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主讲浙江大学国学讲座始末

２０１０年第１期总第２１４期
齐鲁学刊
ＯＩｔＵＪＯＬＩＲＮＡＬ
Ｎｏ．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２１４
马一浮主讲浙江大学“国学讲座＂始末
‘宫云维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仔细考证马一浮浙江大学“国学讲座”始末，可澄清有关竺可桢邀请马一浮至浙大任教、马一浮受聘浙大“国学讲座”等传闻，对马一浮浙大“国学讲座”的影响应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键词：马一浮；浙江大学；国学讲座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２２Ｘ（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４６—０５
马一浮主讲受聘浙江大学“国学讲座”，不仅是浙江大学校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段佳话，学界颇为传诵。

但综览相关著述，或语焉不详，或有违于史实，对马一浮研究造成了不良影响，兹考辨如下。

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上午９时，竺可桢与胡刚复、李志超、郑晓沧等正式往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办理交接事物，并视察文理学院各部。

这是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开始。

事见４月２５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及竺可桢日记。

早在该年３月，竺可桢知道自己即将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本着“为浙大觅得在可能范围内最适当之人”的宗旨［１］（第六卷，Ｐ４６），即开始多方为浙大罗致各科教员。

５月６日上午十点。

竺可桢至公安局会晤赵华煦，赵向竺可桢介绍了杭州“瑰宝”马一浮与邵裴子，竺可桢即有意聘请二人为“国学教师”。

事见竺可桢日记：“（５月６日上午）十点，至省政府晤秘书长黄华表（二明），谈顷刻，即至公安局晤赵华煦，渠介绍马一浮与邵裴子，此二人杭州视为瑰宝。

马本名马福田，与大哥同榜为案首，汤寿潜选为东床，未几至美国。

近三十年来潜研哲学，但始终未至大学教书。

余托赵觅寿毅成为介，一探其愿否至浙大。

邵裴子则余已访晤一次，请为国学教师极相宜。

”［１］（第六卷，Ｐ６８）此为竺可桢有意邀请马一浮至浙大任教之始。

在此后三个月的时间里（５月７日至８
４６月７日），竺可桢先后两次（５月２４日、７月１７日）登门造访，并请马一浮的好友寿毅成、王子馀、张圣征等屡屡多方劝说。

竺可桢日记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５月７日，章子梅来……询及马一浮，据云渠虽清寒，但汤宅时时接济。

［１］（第六卷，Ｐ６９）
５月２４日，五点，赵龙文、徐曙岑、寿毅成、晓沧来，偕至马一浮寓。

……余等均
劝其为学生授课，甚至学生至渠家听讲亦
行。

［１］（第六卷，Ｐ８０）
６月７日，中午，葆泉先生来，知子馀先生已函商马一浮来校担任演讲。

［１］（第六卷，Ｐ８９）
６月８日，接王子馀函，知马一浮不惯学校生活，不能来校讲课。

［１］（第六卷，Ｐ８９）
７月１７日，四点半，至马所巷十三号甲马一浮处。

马经眼科医生张圣征之劝驾
已允到校教课。

余拟在刀茅巷十七号特设
一房为其教课之所。

［１］（第六卷，Ｐ１１２）
７月２０日任葆泉来谈及马一浮事，谓据张圣征云，马或疑余邀请之心非真诚，无
非欲假借渠之名义，似有疑余之真心，故嘱
余即作一复与子馀。

［１］（第六卷，Ｐ１１４）
８月１日，九点至青年路晤张圣征，应子梅之邀。

谈及马一浮事，适圣征之兄天
汉亦在座。

据张云，一浮提出一方案，谓其
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余可允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３一０９
作者简介：宫云维（１９６４一），男，山东乳山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许，当为外国的一种Ｓｅｍｉｎａｒ。

但一浮并
欲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
研究会①，则在座者均不赞同，余亦以为不可。

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
有种种麻烦。

余允再与面洽。

［１］（第六卷，Ｐ１２１）
８月４日子梅来，据云马一浮有若干条件不能通融，如称国学研究会之会字不
愿减去，亦其一例，因此谓此事俟余南京回
后再谈亦佳。

［１］（第六卷，Ｐ１２２）
８月７日，接章子梅函，知马一浮事因国学研究会之会字不肯取消故，事又不成。

余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子梅谓其
学问固优，世故欠通，信然。

［１］（第六卷，Ｐ１２４）
从破例同意学生至马一浮家听讲，到拟在刀茅巷十七号特设一房为马一浮教课之所，再到允许马一浮“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渭“当为外国的一种Ｓｅｍｉｎａｒ”——竺可桢对于聘请马一浮出讲浙大的确是“仁至义尽”。

在马一浮一面，对竺可桢的邀请，起初并无兴趣。

马一浮在答复好友王子馀的信中两次表示：“惠书具道竺君藕舫见期之意，久而未答。

良以今时学校所以为教，非弟所知。

而弟平生所讲，不在学校之科。

亦非初学所能喻。

诚恐扦隔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博士之业，非弟所知。

当世不乏名教授，且竺君所延纳已尽一时之选，弟固无能为役”［２］（第二册，Ｐ５１７—５１９）。

这的确不是马一浮“以距人自高”，而是他对新式高等学校教育的一贯态度。

早在１９１６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邀请马一浮任教北大，马一浮即表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３］（第八卷，Ｐ９７），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则说：“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

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

师儒之守，当务适时。

不贵逸世之德，虚玄之辩。

若浮者，固不宜取焉。

”Ｅ２３＜第二册，Ｐ４５３）１９３０年陈百年代理北大校长，拟请马一浮为北大研究院导师，马一浮再次拒绝：“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

急于世用，则心性非所先。

平生粗究终始，未尽玄微。

耻为一往之谈，贵通天下之志。

亦知语默道同，物我无间，酬机赴感，教所由兴。

但恐无裨任贤厉学之心，不副髦俊研机之望，是以未敢遂承，匪欲自隐其陋也。

”［２］（第二册，Ｐ５１６）
但架不住竺可桢的亲自登门邀请及“再三挽人来说”，马一浮“不复坚持初见”，表示“若果有学生向学真切，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外，自愿研究，到门请业，亦未尝不可”。

７月１７１３，竺可桢第二次来访后，马一浮又进一步表示：“为体恤学生计，此层尚可通融。

”［２］（第二册，Ｐ５１７）“此层”指“欲改来学为往教”。

这大约就是竺可桢７月１７日日记中的“马经眼科医生张圣征之劝驾已允到校教课”。

但马一浮的“此层尚可通融”，不过是“不欲过拂竺君之意”的初步意向而已。

在马一浮看来，他与竺可桢的两次面谈“未能尽意”，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分歧：竺可桢所要求于他的，无非是希望他“指导学生，使略知国学门径”；他自己则认为“欲明学术流别，须导之以义理，始有绳墨可循，然后乃可求通天下之志”。

今日学子之大患是“群言淆乱而无所折衷”，“若只泛言国学，譬之万宝全书、百货商店，虽多亦奚以为”。

他希望能与竺可桢坐下来“再与面论，察其所见是否与愚拙相同，然后从违之情一言可决”［２］（第二册，Ｐ５１８）。

马一浮之“愚拙”，详见８月２１３马一浮给王子馀的复信中所附之《口口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

这个“旨趣及办法”是马一浮“因恐竺君事繁，或未暇计及”，越俎代庖，一厢情愿代竺可桢所拟。

具体时间则不得而知。

应该是在７月ｔ７１３以后，８月１日以前。

该“旨趣及办法”共七条，与竺可桢１３记所记紧密关联的是前三条：第一，在浙大特设“国学讲习会”；第二，“国学讲习会设特别讲座，由本校延聘主讲大师，自由讲论”；第三，“国学讲习会……超然立于本校所有各院、各系科目范围之外，不列学分，不规定毕业期限”。

这个“旨趣及办法”，即是竺可桢８月１１３１３记中张圣征转达给竺可桢的“方案”。

在此之前，马曾经“偶为张君圣征言之”。

竺可桢１３记中所提到的“欲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即是该“旨趣及办法”中前两条，只是竺可桢在日记中有所简略而已。

就在马一浮热切期待着与竺可桢“再与面论”的时候，却传来竺可桢等“以讲习会之名恐引起干涉，非学校所宜”之语，这令马一浮极不高兴。

８月２１３，他在给王子馀的信中措辞激烈：“大学规程弟所未谙，然未闻政府有讲学之禁也。

此项名义亦与他种集会性质不同，此而须受干涉，则学校各系讲堂上
①马一浮《口口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作“国学讲习会”，竺可桢１３记当误。

详《马一浮集》第二册第５２０页，
马一浮８月２Ｅｌ致王子馀信函。

原函署“庚午”（１９３０年），为“丙子”（１９３６年）之误。

刘梦溪《论国学》第２０７页（ｔ－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辩之尤详。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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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亦须受干涉邪？既于学校无益而有妨，何为多此一举？”以马一浮的性格，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只能对竺可桢和浙江大学“敬谢不敏”了。

他致信王子馀说：“今将所拟讲习会旨趣附呈一览，即便废弃，不必更转竺君。

竺君虽有尊师重道之心，弟实无化民成俗之德。

今其言既无可采，是犹未能取信，前议自合取消。

此事本于学校为骈枝，于学生为分外。

且选拔生徒，尤感困难。

为竺君计，不如其已也。

”［２］（第二册．Ｐ５１９）竺可桢邀请马一浮至浙大任教事遂告失败。

后来为学界津津乐道的马一浮浙江大学“国学讲座”，是在１９３８年春。

此时距１９３６年竺可桢力邀马一浮出讲浙大，已经过去了一年半之久。

这期间，竺可桢专心经营着他的浙江大学。

马一浮则一如既往的在西湖边读书、交友，相安无事。

在已经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和《马一浮集》里，丝毫找不到二人有相互联系的痕迹。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再一次把竺可桢、浙大与马一浮联系到了一起。

相关的背景是，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寇进攻上海，杭州开始屡遭敌机轰炸。

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距离杭州只有１２０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师生被迫迁至建德。

一个半月后，杭州失守，富阳沦陷，浙大师生不得不离开建德，西迁江西，并于１９３８年２月中旬抵达泰和。

与此同时，马一浮也不得不西迁避寇。

１０月中旬，马一浮离开杭州迁至桐庐，１２月间再由桐庐迁至开化。

随行的有马一浮外甥丁安期、弟子王星贤两家妇孺并僮仆合计１５人，以及马一浮多年积累的百余箱书籍。

也就是在开化，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２日，马一浮给在江西泰和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如下：
藕舫仁兄先生左右：
在杭承枉教，忽忽瑜年。

野性疏简，往还礼废，幸未见责。

每怀雅量，叹仰实深。

自寇乱以来，乡邦涂炭。

闻贵校早徙吉安，
骇诵不辍。

益见应变有余，示教无倦，弥复
可钦。

弟于秋间初徙桐庐，嗣因寇逼富阳，
再迁开化。

年衰力惫，琐尾流离，不堪其
苦。

平生所蓄，但有故书，辗转弃置，俱已
荡析。

即不为劫灰，亦膏鼠吻，念之能无惘
然？非徒士友同嗟，直是经籍之厄也。

现
所居虽稍远锋镝，然寇之所向，殊不可知，
万一或有压境之虞，不能不预为转徙之计。

舍入赣外，别无他途。

然向于赣中人士，趁
有交旧，一旦栖皇羁旅，记足无由。

因念贵４８
校所在，师儒骈集，敷茵假馆，必与当地款
接，相习能安。

傥遵道载驰，瞻乌爰止，可
否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免失所之叹，得
遂相依之情。

虽过计私忧，初不敢存期必，
然推己及物，实所望于仁贤。

幸荷不遗，愿
赐还答，并以赣中情势，及道路所经，有无
舟车可附，需费若干，不吝详告。

又相随患
难者，有舍甥丁安期、及门王星贤两家，妇
孺并僮仆共计十五人。

旅中简单生活，每
月约需若干，亦望一并示及，以便量力筹
措。

惠而好我，示我周行，不有君子，吾安
适归。

幸讫乡里之爱，犹蒙见齿，当不厌其
渎耳。

专此，敬颂道安，鹄候回玉，不宣。

［２］（第二册．Ｐ５７８—５７９）
显然，这不是一般的书信问候。

马一浮在信中先是礼节性地叙了一年半以前之“旧”——这也旁证了这一年半以来，他们二人并未再有往来。

继而叙述了自己西迁途中的苦楚，“琐尾流离，不堪其苦”，然后，笔锋一转，表达了想借重竺可桢及其浙江大学，入赣避难的愿望，“代谋椽寄，使免失所之叹，得遂相依之情”，这才是马一浮写此信的真正目的。

竺可桢对马一浮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即与梅迪生、郑晓沧商量，“迪生与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之事［１］（第六卷．Ｐ４７２）。

于是，在竺可桢和浙大的帮助下，马一浮一行于３月２０日由衢州出发，３月２９日抵达泰和。

４月３日中午，浙大寄马一浮聘函，正式聘请马一浮到浙大开办“国学讲座”。

竺可桢之聘马一浮入浙大，显然带有同情和救济性质，“收容”一词就颇能说明问题。

于马一浮本人，也只是希望能借助竺可桢和浙大的帮助，“以求远兵革”，无意在浙大讲学。

马一浮并非不想有个地方讲学，“或容有讲论之地，能以束惰自给，则吾虽衰耄，犹可力为，尽此残生，甘于羁旅”［２］（第二册，Ｐ３６０）。

但他心目中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四川。

一则他虽是浙江人，却生长于四川，那里“尚有丘墓，亲故不乏”；二则抗战以来有大批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云集四川，“寇乱以来，人忧涂炭。

闻凡百君子，俱集巴中”，“今之邹鲁，唯在于蜀，弦诵未缀，犹为儒生所归”Ｅ２３（第二册，Ｐ３６０），入避四川，既可以避难，又有亲朋故交讲论学术，这是马～浮所渴望的，“人蜀之志，怀之已久”［２］（第二册．Ｐ５８０），应为实情。

无奈，浙江至四川路途遥远，自己年老力衰，“惮于远涉”，又有外甥丁安期、弟子王星贤两家相累，不得不就近入赣，“以求远兵
革”，“但令不陷寇窟，别无余望”［２］（第二册．Ｐ５７９）。

没想到，竺可桢等不仅答应帮助他，还欲聘他“国学讲座”，既可以入赣避难，又可以“束惰自给”，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于是，他在略作谦让之后，就爽快地接受了竺可桢和浙大的聘请：“念方行乎患难，犹得从诸君子后相与究论，绵邹鲁造化于垂绝之交，亦若可以申其素怀，不孤疋望。

”［２］（第二册．Ｐ５７９—５８０）
１９３８年７月，马一浮曾写信给汤孝佶说：“半年以来，辗转流徙，亦自知其非计。

然皆非可已而不已者，非好为是仆仆也。

兄为我画入山之计甚周，惜其稍晚，不克相就。

所以来泰和之故，已具前书，又于答韦存中亦详言之。

左文亦颇以弟为不智，谓今日岂复尚有讲学事？弟以为钧是人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其见接也犹若以礼，是可与也；若逆计其不可与而遂绝之，非所以待人之道。

其词日：可以避地，可以讲学。

吾方行乎患难，是二者固其所由之道也。

非以徇人而求食，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不居学职，则去往在我；不列诸科，则讲论自由。

羁旅之费取足而止，义可受也。

彼中诸友以前年曾一度相要，颇能了解弟意，故待之以客礼，略如象山白鹿洞故事。

来此匝月，亦颇相安。

观变待时，暂可栖息，委心任运，无假安排。

，，［２］（第二册．Ｐ５５７）此信详细叙说了马一浮受聘浙大“国学讲座”时的思想心理及其最初在浙大的情形。

汤孝佶是马一浮亡妻汤孝愍之兄，其所言情形的真实性应无可疑。

可惜的是，信中的“前书”和“答韦存中”书已佚。

但无论如何，说“当时竺可桢校长百事缠身，日理万机，但始终还牵挂着马一浮。

忽一日得到一个信息——马一浮在开化颇为狼狈，于是便与梅迪生、郑晓沧等商议，以为这是浙大延聘马一浮的契机”，显然既不完整，也与事实不尽相合［４５（Ｐ７２）。

马一浮在浙大的“国学讲座”每周一次，讲论自由。

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论”和“义理名相”，后来结集为《泰和宜山会语》。

马一浮本人没有再坚持要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也没要求设立“国学讲习会”。

在浙大一面，亦没有给马一浮一个专门的称号。

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０日浙大出版的《国命旬刊》第五号介绍马一浮时，也只是说“马一浮先生是当代一位大儒，他学问的精深博大，不待编者赘言。

他原住杭州，这次于避乱西徙中，应竺校长的敦聘，在浙江大学讲六艺之学”。

因而，马～浮的浙大“国学讲座”，大抵相当于我们今天高等学校里的系列学术讲座。

马一浮在浙大的“国学讲座”影响有多大？不少人冠之以“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等。

如有人称“马一浮在浙大的讲学深受学生和老师的欢迎，竺可桢校长也曾数次前往听讲，受益匪浅”［５］（Ｐ７０）；“马一浮在浙大虽仅短短两个学期，但对浙大却具有特殊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尤其是他的《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其中标榜的中国民族精神，称为马氏经典”［４］（Ｐ７３）。

这与事实有不少出入。

首先，就讲座的内容而言，马一浮在浙大的“国学讲座”，并没有完整地表达出马一浮的“六艺论”，抑或其他的思想体系。

姑且不说马一浮尚有“须先读基本书籍”、“须讲求简要方法”等内容没有讲。

即使已经讲过的内容，马一浮本人就颇不满意。

马一浮在《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中说自己在浙大的“国学讲座”，“皆仓卒为之，触缘而兴，了无次第”［２］（第一册，Ｐ２）。

６月１６日马一浮在给好友熊十力的信中说：“社会科学亦是道名分一条，兄来示分析得最好，当时讲此，亦不谋而与兄言相合，但未写入讲稿内。

驳实斋一段，证据不足，实苦手头无书翻检，俟有书可引时，当别草一专篇说之。

”［２］（第二册。

Ｐ５３０）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马一浮在给詹缉熙的信中也说：“此虽某人短时间在浙大索阅，仅为一简略之端绪。

”［２］（第二册．Ｐ６０１）此外，马一浮在给丰子恺等友朋的信中也都表示了对讲座内容的不甚满意，并请朋友们多加批评指正。

其次，听讲的浙大学生并不多。

虽然马一浮本人信誓旦旦“某虽衰老，甚愿与诸生教学相长，共适此道”［２］（第一册。

Ｐ３），讲得也比较卖力。

但遗憾的是，或许由于学生的国学底蕴不够，或许是由于战时吃紧，总之，浙大学生对马一浮的“国学讲座”并未表现出马一浮所期望的热情，经常参与听讲的不过十来个人。

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６日，马一浮在致熊十力的信中无奈地诉说了当时的情况：“弟在此大似生公聚石说法。

翠岩青禅师坐下无一人，每日自击钟鼓上堂一次。

人笑之日：‘公说与谁听？’青日：‘岂无天龙八部，汝自不见耳。

’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坐时，亦颇凝神谛听，然讲过便了，无机会勘辨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

其间或竞无一个半个，吾讲亦自若。

”［２］（第二册。

Ｐ５２９）浙大西迁期间有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著名学者和各界名人，但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没听说过有谁受过马一浮“国学讲座”的影响。

好在当时除了学生外，部分浙大教授也有慕名来听讲的。

浙大校长竺可桢也时常去听讲，这多少对马一浮是一种安慰。

马一浮在浙江大学的“国学讲座”对浙江大学的
４９
教师们的影响似乎比学生大些。

当时的浙大教授李絮非在《浙大西迁纪实》中写到：“粹然儒宗博学硕望的马一浮先生，自二十七年春，来浙大讲学，讲阐六艺要旨，义理明相，诲人反躬力行，拔本塞源。

马先生讲学时，本校教师亦莅听甚众，多执弟子礼。

对质朴中正著闻，际兹颠沛动荡之中，得当代大师之启导，益有无形的升华。

”［６］（Ｐ３２）当时浙大史地系的教授贺昌群也有过一段记载：“泰和四五个月间，与文学院诸友，时至排田村湛翁先生（马一浮）草堂讲学论道，‘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不料在这家愁国恨中，竟寻到一种人生至高的情绪之和乐。

忘生死，齐物我，我曾感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７］（第三卷，Ｐ５６２—５６３）至于浙大校长竺可桢，据竺可桢日记的记载，分别于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４日至新村十号教室听马一浮讲“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之说；５月２８日至大原书院听马一浮讲《论语》第一章及最后一章《论语》所讲六艺之道；１１月２３日至文庙听马一浮讲“六艺要旨”；１１月３０日听马一浮讲学问。

说时常去听讲尚可，但说“受益匪浅”，恐怕得打上一个问号。

真实的情况是，只有５月１４日的讲座，竺可桢感觉意犹未尽，叹“惜马君所言过于简单，未足尽其底蕴”。

其他几次，竺可桢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基本上是在了解马一浮所讲。

值得注意的是，１２月８日，竺可桢在Ｈ记中则对马一浮之讲学表达了不同意见：
阅《新民族》二卷十九、二十期中张昌圻著《国难的病源》，文中批评儒教，谓其缺
点为两，一则专重复古，二则以家族为中
心。

前者使人不谋进步，没出息；后者则使
人趋于自私自利之一途，所谓“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全是明哲保身。

此一段话，正
与余相合。

马一浮讲学问固然渊博，但其
复古精神太过，谓“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
者为人”，以为人为非，而为已是，则谬矣。

［１］（第六卷，Ｐ６２４）
马一浮曾为浙大作校歌歌词，加上其“国学讲座”，其对浙大的影响是不容怀疑的。

但究竟有什么实际影响、影响有多大，这个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不过就以上对“国学讲座”设立的经过、开展的情形及其后的效应来看，一些既有的评价似乎有夸大过甚之嫌。

参考文献；
［１］竺可桢全集［Ｍ］．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ＥＺ］马一浮集［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梁漱溟全集［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应向伟。

郭汾阳：名流浙大［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李曙白，李燕南：西迁浙大［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杜，２００７．
［６］李絮非．浙大西迁纪实［Ｍ］．杭州：国立浙江大学出版。

１９３９．［７］贺昌群文集［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ＭａＹｉｆｕａｎｄｈｉｓ“Ｇｕｏｘｕ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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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ｚｈｅｓｉａｎｇ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责任编辑：杨春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ＭａＹｉｆｕａｎｄｈｉｓ“Ｇｕｏｘｕ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ｈｅａｒ－ｓａｙｔｈａｔＺｈｕＫｅｚｈｅｎｉｎｖｉｔｅｄＭａＹｉｆｕｔｏｔｅａｃｈ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ｇａｇｅｄｈｉｍｔｏｃｈａｒｇｅ“Ｇｕｏｘｕ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ｌｓｏｈａｓｃｏｇｅｎ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ｉｓｃａｔｈｅｄ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ｙｉｆ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ｏｘｕ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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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主讲浙江大学"国学讲座"始末
作者：宫云维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刊名：
齐鲁学刊
英文刊名：QILU JOURNAL
年，卷(期)：2010，(1)
引用次数：0次
1.竺可桢全集[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2.马一浮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3.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应向伟,郭汾阳:名流浙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5.李曙白,李燕南:西迁浙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6.李絜非.浙大西迁纪实[M].杭州:国立浙江大学出版,1939.
7.贺昌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马一浮《□□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作"国学讲习会",竺可桢日记当误.详《马一浮集》第二册第520页,马一浮8月2日致王子馀信函.原函署"庚午"(1930年),为"丙子"(1936年)之误.刘梦溪《论国学》第2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辩之尤详.下同.
1.期刊论文楼可程.范华艳马一浮先生离别浙江大学考-浙江档案2007(2)
遍览后人纪念马一浮先生的文章以及浙大校史,均着意讴歌马先生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并用较大篇幅来叙述浙大敦聘马先生的困难及他与浙大的短暂缘分,却鲜有笔墨详细记载马先生离别浙大时的情景,即便述及,也多有差错.
2.期刊论文杨际开马一浮先生事迹摭遗--访民国浙江首任都督汤寿潜先生之孙汤彦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2(5)
经浙江大学郑云山先生介绍,2001年10月10日、24日和2001年11月12日,笔者三次对民国浙江首任都督汤寿潜先生(马一浮先生的岳父)之孙--汤彦森先生进行了登门采访.在三次采访、录写中,笔者基本上弄清楚了所关心的马一浮与汤家的关系.汤彦森先生所回忆的关于汤家长期接济马一浮先生的生活的事,在马一浮给汤彦森父亲汤孝佶的信以及马的作品<玄亭记>中可得到证实.而采访中所得关于浙江兴业银行与光华火柴厂的创设的关系的材料,则与已出版了的史实记载有些出入,录此供学界参考.另外,关于鲁迅与马老以及鲁迅与汤家的关系的史料,也弥足珍贵.
3.期刊论文章关键马一浮与《浙大校歌》-语文新圃2009(5)
1938年4月,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应时任校长竺可桢之请,执教浙江大学.是年11月,受命撰写校歌.其词以<周易>之道为本,文思深沉,精义周备;辨证要旨,发人深省. 一、德与智 怎样看待大学之"大"?歌词借<庄子·秋水>典故,开门见山,一语挑明:"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怎样看待大学之"学"?歌词引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之说.伸展为"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大不自多".就是谦虚."际于天地",就是学问的无限空间.前者为德,后者为智.智者,知也.德寓于知,谓之明德;智基于德,谓之真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亲民"与"止于至善"的前提.而"亲民"与"止于至善"则是"明明德"的逻辑发展."明明德"必然地要落实到"格物致知",以期真正发挥道德对塑造主观世界进而改造客观世界的积极作用.
4.期刊论文段怀清大学之道:马一浮与欧文·白璧德-社会科学论坛A2005(19)
"大学"自从其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和教育模式诞生起,对于这种机构的教育功能以及教育模式的批评追问就没有终止过.而这种批评和追问,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和美国,再一次掀起了一轮高潮.这一高潮在中国,伴随着西方式大学教育模式的兴起与展开普及和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在存在形式上的式微、在教育内容上的退缩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有关"大学之道"的争论.这里所谓的"大学之道",已经不仅仅指作为机构形态的大学,更意指大学教育的哲学思想与伦理旨归.而在美国,由于现代大学教育中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盛行,古典主义教育思想也处于日渐窘迫的困境.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马一浮和欧文·白璧德从现代大学体制之外和体制之内两方面,对其功能、大学中人文教育的可能性等进行了新的阐述发明.而他们那些看似保守的声音与姿态,其实都坚定地朝向着人类文明之未来所在:大学之道.
5.期刊论文启嘉春秋博大兮,浙大校歌,浩荡兮,君子精神-北方文学2010(1)
4月20日,在浙江大学灵峰山庄,始见马一浮先生所作<浙大校歌>: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 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 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国有成均,在浙之滨. 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 无日已是,无日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 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 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 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 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6.期刊论文段怀清大学之道:马一浮与欧文·白璧德-社会科学论坛A2005(10)
"大学"自从其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和教育模式诞生起,对于这种机构的教育功能以及教育模式的批评追问就没有终止过.而这种批评和追问,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和美国,再一次掀起了一轮高潮.这一高潮在中国,伴随着西方式大学教育模式的兴起与展开普及和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在存在形式上的式微、在教育内容上的退缩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有关"大学之道"的争论.这里所谓的"大学之道",已经不仅仅指作为机构形态的大学,更意指大学教育的哲学思想与伦理旨归.而在美国,由于现代大学教育中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盛行,古典主义教育思想也处于日渐窘迫的困境.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马一浮和欧文·白璧德从现代大学体制之外和体制之内两方面,对其功能、大学中人文教育的可能性等进行了新的阐述发明.而他们那些看似保守的声音与姿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