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盐商

扬州盐商

一、概述

所谓扬州盐商，是指侨寓扬州，或者说坐镇扬州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但究其实，扬州盐商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扬州人。那么为什么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会选择扬州作为其聚集地呢？这和扬州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有关。扬州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内，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捷，是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咽喉。加之扬州附近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场，即江苏境内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两大片产盐区，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而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在扬州，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对于扬州盐商来说，市场就是他们的生命，通过垄断市场而低价获得商品、高价出售是他们的创富路径。由于淮扬自古就是税赋重地，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他们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6个省份的巨大市场，而这6个省份几乎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而成就了扬州盐商的鼎盛，也造就了扬州的繁荣。尤其是清康雍乾年间，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可谓达到了极至。如乾隆37年（1772年），扬州盐商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的60%左右。而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世

界8%的经济总量，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扬州盐商”四个字也几乎就成了盐商的代名词。

在封建社会，盐课是政府仅次于田赋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就是获取税源。中国古代的盐业制度比较复杂，但归纳起来，其实质不外乎专卖制和征税制两种。前者是由国家经营，寓税于价；后者是由商人经营，课税于商。但产运销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一点是毫无例外的。在这种严厉管制之下，盐商的生存环境是比较艰难的，可以说政策就是盐商的生命。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的发韧和衰败，无疑都受到了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性影响。

二、扬州盐商销盐

清代有三大商人集团，山西的票商、广东的进出口商，还有扬州盐商，其中利润最高、实力最为雄厚的还是扬州盐商。但盐的价格却很低廉，盐商又是怎么从价格低廉的食盐中赚得利润呢？这就需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盐业的运作方式。

从汉朝开始，政府就采取了盐的专卖制度，也就是说，商人们要想从事盐的买卖，必须得到政府的特别许可，历代王朝都从这项盐业专卖制度中获取了巨额的税收。到了清代,这种制度依旧被延续下来，扬州盐商们要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而从事盐业的经营，就必须获得食盐专卖的凭证---“盐引”。

“盐引”俗称“窝子”，是清代食盐专卖的凭证。盐商们获得盐引之后，必须到指定的地区去贩卖食盐，两淮盐区包括6个省，它们是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

离扬州不远的仪征是清代两淮盐业的运输集散地，当时这里集中了无数的运输食盐的大小船只，每年4月，两淮盐业的主管官员都要率领各大盐商到这里集中，举行开江大典。从这天起，两淮盐商的盐船便开往湖南、湖北、江西等政府指定的销售地点。

食盐在运销的过程中，必须统一使用官方发放的口袋，每袋称为一引，引是一个计量单位，但时代不同，引和斤的换算比例也有很大差异。

两淮地区是当时中国食盐消费量最大的地区，以乾隆朝为例，两淮地区每年核定的食盐运销总量为180万引。以一引364斤计算，180万引就是6500多万斤盐。盐商们在两淮盐场的收购价格为一斤5文钱左右，而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价格为每斤二三十文钱，毛利达到约500%。而扬州盐商正是从这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得了惊人的财富。

据统计，除去政府税收、运输、销售的成本，扬州盐商每年实际获利达到75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为4500万两，也就是说,扬州盐商的收入相当于清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一。扬州盐商的运作资本更是达到7500万两，而当时掌管中央政府财政大权户部的库存银两也就是七

八千万两白银。盐商获得了巨额利润的同时，清政府也获得了大量的税收。

官商协调靠总商

盐业生意未必一本万利，盐商们如果经营不善也会破产，甚至会遭遇灾难。为避免破产的盐商影响政府税收，清政府设立了总商制度。

总商是介于官商之间的人，是盐商和政府之间的协调者。一方面他有政府专员的身份，有管理其他盐商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是盐商们的代表，代表盐商的利益。在总商制度下，如果有盐商拖欠税收的，就由总商带领其他盐商共同陪补，有了总商，政府的税收也就有了保证。此外，如果政府需要盐商们额外掏腰包的时候，也先通知总商，让总商向下摊派。

三、扬州盐商发展史

扬州盐商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清朝初年他们并非十分富有，但淮扬作为自古赋税重地的地位，使扬州盐商得到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极大支持，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一方面，他们受益于国家的引岸制度。当时清政府为了方便对行盐的管理，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区域，各区域所产之盐均按指定地域销售，而扬州盐商所在的两淮盐区，包括了江苏、安徽等六省的大部分地区，且尽是富庶之地，这为他们聚集财富创造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他们还受益于当时在两淮盐区所实行的特许专商制度。即政府授予若干资

本雄厚的大盐商以贩盐专利，由其总领盐引，普通盐商不直接享有贩盐专利，而是必须先向政府特许的专商购买盐引，才能承引纳课并购盐贩运，其所纳课由专商代缴，一切经费亦由专商摊派。客观上造成了专商对盐的贩运和销售的垄断，获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盐商由盛而衰，尽管也有战争等诸多因数的集合，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府对两淮盐区盐业政策的改变。自道光十二年（1832年）起，清政府在两淮盐区逐渐取消特许专商制度，开始推行盐票法，即取消行盐商人的世袭专卖特权，任何人只要纳税，就可以领盐贩运，且所贩盐可以在指定的地段自由销售。这一盐业政策的改变，给扬州的大盐商们以致命的打击。在取消了特许专商制度之后，各地的小商贩竞相参与盐的运销，原有大盐商的垄断利润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四、盐商经济与扬州文化

经济的繁荣与变动，对社会文化是有力的拉动。

经济对文化的作用，在清代中叶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具体。清代扬州学派成就巨大，实事求是地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时“政局稳定，生活安全，使学者有余裕以自厉其学”。这就是说，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学者不需为日常生活发愁，才能一心一意做学问。当时扬州的经济，确能有这样的保证。还需注意到，清代与唐代有所不同，同是经济繁荣，还产生了一些士商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