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起源与误读
清末民初_乌托邦_文学综论_耿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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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4 期
的过程 。 甲午战争后 , 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感被普遍激活 , 维新变法开始成为士人阶层的普遍共 识 ;这种危机感由政治渗透到文化层面 , 人们开始猛然意识到中国传统的 “ 老例 ” 已无法再适 用于现代世界 , 因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寻找 “ 新文明” 的冲动 。“ 庚子之变” 后 , 中国由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迅速加速 , 1900 年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也迫于时势 , 不得不开始变法 , 由此 开启了一场清廷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自新运动 , 清末新政酿成了一种朝野上下 “ 咸与维新” 的时 代风气 , 求新 、 求变 、 学习西方开始成为一种时尚趋赴 , 由此也唤起了人们的参政热情 ;日俄 战争的结果促进了中国的 “ 立宪运动” , 也催生了宪政乌托邦小说的大量出现 。 而清末排满革命 思潮的兴起 , 产生了一批深受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影响的 “ 革命乌托邦” 小说 ;同时西方科幻小 说的进入 , 引发了中国科幻乌托邦小说创作的热潮 。 近代中国文学与西方乌托邦小说的结缘 , 可以说肇始于美国作家爱德华 · 贝拉米 1888 年出 版的乌托邦小说 《回顾》 ( Looki ng B ack ward ) 。 该书面世三年后即被在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改编介绍到中国 , 先是刊登在 1891 年 12 月至 1892 年 4 月的 《万国公报 》 上 , 名曰 《回头看纪 略》 。 1894 年 , 它又以 《百年一觉》 之名 , 由上海广学会出版 。 此书在晚清时期流传甚广 , 它曾 陈列在光绪帝的案头 , 从康有为的 《大同书》 、 谭嗣同的 《仁学》 和梁启超的 《 新中国未来记》 等近代重要著述中都可看出该书的影子 。 《 回顾 》 是近代西方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作 , 与 16 世纪 初出现的乌托邦不同 , 它已具有了一些新的时代特点 , 所以它又被研究者称为 “ 拟乌托邦” , 因 为其描绘的理想世界 “能给予人以即将取得成功的感觉 。 他们实事求是地对待人们 , 并采用人 所熟悉的方法 。 完满地实现他们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 。 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过程 , 从不久 以前和当今社会发展出来的过程 。 ” ① 这种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和介入现实社会改造的入世性 , 对 处于重大历史拐点 、 被未知和不确定性谜团包围着的中国人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 从文化心理动机看 , 乌托邦的出现首先与中国人在近代所遭遇的巨大的挫折感有关 , 它首 先表现为一种穷则思变的文化突围 。 甲午之后 , 旧秩序 、 旧文化的衰败已成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 人们开始走出 “ 传统” 来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 即使像政治 态度偏向保守 的郑孝胥也在 《五十自寿诗》 里写下这样的诗句 :“ 读尽旧史不如意 , 意有新世容我侪 。 ” 康有为中西比较的结 论是中国之弱在 “教之不善 , 经之无用” , 因之倡导将儒学宗教化 , 建立 “ 孔教” 以对抗西方基 督教 , 故提出 “ 保国保种保教” 的主张 。 但其弟子梁启超 1897 年后在要不要保教问题上 , 就已 陷入 “ 依违未定” 的境地 , ② 他在写给严复的信中对严复提出的 “ 教不可保 , 而亦不必保” 观点 不但认同 , 而且赞曰 “不意数千年闷葫芦 , 被此老一言揭破” , ③ 只是出于现实的 、 功利的考虑 , 才认为保教仍不可弃 。 对 于 “ 传 统” 的态度 , 激进的革 命党人则 更为激烈 和刚爽 :如蒋智由 《有感》 诗云 : “ 凄凉读尽支那史 , 几个男儿非马牛 ! ” 这种颠覆传统的价值翻转 , 在晚清时已经 出现 , 如 1902 年发表在 《新民丛报》 第 5 号上的寓言小说 《虞初今语 · 人肉楼》 , 是一篇不太显 眼但值得重视的小说 , 可以说它是 “ 五四” 控诉 “ 礼教吃人” 的先声 。 小说的主人公叫 “ 天冶 子” , 生长于 “ 华胥国” , 这个 “ 华胥国 ” 是 “ 不知所谓君臣 , 不识所谓治乱 ” 的 “ 世界中自然 一极乐国也” 。 天冶子带一童子偶入须陀国游玩 , 不意此国是个食人的野蛮国 。 天冶子被此国中 人扭住而 “ 亟欲肢解之” 。 后来 , 因他的人种特殊 、 “ 清洁白皙” , 才暂逃厄运被带至一酒楼 , 楼 上悬额为 “ 人肉楼” , 其中一 老妪啖人 肉最多 , 十余年间 啖须陀人 数百万 , 她旁边有 数十人 ,
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政治性及影响
淮 北 煤 师 院学 报 （ 学 社 会 科学 版 ） 哲 第 ２ ３卷 第 ３ 期
２０ ０ ２年 ６月 Ｊ ｕ ｎ ｌ ｏ ａｂ ｉ ｏ ｌ ｎ ｕ ｔｙ Ｔ ａ ｈ ｒ Ｃｏｌｇ ｏ ｒ ａ ｆ Ｈｕ ｉ ｅ Ｃ ａ Ｉ ｄ ｓｒ ｅ ｃ ｅ ｓ ｌ ｅ ｅ
翻 译 是 人 类 的 … 种 行 为 活 动 ， 不 管 译 者 本 人 意 识 到 与 否 ， 种 活 动 总 足 带 有 明 显 的 目 的 羊 倾 向 ， 材 取 向 和 这 ¨ 选 剐 译 方 法 都 会 受 到 陔 目 的 的 影 响 。清 末 民 初 ， 国 掀 起 历 中 史 Ｌ第 三 次 翻 译 热 潮 ， 译 介 域 外 小 说 首 次 成 为 翻 译 活 动 的 重 心 。但 是 ， 使 小 说 占 据 译是 政 治 日 的 使 然 １ ９ 而 ８ ８年 的 ｒ Ｆ 法 把 维 新 派 志 ： ｌ 戈变 己 ＝ Ｉ 二
者 面 前 ， 解 积 淀 ， 中 国 本 土 科 学 小 说 的 诞 生 和 发 展 带 误 给
来 了深远影 响。 创 造 性 误 读
说 没 有 的 体 例 来 ， 达 到 “ 山 之 石 ， 以 攻 玉 ” 效 。 新 以 他 可 之 小 说 家 的 观 点 不 可 能 不 影 响 到 译 介 者 。 事 实 上 ，当 时 的
的转 化。 有 了 明 确 的 翻 译 目 的 ，什 么 类 型 的 作 品 可 以 成 为 翻 译 对 象 ， 全 取 决 于 该 作 品 是 否 与 这 ～ 目 的 相 符 。科 学 小 完 说 之 所 以 受 到 译 者 的 青 眯 ， 先 源 于 其 “ ” 在 新 小 说 家 首 新 。 看 来 ，传 统 小 说 最 大 的 诟 病 莫 过 于 陈 词 滥 调 ，千 篇 一 律 ， 以 致 千 百 年 来 终 无 进 步 。补 救 的 直 接 方 法 是 输 人 中 国 小
清末民初文学
快乘轻气球。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 闪至君旁？】 • 同光体诗人。南社革命派爱国诗人。
中国旧小说几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
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
• 理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莲生便不吸了，忽然盘膝坐起，意思要吸水烟。 想 派： 《新中国未 来记》、
刘鹗（1857—1909），谱名震远，原名孟鹏，字云抟、公约。
《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生于广东嘉应。 光 绪 万 年 》 、 《 月 球 殖 民 地
史》，过于肯定后者，而否定
梁启超的曲界革命，以传统曲艺风格表现现代意境。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
理想派与抒情小说的意义。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吴趼人（1866－1910），是广东南海人，祖上居住于 佛山。所以有的地方他署名即“我佛山人”。本名沃尧， 又名宝震，字小允（其父名允吉）。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 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 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 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 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太平天国乱后出现的各种小说已谱出各种中国文学现代化可能的方式”。
”（四十二回，湖北制台贾世文，影射张之洞）
• 1 其他历史题材的爱国新剧。
李伯元（1867－1906），本名宝嘉，江苏常州人，别号南亭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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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中的“林译”现象
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中的“林译”现象一、晚清译界的“林译”现象林纾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富有戏剧色彩的人物。
他不通外语，而翻译外国小说百十余部，《黑奴吁天录》等译作，不“信”而“达”且“雅”，堪称“美而不忠”的译林典范。
林译小说与原文出入甚大，其中的“不忠”之处，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随意改变文学形式，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二是“任意删节原文”；三是常常“增补原作”。
林纾对原著的“不忠”，其原因主要不是中外语言的暌隔，或是理解能力所限，而是出于明知故犯，有意为之。
钱钟书发现，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境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
林译小说尽管漏译误译随处皆是，然而，它们使对于欧美世界知识浅陋的中国人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第一次真切地了解了他们家庭和社会的内部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不仅赢得了清末民初广大市民读者的青睐，甚至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学革命健将也多受馈于其中所传递的西方人文精神。
从某种程度上说，林译小说恰恰由于其中最具特色的那部分“讹误”成分，多少因此能免于岁月的淘汰，令钱钟书这样的大家多年后重新翻读依然觉得“没有丧失吸引力”，值得“重温”再三。
林纾译书的经历当然是个极端，但在晚清译界，却并非个案。
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精通外文，但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时，他只选择了“进化论”部分，彻底省略了“伦理学”的观照，不仅删削了赫胥黎对社会进化论背景下伦理衰微的担忧和对宗教拯救的冥想，还大肆渲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论的要义。
以唤醒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
此外，梁启超译《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等也是如此。
这些有意为之、为我所用造成的“误译”，成了晚清译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可以称之为“林译现象”。
从翻译目的论来看，受众是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而原文只是为目标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
林译小说对中国叙事文体的影响
林译小说对中国叙事文体的影响——以《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文本视角特点为例潘红The Impact of Lin’s Translations on Chinese Narrative Style: Viewed from His Version of Ivanhoe摘要：本文从叙事文体学的视角，以叙事文本的空间视角、时间视角、心理视角和观念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对林纾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和其原著—英国作家司各特所著小说Ivanho e进行对勘，解读林译小说的叙事文本特点，从中管窥林译小说对中国传统叙事文体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文本视角；Ivanhoe；林译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叙事文体特点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a glimpse of how Lin Shu’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novels exerts great impact on traditional Chinese narrative style by closely examining Lin Shu’s version of Ivanhoe against its English original from the narrative stylistic perspective. This is achieved by exploring how Lin Shu handles the novel in terms of spatial point of view, temporal point of view,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and ideological point of view and what narrative stylistic features are generated in his translation of Ivanhoe.Key words: point of view in narrative fiction; Ivanhoe; Lin’s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novels; Lin’s translation of Ivanhoe; narrative stylistic features林译小说是指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1852－1924）在清末民初翻译的各类西洋小说。
“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以英语世界为中心
逐步完善期：1900年至1911年
进入20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开始向更高层次发展。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翻译的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同时，一些著名的 翻译家也开始崭露头角，如英国的翟理斯和法国的儒莲等。这些翻译家为中国 古典小说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翻译题材、策略和载体
参考内容二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其中六大古典小说，包括《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演义》以及《三言》，是这一 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这些小说不仅在情节、人物、结构等方面表现出色，更 在季节叙事上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首先，这些小说的季节叙事并非简单的背景描绘，而是与人物塑造、情节发展 以及主题表达紧密相连。比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在桃花盛开的春天病卧 闺中，她的伤春之情与对贾宝玉的思念相互交织，为后来的感情纠葛埋下伏笔。 这一情节充分体现了季节与人物情感、故事发展的紧密关联。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题材、策略和载体也有所不同。
滥觞期：这一时期的翻译题材主要是短篇小说和部分长篇小说。由于受到语言 和文化差异的限制，翻译策略比较简单，主要是直译。此外，由于印刷技术的 限制，这些小说的载体主要是纸质书籍。
发展期：随着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加深，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开始涉及更多 的题材，如历史、神话、传说等。为了更好地传达原文的含义和风格，这一时 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更灵活的翻译策略，如意译和编译等。同时，由于印刷技术 的发展，一些报章杂志也开始刊登中国古典小说的译文。
这使得西方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从而促进了东 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结论
总的来说，“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在英语世界中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这些译本不仅丰富了英语文学的多样性，还加深了西方读者对东方文 化的了解。然而，尽管中国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 但其在西方主流文学中的地位仍有待提高。未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东 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我们有望看到更多中国古典小说被翻译成英语，并在西 方文学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论杰克·伦敦汉译形象的嬗变——以《中国佬》的译介为中心
论杰克•伦敦汉译形象的嬗变鄢——以《中国佬》的译介为中心朱佳宁摘要:《中国佬》是杰克•伦敦小说中汉译形象反差最大的一部。
1928年，最早的汉译本《一字狱》作为“官民对立”视野下呼唤“野性”和进行国民性批判的重要文本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全面抗战爆发后，艾芜的重新解读将小说的矛盾焦点转移至“民族压迫”层面；到20世纪80年代,受“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影响,学界再度对该小说进行阐释，开始强调其“种族主义”特性。
在这一过程中，杰克•伦敦的汉译形象也经历了“启蒙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巨大转变，成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切面遥关键词：《中国佬》；杰克•伦敦;启蒙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杰克•伦敦（Jack London）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美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早在1919年左右就被翻译成中文,①零星发表在《少年中国》《小说月报》《北新》等杂志上。
其小说《野性的呼唤》《马丁•伊登》等更是一再被翻译、解读，成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
而在杰克•伦敦的汉译历程中，汉译形象反差最大、命运最为跌宕起伏的一部作品,当属短篇小说《中国佬》（“The Chinago冶）②。
小说写于1908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法属塔希提群岛上,英国公司雇用了五百名中国工人种植棉花。
某天，农场里发生了斗殴事件，华工Ah San（阿三）失手杀死了Chung Ga（成咼）。
听到打斗声,Ah Cho、Ah Chow等五位劳工连忙跑过去看，德国监工Karl Schemmer（舍默尔）也拿着皮鞭跑去镇压。
舍默尔到场时，阿三已经逃跑,于是他错将旁观的五位劳工当成凶手，举起皮鞭一顿乱打，还把这五位劳工一起逮捕了。
由于被捕的五位华人劳工拒绝说出凶手，殖民地政府的法官只能依据他们的伤情稀里糊涂地进行了判决。
Ah Chow被舍默尔的皮鞭伤得最重，被认为是首犯，被判砍头；Ah Cho的伤势排第二，被认为是同谋,判处二十年监禁；其余三人均被判十年监禁。
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第50卷,第3期,2023年6月J o u r n a l o f Z h e j i a n g S c i -T e c h U n i v e r s i t yD O I :10.3969/j.i s s n .1673-3851(s ).2023.03.004收稿日期:2022-10-22 网络出版日期:2023-04-04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Y Y C 007)作者简介:郭荣荣(1999),女,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㊂通信作者:成 思,E -m a i l :c h e n gs i @s e u .e d u .c n 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研究郭荣荣,成 思(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211189) 摘 要:为探究清末小说家的伪译方式及其成因,根据波波维奇和图里等对伪译的定义及罗丹对伪译的分类,结合勒费弗尔的操纵理论,对当时翻译中的伪译现象进行了系统性分析㊂研究发现:清末小说家通过对文本外及文本内因素的操纵实现伪译,具体方式包括虚构原本㊁原作者及译者信息,借助外国知名作家的名气,描写异国文化及使用异国语言表达方式等;清末大规模的伪译现象受到了当时诗学变化㊁意识形态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影响㊂该研究通过探讨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深化了对伪译这一特殊翻译现象的认识,为解读清末小说翻译史注入新活力㊂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史;清末小说翻译;伪译;操纵中图分类号:H 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3851(2023)06-0285-07A s t u d y on p s e u d o t r a n s l a t i o n i n n o v e l t r a n s l a t i o n o f t h e l a t e Q i n g D y n a s t yG U O R o n g r o n g ,C H E N G S i (S c h o o l o f F o r e i g n L a n g u a g e s ,S o u t h e a s t U n i v e r s i t y ,N a n j i n g 211189,C h i n a )A b s t r a c t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a i m s t o s t u d y t h e p s e u d o t r a n s l a t i o n s t r a t e g i e s o f t h e n o v e l i s t s i n t h e l a t e Q i n gD y n a s t y a n d t h e i r r e a s o n s .A s y s t e m a t i c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p s e u d o -t r a n s l a t e d n o v e l s d u r i n g th a t p e r i o d i s c o n d u c t e d o n t h e b a s i s o f P o p o v i c ㊅'s a n d T o u r y 's d e f i n i t i o n s o f p s e u d o t r a n s l a t i o n ,L u o D a n 's c a t e go r i e s ,a n d L e f e v e r e 's m a n i p u l a t i o n t h e o r y .I t i s f o u n d t h a t t h e n o v e l i s t s i n t h e l a t e Q i n g D y n a s t y ac h i e v ed p se u d o t r a n s l a t i o n b y m a n i p u l a t i n g t h e t e x t s 'e x t e r n a l a n d i n t e r n a lf a c t o r s ,i n c l u d i ng f a b r i c a t i n gi n f o r m a t i o n a b o u t t h e s o u r c e t e x t ,t h e a u t h o r o r t h e t r a n s l a t o r ,t a k i n g a d v a n t a g e o f f a m o u s f o r e i gn w r i t e r s 'f a m e ,w r i t i n g t h e f o r e i g n c u l t u r e s ,a n d u s i n g t h e f o r e i g n e x p r e s s i o n s .T h e l a r ge -s c a l e p s e u d o t r a n s l a t i o n i n t h e l a t e Q i n g D y n a s t y w a s i nf l u e n c e d b y t h e p o e t i c s ,t h e i d e o l og y,a n d t h e e c o n o m i c f a c t o r s t h e n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d e e p e n s t h e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o f p s e u d o t r a n s l a t i o n a n d p r o v i d e s a n e w p e r s p e c t i v e f o r r e t h i n k i n g n o v e l t r a n s l a t i o n i n t h e l a t e Q i n g D y n a s t y.K e y wo r d s :t r a n s l a t i o n s t u d i e s ;t r a n s l a t i o n h i s t o r y ;n o v e l t r a n s l a t i o n i n t h e l a t e Q i n g D y n a s t y ;p s e u d o t r a n s l a t i o n ;m a n i pu l a t i o n 伪译(ps e u d o t r a n s l a t i o n )是指无原文本而借翻译之名㊁行创作之实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1]47㊂尽管中外翻译史上存在大量伪译作品,然而长期以来伪译研究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㊂随着翻译多元文化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描写翻译学的兴起,不少学者指出,伪译虽在文学及翻译学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翻译史上并不罕见,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㊂国外学者吉迪恩㊃图里[1]㊁波波维奇[2]㊁乔治㊃拉多[3]㊁苏珊㊃巴斯奈特[4]㊁安德烈㊃勒费弗尔[4-5]等对伪译的定义㊁方式及成因等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推动了伪译研究的发展㊂近年来,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伪译研究,对中国翻译史中的伪译现象展开讨论,其中有关清末大规模的小说伪译现象研究已成为研究的焦点㊂胡翠娥[6]㊁孟松[7]㊁齐金鑫等[8-10]㊁罗文静[11]等对清末伪译小说的类型㊁成因及当时小说家的伪译策略等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丰富了学界对清末伪译小说的认识㊂但总体来看,国内现有相关研究仍比较少,且多以个案分析为主,侧重解读特定伪译者的伪译方式或个别因素对伪译者的影响,对清末小说家的伪译方式及背后成因做出系统性归纳的较少㊂鉴于此,本文根据波波维奇和图里对伪译的定义及罗丹对伪译的分类,在勒费弗尔操纵理论的指导下,探讨清末小说家的伪译方式,并从诗学规范㊁意识形态及经济因素三方面来系统分析当时大规模伪译现象的成因㊂通过讨论清末小说家的伪译方式,并揭示背后的文化㊁政治及经济等驱动因素,本文期望更加深刻地认识伪译这一特殊翻译现象,为解读清末小说翻译史提供新思路㊂一、伪译研究概述西方学者对伪译现象的研究较早㊂1976年,波波维奇[2]提出了 虚假翻译 (f a c t i t i o u s t r a n s l a t i o n/ m a k e-b e l i e v e t r a n s l a t i o n)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作者借助翻译的名义出版原作,以获取读者支持的行为㊂之后,乔治㊃拉多提出了 伪译 (p s e u d o t r a n s l a t i o n)概念,认为 伪译 是指 那些过分偏离原文的目标语文本 [3]㊂1985年,吉迪恩㊃图里在其著作‘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 e s c r i p t i v e T r a n s l a t i o n S t u d i e s a n d B e y o n d)中也使用了 p s e u d o t r a n s l a t i o n 一词,将其定义为无实际翻译操作过程,借翻译之名行创作之实的翻译[1]47-48㊂按照图里的定义,伪译作品实际并不存在与之对应的原文本,其产生过程并不是语言转换过程,而是原创文本生成过程㊂从上述三位学者对伪译的定义来看,图里所讲的 伪译 与波波维奇的 虚假翻译 概念所讨论的问题实际是一致的,这两位学者都认为伪译是指杜撰式翻译,即伪译者称自己从事的是翻译工作,产出的文本是译本,但实际是在进行原创工作;而拉多对伪译的定义比较宽泛,他将任何基于原文本的改写都纳入伪译范畴㊂虽然波波维奇㊁图里和拉多对伪译有着不同的定义,但三人均将伪译看作一种翻译现象或创作手段进行研究,伪译概念在学理上并不完全是贬义的[12]㊂本文对清末小说翻译中伪译现象的讨论是基于波波维奇与图里的定义进行,即所谓的 翻译 并不存在原文本,只是具有伪造性质的文学创作手段㊂苏珊㊃巴斯奈特[4]29-38根据图里的伪译研究总结了五种生成伪译的方式:a)伪造原文(t h e i n a u t h e n t i c s o u r c e),作者通过诸多内㊁外副文本的方式使读者相信原文本的存在;b)自译(s e l f-t r a n s l a t i o n),作者本人提供两种语言文本,证明自己的翻译行为;c)创作译文(i n v e n t i n g a t r a n s l a t i o n),作者将自己的文本冠以翻译之名发表;d)游客变译者(t r a v e l e r s a s t r a n s l a t o r s),游记作家将自己定位为译者,来减少文化冲击,这种伪译方式经常出现在游记中;e)虚假翻译(f i c t i t i o u s t r a n s l a t i o n),作者在其创作中刻意模仿另一种文化中的话语,以增加其文本作为 翻译 而存在的真实性㊂巴斯奈特对伪译方式的分类存在重叠,罗丹[13]对此作了讨论,她在巴斯奈特观点的基础上将伪译分为三类:一是无原本可参照的伪译,即通过虚构原本信息㊁原作者及译者信息或借助国外知名作者作品之名实现;二是有异国情调的伪译,即通过描写异国文化或使用异国语言形式实现;三是享特殊自由的伪译,主要指自译㊂罗丹的分类考虑了伪译文本的内外因素,第一类伪译强调伪译者如何通过副文本或其他文外因素使读者相信其文本为翻译;第二类伪译强调伪译者如何通过文本内因素达到其目的,包括文本内容及语言形式两个方面;而第三类则指除第一㊁二类典型情况外的其他特殊伪译方式㊂罗丹的分类较为清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对清末小说伪译方式的讨论将以此分类为指导㊂伪译的产生有着复杂且深刻的个人及社会文化原因㊂操纵学派代表人安德烈㊃勒费弗尔认为伪译反映了特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作者可能借助伪译来 颠覆某种世界观 或 创造新观点 [5]㊂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伪译者对文化规范的有意识操纵㊂伪译者利用当时翻译的相关规范来操纵目标读者,为介绍有争议的诗学观点或意识形态创造相对宽容的接受环境㊂同时,伪译并不总是与诗学㊁意识形态相关,有些作者进行伪译的动机可能比较简单,他们仅仅是为了名利而作出这种选择;经济因素对伪译者的驱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5]㊂卢682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年第50卷宏志等[14]㊁林跃武等[15]认为伪译中存在 双向操纵 ,译者并非受到意识形态㊁诗学与经济因素的单向操纵,还会对文化规范进行主动操纵,以实现伪装自己和影响读者的目的㊂总之,波波维奇㊁图里及罗丹对伪译的定义和分类为鉴定翻译史中的伪译作品及探讨伪译者的具体策略提供了一定参考,而勒费弗尔的操纵理论则为解读伪译者的背后动因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㊂二㊁清末小说家的伪译方式清末小说翻译事业繁荣,翻译小说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本国创作小说㊂据阿英[16]210统计,清末翻译小说的数量占当时小说总量的三分之二㊂在大规模的小说译介过程中,伪译现象泛滥,出现了许多伪译作品㊂有些伪译作品甚至广为流传,被视为当时极为优秀的小说译本㊂例如,1873年出版的‘昕夕闲谈“被视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 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 ,开创了中国介绍西洋文学的先河,然而该小说原作信息㊁署名为蠡勺居士的初译者信息以及署名为藜床卧读生的改译者信息皆不详[17]㊂有学者认为该小说存在译作人根据所读外国译本进行伪译的可能[17]㊂‘昕夕闲谈“并不是个例,清末小说翻译中有大量已确定或疑似是伪译的作品㊂据孟松[7]10-12粗略统计,1901 1911年,已较为明确的清末伪译小说作品有60部,其中伪托者及实际作者已确定的有22部,鲁迅㊁李伯元㊁吴趼人㊁徐念慈㊁张肇桐等多位知名作家均进行过伪译;伪译的出版机构中不乏当时有名的书局和报刊,如‘新小说“㊁‘时报“㊁上海书局等㊂清末大批小说家费尽心思将其原创作品伪装为翻译,他们的伪译方式值得翻译研究者的关注㊂本文对清末大量伪译小说进行了分析,发现当时的伪译作品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无原本可参照的伪译,主要通过对文外因素进行操纵实现;二是有异国情调的伪译,主要通过对文内因素进行操纵实现㊂小说家们的具体伪译方式可分为以下四种:一是虚构原本㊁原作者及译者信息;二是借助外国知名作家的名气;三是描写异国文化;四是使用异国语言表达方式㊂(一)虚构原本㊁原作者及译者信息清末伪译小说的一大特色是原本㊁原作者及译者信息不清晰,伪译者极力使这些副文本体现 翻译 元素,以使读者相信其小说是翻译文本,而非创作文本㊂首先,有些小说虽以翻译之名出版,但仅有译者署名,未标明原作者及作品信息,有些甚至连译者信息也没有,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伪译的㊂例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刊登了小说‘今古奇闻“的广告,广告中仅介绍了小说的译者为东壁山房主人,未注明原作者及原作品信息[18]㊂东壁山房主人是指王寅,他在该书序言称: 寅昔年借书画糊口,浮海游日本国,搜罗古书中,偶得‘今古奇闻新编“若干卷 [18],似乎这本书是他根据日本原本翻译来的㊂但是,王寅之后又称 是书乃东壁山房主人所辑 [18],承认该书是其原创作品㊂其次,部分小说在出版时,虽注明了译者信息及原作者信息,但这些信息是作者杜撰的㊂有些作者为了让读者相信其作品为译作,刻意伪造原作品及作者信息,托外国作者名发表作品㊂1903年自由社刊行小说‘自由结婚“就是采取这种伪译方式的典型代表㊂该小说的译者署名为震旦女士自由花,注明原作者为犹太遗民万古恨㊂小说弁言写道,此书原名为 F r e e M a r r i a g e ,作者是犹太作家 V a n c o u v e r , 译者 为震旦女士自由花,所谓的 译者 还虚构了自己与 V a n c o u v e r 先生的交往经历: 余往岁初识先生于瑞西 而先生又有此书之作,稿未脱,即以相示㊂余且读且译,半阅月,第一编成㊂ [19]109此外, 译者 还给予了原书高度评价: 余去国以来,读欧美小说无虑数十百种,求其结构之奇幻,言词之沉痛,足与此犹太老人之书媲美者,诚不易得也㊂ [19]109作者极力营造该小说是译本的假象,让读者相信原作及原作者是真实存在的㊂但阿英[16]102-109指出,该书似为译作,实则非也,书中所写的奴于异族者之苦的国家不是别国,而是中国,他推测该小说的作者为中国人㊂后来于必昌证实,阿英的推测是正确的;所谓的原作者 V a n c o u v e r 的确不存在,该小说也并非译作,而是东京青年会的发起人之一张肇桐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的作品[20]㊂‘自由结婚“并非个例,周瘦鹃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借助这种方式实现伪译的㊂例如,其在发表于‘小说时报“的‘鸳鸯血“中注明原作者为英国达维逊,‘孝子碧血记“中注明原作者为俄国豪某,‘铁血女儿“的原作者为法国毛柏霜氏等,但不久后周瘦鹃又承认上述作品皆为其原创作品,而非翻译作品[21]㊂在虚构作者信息时,清末小说家还多有署外国名尤其是日本名的倾向,期望用这种方式来迷惑读者,使他们相信作品是外来的,而非本土的㊂如李伯782第3期郭荣荣等: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研究元署名南亭亭长,出版伪译小说‘官场现行记“;徐念慈取名东海觉我,出版伪译小说‘新法螺先生谭“;吴趼人署名偈,出版伪译小说‘预备立宪“㊂当时出版的伪译小说,作者多使用日本名作笔名来增强文本的可信度,类似的名字还有犹亚子㊁雨尘子㊁角胜子㊁卧龙仲子㊁南野浣白子㊁独立苍茫子㊁春申浦㊁孤山小隐㊁虫天逸史等[7]10-12㊂(二)借助外国知名作家的名气伪译者也常常借助外国知名作家的名气来增加公众对作品的兴趣,从而宣传其文学或政治主张[22]㊂清末,有不少小说家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广自己的作品㊂这些小说家通常借助国外已有名气的作品,使用原作品名创作新故事,然后谎称自己是在翻译外国作品,以此满足读者阅读外国作品的期待㊂当时很多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就属于此类伪译作品㊂英国小说家柯南㊃道尔的作品‘福尔摩斯侦探案“是近代第一本译入中国的外国侦探小说,颇受清末读者的欢迎㊂1896年,上海‘时务报“最先刊登了张坤德翻译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但从语言风格㊁体裁特征㊁叙述手法看,该小说很可能是张坤德借助柯南㊃道尔的名气创作的侦探小说[8]㊂‘时务报“又率先刊登‘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该作品中收录了四篇由张坤德真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作品出版后大受欢迎㊂随后,中国侦探小说翻译界兴起了福尔摩斯侦探作品热,越来越多的译者开始译介福尔摩斯系列作品㊂从1899年到1914年,多部收录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译作出版,包括‘新译包探案“‘泰西说部从书之一“‘续译华生包探案“‘补译华生包探案“‘福尔摩斯再生案“‘歇洛克奇案开场“等[23]㊂福尔摩斯系列作品在清末译介不断,当时国内很多有影响力的刊物都曾刊印过相关译本㊂在福尔摩斯侦探小说 真翻译 行为的刺激下,不少作家借该系列作品的名气,谎称自己是在翻译柯南㊃道尔的作品,以此来增加原创文本出版的可能性并提高其市场接受度㊂例如,1905年在上海‘时报“上刊载的翻译小说‘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就是借外国作品名气而产生的伪译作品㊂该小说以译本名义发表,但在发表时并未标明原作者信息,只有译者署名 冷血 ㊂后来有学者发现,这部小说其实并非翻译作品,而是一部基于福尔摩斯系列探案故事创作的中国本土原创侦探小说,其真实作者为清末民初著名作家㊁翻译家㊁新闻工作者陈景韩[7]17㊂(三)描写异国文化描写异国文化是清末小说家实现伪译的另一重要策略㊂为了让读者相信作品从外国翻译进来的,当时很多中国作家在创作时,努力使其作品中的人物㊁地点及故事情节等具有外国元素,然后将作品以译文的名义公开,这样一来,读者自然接受了这些文本是翻译作品㊂此类伪译作品中,比较典型是鲁迅创作的‘斯巴达之魂“及周瘦鹃创作的‘鸳鸯血“㊂1903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了小说‘斯巴达之魂“,并于‘浙江潮“月刊上发表[24]13㊂尽管鲁迅在该小说中署名 自树 ,以译者自居,不承认该小说为自己所作,但在1987年,李昌玉[25]发表了‘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一文后,很多学者开始对‘斯巴达之魂“究竟是翻译还是创作展开讨论㊂蒋荷贞[26]㊁高旭东[27]等学者也认同‘斯巴达之魂“是鲁迅的第一部原创小说而非其翻译作品㊂在这个小说中,鲁迅描写了斯巴达人抵御波斯大军,浴血奋战,英勇殉国的故事㊂从斯巴达㊁波斯㊁爱尔俾尼㊁依格那海㊁西蒲斯㊁奢刹利㊁胚罗蓬等地点,到泽耳士㊁黎河尼佗㊁亚波罗㊁不动明王㊁格尔歌王后㊁蝶尔飞神等人物,再到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整部小说都充斥着异国元素㊂原作者鲁迅自愿退到了译者身份,读者不做深入研究的话很难发现这是一部伪译作品㊂‘鸳鸯血“是周瘦鹃的第一部伪译作品,刊于‘小说时报“,作者在发表时也以译者自居㊂这部小说以俄国莫斯科为背景,讲述了虚无党人莫罗司克为了国家利益残忍将其爱人波丽芬刺杀的故事㊂周瘦鹃顺应了清末大量翻译俄国虚无党小说的潮流,在故事背景㊁人物以及情节上进行模仿,以增加其文本内真实性,吸引读者㊂但在该小说发表不久后,周瘦鹃就承认,这是一部杜撰作品,称其 有述西事而非译自西文 [28]㊂尽管周瘦鹃在伪译该作品时在体裁和语言上露出不少 马脚 ,似有 强行拼凑之嫌 [9],但其对外国故事的描写可能会使当时的部分读者将该小说当成翻译作品㊂(四)使用异国语言表达方式伪译者除了通过书写外国故事增加文本的文内真实性,还会使用异国语言表达方式,使读者将伪译作品接受为翻译作品㊂清末,由于小说翻译之风盛行,中国作家开始刻意模仿外国作家的写作技巧,这进一步促进了伪译小说的发展㊂梁启超曾说道: 吾近好以日本882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年第50卷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㊂ [29]在写文章时,梁启超 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30]85-86㊂当时在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多乐于模仿外国的写作方法,使读者觉得其作品 别有一种魔力 [30]86㊂梁启超所倡导的 新文体 ,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其采用非章回体结构,第一人称叙事,多使用外国语言形式及句法结构㊂伪译者将上述特点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刻意模仿当时的外国小说及 真翻译 译本特色,使读者将其作品当成翻译作品接受㊂如在伪译小说‘预备立宪“中,作者吴趼人刻意模仿当时日译中的翻译作品风格,采用日式小说的叙事及语言风格,以达到迷惑读者㊁使其相信这是 真 译本的目的㊂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小说家往往会结合了多种方式进行伪译,尽力使文本内外因素具备 真翻译的特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㊂上述所列小说仅为各种伪译类型中较为经典的案例㊂三㊁清末小说翻译中伪译现象的成因伪译同 真翻译 一样,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产物㊂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内部出现大调整,小说家往往兼有改革家㊁革命家㊁新闻工作者等身份,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错综复杂㊂在勒费弗尔操纵理论的指导下,本文认为清末伪译小说主要可归纳为诗学变化影响㊁意识形态作用及经济因素驱动这三方面的原因㊂(一)诗学变化的影响诗学是指 文学观念 ,包含文学要素及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两方面内容㊂在一种文化中,文学翻译必然受到其主流诗学的影响,但同时,翻译也 能为那些(反主流诗学的)作家提供一定的保护,因而对主流诗学的攻击通常都伪装成译本 [31]㊂清末大量外国小说进入中国,不断冲击着传统诗学,使中国的诗学形式发生了转变㊂在当时,从外国引入的小说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文学形式,且被赋予重要的社会㊁政治及文化功能㊂在接受外国小说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创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㊂正如陈平原[32]对清末民初外国小说在华影响力的总结,当时中国小说家对待外国小说的态度经历了从 漠然到消极接受,到积极接受,到自觉模仿,到力图摆脱模仿走向独立创造 的过程㊂1902年,梁启超[33]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一文,文中写道: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明确指出小说及小说翻译具有政治功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轰动㊂当小说与国家㊁民族命运捆绑在一起时,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借小说翻译及小说创作来实现救国新民的目的㊂相比原创政治小说,从西方译介的小说在当时的接受度更高,这就导致部分中国作家想借助伪翻译来传播其政治主张㊂鲁迅借伪译小说‘斯巴达之魂“中所反映的斯巴达尚武精神来改造国民精神㊂他说道: 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㊂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㊂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㊂ [24]6鲁迅希望中国人民像斯巴达人一样英勇御敌,不畏牺牲㊂张肇桐的伪译作品‘自由结婚“旨在借助小说开启民智,为资产阶级革命积蓄力量㊂在该小说序言中,他借虚构原作者V a n c o u v e r 之口说出写作目的,称 倘一得之愚,赖君以传,使天下后世,知亡国之民,犹有救世之志,则老夫虽死亦无憾矣㊂ [19]109张肇桐也借虚构译者之口感慨道: 呜呼!不知山径之崎岖者,不知坦途之易;不知大海之洪波者,不知池沼之安;不知奴隶之苦者,亦不能知自由之乐㊂ [19]109他希望读者能从该小说中汲取精神力量,投身国家建设㊂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迎合了主流诗学,顺应了当时大量外国小说译介到中国的潮流,借助翻译之名传播先进思想㊂(二)意识形态的作用勒费弗尔认为,意识形态是由观念与态度构成的概念网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特定社会所接受[4]48㊂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当原作反映的意识形态及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与占主导地位的译入语意识形态相冲突时,译入语意识形态将对译者的翻译行为发挥强制规范作用㊂意识形态能操纵真译本,同时也能刺激伪译本的产生㊂清末,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归纳为开民智求变革㊂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向西方学习,企图变革中国社会,如梁启超倡导新民以实现政治革新,严复倡导变法等㊂当时,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清政府手中,这些知识分子与清政府处于对立状态㊂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要发表抨击清政府㊁主张变新的言论时,需要格外小心㊂一些作者将伪译视为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益的传播方式,为自己的作品带上翻译的面具,使其顺利通过审查,在社会上传播㊂在清末,政府对翻译作品的审查要比对原创作982第3期郭荣荣等: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研究品的审查宽松得多,这也正印证了图里所讲的,人们对翻译的容忍度较高[1]47㊂1903年上海独社出版的政治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就是当时意识形态作用下产生的伪译作品㊂该小说虽然标明其原作者为日本女士中江笃济,译者为中国人轩辕正裔,但其实际为福建革命派郑权的原创政治小说㊂‘瓜分惨祸预言记“假托某日本隐士的预言,称1904年中国将面临列强瓜分之祸,中国人民将遭遇灭种之劫㊂郑权在该小说中抨击了满人政权的昏聩无能,主张建立汉族自治政权,建立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㊂该小说的矛头直指 颟顸保守㊁拒绝变革的清朝统治者 [34],严重威胁清政府的利益㊂参考戊戌六公子惨遭清庭杀害的结局便可推测出,如果当时郑权选择公开自己的作者身份,那他势必同样会被清政府追究责任,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㊂在这种情况下,郑权为其作品打上翻译的烙印,使用轩辕正裔译名来掩盖自己的作家身份,并通过杜撰原作品及原作者信息来增强文本作为译本的可信性,使其顺利通过审查,避免了实名发表作品带来的风险㊂由此可见,清末复杂的意识形态是造成当时小说翻译界伪译现象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㊂(三)经济因素的驱动翻译活动应当被放到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其不仅受到诗学㊁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㊂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自然也离不开经济因素影响㊂清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资本主义商业化理念贯穿文学社会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35]㊂文学运行机制的商业化使得作者可以获得一定报酬,职业作家数量增多㊂此外,大量商业化报刊问世,以吸引读者㊁追求商业利润为主要目的㊂清末小说翻译的繁荣是资本主义文学运行机制对文学冲击的典型表现[35]㊂当时,很多小说译本在报刊上刊登,这些译本受到市场的欢迎,为译者及出版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㊂随着外国小说翻译事业的崛起,一些作者及出版商认为该事业有利可图,便制造了大量伪译作品,借翻译的名义发表作品来获得高额的翻译报酬,或提高其作品的市场接受度,以此来获取经济利益㊂1907年出版的‘滑稽旅行“‘雌蝶影“㊁1909年出版的‘机器妻“及1912年出版的‘鸳鸯血“等伪译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及出版商迎合市场需求㊁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㊂鸳鸯蝴蝶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周瘦鹃从事写作及翻译事业就受到了经济因素的驱动㊂他出版伪译作品‘鸳鸯血“时, 不能否认其经济考量 [9]㊂周瘦鹃出生于上海普通职工家庭,有三个兄弟姐妹,在他六岁时,父亲因病逝世,家中一贫如洗,甚至连一口棺木都是亲戚们凑钱买的,从小母亲就教育他 要争气,要立志向上 [36]㊂十六岁时,周瘦鹃受‘浙江潮“中的一则故事启发,开始尝试写作,并向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刊物‘小说月报“投稿了其作品‘爱之花“㊂当该小说被采用后,周瘦鹃收到了银洋十六元报酬,他称 这一下子,真使我喜心翻倒,好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 [36],因为在那个时候这笔钱够他们家买很多粮食㊂自此,周瘦鹃正式开启了其笔墨生涯㊂1914年之前,周瘦鹃得到包天笑和陈景韩的支持,当时包天笑得知周瘦鹃大病,又家境清寒,便预支其稿费,称 以后只要他的稿件一到,不论发表与否,即优先付酬 [37]㊂这也是在1912年到1913年期间,周瘦鹃将大部分作品发表于包天笑及陈景韩主编的‘妇女时报“和‘小说时报“的原因之一,而这一阶段,也正是周瘦鹃进行伪译的重要时期[37]㊂‘鸳鸯血“是周瘦鹃在1912年发表于‘小说时报“的伪译作品,结合当时他的家庭状况及小说翻译的经济价值,可以推测该伪译小说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经济因素的影响㊂清末还有很多作家同周瘦鹃一样,因为生活压力而进行伪译,经济利益促进了清末大规模伪译现象的产生㊂四㊁结语清末是我国小说翻译的高潮,也是伪译十分活跃的时期㊂本文研究发现,清末伪译作品大体可分为无原本可参照的伪译及有异国情调的伪译两种情况㊂清末伪译小说家通过虚构原本㊁原作者及译者信息,借助外国知名作家的名气,描写异国文化及使用异国语言表达方式等具体策略来 欺骗 读者,使自己的作品带着翻译的面纱被大众接受㊂无论伪译者采取何种方式,他们都在努力使其伪译作品拥有当时 真翻译 所具有的文本内外因素㊂同 真翻译 一样,伪翻译也是特定时期㊁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㊂清末的伪译现象与当时的诗学㊁意识形态及经济因素息息相关㊂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从新的视角解读清末小说翻译史㊂除清末小说翻译外,中国其他时期的翻译史上还有众多伪译作品尚未被关注,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国内学者对伪译这一特殊翻译现象进行深入研究㊂092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年第5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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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起源与误读
刘树森
（一）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以其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在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中赢得了应有的—席之地，成为近现代社会沿革中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依照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
迨至晚清，小说的命运依旧未见改观。
那么，翻译小说异军突起，取得如此之大的建树，原因究竟何在？
原因复杂。
20世纪行将终结，检讨百年历史，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试图从历史学、文学、叙事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重角度予以研究。
从翻译与文化研究的视角着眼，追溯翻译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审视翻译小说的主要文化特征，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答上述命题。
在翻译小说勃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传教士用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为小说正名，尤其是确定翻译小说在当时社会中的价值取向。
此前，西方传教士了解小说在中国主流文化传统中的边缘地位，所以他们译介西方小说时采取的策略，是回避其称谓。
宾威廉将其翻译的英国小说《天路历程》（1853），称为“圣书”。
即使是李提摩太，他翻译了美国小说《回头看记略》（1891）之后，也名之为“一如传体”。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转变对于小说的认识，对于翻译小说的兴起所具有的前提意义不言而喻。
以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而论，《昕夕闲谈》（1873）的译者蠡勺
居士，在该译作的“小叙”中最早提出了小说具有陶冶性情、启发良心、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作用：
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魂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又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婉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深善，斯则又古人启发良心、惩创逸志之微旨，且又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谁谓小说为小道哉？
正是这种颇为前卫的观念，驱动蠡勺居士翻译了“英国小说”《昕夕闲谈》。
按照他的解读，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可以“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人生，假君子神情毕露……”，并告诫读者不可将他的译作视为本土“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
189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从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为提倡小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他在《万国公报》上刊载启事，出资130元悬赏征求“时新小说”，称“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
他所要征集的虽然并非翻译小说，却是参照西方小说的模式而设计的“新趣小说”，旨在“劝化人心”，祛除“鸦片”、“时文”、“缠足”等三大积弊。
对此，社会予以积极的反映。
在一个月的征稿期限之内，竟然收到了162部稿件，使得年近六旬的傅兰雅“穷百日之力，逐卷披阅”。
对于如此热烈的反响，傅兰雅认为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日的，欣然将赏资追加到180元，扩大奖励名额，总共褒奖了 20位作者，以往学术界认为，傅兰雅征集“时新小说”有始无终，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小说的认识仍未得到启蒙。
笔者新近发现的“时新小说出案”的史料，在前不久于香港举行的“中国翻译工作研讨会”上公布之后，引起与会者的关注，认为有助于匡正误见。
1897年，梁启超研究了欧洲各国改革和日本维新的经验，在《变
法通议》与《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等文中，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主张创作“新编”小说：“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使他深感启蒙民众之于社会改革的重要性。
在亡命日本后，他筹办《清议报》，拟刊载的主要内容就包括“政治小说”的中译本，并率先发表了自己的译作《佳人奇遇》。
同年，他又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旁征博引，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使人折服的依据：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枯，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
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
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至此，清末关于译介外国小说的政治思考以及接受翻译小说的社会文化氛围，已经趋于成熟。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和《黑奴吁天录》（1901）两部小说，开启了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序幕。
近代报刊的迅速发展，为翻译和出版外国小说成为社会化的生产提供了物化形态的基础。
就当时所谓翻译小说的数量而言，从19世纪50年代至1898年的半个世纪之中，只有区区几部而已，而自 1898年至1919年短短的20余年间，却至少逾越2500部（篇）。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铺天盖地，充斥于市井人家的景象，轰轰烈烈、左右人心的魅力，也许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切描述或者想象的。
（二）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中，文学都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倘若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宗教和哲学不再是导引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文学便可以弥补它们在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中形成的
薄弱环节乃至于真空，成为重建信仰及相关价值体系的基础。
以上所述，是大名鼎鼎的19世纪英国评论家及诗人M·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8～1888）提出的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
或许阿诺德的视野只是局限于西方世界，但是他的见解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中也可以成立。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由生发到兴盛，风靡于官绅、文人乃至中小学生之中，展示了异邦历史与现实中的人情世道，拓展眼界，启迪思想，影响波及妇孺，构成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神话般的文化现象。
这一史实不仅印证了阿诺德提出的命题，而且还显示，时人在翻译小说身上寄托了诸如“新民”、“兴邦”等更多、更直接地干预民众与社会发展的使命。
至于那些为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诞生和生产推波助澜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本土人士，他们是否抑或在什么程度上秉承了阿诺德的洞见，目前尚不明了。
翻译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创造出奇迹，固然主要有赖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需要，但是与中外译者对于小说的误读也具有密切的关系，晚清社会通体衰败，致使西方列强得以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接踵而至的便是政治欺侮，资源瓜分，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
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受奴役的中国人还是外来的侵略者，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改造晚清的民众与社会，只是其动机与目的相异而已。
因此，译介外邦小说也只是被青睐而广泛采用的有效的文化手段之一。
在酝酿译介外国小说的初始时期，不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中国本土文人都试图编织一个小说可以使人脱胎换骨、改天换地的神话。
蠡勺居士宣称，小说可以“怡神”，”悦魂”，“使人闻恶则深恶，闻善深善，……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
”傅兰雅鼓吹“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
”梁启超以西方为样板，称“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并将小说标榜为“国民之
魂”，认为“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
”有关小说的神话宣传，一方面夸张地放大了小说载荷的潜在价值及其社会意义，另一方面诱发在苦闷中求索的民众将渴慕的目光投向小说。
在整个社会中培育出一种迅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翻译小说在清末的接受创造了一种较为理想的氛围。
既然小说的价值和社会作用被夸大了，若要在一个传统上视小说为“小道”的语境中实现小说的神话，译者就势必不可避免地要与外国小说自身固有的特性发生冲突。
首先，译者需要面对的就是小说的虚构性。
译者如若认同并且客观地传达小说的虚构性，显然以使历来轻贱小说的读者将某种非真实的存在敬奉为“国民之魂”。
因此，消解小说的虚构性就成为清末民初外国小说译介过程中一种普遍的误读特征，译者往往在译作的序跋中谆谆告诫读者：书中所言之人为真人，所叙之事为实事，所以“切勿作小说观”。
即便是在为其所谓“滑稽”小说《滑稽外史》题写的评论中，林纾仍然不忘叮嘱道：“世有其人，则书中即有其事，……故不能以迭更司之书，斥为妄语而弃掷之也。
”既要推介小说，同时又劝告读者不可将其作为小说来解读，凸显了清末民初译介外国小说过程中的悖谬现象。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民众对于小说的期待心理从无到有，急速膨胀。
为了满足社会对于小说的热切需求，至少首先能够在数量上提供足够的资源，五花八门的误读以及相应的误译便应运而生，层出不穷。
翻译“小说”被分门别类，冠以各种称号，如“政治小说”、“理想小说”、“道德小说”、“外交小说”、“伟人小说”等等，据笔者统计逾越50种之多。
其中，张冠李戴，将非小说类作品，甚至非文学作品误读为“小说”者良多，原本为非小说而误读为“小说”的译作，即使较为保守的估计，大概也不会少于这一时期“翻译小说”总量的五分之一。
译者对于“小说”内容，尤其是作品主题的理解、阐释与表达，
或许更能够典型地再现清末民初误读外国小说的本质性特征。
且不说作为个体的译者的情况，非宗教的综合性刊物《庸言》，几乎每一期都刊载或连载一篇（部）翻译小说，而每一期的目录中都赫然声明其选刊翻译小说的原则是：“欧美名著，断章取义，加以发明。
”对于上述种种误读，鲁迅先生曾剖析道：
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评论，便能发现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
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之所以能够取得神话般的社会效应，就在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数百位中外译者对于小说的种种误读。
所以也许可以说，误读是清末民初翻译小说最突出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