和法律日益成为规范人的行为准则，从而使人获得自我决定的自由；随着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和宗教来世意识的削弱，个人日益把个性化作为人生理想，并根据这一理想筹划自己的生活，自我实现成了人的追求。 哈贝马斯指出，在此时代，“其中原有的模式和规范都已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与规范„„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人的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自我实现的自由。”3正是这一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成为支配二百年来整个世界的各种进步与解放事业的精神动力的源泉。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新的时代意识”，一个标志着时代特质的叙事范式，用以描述社会的某一种类型、模式或阶段。它的核心内涵就是“理性化”，即把现代社会的独特品质理解为理性，而这个理性品质上应该是完整而齐全的。 与哈贝马斯不同，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则把“元叙事”看作是现代性的标志，把“后现代”界定为“不相信元叙事”。像哈贝马斯一样，利奥塔也认为，“现代”与“后现代”并不是时间上的概念，因而不应在时间分期意义上来理解“现代”与“后现代”，它们并不表示某个时期，而只是标示着一种“状态”。 利奥塔认为，在元叙事或大叙事体系里存在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成分，依靠大叙事的合法化功能，即其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成分或形而上学理念赋予某种叙事样式对于其他小叙事的霸权，从而拥有使小叙事摆脱合法化丧失之危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4这类形而上学的理念是一种关涉到未来所要实现的目的，包括自由、启蒙、人类解放等等。利奥塔认为，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拥有合法化的价值，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普遍适用的、对人类有着指导意义的，它们赋予了现代性特有的形式——“从事于某项由理念所引导的事业”。 由于现代性是由“元叙事”所指导，由它赋予合法性的，因此利奥塔分析认为，在高科技社会条件下，随着元叙事本身发生信任危机并走向衰落，现代性也产生了合法化丧失的问题，甚至导致整个现代性事业的毁灭。利奥塔指出，合法化的丧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方面看，就现实状况而言，它并未给人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公共教育或者更多的公平分配的财富。相反，它加重了人们对技术科学的发展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后果、能否使人类社会稳定的忧虑，这种忧虑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因此这实际上是在瓦解着现代性的理念、理想，破坏着现代性。 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已经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利奥塔一再强调，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视野基础上的宣言的重写”。5这种“重写”意味着从科学、文学、艺术到社会规范等一系列社会与文化境遇中的“游戏规则的改变”。 应当说，利奥塔的这一提法是意义深远的，它意味着人类应当重新探讨从科学认知、叙事话语到社会规范的一系列相关规则的转换与确认问题，或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就是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转变问题。作为对照，利奥塔列举了

3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4 何园园，《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现代性理论之比较》，理论与现代化，2012 5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3

“现代性”的一些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元叙事”来为其话语提供合法性，与之相对，后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是不相信“元叙事”，“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质疑。 利奥塔把后现代性理解为对元叙事的质疑，主张用小叙事或琐碎叙事取代大叙事、元叙事，意味着他像哈贝马斯一样，把现代性与理性，特别是具有统一性功能的全方位“完美”理性联系在一起。他主张差异，号召向整体性开战，也就是向坚持大全理性的现代性开战。

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碰撞——哈贝马斯对话利奥塔 通过分析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各自持有的现代性观念，我们清楚地了解了他们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对立态度。可以说，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对话，实际上就是坚持还是放弃现代性立场的争辩。这个争辩并非始自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但他们的论争却代表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巅峰对决。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提到，主体性自由是现代性的标志，启蒙运动和康德哲学作为这一现代性理念的表达形式，是通过以探索意识同自身的关系取代了传统哲学中“自我”同“超验存在”的关系，主体转向自身来寻找自己时代的价值规范基础。然而，无论是启蒙运动的经验自然意识还是康德哲学的先验自我意识，都是主观的自我意识，每一自我意识是各自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的。6 那么，相互孤立的自我意识如何凝聚成统一的精神来为现代性提供规范基础呢?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概念，他要建构普遍沟通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根基，来拯救启蒙现代性理想的命运，重建当代的现代性。 哈贝马斯主张，在社会相互作用中，非中心化的主体作为参与者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语言的使用被确定为有效的理解，而有效的理解的最终恢复，只能经由对非强制力量的理性所提出的主体间性的认识。他认为通过交往理性能够重建现代性的理性基础，防止对理性的扭曲，从而保持现代性中的理性、共识、解放等价值的有效性。 追随哈贝马斯为合理性计划辩护的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把自己置身于关于价值问题争论的核心中。哈贝马斯在其学术工作的一开始，就确定了为合理性辩护的愿景，他试图为自由观念奠基。哈贝马斯的社会科学转向不仅仅是现代学术关怀主要转变的范本，它也说明了社会科学如果想继续提供自由和解放的思想观念所必须采取的道路，所以，他从认知领域转向了语言学和交往的主体间性世界，这种转变为他发展关于规范和价值的合理性话语以及关于伦理和法律的沟通理论提供了背景。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等于合理性，理性是一种整全的可以形塑现代社会的力量。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在知识、伦理、政治话语的裂隙上形成一座桥梁，以打开经验的统一的道路。然而，这一立场遭到了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的强烈质疑。利奥塔反驳说:“我的问题是确定哈贝马斯所想的是何种统一?现代性事业设想的目标是什么?难道是构成一种社会文化的统一，在其中日常生活和思想的所有成分都将拥有一个位置，就像在一个有机的总体之内?还是在这些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知识、伦理和政治—中要开辟的道路属于跟它不是一类

6 尉利工，，岱宗学刊，2005 4

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怎样才能实现它们有效的综合?”7 在利奥塔看来，哈贝马斯是要提供一种“关于解放的元叙事”，这种“元叙事”是在未来要实现的理念(自由、启蒙、人类解放等等)中寻求合法化，而这些理念拥有合法化的价值是因为它是普遍适用的。“它指导着所有人类真实，它赋予了现代性特有的形式:一项事业，哈贝马斯说仍未完成，必须继续、更新的一项事业。”8 利奥塔认为，现代性事业已经毁灭了、“清算”了，“合法化丧失早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在后现代社会中，“元叙事”已经不再被信任，已经失去了合法化功能。所以利奥塔否定了“元叙事”，他不相信存在一个整全的理性能够为社会提供普遍基础和价值规范，相反他提倡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小叙事”以及通过“悖谬逻辑”来实现的合法化。 由此，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在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是否存在普遍化的理性?哈贝马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试图通过普遍语用学寻找一种新的普遍化理性:交往理性;而利奥塔则立足于后现代性立场，通过“语言游戏”解构普遍理性。 第二、理性能否提供价值尺度，是否是一种规范能力?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共识”概念和“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确立理性的价值和规范能力;而利奥塔则通过对“共识”概念的批判以及引入“悖谬逻辑”，消解理性的价值和规范能力。9

三、哈贝马斯与利奥塔之争:关于普遍理性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为了完成各自的现代性构想，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概念，以建构普遍沟通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根基，来拯救启蒙现代性理想的命运；利奥塔则解构普遍理性，通过采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说明理性的多元和分化，他论证了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状况，以此终结启蒙现代性的理想。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的理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近代社会科学是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意识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根植于自我保存冲动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立足于主客二分的模式，设定了一个自主的理性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相对立。在这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臣服与被臣服的关系。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理性去主宰自然，而从不考虑理性的其他多种表现及各种形式所应有的位置，这便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 这种危机由意识哲学范式内的理性产生，自然就不可能在意识哲学范式下解决现代性难题。因此，不能以意识哲学范式内的工具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基础，必须为现代性寻找恰当的理性概念。哈贝马斯说:“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如果是这样，枯竭的症状应消融于对相互理解范式的转换之中。”10，哈贝马斯主张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通过重建交往理性，为现代性重新确立理性基础。沟通理性存在于交往行为中，交往行为主要是指至少有两个行为者通过语言理解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为，行为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达至相互理解的沟通。交往理性转换了意识哲学的理性概念，从意识分析转向话语分析，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