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孤灯读奇书 张贤亮自述

本文是张贤亮留下的最后的文字，为张贤亮亲自定稿的未删节版。原标题《雪夜孤灯读奇书》

一个作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或有许多东西不可写的时候，他自己便成了他的写作素材。

回首往事，如同面对被惊天海啸冲击过的海滩城镇，满目疮痍，遍地狼藉，一切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没有一座建筑物是完整的，没有一件东西是它原来的模样。但是，每一块碎片都述说着一个故事，破玻璃仍闪闪发光，它曾把空间隔离出室内室外两个世界，多少童稚的眼睛曾透过它遥望蓝天碧水，展开幼年漫无边际的幻想；倒塌了的楼台歌榭，如今廊柱横梁虽冰凉如铁，也可向你回忆它包容过的温馨与热烈，喜剧和悲剧都曾在那里上演。所以，我在72岁时写了一首七绝，名曰《夜雨》：“夜雨孤灯对晚风，江湖一饮百年空。平生故事堪沉醉，不问茶盅或酒盅。”

是的，“平生故事堪沉醉”！ 今天能证明我回忆的确切性，而不会让我“恍如隔世”的，因为有几本书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上，密密麻麻地有我当年的眉批和上万字的读书心得。

我怎么会如此认真深入地阅读《资本论》呢？我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后，于1958年5月14日押送去劳教农场－甘肃省贺兰县西湖农场。对我的处理对“右派分子”的顶级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21岁的我，是被《人民日报》批判过的，在那时还是小城市的银川，出了我这么一个被中央点名的“右派”，一下子“著名”起来，对我的批斗铺天盖地可想而知，但押送我时却十分草率，仅派了一个管伙食的干部领我一起跟着小毛驴车踽踽而行。这种毫无仪式感地押送我启程去“教养”，让我颇为失落。

毛驴车拉着我的行李，行李是母亲昨天替我收拾的，衣裳被褥只有几件，书本却很多，为了“彻底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我特地带上了从来没有读过的《资本论》。这本《资本论》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四次印刷”，其实是从我工作的单位－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图书馆借来而未还的书。书仍如刚下装订机一样崭新，还没人借阅过。

老母牵着幼小的妹妹倚着土坯房的黄土墙目送我远去，虽依依不舍，但以为我好像还有远大前程，因为在她有教养的头脑里，“教养”一词总是与“绅士”连在一起的，绝对和“苦役”不相干；我也仿佛觉得经过一番“教养”会“重新做人”，并不十分悲伤。书全部装在一个黄色的藤条箱里，可是到了劳教农场，管教干部例行检查时却把文艺书籍都没收了，只允许带《资本论》进“号子”。

经过“大跃进”没日没夜地繁重劳动，加上深入骨髓的饥饿，我把能换成吃的私人物品，都在劳教分子自发形成的以物易物的“自由市场”上换了吃食，连枕头都换了（枕头是绣花的，还有人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厚达1026页、布面精装的《资本论》便被我包了块破布当枕头，可说是夜夜和马克思“零距离接触”。这本书使我的一生保持了连贯性，前后两段人生也获得了完整性。

1960年，劳教农场开始陆续死人了，每天都会从“号子”抬出几具尸体，有的在出工的路上走着、走着干脆倒下，一卧不起。说“饿死”太敏感，说“非正常死亡”又嫌空泛，总之是因长期吃不饱而死。劳教农场就把数千名劳教分子按身体情况分为每日出工二小时、四小时、六小时、八小时的四个队，我被分在二小时队，可见我已经非常虚弱了。然而，恰恰这个队是死亡的重灾区，在我身边前后死了四个人，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有一个据说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对改良马玲薯品种做出过贡献，他帮助欧洲人解决了粮食问题，回国后却因“长期吃不饱而死”。这种命运的讽刺使我躁动不安，虽然身边有马克思相伴，还是有一天趁管教干部不注意，偷偷跑了出来。

这次逃亡之旅才使我知道饥饿和物资严重匮乏是普遍性的。在甘肃宁夏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我亲眼看到一对躺在炕上的老人脚下的铁锅里，煮着一个刚出生的死婴，令我当场把胆汁都呕吐出来。那正在10月份，还有点收获了的庄稼残留在地里，一路拾庄稼带乞讨到了兰州火车站。一看，那简直是《巴黎圣母院》里“乞丐王国”的再现，唯一少了些浪漫。

这时，我就像《出埃及记》里摩西率领的那帮逃亡的以色列奴隶中的某人，竟怀恋埃及法老的“肉锅”来。劳教农场毕竟一天有三顿稀汤，只要躺着不动，一时不至于死还是有希望的。逃亡之旅前后10天，所见所闻可以写出一部厚度不亚于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当年自然没想到这是宝贵的写作素材，只是饱含着眼泪回到似乎阔别已久的农场。

与外面世界相比，我愿终生在这里“教养”！到了农场场部门口（“二小时队”所在地），实在没力气再挪动一步，像死狗一样瘫在墙根下。一会儿，一位年轻的管教干部走出来，瞥了我一眼，带着嘲讽的口气笑着说：“饿得受不了了吧！进去吧！”他领我到灶房喝了一碗残汤，那真是美味呀，我把碗舔得洁净如洗。然后，他又带我到一个有篮球场那样大的仓库去认领我的物品。那里面堆满了逃跑和死亡的劳教分子留下的东西。我很快就找到我的黄色藤条箱，只装了一床渔网般的棉被和包着破布的《资本论》。 52年后，我居然在银川市古玩市场再次见到这位管教干部。聊起来，他还比我小一岁，已经白发苍苍，开了一家古玩店，对过去我俩都避而不谈，他兴奋地捧出他的珍藏让我看，真的有几件价值上百万元的宋元明时代的瓷器。这里，我不得不说，尽管我一生命途多舛，但从来没有遭受过人身侮辱，处处遇见好人。

“文革”时我多次被批、被斗、陪过绑、上过杀场，可是将我五花大绑的农垦战士还是跟我嘻嘻哈哈，他们一边绑我一边吸烟引起我的烟瘾，我还叫他们给我吸几口。他们会毫不犹豫、决不见外地把烟头塞在我嘴上，笑骂道：“狗日的！只许抽两口啊，多抽一口揍死你！”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使我发觉整个所谓“政治斗争”不过是玩笑。上面施行“愚民政策”，下面自有“愚君政策”。愚民永远有对付统治者的办法，见招拆招，把所有的“斗争”和政治措施都一一化解为玩笑。这就是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能以互动、看起来上下一致的润滑剂。

现在，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了几千几百万人，统计上还有争议，有人要秘而不宣，有人要查个明白，而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弄清楚的必要，那不过是玩笑开得太大了而已，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我的小说中从来没出现“坏人”，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有人就有人性的闪光，就有玩笑。我不会写“坏人”，或者说我不会把人写坏。

即便因为我是主动“归队”没有再给我处分，但身体不饶我了，“二小时”也不能干了，开始发烧，大口咳血，稍一动便头晕目眩，整夜不能入睡，白天晚上全身冷汗淋漓。1980年我恢复工作后检查身体，医生仔细端详我的X光片上肺部的钙化点，说我曾患三期肺结核，离死只有一步之遥，医生哪知道我还真的死过了。我生死之际以及死而复活这段经历，至少可以铺陈出一万字的小说。 这里我只想感谢一位姓张的医生，他比我年长10岁，兰州人，耳朵有点聋，也是戴着“右派”的劳教分子，看过我在1957年前发表的诗。我之所以能读《资本论》完全是他的功劳。他竟将我治疗得以康复，能连续几小时读书而头不昏眼不花，用的是什么神药呢？乌鸡白凤丸！原来，劳改局是按男女犯人的一般比例向各个劳改劳教农场分配药品的，如果这个农场男犯多女犯少，这个农场的妇女药品就有剩余。

西湖农场正是男犯多于女犯，张医生每两天偷偷给我一盒10丸装的用以调经止带、医治行经腹痛、月经不调的乌欢白凤丸，嘱咐我每天吃5个“大蜜丸”。5个“大蜜丸”捏成团有个馒头大，而且又富含人参、丹参、当归、黄芪、山药等药材，当年的药品都是真材实料，绝无假冒伪劣产品，这种仙丹吃下肚，且不说滋补作用，起码有久违了的饱的感觉。

不到一个月我就精神陡增，能爬下炕四处走动了，张医生却向上报告我还在发烧，需要静养。这时，冬天来了，下雪的日子，“病房”内格外清朗，而我却感觉无聊起来，靠在黄土墙上想来想去，认为我当初确确实实没有一点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今天叫我无可“改造”，而我所见所闻的社会现实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这样，我终于翻开《资本论》，想看看“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翻开书便欲罢不能，首先是第一篇第一章分析商品，第一句话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这句话理所当然地引起我物欲的想象，因为当时商品奇缺，买任何商品包括火柴肥皂食糖都必须凭票。

现在，我还收藏有一张“月经带票”，发自江苏省南通县平桥镇，是四川樊建川先生送给我的，可说是存世孤品。连妇女用的月经带（今天称为“卫生巾”）都要凭票购买，创造了天下奇迹。而资本主义呢？却有着“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社会主义理应要比资本主义拥有更为“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呀！两相对比，在直观上就使我产生了对当前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怀疑。

接下来，更引人入胜了：“最初一看，一个商品好像是一个自明的极普通的东西。它的分析告诉我们它是一件极奇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在它使用价值的限度内，无论我们是从这个观点，说它会由它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或者说这各种属性，原来是它当作人类劳动的生产物取得的，它都毫无神秘之处。

很明白，人会由他的活动，依照于他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成一个桌子时，木材的形态就被改变了。不过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种普通能感觉的东西。但这个桌子一旦成为商品，它就成了一个感觉的超感觉物了。它不仅用脚直立在地上；在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它还用头倒立着，并从它的木脑袋，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

这段话下面是这样注释的：“我们想起了这样的话，当一切其余的世界像是静着不动时，为了要激动别个，瓷器和桌子就舞蹈起来。”多么富有思辩魅力！看似语言游戏其实是大脑运动。

在劳教农场医院复活后，我还拣到一本破烂的《易经》，不知是哪位难友侥幸带进来的，最终成了他的遗物。两本毫无关联的书参照来看，竟相得益彰。后来我看列宁的《哲学笔记》，上面有列宁这样的“警告：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全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原文是两个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