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
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
——以《红旗谱》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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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文学院，）
摘要：梁斌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创作颇具特色，以《红旗谱》为代表的“十七年”小说与民间叙事传统在诸多方面有着内在联系。首先，《红旗谱》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吸取了民间叙事传统中“三类”人物塑造的技巧，描绘了一个个鲜明的典型形象。其次，《红旗谱》驻足于民间叙事立场，吸取民间叙事传统中的主要主题及语言习惯进行创作。这种对于民间叙事传统的延续成为众多“十七年”小说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红旗谱》；“十七年”小说；民间叙事传统
Folk narrative tradition and fiction of
“seventeen years”
——As
Wang Wenyuan
Director: Zhou T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Anhui, 245041）
Abstract:
引言
“十七年”文学指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这十七年间的文学创作。在这十七年间，大批优秀的长、短篇小说横空出世，这些小说不但数量可观而且质量较高。从总体上来说，“十七年”小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是以具有史诗性的文学效果为目的的，这是其基本特征。同时，在创作题材上，大部分作品都以反映历次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作为创作目标。短篇小说的创作题材和风格也日趋多样化，其中，峻青、茹志鹃、王愿坚、王蒙等人的创作成就则更为突出。长篇小说中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如《红日》、《红旗谱》、《保卫延安》等。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母题或者是作者本身都深受民间叙事传统的影响。
民间叙事传统是指民间文学创作中传承和概括前人文学创作经验概念的共识，主要表现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从内容来看，民间文学创作主要体现为在伦理上、情感上依靠群众，贴近生活。在形式方面则表现为作品结构有头有尾、行文叙事主次分明、设定悬念等主要方式。这种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会议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这种背景下，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进行改造和利用的结果，仅仅在文本的外在形式上获得了胜利（即故事内容），但在‘隐形结构’（即艺术审美精神）中实际上服从了民间意识的摆布。”[1]因此，民间叙事传统对“十七年”小说有着深远影响，其中更以长篇小说为主。本文将以《红旗谱》这一经典红色著作为例，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的内在传承关系。
一、人物形象类型化
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遵循一般艺术规律，民间叙事文学也不例外。因为民间叙事往往是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而存在的，口头性是其基本特征，因此大部分民间文学在形成的过程中都经过不止一次的文学再创造，在对人物的塑造过程中，更是经常将真人真事进行一系列的艺术加工，从而创造出更为鲜明有趣的人物形象。然而，民间叙事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根本特征还在于其鲜明的类型化特征。叙事中的人物性格往往单一，被定义成好人的或英勇仗义，或足智多谋，而坏人则是欺凌弱小、不怀好心。更具符号意义的是“第三类，即伸张社会正义、反映民众愿望，帮助好人克服困难、战胜恶势力的力量，如至高无上的天帝、法力无边的神仙乃至种种必不可少的助手等等。”[2]于是，好人、坏人与帮助者便成为民间叙事文学中最常出现的三类人物。这种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不仅经常出现在
民间叙事文学中，在我国古代文人叙事作品中也时常作为主人公出现。
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两者看似相差甚远，然而撇开叙事视角与叙事方法不谈，单从古代小说创作的文本来源而言，民间叙事起到巨大作用。如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来看，宋江起义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广，有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三十六人’与小说中的宋江义军差距很大，《水浒》一书的素材不仅来自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还吸收了其他农民起义史料，其中包括南宋初年的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史料。”[3]从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长达二三百年的成书过程中，众多民间艺人、下层民众参加了这个故事的创作，由此文本也就带有民间叙事的特征，这一点在人物塑造方面尤为突出。比如军师吴用便是足智多谋，李逵则是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但对于这些人物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描写得则是少之又少。这种对人物类型化的描写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十七年”小说中也有一定的表现。
因此，在对“十七年”文学重新解读时，李扬先生便提出，“在我国传统话本小说中，英雄人物形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是张飞、武松、李逵一类粗豪的英雄，另一类则是诸葛亮、周瑜式的儒将。”[4]十七年文学中这两种类型人物有许多，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就是典型的周瑜式儒将，而杨子荣则是张飞式的武将。在《红旗谱》中“水浒”式类型人物也比比皆是，《红旗谱》讲述了朱、严两家三代人与冯家斗智斗勇，反抗地主剥削，要求独立自主并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最终取得胜利的农村革命历史。在小说主人公朱老忠与其父朱老巩身上，“水浒”式的英雄性格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敢作敢为、因为抵抗冯兰池砸钟未果，气得吐血而亡。正因为这一胆气过人的事迹，他成为不畏强权、除奸铲恶、扶危济困、伸张正义的传奇英雄，村里说梨花大鼓的先生还为他编了一段书，书名就叫“朱老巩大闹柳树林”。
朱老忠继承了父亲的水浒英雄品格——行侠仗义，扶危济贫，“这天塌下来，我朱老忠接着。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可是志气了一辈子。没有别的，咱为老朋友两肋插刀!有我朱老忠的脑袋，就有你的脑袋，行吗?”[5]这正是朱老忠根植于燕赵风骨传统,敢于同命运挑战，同敌人战斗的精神。另外，朱老忠也是个热心的人，无论朋友碰上什么困难，只要他能帮得上忙，他都挺身而出。运涛下了大狱，严志和受不了打击一下病倒了，这时朱老忠提出要替严志和去看运涛。
这种舍己为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性格品质正是民间叙事文学中最受人民推崇的“义”的表现，朱老忠也就成了具有民间叙事文学中主人公美好品质的典型形象。如果说对朱老忠卖掉小牛资助江涛上学,长途跋涉到济南监狱探望运涛的描
写表现农民传统美德的话,那么,当二师学潮失败朱老忠救出张嘉庆,己不再是邻里亲朋间的互助或个人复仇,而是自觉地为革命保存力量。
然而正像上文所说，由于下层人民的叙事方法粗糙，大部分民间叙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较单薄、不饱满，《红旗谱》也有这方面的特征。
根据民间叙事文学中传统的好人、坏人与帮助者模式，《红旗谱》中朱、严两家即好人，以冯兰池为代表的冯家则是坏人，而始终带领朱、严两家斗争的共产党则扮演着帮助者的角色。其中朱、严两家的舍己为人、互帮互助与冯兰池的恶言恶行形成鲜明对比。
冯兰池一出场就作为一个阴险狡诈、手段毒辣的人物出现，直到结尾这种性格也未曾改变。他的恶甚至是令人纳闷的，“冯老兰把头一扭，说：‘哪，不行！受苦的人生就了的骨头长就了的肉，是卖力气的。’”[6]他将穷人看作是与他不一样的人，是“受苦的人”，应该生来就干活，这种想法是荒谬而且可笑的，但也是他恶的最明显体现。其次，作者为了更加突出冯兰池的“恶”，还特地加入冯兰池想霸占春兰的一条故事线索，将他刻画成一个欺男霸女、鱼肉乡里的封建地主形象。另外，冯兰池与儿子不亲密贴心的父子关系也成为其恶的体现。这样冯兰池作为恶势力的代表便成了一个“单纯”的恶人，他的身上不存在一点善的光点，他从思想到行为都贯彻着欺压别人的准则。虽然作者达到了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冯兰池恨之入骨，进而对共产党心生向往的目的，但冯兰池这个人物的刻画仍是片面的、不饱满的。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不可能从任何角度都是恶的，或许是对小动物充满爱心，又或许是对家人万分照拂，再或是信仰宗教从而偶结善缘，不会有一个人一生从未做过善事。在“十七年”文学创作的政治背景下，在文学服务人民口号的感召下，作者受自身水平与阅读对象的阅读水平限制，将这种塑造单一人物类型的民间叙事传统运用到作品中是十分普遍的。无论是《红旗谱》中对冯兰池、朱老忠的人物刻画，又或是《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座山雕的形象塑造，人物形象类型化这一民间叙事传统都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二、文学主题
主题是一个文学作品的价值核心，而民间叙事文学的内容广博繁杂，主题也各不相同，同时一些文学作品因为内容复杂交错，因而从不同角度分析得出的主题也不尽相同。但是，“宝物主题、禁忌主题、婚恋主题、英雄主题和伦理主题，是民间叙事中最常见因而最重要的主题。”[7]我将就《红旗谱》中所体现的一些主题来阐述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的关系。
（一）复仇主题
几乎所有的文学叙事都会有复仇情节。“从晋朝干宝的《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到《唐宋传奇集》中的《谢小娥传》，从元代《赵氏孤儿》到明末清初的《水浒传》，几乎整部古代小说史都有‘复仇’这种模式。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复仇’模式都可说是串联英雄传奇故事的重要艺术手法之一。”[8]十七年文学作品中诸如《林海雪原》、《三家巷》等小说都对复仇主题有着或多或少的描写,其中以《红旗谱》对复仇的描述更加典型。
小说以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开始，朱老巩阻止砸钟失败，吐血身亡，留下姐姐和虎子两个孤儿。姐姐惨遭污辱，朱虎子即日后的朱老忠被迫远走他乡，与朱老巩有着兄弟情义的严老祥也因为地主冯兰池的逼迫下了关东，朱老明率领大伙儿上告冯兰池，三十年过去，朱老忠回到家乡，发现姐姐早已不堪污辱自杀死去，报仇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了。朱老忠将复仇的希望放在两家儿子的身上，由此发生江涛、朱老忠等在贾湘农的领导下发动反割头税和保二师学潮等运动。这种父仇子报的复仇主题正是对民间叙事传统的继承。
在我国，最早记录复仇故事的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书中记载殷族为报先祖王亥之仇将有易部落全族剿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构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核，上下、尊卑、远近有别的伦理秩序，父权高居秩序顶端，‘子孝’成为伦理义务则是维持父权的方式，并将‘孝道’、‘事亲’作为所倡扬的‘仁’的具体实行。”
[9]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复仇故事要数“赵氏孤儿”案，赵氏孤儿从未见过父亲，但得知了赵氏一族的血海深仇后，他毅然选择报仇。这种血亲复仇的文学主题不仅符合各个阶层人民的审美情趣——体现正义永存、天理循环，也与统治者要求维护封建道德的目的不谋而合，因此复仇主题不仅作为一种民间叙事文学的主要内容留存下来，众多文学创作者在文学写作时也会吸取借鉴。如《左传》、《聊斋志异》等古代典籍、文学作品中就记录描绘了许多复仇故事。《红旗谱》正是在吸收了复仇主题这一民间叙事主题的基础上诞生的。
但《红旗谱》并不仅仅是家族报仇雪恨的故事，受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新中国的作家们无论是主观的创作立场还是具体的创作实践都着力于体现“讲话”精神,因此运涛、江涛加入共产党的举动，不仅为朱、严两家复仇找到了道路，同时也将三个家庭之间的血仇上升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上。这样一来，本来是传统的复仇故事就“旧瓶装新酒”，成为农民反抗地主剥削并取得胜利的一大典型。众多“十七年”小说作家正是如《红旗谱》作者这般，不仅为吸引读者更为贴近生活，运用复仇主题“旧瓶装新
酒”的模式创造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二）婚恋主题
十七年文学中经常将爱情与政治勾连在一起，英雄们对于爱情往往是避之不及的，不然就是宣称革命胜利再谈个人问题，自然我们知道爱情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时为了表现革命者，吸引读者，民间文学传统中的婚恋主题自然就被发掘出来，如在《红旗谱》中运涛、江涛的爱情生活便对故事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运涛与春兰自幼青梅竹马，因为运涛与春兰的幽会曝光，即使春兰宣称没有做“丢脸的事”，仍然被保守的老驴头痛打了一顿，运涛也被村民指点纷纷，恰在此时运涛有机会去前线，便离开家乡，与春兰做了等他回来的约定。其后运涛入狱，春兰仍下定决心要等运涛。运涛和春兰爱情关系的发展,与农民运动由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大革命由蓬勃兴起到失败交织在一起。这一段爱情故事的描写不但丰满了人物形象，也体现了人们对爱情坚贞的赞颂。这自然源于作者对民间叙事传统中婚恋主题的发挥运用，在我国民间叙事文学中，以男女主人公的婚姻爱情为主题的故事数之不尽，往往又分为人与人相恋、人与鬼（神）相恋、人与妖相恋这三大类。作为人之大欲，婚恋主题的故事不仅关系到爱情、家庭，更包含着子嗣、种姓的延续和家族财产等一系列广大民众津津乐道的文学元素。民间叙事文学的这种婚恋主题也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在不同阶段的婚姻观、爱情观。因此表现民间婚恋的文学叙事作品，往往能更多地反映社会状况，如家喻户晓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正反映了人们对真爱的向往，对嫌贫爱富现象的不满。因此，大量的民间叙事文学中出现了对男女爱情故事的描写，甚至成为故事的主线。从而也生发出许多固定的描写模式，如英雄美人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主要是源于人们对“英雄”爱情生活的想象，如霸王别姬等民间传说的出现。也正是因为婚恋主题反映社会现状的功能，众多文人叙事写作时便将这一主题融汇到作品中去。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文艺创作者为了与读者拉近距离，不但对婚恋主题加以运用还加以改革成为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在十七年小说中几乎找不到单纯描写爱情的小说，“若非说在十七年中也有很‘纯粹’的爱情作品, 那么也只在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中。它们中有的拍成了电影, 比如《画中人》、《马兰花》、《阿诗玛》、《摩雅泰》、《刘三姐》。”[10]但是在革命小说中加入爱情元素则是十分常见的。比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和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的爱情纠缠，《三里湾》中马有翼、王玉梅、王玉生、范灵芝、王满喜、袁小俊的婚恋故事，《创业史》的梁生宝和徐改霞，《林海雪原》的白茹与少剑波，这些小说中的“英雄”纷纷有美人相配。
这是民间叙事传统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延续，也是其为适应新时代而做出的贡献。
（三）伦理主题
在民间叙事文学中有众多鼓吹伦理道德的作品，包括对忠君爱国、仁慈孝悌、侠义操守的赞扬和对淫娃荡妇、败坏家产的鄙视。诸如梁山好汉杀淫妇一般，武松杀潘金莲、宋江杀阎婆惜。“英雄杀荡妇，仇恨不是因为其政治选择，而是因为其道德缺陷。英雄与淫妇势不两立。女子只要沾上‘淫’字，就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1]这种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观是广大人民经过数千年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产生的结果，正是因为伦理道德是构建社会和维护其稳定的精神内核，众多文人作家都对这一主题给予相应的重视。
梁斌是一个出身农民的作家，因此在对待土地与农村习俗上，他更多地是受到传统伦理的影响。在传统观念看来，描写一个女人可恶不过两种方法，一种是描写这个女子很凶狠，诸如扈三娘、孙二娘一般得一个母老虎的恶名，再便就是描述这女子水性杨花，诸如潘金莲之类的“淫娃荡妇”。同样评价一个人如何恶，必有一条欺男霸女，因此作者在描写冯老兰想占有春兰的这一情节上便有了深意。
冯兰池与春兰本是同族，两人的年龄相差又甚远，对春兰也不是明媒正娶而是作为一个玩物，冯兰池的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家族乱伦的体现。而“《红旗谱》在情节上的这种安排，让冯老兰冲破了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的限制，从而消解了春兰与冯老兰之间的共同的家族基础，强化了他们之间的阶级仇恨，这是为服从新的政治伦理秩序而对传统家族伦理秩序进行的刻意的变动。”[12]同时也为冯兰池作为地主阶级的恶霸行为添上一笔，为其后清算其恶行做准备。事实上，十七年文学中有许多类似的安排，如《林海雪原》中对女匪首蝴蝶迷的描写。“这个妖妇从许大马棒覆灭后，成了一个女光棍．在大锅盔这段时间里，每天尽是用两条干干的大腿找靠主。”[13]小说将蝴蝶迷的凶恶与淫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单纯”的坏人，因此在她最终被消灭时，读者只会大声称好而不会有丝毫同情。与这种恶的行为相对应的则是作品中善的行为的体现，在《红旗谱》中，善的行为有许多，本文主要就春兰对爱情的坚守这一点来论述民间叙事传统对作品的影响。
在小说《红旗谱》中，春兰是一个农村少女，但她的思想并不落后，她敢于反抗落后的思想和老旧的乡村习惯。她从运涛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对革命十分向往并将“革命”二字绣在蓝布褂上,表示一心革命。看到春兰这种表现,运涛十分骄傲，这自然是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延续。后来,运涛被捕判刑,春兰在得知运涛被判无期徒刑时，对于运涛的爱仍然坚定不移,文中这样写道：
江涛眼圈发酸，滴出泪来，说：“春兰！你年纪也不小了，我想告诉你说，你也别烦恼。运涛判的是无期徒刑，出狱没有日子。咱老人们不愿叫你把好年岁儿耽误过去，再说大贵从军队上回来，也出息得多了。你看，在这次运动里，真是一员虎将！”
春兰一听就跳起来，连哭带喊：“不，俺不，俺就是不！不管是谁，就是他长得瓷人儿似的，俺也不。就是他家里使着金筷子银碗，俺也不。我就是等着运涛，我等定了！”她两片嘴唇不停地说了一溜子气话，又撅起嘴来，把泪止了，肚子里还不住地抽着气。 [14]
虽然在“十七年文学”中, 常常并不看重情感是否互通, 情感是附着在政治上的, 一旦在政治上接受了对方, 往往也就把爱情交付了对方。但是在春兰身上，作者着力描写她作为一个乡村少女对于爱情的坚贞执着。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是依照我国民间叙事传统而言，要赞颂一个女子的贤良淑德必有坚贞一项，多少个贞节牌坊不仅是女子青春的坟墓，同样也是来源于中国伦理道德中对于朋友义气、夫妻伦理、爱情坚贞的要求。虽然在大部分十七年文学叙事中,恋爱主题不是被政治要求着做出让步、献身革命,就是被作家一概忽略、避而不谈。爱情本身应具有的隐私性和多样性的生命形式以及丰厚的文化内涵并未得到应有的表现,但这并不能否认坚贞爱情的存在以及与民间叙事传统的传承关系。
（四）大团圆主题
在我国民间叙事文学中我们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大团圆作为结局的。这些故事大致分为三种:一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果,二是一心行善终有善果,三是有
情人终成眷属。对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的深信不疑，导致在民间叙事文学的结局大部分是大团圆结局。这是我国古代人民对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最朴素期望。以民间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民间文学，在广大人民善意的改编下，即使是较为惨淡的结局也会有一个帮助者出现使故事完满结尾。这种帮助者一般是皇上、大官或者是天上的神仙，他们赶来主持公道，使得受难者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种民间叙事传统在文人叙事文学中也有较多体现，譬如经典元曲《窦娥冤》，窦娥虽然死了，但上天感念其冤情竟六月飞雪，更有巡抚前来主持公道，还她清白，总算将一个悲剧改成了喜剧。又如我国四大经典名著之一《红楼梦》，作品的悲剧结局铸就了它文学经典的地位，但仍有一大批文人墨客在为《红楼梦》续一个圆满的结局。这种对大团圆结局的固执追求正是我国民间叙事传统的体现
《红旗谱》一书中虽然经历了大贵抓丁、运涛江涛入狱等一系列曲折的事件，但是结局仍是延用传统小说中的大团圆结局，作者梁斌曾说：“我选择了古典文学的传统手法，在章法结构上不脱离民族形式。”[15]因此，虽然作者有意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指出到达光明之境的道路险阻而又漫长，但最终革命胜利、冯兰池倒台这样的结局正是读者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在“十七年”小说中，很大一批小说都延续了大团圆结局的民间叙事传统。作家们在写作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看不见的编剧”的指导，迎合大众品味，达到现实与理想的缓冲。
三、通俗化的语言
民间叙事文学与文人文学的最大区别就是民间叙事文学多使用口语化语言，不刻意追求语言的规范性、修饰性，对人物的刻画大多通过对话而不是对外形的描写与内心的雕琢。民间叙事文学起源于人们口口相传的过程，语言是故事传播的主要工具，因此对话在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民间叙事中语言的通俗化也就成为一大特色，在文人创作的过程中被自然地收入其中。
《红旗谱》这部作品因为贴近当地的群众生活，在语言方面便具有鲜明的通俗性与地方性。作者梁斌曾这样谈他作品中的语言问题：“如果一本书深入地反映了一个地区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当然不仅仅是地方色彩）浓厚了，民族的风格、气魄就容易形成。”[16]因此在作品《红旗谱》中作者采用的就是其家乡一带的民俗及语言习惯，与追求作品的艺术性相比，作者更希望的是扩大作品的受众群，让更多的老百姓，无论认不认字都能读懂并有兴趣读下去。这一愿望也就决定了《红旗谱》的语言需要具有中国民间传统叙事的特征。诸如：
那闺女笑了一声，说：“我来看看你们来的客人。”一边说一边跑，小跑溜丢儿跑进来。
贵他娘一看，是谁家的姑娘。细身腰，黑脸盘儿，两只大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就是脸庞长得长了一点。心上一喜，笑嘻嘻地问：“谁家这么好的大闺女？”
涛他娘低声说：“老驴头家春兰。”
……
涛他娘嘟哝着说：“问什么字？成天在一块儿，也问不够？”
春兰乜斜起眼睛瞄了瞄，见涛他娘不高兴，也不说什么，只是咯咯地笑。
涛他娘说：“回来再问吧！”
春兰说：“我得上你们屋里看看去。”
贵他娘说：“看去吧，门上又没有绊脚绳。”[17]
这一段对话说话双方话语都不多，使得读者阅读时自然地感受到三人干脆利落的个性。同时通过一些单字、词的运用描绘出贵他娘与涛他娘两人对春兰泾渭分明的态度，如贵他娘一看春兰便“心上一喜”，而涛他娘则是“低声”回答，还“嘟囔”着“不高兴”。而春兰不怯生的一句“我得上你们屋里看看去”，将这个姑娘倔强、开朗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这就是作者学习民间叙事传统的有利之处，但另一方面作者为了将事件描写得更为生动，就会不自觉较多的使用对话，从而产生语言堆砌的现象。
其次，《红旗谱》的写作因为善于运用农民的日常用语、注意词语的使用和选择，从而达到了贴切传神、形象生动的效果；在“乡音”的选择使用上，《红旗谱》借助那些极富表达性的词语来展现传奇的乡村故事、浓郁的北方风情,大大强化了语言修辞效果。如：
(朱老忠)听得说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关打着得得，成日里喊出喊进：“和狗日的们干!和狗日的们干!” [18]
严老尚也一本正经拍桌子大骂：“这他娘的是干什么？掘坟先埋了送殡的！
给朱老巩使了调虎离山计，又掀大腿迈了我个过顶。”说着，把大袖子一剪，就走开了。[19]
“狗日的”本是北方的一句粗话，运用到作品中未免不雅，但在《红旗谱》中，这句话恰恰将朱老巩急躁、刚烈的性格，以及他对冯兰池等恶霸行径的愤懑表露无遗，刻画出了一位草莽英雄的形象；而同样是简单的一句“他娘的”和“迈了我个过顶”，将严老尚在体会其被冯兰池利用后十分矛盾的心理及其诡诈、庸俗市侩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吸取民间叙事传统，善用口语形式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使得作品不仅自然贴切、富有情调，同时人物形象也更加真实鲜明。
不仅仅是《红旗谱》如此，在众多十七年文学作品中，语言的通俗化是一种共性，如在《三里湾》中，赵树理便运用朴实自然具有山西特色的通俗化语言刻画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结语
“十七年”小说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在达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同时，也在
尽力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无论是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亦或语言习惯都在尽力向“下里巴人”的俗趣靠拢，因此从写作目的而言，作品便深受民间叙事传统的影响。其次广大“十七年”作家多出身于底层劳动家庭，他们的生活阅历与农村、民间不可分割，因此在行文思路、语言习惯方面更靠近乡间，与民间叙事传统的联系也更密切。《红旗谱》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从其作为一部“史诗”的意义和价值来看的。“把《红旗谱》看作是‘农村革命运动的壮丽的史诗’,这早已为众多的文学史家所认同。”[20]本文从人物形象、故事的主题及作品的语言三个方面分析了《红旗谱》对民间叙事传统的延续，并进而讨论“十七年”小说与民间叙事传统的内在关系。从纵向看，“十七年”小说是依托数千年来浓厚民间文化，在叙事传统上对民间叙事有着一定的沿袭，从横向看，“十七年”小说诞生的历史时期需与当时的政治要求相适应，因此，为贴近工农兵，贴近广大劳动人民，更需要对民间叙事传统借鉴。十七年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中有着重大意义，《红旗谱》亦是一部佳作，通过对于它的研究，显示了民间叙事传统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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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郝雨. 古老民族精神在血与火中的现代升华——梁斌《红旗谱》(三部曲)新论[J].文学与理论批评，1993（03）.
中国文学传统
时间观 1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第39页“人是可以认识时间之为物的唯一存在”。P3“伴随着时间意识的逐渐明晰，人才形成为人。” 只有既有生命又有思想的人类，才能既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又能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过程，从而产生时间意识。 主观性时间意识成为人类文化（宗教、哲学、历史与文学）所关注的对象。 2松浦久友《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P88“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其感情的核心，正是通过对时间的推移，作出敏感的反映而产生出来的。” 人生忽如寄 时间流逝带来死亡，届时会剥夺人行乐的权利——“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秦风·车邻》）——及时行乐 时间流逝带来死亡，从而使理想和抱负化为泡影——“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及时建功立业 时间流逝带来死亡，人生因而如朝露或远行客一般匆促——“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悲观情绪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箜篌引》）——从头认识生命的虚妄与死亡的必然。 有花堪折直须折 时间会使人生不断走向衰败，激发了中国诗人对于年岁的特殊敏感。——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杜甫《赠卫八处士》 “及时”意识——“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暮去朝来颜色故——怀疑现在 过去的相聚与现在的别离对比——“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傅玄《豫章行苦相篇》） 过去的成功与现在的失败对比——“力拔山兮气盖世，是不利兮骓不逝。”（项羽《垓下歌》）过去的友谊恩爱与今天的背弃对比——“锦衾遗洛铺，同袍与我违”（《凛凛岁云暮》） 过去的走红与现在的冷落对比——“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明年花开复谁在——恐惧未来 未来不属于自己，而由冥冥命运去支配——“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苏武——重大变故生命本身的脆弱性——“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杜甫） 吉川幸次郎“自己也不清楚在等待什么的对未来的不安” 此生此夜不长好——趁时而为 单纯的幸福感——“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唐风·绸缪》）——其快乐是纯粹的快乐，并不同时伴有明天的阴影。“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陶渊明《游斜川》——尽情地享受眼下的快乐的同时，保留智者的冷静。 眼下快乐难以久持恃，使得良辰美景变色。“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苏轼）眼下的快乐不过是一次偶尔遇到的生之高潮，时间的流逝转瞬间便会把它带走，人生便重又会坠入到那无边的空虚之中，去等待那也许永远不会再来的“又一次”。因此对快乐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迟疑态度。 却话巴山夜雨时 时间会带走不幸带来幸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郑风·风雨》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①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它不仅对个人品行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意志的锻造，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 ②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要从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既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更有“智者歌其恩”寓于其间。所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运用文学的手段，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如《诗经》涉及玉的篇目多达三十余首，以玉之高洁，比附人品之典范。人品之如玉，不惟高贵，更体现为不容玷污，拒绝同流舍污。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将这种文学手段进一步升华：真正高尚之人格，恰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种人格，经得起各种挫折和磨难，在任何威逼利诱前都不变节，永葆本色。翻看上下几千年的文学作品，赞美梅、兰、竹、菊四君子等的篇章随处可见。这种文学实践及其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既是上古到当代的中国文学中的艺术要素，更是融入文学活动全过程的经纬线。 ③中华文明史上的典范人物，其品行无不与文学构建的要旨相契相合。像“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刘禹锡、“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他们千百年来之所以为后人景仰，就在于人格的高尚与坚定：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怎样的威胁和诱惑，他们心中的信念决不动摇，自身节操稳如磐石。 ④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更体现在对民族意志的锻造上。民族意志是众多个体精神品格的凝聚。历史上，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时，总能升华坚韧的民族意志可歌可汪的人物与事迹不计其数，相伴而生的诗篇，惊天地动鬼神。岳飞的《满江红》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就是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千古传唱，它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则是身陷囹固，决不屈服，视死如归。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角度，转为对天下苍生是否真正脱离苦难、是否得到休养生息、是否能够安居乐业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铸造民族精神，通过感召广大民众，化育普通百姓，为熔铸民族意志，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⑤中华民族的精神构建，已绵延数千年。文学在新世纪履行构建使命时，厘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既要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要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我们要让文学顺应潮流，大展身手，勇挑民族精神构建使命的重担。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20．选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7（4分） 21．请分析选文第②段与第④段不能调换的原因。（4分） 22．选文第④段画线句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4分） 23．对选文内容理解有误的一项是（）（4分） A．《诗经》中，智者所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运用文学手段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B．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作品中所有人物的品行，无不与文学构建的要旨相契相合。 C．选文中“面对强敌，精忠报国”“身陷圈圄，视死如归”是中华民族意志的体现。 D．选文最后段号召我们，要让文学顺应潮流，肩负起构建中华民族精神的使命。 24．请从下面备选人物中，任选两个，结合其作品一言照下面例句的句式，为选文第③段补～据：（4分） 例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刘禹锡“粉身砰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 备选人物杜甫范仲淹辛弃疾 20．中国文学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 21．第②段论述了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要从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第④段论述了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更体现在对民族意志的锻造上。两段是递进关系，所以不能调换。（第②段和第④段的内容与第①段中“它不仅对个人品行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意志的锻造，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的句子相对应。） 22．举例论证，具体地论证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的观点。 23．B 24．答案示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的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
近三十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两个话题
近三十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两个话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近三十年来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和西方，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在中国大陆，十年文革期间，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曾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文革”的结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逐次展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重评’与学科复苏、思潮流派研究的流行、理论方法热、文学史整体观提出以及学科格局的调整等几个阶段。”[1]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相对繁荣的时期。其间阶段性的进展或热点包括“重写文学史”、“文学经典的颠覆与重构”、“现代性讨论与反思”、“女性主义和其他各种‘后思想’的引进”、“文学史观、编撰与史料”、“现代文学学科观念、方法讨论”、“期刊媒介研究”、“学科边界打破”以及“跨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兴起”等等。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延续了60年代以来侧重于作家作品研究、文体文类研究的传统，同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形态文学的整体状态，如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新诗诗学、左翼文学乃至沦陷区文学研究等。进入90年代后，“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现巨大变化”。王德威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三大方面：“‘理论热’成为治学的
一大标记”;“离开传统文本定义，成为多元、跨科际的操作”;“对有关历史论述的重新审视”，尤其是“对‘现代性’的探讨”。[2] 从上面简要的勾勒中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呈升温、扩张之势，也出现了一些双方都广泛关注的话题。下面，我主要谈谈在我自己看来仍具有较大学术研究空间的两大话题：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和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研究问题。 一.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 由于各种原因，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曾长期面临尴尬局面。首先是其学科和文学史归属问题一直纠缠不清。在古代中国文学研究中，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末文学要么被省略，要么被当作一个尾巴一笔带过。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受新文学传统影响，现代文学的起点被确立在五四前后，而此前的清末民初文学亦往往被当作铺垫甚至是对立面，很少得到正面意义上的关注。作为一种妥协方案，遂产生所谓“近代中国文学”概念乃至“近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分支。此外，在文学性质、价值的认定乃至审美评价等方面，除《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官场现形记》等“四大谴责小说”外，中国国内学者对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内现代文学界“重
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王鹍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被人为地分成古代、现代两大板块，这固然可以使文学研究更加专门化，但却造成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的某种割裂。在大多数学者眼里，中国现代文学是以现代性追求呈现出新的文学特质，与西方文学的 因缘更密切，而对中国古代文学却继承得少。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如陈平原说，中国现代作家“幼年时代熟读经史、背诵诗词以至明里暗里翻看《三国》《水浒》《红楼》《聊斋》，似乎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功课或没有功利的娱乐，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写作技巧；而青年时代如痴如狂地啃外国小说，却颇具学习借鉴之心”。（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P1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他们虽不愿承认传统文学对他们创作的示范、滋养作用，但由于文学传统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往往是潜在的，因此甚至连作家自己都难以觉察。近年来，章培恒等学者呼吁要重新确立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将中国文学的古今打通，是颇有见地的。 叶永胜以打通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的观点，认为需要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关联起来考察，否则难以发现文本产生的某些历史渊源及其历史必然性，文学发展流变的一些内在脉理就会被忽略、
被掩盖。《家族叙事流变研究》一书打破文学史人为分割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以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家族生活、追溯家族历史、展现中国人家族性生存的叙事文学为研究考察的对象，将古今不同时段的家族叙事视为同一个叙事类型，揭示家族叙事的发展脉络和各阶段的叙事形态，展示家族的形象变迁，考察各时段的主题建构与叙述话语流变，描述家族叙事传统的构型、流变机制与形态、叙事传统的当代转换和重建，撰写一部家族叙事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探索的“发现史”、“继承史”。这一研究视野和方法为家族叙事知识谱系的延伸与拓展打开了新的视角，对象隐蔽的、内在的、深层的信息被显露出来，现代家族叙事艺术的古典传统的血脉因子和精神渊源也得以被揭示。 作者认为，家族文学叙事的演变最能揭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状况。现代家族文学在取材、家族人物结构设计、叙事结构安排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古代家族叙事的痕迹。当然，现代文学又取法西方文学，模仿运用现代性叙事技巧，力图拓宽叙事手法，尤其在主题的开掘、思想意识的递进、叙述视角和语言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接受与嬗变必须放到古今文学演变这一坐标系中来描述和评价，剖析古代家族叙事中哪些元素通向现代（未来），哪些在历史发展中被淘汰，哪些是新出现的因子，它为何在这个时期出现以及有何意义等，这样就把隐藏于众多文本中的家族叙事的变化发展这一轨迹鲜明地显露出来，对于叙述史上出现的每一文本在历史中的地位、意义作出整体性评价。尤其是在这一坐标系统中，能够弄清转型期家族文学的接受与超越，看到传统叙事的衍化和更新，经典文本的传播与接受，并对古典文本做出现代性阐释，从而证明家族叙事文学的繁华不歇、历久弥新。 该书绪论部分考察了家族观念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影响，梳理了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家族形象的变迁；然后对于研究界长期以来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作了一番清理，厘辨、考析了“家族文学/小说”与“家庭文学/小说”的区别，界定了研究对象的特征、范围。 在主体部分，作者对家族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作了清晰的描述。全书共8章，其中家族叙事的“滥觞”、“构型”、“叙事范式的成熟”、“现代转向”四章论述了家族叙事的萌芽与古典家族叙事的发展演变；第五六两章以“现代性”、“革命性”两个关键词论述20世纪前80年家族叙事的流变；第七章从四个角度对世纪末家族叙事进行了论述。学术界研究家族小说，一般多从《金瓶梅》说起，再往前一般追溯到唐传奇。在这本书中，作者探溯中国家族叙事的源头，认为在远古神话与先秦史传中就已经有了萌芽。神话传说中神的谱系化叙事与史传中着眼家族兴衰、世系传递的叙述，无意中奠定了后世叙述家世以及叙事写人的传统。随后作者论述了唐宋传奇话本与元代家长里短剧对家庭题材的演练，它们为家族小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作者还突破了雅俗对立的研究格局，对明清时期的“家将小说”也予以充分关注，对“杨家将演义”等通俗讲史文本滚雪球式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着重指出同题材的话本、戏曲对最终成书的影响与作用，并论述了此类小说对后世家族叙事文学的影响。 作者在分析每个阶段叙事的流变时，都对该阶段家族叙事的特征予以总结归纳，对其阶段性有较为准确的把握。特别是前后叙事文本之间的继承关联性，给予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使人对家族叙事的发展流变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样的考察中，有些以前学术界并不重视的文本，在叙事流变的链条上显示出了重要性，如《花柳深情传》等；而有些文本，则与研究界给予的较高评价
中国文学传统课程笔记.docx
中国文学传统 汪涌豪 传统：构成文学背后的东西，大本大宗、传的下来、统的下去、基本的内涵特性。生存样态、言说方式、用园诗意、精神梦境。 总论：关注现世的文学 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传统：关注现实（以《诗经》为代表） 日本汉学家百川静：辞书、诗经、神话研究大家，认为中国神话不成体系，因为中国人把神话历史化。“游仙诗”不是对宗教本身感兴趣，而是表达长生久视的现实渴望，—但现实渴望无法满足，神话体系即分解。西洋文学则发端于超现实文学，古希腊始，到近代宗教题材也是主流。 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文学观来源于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生态理论） 第一节生存环境的制约 一、社会地理环境 活方式文化产生认同。江河、湖泊众多，交通发达，从而语言、思想、生活习惯流通。 地域封闭：心理上保守因循。 材料1 古人重视道路的建设（陆路为主，海仅为浴盐之利） 《诗经·小雅·大东风》：“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大陆性意识：以海为田，补贴农耕。而非重视航海。 周振鹤，曾撰文认为郑和航海是孤立的事件， 历代皇帝不允许存在超出自己理性掌控的东西。康熙帝下令：“片帆不得入海”——出现“锁国”。 《礼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海，吞吐日月之地，是一可怕的存在） 材料2 地势优势，漠视海洋——缺乏信仰，“人定胜天” 相比之下，腓尼基人、希腊、罗马人，都是海洋文明，扩张侵略，出航前的祷告变为上帝信仰； 日本同样是大海文明，由于灾害频繁，故有宿命意识，认为自然力不可控，视生命如樱花般脆弱，不惜死。神社遍布，宗教情结强烈。 二、物质生产方式 农耕：夏商周三代耕种只为裹腹不为交换，土地公有，集体劳作，不可买卖； ↓
小农经济：私有出现，男耕女织小生产，可以买卖，解放生产力。 原材料→生产→销售；距离短→产品低廉→商品经济不发达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司马光《资治通鉴》官本位思想 ↓ 资本主义萌芽 三、社会组织形式 氏族社会解体不充分，宗法意识大量留存：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祭祀仪式。 等级森严，上下亲和的超稳定结构。 家国同构，群体意识发达，最期望有一个统一的天下存在。 辜鸿鸣：基督教强调个人本身对个人的价值，做个好人。儒家强调个人本身对全体的价值，做个中庸的顺民。 第二节社会意识的影响 文化是人和自然的分离程度以及掌握自然程度的总和。 一、崇尚伦理 宗法社会，重视血缘（350个称谓，隆重的祭祀）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从双亲到君主，国家政治也蒙上了礼、仁的色彩“德主刑辅” 材料3 二、务实精神 农耕生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利无悻悻，力不虚掷”“大人不华，君子务实” 章太炎、朱希祖《研究孔子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人比神重要，生比死重要。传统中国人不太会关注空空精神，会在不可验出止步。 材料4 鲁迅：中国人重实际，黜玄想。因此在中国难以形成全民族的宗教。 儒家让人做好一个群众，基督教让人做好一个“我”。 中国人也重视过天，但是以天人之际（天人感性说）为视野。汉代用天来象征人事，如下雪代表瑞兆等。看似敬天，实把天当傀儡。 中国经验理性vs.西方科学理性 三、循环观念 因为务实，会从周而复始的自然中（播种-收割）得出循环——万物循环，朝代更替——万事循环。 这使得中国人更追求现在，安于现状，不思变革（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进步）。
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2017年8月离线作业及答案
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2017年8月离线作业及答案
1、论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答：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有：①梁启超、黄遵宪等倡导的“诗界革命”，要求诗歌以通俗的语言创造新的诗境，反对拟古复古。②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重视小说的地位和社会作用。③梁启超倡导的“文界革命”，创造了一种新文体，也称“报章体”。④白话文运动，以裘廷梁为主要代表，提倡“崇白话而废文言”。⑤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组织的春柳社被看作是最早的话剧团体。他们演出的这种不同于传统戏曲，而主要适应于现代文明需要的西方戏剧形式，被称为“文明新戏”或“文明戏”。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是近代一次影响颇大的文学改革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 2、以具体作品为例，谈谈新写实小说的叙事特征。 答：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批评家陈晓明曾从五个方面概括为1.粗糙素朴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2.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3.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4.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5.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境。前者刻画出生活的某种绝对化状态；后者揭示生存的多样性特征，被客体力量支配的失重的生活（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这一总结道出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在叙述与故事两个方面的特征。如果纯粹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新写实小说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不同。新写
沈从文《月下小景》的民间叙事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d310346472.html, 沈从文《月下小景》的民间叙事 作者：叶一格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11期 摘要：本文选取了沈从文以佛经故事改编而成的故事集为基础，从民间化立场，艺术特点，以及民间文化理想的回归等不同层面来阐释分析《月下小景》的民间叙事。 关键词：民间化立场；叙事结构；叙事方式；民间文化理想 作者简介：叶一格（1994.2-），女，湖南常德人，中国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3 乡土中国的平民现实题材是京派创作最显实绩的一类，出于对政治化与商业化的规避，作家往往通过凡俗人生来进行文化探索，实现审美理想的救赎。《月下小景》是京派代表文人沈从文的一本短篇故事合集，是他与民间文化极力融合的一次大胆尝试，保留了作家个人魅力的同时，还巧妙地透出了民间文化的立场。本文选取此视角进行切入，从民间故事题材，民间叙述方法以及民间文化理想这三个层面阐释解读《月下小景》的民间叙事模式以及其内蕴。 一、民间故事题材的身份特质 民间叙事有日常叙事和艺术叙事两种类型，在日常的生活里，出于生存，交往，安全等等需要，都离不开叙事这一行为方式，而民众的艺术叙事，则形成民间传承的精神产品，如传说，神话，民间谚语，民间寓言，叙事诗歌等等。这种艺术创造活动，能使人在凡俗庸常的人生之中，获得自我尊重与成就的满足感民间叙事研究需要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文化现象的整合，关注点不仅在内容分析，价值判断，还要从它的民间身份来追溯其根源。《月下小景》的民间身份特质可以从两个要点归纳，首先是故事的来源以及所蕴含的民间化立场，陈思和曾阐述“民间社会一向是以弱势者形态存在着的，并以忍辱含垢的方式来延续和发展自身，统治者不仅在权力，还在文化上控制了民间，真正的民间是处于长期遮蔽之中” [2]〔114〕当作家想摒弃政治的钳制，通过创作来构建自我理想世界之时，选择以广博精深的民间文化为依托是顺理成章的。沈从文在题记中谈到《月下小景》收录的故事来源，“除《月下小景》外，全部分皆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诸经”[1]〔2〕佛家教义含有一种万物有灵的神秘色彩，普度众生的大爱不会有脱离尘世的不真实感，民间化的立场赋予这本集子足够的神秘感和吸引力，渗透着能对芸芸众生进行精神洗礼的哲理智慧，源自于民间的种种故事，往往有着朴素而原始的姿态，承载着人们在不断的历练与经历中积累传承下来价值观念，凝结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共性，唤起人们内心的深处的触动。每一个故事皆坦率或隐晦地给予听众启发，亦是讲述者对于世事锤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有哪些 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体现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共性中，又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各领域，也各自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西方化的色彩。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逐渐西方化了，现当代文学批评体系西方化了，古代文学批评体系也在不自觉中西方化了。在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中的表述语言，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定的传统色彩，但是基本的理论术语却是西方的。这些西方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中国文学，但是从根本上却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反而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历史的事实和民族的传统，失去了民族的特色。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坚持中国文化传统？这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要改变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模式，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方面进行充分的探讨，更重要的还是结合中国文学的特色而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实践。最近，有幸拜读了杨树增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学史》，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想以此为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历史与文学始终有着不解之缘。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学，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起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我们也总是习惯于按朝代或时代来对其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文学的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得好：“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自“昔在陶唐”到“皇齐驭宝”，“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于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人们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常用话语，同时也成为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导。 但是要说起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受制于历史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有时竟也与史学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在中国的上古时期亦即先秦时期，以《春秋》、《左传》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同时也被我们称之为“历史散文”或曰“史传文学”；反过来，像《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被历史研究者视为最珍贵最可靠的上古历史文献，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后世称之为“史诗”，正所谓“六经皆史”、“六经皆文”。到了汉代以后，虽然随着学术的分化而使中国的正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远，但是用文学来演绎历史或者把历史作为文学题材的现象并没有消失。从远在先秦的《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开始而形成的杂史杂传传统，到汉代以后蔚为大观，出现了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佚名的《汉武帝故事》、刘向的《列女传》等一系列著作。由此而往，魏晋南北朝有轶事类小说；隋唐以后有历史人物传奇；宋代有讲史话本；元代有历史戏剧；明代有历史演义小说；清代有历史题材的说唱；现当代有历史回忆录、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历史”的，形式是“文学”的，“文”与“史”在它们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远也不可能分开，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虽然在断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的研究中不断地涉及这种现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
民间文学名词解释
民间寓言 答案: 民间寓言是由民众集体创作并流传的带有明显教训寓意、富有哲理、短小精悍的口头故事，是社会智慧、经验和知识的结晶。 47．第20题 民间文学 答案: 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它既是该民族人民的生活、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又是他们关于历史、科学、宗教及其其他人生知识的总结；也是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民间文学的体裁主要有神话、民间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等。 48．第27题 生活故事 答案: 生活故事是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主角的故事，现实性较强，幻想性较少，或看似没有幻想，而实则仍带有一定的想象与虚构的故事。 49．第36题 时政歌 答案: 劳动人民有感于切身政治状况而创作的歌谣，它鲜明地反映出各个时代社会政治的面貌，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在旧时代，人们常借歌谣来表示对黑暗政治的不满。 50．第37题 民间叙事长诗 答案: 民间叙事长诗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并注重人物刻画的长篇韵文或韵散相间的诗歌作品，也称“故事歌”或“故事诗”。 51．第40题 “母题” 答案: 作品中大量重复出现的叙事要素，称其为母题(motif)。母题可以是一个物件(如魔棍)，一个奇异动物(如会说话的马)，一种观念(如禁忌)，一种行为(如考验、欺骗)，一个角色(如造物主、巨人)，一个人物类型(如傻瓜、预言者)，或一种结构特点(如常用数字或多次重复)等。
机智人物故事 答案: 生活故事中以某个机智人物为中心而编织的系列故事。在我国，这类故事大约涉及300多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民间机智人物，其中较著名的有谎张三、韩老大、徐文长、阿凡提、把拉根仓、阿克顿巴等。 51. 第14题 答案: “语境”有两种含义，其一，指话语、语句或于此的上下文，或前后关系、前言后语；其二，指话语或语句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说明言语和文字符号所表现的说话人与周围世界相互联系的方式，可扩展为事物的前后关系、境况，或者扩展到一个特定“文本”、一种理论范式以及一定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 47．第3题 口头性 答案: 人民大众用口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并通过口头语言的方式将这种创作传承下来，由此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民间文学的这些适宜于口头创作和口头流传的特征叫口头性。 48．第22题 传说 答案: 民间传说是围绕客观实在物，运用文学表现手法和历史表达方式构建出来的，具有审美意味的散文体口头叙事文学。 49．第23题 民间笑话 答案: 民间笑话是一种将嘲讽与训诫蕴涵于谈笑娱乐之中的短小故事。它通过辛辣的讽刺和机趣的调侃，一针见血地揭示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现象，画龙点睛地突现出民众的智慧和才干，具有强烈的喜剧、幽默意味。 50．第32题 史诗 答案: 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一种专门描写民族起源、民族迁徙、民族战争、民族英雄的不朽业绩等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规模宏大的长篇民间叙事诗。 52．第34题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提要：对古代小说史的历来存有着文体混杂的。本文则试图从小说作为叙事文体出发，对叙事的内在特征——深层叙述结构进行，从这一角度梳理中国叙事文学的内在趋势和文化意义。文中探讨了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三种深层结构：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和作为欲望宣泄的民间文化叙述结构。这三种深层结构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展开，形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文化发展中从正统到精英、而后又到民间的内在趋势。 关键词：深层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情感逻辑民间文化 一 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学者在探究叙事起源时，常常从神话算起。不过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古代神话，都是散落在后代文章中的残片，充其量只能算作后代叙事素材中的故事原型。从可以考察的历史来看，上古只有史官的叙述可以找到与后代叙事活动之间的联系线索。因此只能说，中国古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直到宋代开始繁荣起来的白话小说，也是以讲史为各种小说之首。如罗烨在描述当时小说的内容时说： 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 (1) 这些话中所提到的小说内容都与历史相关。要理解中国小说叙述的起源，就不能不注意历史叙述的意义及其对小说叙事的，特别是历史叙述和小说叙述在表面的故事叙述背后隐藏着的深层叙述结构的关系方面。
中国历史著作中的“正史”通常是指从司马迁的《史记》算起的“二 十四史”。但要认真研究历史叙述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更能够体现 正史叙述特征的早期著作应当说是《左传》而不是《史记》。《左传》虽然被归入依附于“经”的阐释性著作，但就其实质而言与所依附的 经典《春秋》同属于历史著作。这不仅因为《春秋》和《左传》的内 容都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而且因为在叙述中隐含着后代正史所共有 的深层叙述结构。 《春秋》作为历史著作显然是简单粗糙了一点：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 仅仅极其简略的一两句，没有具体的对事件发生过程和因果关系的认识。所谓的春秋笔法也仅仅表达叙述者对事件意义的态度，并不是对 事件本身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的认识，换句话说，还没有形成真正意 义上历史著作所需要的历史意识。 《左传》就不同了。从表面上看，《左传》似乎仅仅把《春秋》中所 提到的事件讲述得具体细致了一些，一如新闻报道的标题与文章内容 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左传》不仅仅是把事件讲得具体一些，更重 要的是，把一种历史意识贯穿、渗透到了叙述中，从而使得所叙述的 事件不再是单纯的客观事件，而是成为历史观念的表现。从这种历史 叙述开始，一种隐藏在具体叙述文本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逐渐成熟起来。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分析这种深层叙述结构的产生。比 如《春秋》记载的第一段历史，隐公元年的事件是这样叙述的：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 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这段简单而客观的叙述中包含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兄弟相残的故事，即“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个叙述句中一“克”字隐藏着对郑庄公的批评之义。但这仅仅叙述者的批评态度， 与事件本身并无关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整理笔记教学文稿
中国现当代文学整理 笔记
中国现当代文学整理笔记 （以钱理群版《中国文学三十年》和朱栋霖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基础）第一章 20年代文学思潮与运动（依钱版名称） 一、名词解释： 1、晚清文学革新运动： 1、在维新运动直接促助下，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 2、在晚清，裘廷梁呼吁提倡过白话文，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造成一种蓄势。 3、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参与世界文学“对话”，晚清域外小说输入造成的开放态势被文学革命承续并扩展。 2、“人的文学”: 1、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 2、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
3、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时期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3、鸳鸯蝴蝶派: 1、始于20C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 2、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 3、这股文学思潮存在时间较长，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这一流派的出现有社会和文学自身原因，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4、文学研究会: 1、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是文学革命后第一个纯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12人，后来发展到170多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新文学。 2、其文学宗旨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明显表现出对"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
文学叙事
第八讲文学叙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习目标： 1.了解叙事的涵义与特征：叙事理论与叙事学；叙事的涵义与特征；叙事的意识形态本质；叙事的构成 2.了解叙述内容：故事；结构；行动 3.了解叙述话语：本文时间与故事时间；视角 4.了解叙述动作：叙述者与作者；叙述者与声音；叙述者与接受者 知识谱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讲义： 第一节叙事界定 本节论述叙事性作品的基本概念——叙事。分为四个问题来谈：叙事理论与叙事学、叙事的涵义与特征、叙事的意识形态本质和叙事的构成。 一、叙事理论与叙事学 人们都喜欢听故事，因为以讲故事为主的叙事性作品（如小说）往往是丰富多样、魅力无穷的。人们对叙事性作品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叙事理论到现代叙事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西方从古希腊时代起就对叙事性作品进行研究，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及环境描写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系统的叙事理论。中国的古典小说理论则大致从明代开始获得了迅速发展。随着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发展，关于叙事性作品的理论逐渐兴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明清之际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和剧本评点为代表的人物性格理论。总之，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都包含有丰富的叙事理论内容。这些传统叙事理论的普遍特点，是侧重于谈论叙事文学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从而形成以人物、情节和环境三要素为中心的叙事理论。 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逐渐兴起了叙事学。这主要是俄国形式主义与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对叙事文学作新的研究的产物。叙事学与传统叙事理论都致力于探讨叙事性作品的叙事奥秘，但在具体作法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它不像传统叙事理论那样关注具体作品中叙事内容的特点，而是关注不同作品所共有的性质；其二，它不再把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内容要素，而是选择故事的叙述方式、叙述者声音、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之间关系等作为新的研究重点。叙事学对于叙事性作品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它往往忽略传统叙事理论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忽视了具体叙事性作品的特殊性，因而存在一定偏颇。 要辩证地认识传统叙事理论和当代叙事学各自的成败得失，吸取其合理成分，以便进一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 问：传统叙事理论着重关注什么问题？ 答：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都包含有丰富的叙事理论内容。相对于现代叙事学关注“故事是如何讲出来的”即话语而言，这些传统叙事理论的普遍特点是侧重于谈论叙事文学“已被讲出的故事”即内容，从而形成以故事的人物、情节和环境三要素为中心的叙事理论。 问：叙事理论在中国产生于何时？谁是突出代表？ 答：叙事理论在中国是从明代开始逐渐产生的。它随着小说和戏曲的发展而产生，其中明清之际金圣叹是突出代表，他在其小说和剧本评点中建立了以人物性格理论为特色的叙事理论。 二、叙事的涵义与特征 叙事性作品是文学作品中与抒情性作品相区别的一种基本话语类型。叙事性作品尽管多种多样，但共同点都是讲故事，即叙事。因此，叙事或讲故事，是一切叙事性作品的共同特征。故事，按汉语中“ 故事” 的本义来解释就是“ 过去的事” 。鲁迅有一组历史小说就叫《故事新编》。英语中的“ 故事” (story)一词有“ 历史” 或“ 史话” 之义，当然也是“ 过去的事” 了。
民间文学名词解释
46．第18题 民间寓言 答案: 民间寓言是由民众集体创作并流传的带有明显教训寓意、富有哲理、短小精悍的口头故事，是社会智慧、经验和知识的结晶。 47．第20题 民间文学 答案: 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它既是该民族人民的生活、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又是他们关于历史、科学、宗教及其其他人生知识的总结；也是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民间文学的体裁主要有神话、民间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等。 48．第27题 生活故事 答案: 生活故事是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主角的故事，现实性较强，幻想性较少，或看似没有幻想，而实则仍带有一定的想象与虚构的故事。 49．第36题 时政歌 答案: 劳动人民有感于切身政治状况而创作的歌谣，它鲜明地反映出各个时代社会政治的面貌，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在旧时代，人们常借歌谣来表示对黑暗政治的不满。 50．第37题 民间叙事长诗 答案: 民间叙事长诗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并注重人物刻画的长篇韵文或韵散相间的诗歌作品，也称"故事歌"或"故事诗"。 51．第40题 "母题" 答案: 作品中大量重复出现的叙事要素，称其为母题(motif)。母题可以是一个物件(如魔棍)，一个奇异动物(如会说话的马)，一种观念(如禁忌)，一种行为(如考验、欺骗)，一个角色(如造物主、巨人)，一个人物类型(如傻瓜、预言者)，或一种结构特点(如常用数字或多次重复)等。 52．第49题 机智人物故事 答案:
生活故事中以某个机智人物为中心而编织的系列故事。在我国，这类故事大约涉及300多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民间机智人物，其中较著名的有谎张三、韩老大、徐文长、阿凡提、把拉根仓、阿克顿巴等。 51. 第14题 答案: "语境"有两种含义，其一，指话语、语句或于此的上下文，或前后关系、前言后语；其二，指话语或语句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说明言语和文字符号所表现的说话人与周围世界相互联系的方式，可扩展为事物的前后关系、境况，或者扩展到一个特定"文本"、一种理论范式以及一定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 47．第3题 口头性 答案: 人民大众用口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并通过口头语言的方式将这种创作传承下来，由此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民间文学的这些适宜于口头创作和口头流传的特征叫口头性。 48．第22题 传说 答案: 民间传说是围绕客观实在物，运用文学表现手法和历史表达方式构建出来的，具有审美意味的散文体口头叙事文学。 49．第23题 民间笑话 答案: 民间笑话是一种将嘲讽与训诫蕴涵于谈笑娱乐之中的短小故事。它通过辛辣的讽刺和机趣的调侃，一针见血地揭示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现象，画龙点睛地突现出民众的智慧和才干，具有强烈的喜剧、幽默意味。 50．第32题 史诗 答案: 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一种专门描写民族起源、民族迁徙、民族战争、民族英雄的不朽业绩等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规模宏大的长篇民间叙事诗。 52．第34题 "源于人类口头的文本" 答案: "源于口头的文本"，又称"与口传有关的文本"，是指某一社区中那些跟口头传统有密切关联的书面文本，它们通过文字被固定下来，而文本以外的语境要素则无从考察。它们具有口头传统的来源，因而成为具备口头诗歌特征的既定文本。
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和海明威
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和海明威历史有时是很有意思，好像专门爱跟人类开玩笑，有时还不是跟一般老百姓开玩笑，而是跟大人物开玩笑。太远的不说，就拿文学研究来说，历史的发展就跟教授专家们，特别是美国的汉学教授们开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玩笑。 早在50年代，由于当时的政治空气，很少有美国汉学家赞扬中国的古典文化。现在我找到的资料中，不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非难之作。就文学方面而言，有一位汉学家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缺乏艺术的统一和完整，有些小说中包括着与主旨无关的插曲（指话本）。另外，还认为中国小说缺乏个人的独创性，许多故事都是从前人那里借来，总是改编来改编去。 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政治形势变了，于是就有汉学家起来反驳这种论断。他们以口头文学（话本）的具体临场表演为由，说明没有抽象的统一性，只有在不同的具体临场表演情况下特殊的统一性。话本的统一性，不能由后来欧洲的书面小说的统一性来衡量。至于个人独创性，则不能以故事情节的借用而加以抹杀。一位汉学家很是雄辩地说：“在本世纪很少有什么书的独创性能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那样得到更多的仰慕。但是人们往往倾向于忽略在这部小说背后的荷马的故事。就是乔伊斯的独创性也不完全是从这位作家脑子里蹦出来的，而是在仔细研读古典作品后产生的。如果乔伊斯在波甫和德莱登时代写作，《尤利西斯》无疑会被认为是‘模仿之作’。”
所有这些问题，由于提出时缺乏深度，因而也就很好解决。但是有些问题却不那么简单，提出时有一点深度，因而就不可能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被三言两语地解决掉。 我说的是，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小说缺乏第一人称传统，而且即使是第三人称的叙述，也越来越不是作为故事的见证（所见、所闻、所观、所感），而是全能全智的第三人称叙述者。 对这种传统，即使完全站在为之辩护的立场上的汉学家也不是没有保留的。有一位汉学家甚至不管《左传》并非文学作品，大加赞赏《左传》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客观，很少主观的评论和介入。认为这种完全是“实录”的语言达到非常精练的程度。他举出周天子送给齐桓公一块肉的场景：《左传》只写了齐桓公四个动作：“下，拜，登，受”，他说《左传》把“无关要紧”的语言排除掉的能耐是令人惊叹的。“在整部《左传》中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而副词就更少了。” 但是，他又提出这种叙述方法也有缺陷，那就是作者只报告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并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这就使读者怀疑人物在行动后面的真正动机何在。他举出了《郑伯克段于鄢》说：许多评论者几乎一致谴责郑庄公“虚伪”、“阴险”、“毒辣”，但是，从《左传》所记的他的言行来看，对于他心怀偏袒的母亲以及他野心勃勃的兄弟已经是很宽容了。郑庄公顺从母亲给了弟弟许多特权，直到这位弟弟造反了，他才把弟弟击败，并一怒之下把他母亲流放到别处去；后来立刻又后悔了，想方设法把她迎回来。在他看来，郑庄公不但不虚伪，相反地充满了真正的人性的困扰。他这样说，本来是为了证明中国第三人称叙述的局限，但结果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