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燕文化考古研究综述
考古学关于燕北辽西史前历史的认识二
考古学关于燕北辽西史前历史的认识二燕北辽西地区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
考古学对这一地区的史前历史的认识正日益深入，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远古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燕北辽西地区史前历史的一些认识，包括早期人类活动、古代遗址和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内容。
在本文中，我们将继续探讨考古学在燕北辽西地区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对于我们认识这一地区史前历史的意义。
一、早期人类活动的认识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燕北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的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河流流域。
在这些地区，人类可以获得丰富的食物资源，例如海鲜、狩猎和采集等，这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保障。
古代人类还在这一地区开展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活动，他们种植粮食作物，制作陶器、石器等，逐渐形成了具有古代特色的生产和文化形态。
这些早期人类的活动，不仅为我们了解燕北辽西地区古代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且对于认识东北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古代遗址的考古发现在燕北辽西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古代遗址，这些遗址包括村落遗址、城址、墓葬等，其中有些遗址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见证了古代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这些古代遗址的发现，为我们了解燕北辽西地区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燕北辽西地区，特别是北辽盆地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古代遗址，这些遗址揭示了古代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燕北辽西地区古代社会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河流流域，这些地区的古代城市和村落遗址，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传承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古代墓葬遗址的发现也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葬礼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这些古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为我们认识燕北辽西地区古代社会和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而且对于我们认识东北地区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
流
穆崟臣
【期刊名称】《内蒙古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4(035)006
【摘要】慕容鲜卑是中国古代北疆少数民族之一,其建立的三燕政权影响着东北历史的发展进程.辽西走廊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历史时期东北民族聚合和文化交融的重要舞台.东部鲜卑通过战争完成了内部整合,段部、宇文部汇入慕容部,同时吸纳了部分汉人、周边夫余、高句丽等民族成分,期间经历了民族间的“同化”与“异化”,最终形成了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及独具慕容鲜卑特质的三燕文化.
【总页数】4页(P54-57)
【作者】穆崟臣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 辽宁锦州 12101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38
【相关文献】
1.蒙元时期蒙古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J], 田俊迁
2.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J], 王海
3.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考——兼与王绵厚、李健才先生商榷 [J], 王海
4.推进"辽西走廊"研究助力东北文化振兴——评《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社会研究》
[J], 吴迪
5.从馆藏北魏砚台看北魏时期的民族融合及中西文化交流 [J], 武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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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文化研究始末
燕文化研究始末许文婷【摘要】燕文化是我国重要的地域文化,目前国内外对其开展的研究经历了考古挖掘、历史梳理和精神内涵凝练三个阶段,集中在经济、政治、社会现象等领域,以研究著作、学术论文和会议报告的形式呈现,成果丰富.本文主要分析燕文化研究三个阶段的基本情况,以期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期刊名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6)011【总页数】2页(P7-8)【关键词】地域文化;燕文化;燕国【作者】许文婷【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文化融合与创新研究中心,天津3004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38燕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黄金台、燕长城、易水河畔都承载着几千年的文化精髓，在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地域的契合性，燕文化与赵文化被统称为燕赵文化，被视为河北文化的代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燕国历史文化研究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燕文化研究基本经历了考古研究、历史梳理和精神内涵挖掘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均为后一阶段的开展提供了资料、史实的支持，保证了燕文化研究顺利进行。
20世纪初，我国地域文化研究随着吴楚研究的兴起而普遍展开，由于燕国历史资料欠缺，燕文化对地域文化研究者来说一直是一个神秘而又无从突破的领域，这就决定了燕文化研究必须先从考古学的史料搜集这一基础阶段开始。
（一）新中国成立前期——研究初始阶段燕文化研究的初始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1929年至1949年，著名考古学家马衡教授带队，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专题调查，并对老姆台进行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量出土文物，震撼了考古界。
至20世纪50年代，二十年间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了燕国这个神秘而古老的诸侯国的存在，为历史地理学家和其他领域专家的介入提供了突破口。
例如，在挖掘中出土了一枚用燕国文字书写的印玺，李学勤先生将之译为“燕下都”，这一实物印玺的出土证明了这里就是燕下都的都城所在地。
【夏商周考古】09.第五章 西周春秋文化(燕)
③清理了10余座墓葬，以及马坑、车马坑等。 一铜卣的铭文中有“齐公”字样。
④出土卜骨、卜甲多件，其中一片有刻辞。
年代：城的年代属西周早中期。废弃后仍有人 居住，并重修了壕沟。
性质：可能与早期齐国有关。
（2）临淄齐故城
位于山东淄博市 临淄区齐都镇。 东临淄水，西依 系水。
年代：
最早遗存可早至西周中期。 城的始建，以往认为在西周时期，也有学者认为晚
至春秋。春秋至西汉续有修筑。
3.小邾国
2002年，在山东枣庄东江村发现春秋早中期 小邾君墓葬，出土一批铜器。
邾友父鬲4件
邾君庆壶
金瓶
椟
（其内放置玉耳勺、耳环等 ）
提链盒
三、燕文化
燕，铭文作“匽”，系召公奭的封国。姬姓。
初封于“北燕”，春秋时徙都临易（其地可能在容 城县），战国初年又徙都蓟jì（可能在北京），定 都蓟之后，又经营下都武阳（河北易县）。BC311 年，迁都武阳，直至BC222年为秦所灭。
琉璃河遗址：
位于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北。1962 年发现。包括董家林、刘李店、黄土 坡等6个自然村，面积约5.25平方公里。
齐国故城平面图
①由大城、小城两部分构成，小城 东北伸入大城西南，总面积约20平 方公里。
大城周长约14公里，有城门6座。小城周长7 公里，5座城门。城垣外有护城壕。
②宫殿建筑基址主要见于小城内。北部偏 西以“桓公台”为中心，分布有大片建筑 群。
③冶铁作坊4处（大3小1），炼铜遗址2处 （小城），小城南还发现有铸钱遗址。
城门11座。其中东、西、北墙各3座，南墙2 座。
北垣与西垣沿洙水修筑，南、东垣外挖有护 城壕与洙水相连。
（2）宫殿区位于城内中部和中南部，以周公 庙建筑基址群最密集。
燕下都瓦当出土与研究百年综述
燕下都瓦当出土与研究百年综述杜菊;吴磬军【摘要】燕下都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之一,位于今河北省易县县城东南2.5公里处,坐落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东西约8公里、南北约4公里,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城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燕下都瓦当自出土以来,以其纹饰种类丰富、制作工艺精湛和文化内涵深厚,与秦雍城、齐临淄瓦当被学术界称为先秦时期三大地域瓦当.燕下都瓦当出土已有百年历史,对其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时间为序,将燕下都瓦当出土与研究情况分为四个阶段进行梳理,旨在为以后燕下都瓦当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期刊名称】《保定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1)002【总页数】8页(P118-125)【关键词】燕下都;瓦当;出土;先秦时期【作者】杜菊;吴磬军【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76.3瓦当是古代建筑使用于檐前的一种装饰构件，以其特定的材质和形制特征对建筑物起着保护作用，以当面不同的形状和纹样风格对建筑物起着装饰美化作用。
考古资料表明，瓦当最早出土于西周中晚期陕西扶风召陈和岐山凤雏宫殿建筑遗址[1-2]，其纹饰者多为“重环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崇尚和时代风貌。
瓦当经春秋战国时期繁荣发展，到秦汉时期达到鼎盛。
瓦当著录始于宋代，北宋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记载了北宋元祐六年（1091）陕西宝鸡发现的秦“羽阳千岁”瓦当；清末陈介祺的《簠齐藏古目·十钟山房藏齐鲁三代两汉瓦当文字目》记述了齐国出土的瓦当；20世纪30年代寿鹏飞编纂成书的《易县志稿》记载了清末民初燕下都瓦当出土的情况。
显然，关于燕下都瓦当的著述要晚于秦、齐瓦当，但从其考古、艺术和历史地位来说，燕下都瓦当与秦、齐瓦当一样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从最初见于文字记载的“左宫驹”燕宫画瓦[3]算起，燕下都瓦当出土已有百年的历史，对其研究亦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考古学关于燕北辽西史前历史的认识二
考古学关于燕北辽西史前历史的认识二燕北辽西地区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的史前文化聚集地。
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史前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在燕北辽西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史前遗址和文化遗物。
这些遗址和遗物表明，在距今7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这一地区存在着先民的聚居和农耕生活。
燕北辽西地区的史前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种植谷类作物、养殖牲畜，并且运用石器和陶器进行生产和生活。
燕北辽西地区的史前遗址和文化遗物中，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的遗迹。
这些遗址大多位于山岭和河谷之间，包括了居民的住宅、边塬和附属墓葬。
在新石器时代，燕北辽西地区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石器制作和农耕技术，他们制作了石斧、石锛等石器工具，并且开始了牲畜的驯化。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包括了红陶、灰陶等不同类型的陶器。
这些陶器的出现，不仅为燕北辽西地区的先民提供了更为方便和高效的生产工具，同时也表明这一地区的先民已经进入了农耕时代。
在早期青铜时代，燕北辽西地区的史前居民进一步发展了农耕生产和文化。
考古学家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多样化，包括了铜钺、铜戈、铜戈等。
史前居民的陶器制作也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更为精致和复杂的陶器装饰。
这些青铜器和陶器的出现，不仅表明了史前居民的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在燕北辽西地区的史前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刻和图腾石。
这些石刻和图腾石的存在，为我们了解史前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意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石刻图案中的动物和人物形象，反映了史前居民对于自然和生命的崇拜和追求。
石刻中的日、月、星等天象以及符号图案的存在，也反映了史前居民的宇宙观和祭祀仪式。
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对于燕北辽西地区的史前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在这一地区，史前居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逐渐掌握了农耕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发展了农耕生产和文化。
考古学关于燕北辽西史前历史的认识(一)
考古学关于燕北辽西史前历史的认识（一）燕北辽西地区历史悠久，追溯到史前文化时代。
作为最早发达的农耕文化区之一，这里的考古遗址丰富多彩，包括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文化、商文化、西周文化等。
这些文化的遗址展现了当地史前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特点，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性。
新石器文化时期（约7000-2000BC），这一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
除了大量散发在全境的各种新石器遗物，古城遗址是燕北辽西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之一。
尤其是山西定襄的裴村和辽宁境内的菜园子，它们所挖掘出的出土文物包括匕首、斧、盘、罐、盂等各种陶器和玉器。
这些文物类型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证明了当地文化的繁荣和趋势。
仰韶文化时期（约5000-3000BC），此时的考古遗址遍布江河湖泊，这些遗址的出土物表明，当时的人们生产力的飞速发展，面对着日益增长的人口，民间手工业如纺织、陶器、玉器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据考证，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性遗址有辽宁新宾李子营和山西霍县的石家臼等。
当时的“大力丸”、“鬼头刀”等文物类型，证明了其独具特色的文化特点。
龙山文化时期（约3000-2000BC），这个时代更是燕北辽西地区的鼎盛时期，不仅发展了纺织、陶器、玉器等手工业，还出现了铜器制造技术，以及牛耕替代人力耕作、轮轴车替代竿轿运输等。
此外，龙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如辽宁辽阳二道镇、山西右玉福泰庄、吉林文昌郭家店等，展示了该时期物质文化的丰富和多样性，更突显了当地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夏文化时期（约2000-1600BC），燕北辽西地区人口逐渐集聚，新的城墙和石牛群、马关墓等的出现，标志着农耕文化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且夏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古代王朝，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就在燕北辽西地区。
考古学家以当时的城守防御工事、官邸、皇家墓葬等建筑遗址为依据，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证明了夏文化的繁荣和当时燕北辽西地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大凌河流域隋唐时期营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二)
史地位 ，以及 其对周边地 区影 响的价值所在。 关键 词：大凌河流域； 隋唐 营州；研 究综述
（ 四 ）隋唐 时期 营州 社会 文化 的研 究 孙 慧庆在 《 唐 代 平 卢 节 度 使 南 迁 之 后琐 议 》 ［ ］ 中 认 为 ，驻 扎在 营 州地 区 的平 卢 节 度 使 南迁 后 ， 使东 北 地 区 的汉 族 人 口大 量 减 少 ，汉 族 所 从事 的农 业、 手 工 业 生 产 等 也 随之 收 缩 。 并 引起 边 疆某 些 民族 驻地 变 化 的连 锁 反 应。 荣 新 江 在 《 北 朝 隋唐 粟 特 人之 迁 徙 及 其 聚落》ｆ ］ 中认 为 ， 隋唐 时 期 营 州 具 有十 分 重 要 的战 略
一
带 的 政 治、经 济 活 动进 行 论证 。指 出 由于大 食 在 阿
拉 伯 半 岛 的兴 起 ， 从 唐 初 开 始 ，波 斯、 粟 特 商 人 为 了 躲 避 战火 就 大批 移 居 到营 州 。营 州 附近 北燕 冯 素 弗 墓 中 出土 的来 自西 罗 马 的玻璃 器 证 明， 早在 公 元５ 世 纪初 叶， 丝绸 之路 就 已经 延伸 到营 州。 辛岩 的 《 辽西 朝 阳唐 墓 的初 步 研 究 》 【 ８ 】 一 文 ，就 朝 阳唐 墓 的 分 布、 类 型、 分 期 以及 类 型进 行 探讨 。 张洪 波 的 《 试述 朝 阳 唐墓 形
海 地 区 民族 形 成 过 程 中的地 位 与 作用 》 ［ ６ ］ 认 为， 唐代 营 州 是 介 于 中原 与塞 外 的 “ 过度地带 ” ， 形成 了 中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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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燕文化”考古研究综述来源：长城网时间：2009-12-28 17:54:00“三燕文化”考古研究综述来源：长城网时间：2009-12-28 17:54:00前燕、后燕、北燕均曾都于龙城，因此，XX有“三燕故都”之称。
所谓“三燕文化”即指这一时期以慕容鲜卑遗存为主体的考古文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辽XX区先后发现了一些三燕时期的墓葬，尤其是1965年发现的北燕冯素弗的墓葬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注意。
冯素弗墓本身有明确的年代可考，又出土了马具、金步摇冠饰、玻璃器等文物。
这些随葬品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同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因而为慕容鲜卑历史和相关考古文化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新的条件。
80至90年代陆续又有新的重要发现公之于世，如XX袁台子壁画墓、埋置有后燕纪年墓表的X遹墓、十二台88M1大墓等。
特别是自1993年以来，XX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北票喇嘛洞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共清理三燕时期的墓葬四百二十座，获得一大批珍贵文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将三燕考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通过对这几批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我们感到启人思考的问题很多。
自公元3世纪末以来，慕容鲜卑在辽XX区迅速崛起。
他们纵横驰骋在东北和华北大地，建都立国，在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有声有色的一幕。
当时是骑马文化的繁荣时期，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时期，慕容鲜卑文化大量地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并和当地文化相结合，使得骑马文化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出现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繁荣，在东北亚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其光辉的一页。
而今，历史已进入21世纪。
随着有关考古发现不断增多，慕容鲜卑及三燕文化的研究已为国内外学者所普遍关注。
公元3世纪初至5世纪中叶曾活动于今XX西部大凌河流域的慕容鲜卑族（通常简称慕容鲜卑或鲜卑慕容部）是一个颇值注目的中国北方地区古代少数民族。
三燕，即前燕、后燕和北燕，是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时期由慕容鲜卑和后来的鲜卑化的汉人先后建立的三个地方性割据政权。
从公元337年慕容皝称公时起，到公元436年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北燕的灭亡，其间虽几经兴衰，但仍在以辽XX区为中心的中国北方进行了长达八十七年的王朝统治，在五胡纷争、十六国林立的历史舞台上曾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杰出表现在当时的中国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这样一支出色的北方古代民族在其活动中心地区都曾留下了哪些为我们所关注的历史遗存呢？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其遗迹的主要形式是已发掘的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和始自前燕的三燕史迹；其遗物的典型代表是屡见出土、造型独特的金步摇饰和铜、铁马具系统。
1.关于鲜卑墓葬与三燕史迹1)80年代前后的发现与研究概况陈大为先生在《考古》1960年第1期上刊发的《XX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可视为有关鲜卑墓葬发现与研究的最初成果。
此后，又有北燕冯素弗墓、后燕X适墓、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和其它一些北燕墓葬诸如XX八宝村一号墓、大平房村壁画墓、北庙村一、二号墓和单家店的三座鲜卑墓等相继发现。
这些墓葬虽为数不多，但很重要，因为它们的发现对慕容鲜卑和三燕时期墓葬的认识与研究有着某种开拓或奠基性的意义。
尤其是具有墓主可考的冯氏墓和有纪年墓表的X氏墓的发现，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断代依据。
此外，对后燕龙腾苑的初步确认也值得注意。
史载，龙腾苑系后燕末帝慕容熙于公元402年（一说403年）所建，后燕灭亡后便被废弃。
有学者经实地考察后推测，位于今XX北7公里的木头营子村附近的“东团山子”和“西团山子”遗址有可能是龙腾苑中的景云山遗址和宫殿建筑遗址。
最早进行相关综合性研究的是宿白先生。
他在《东北、XX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一文中除对北燕冯素弗墓的形制、壁画和随葬品进行了深入考察之外，还将北票房身墓和义县保安寺墓出土文物分别同匈奴、拓跋鲜卑遗物相比较，初步推定了这两座墓与XX地区鲜卑墓之间的早晚关系，即：札赉诺尔墓群→保安寺墓→二兰虎沟墓群→房身墓其中札赉诺尔和二兰虎沟墓群的相对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1世纪，房身墓约当公元3世纪中叶，而保安寺墓的年代则介于札责诺尔和二兰虎沟墓群之间，大致为公元3世纪初。
其后的综合性研究可以徐基先生于1987年发表的《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1990年）一文为代表。
该文根据当时所掌握的辽西和周边地区的相关资料，对包括三燕时期墓葬在内的慕容鲜卑文化遗存的分期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将其分为四组六段，即：XX地区舍根墓群（第一组第一、二段）→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早期墓（第二组第三段）→XX龙城、北沟墓地后期墓、袁台子壁画墓和腰而营子墓及XXXX孝民屯墓（第三组第四段）→后燕X适墓、北燕冯素弗墓（第四组第五、六段）。
其中第二组的年代相当于西晋，即公元3世纪中叶至4世纪初；第三组的年代当在东晋，即公元4世纪中叶及其前后，亦即前燕时期；第四组的年代则为后燕建国到北燕亡国（公元384一436年）。
这些文化遗存的源头可溯至第一组——其年代约当公元2世纪初至3世纪中叶，亦即东XX晚期至魏晋之际的舍根墓群，几这样从源到流的时间跨度为四百年左右。
该文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文中以对相关诸遗存中的多种文化因素和时代特征的综合考察为基础，首次明确指出新开河——大凌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应是鲜卑慕容部的文化遗存，并将辽XX区的鲜卑墓葬和三燕史迹同XX地区的早期鲜卑墓葬联系起来，明确了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从而初步确定了一个以辽XX区慕容鲜卑文化遗存为主线的具有编年意义的发展序列。
2）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新资料及研究新进展首先是对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9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鲜卑和三燕墓葬的初步研究。
较为重要的有沟门子晋壁画墓、十二台砖厂两晋墓和88M1、奉车都尉墓、甜草沟晋墓、喇嘛洞墓地、大板营子鲜卑墓地、XX李廆墓。
此外，还有北票下喇嘛沟晋墓、XX凌河大街医M3、仓粮窖鲜卑墓、袁台子北燕墓等。
从相关报告对这些墓葬的相对年代的推定来看，其时间跨度大致在公元3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之闻，包括了前燕建国以前的慕容廆时期和整个三燕时期。
这些新发现不仅使辽XX区的鲜卑和三燕时期的墓葬在总体数量上增多、在地域分布上更广，而且作为聚葬之所并具一定规模的墓地也多有发现，如十二台、甜草沟和大板营子墓地等，，特别是喇嘛洞墓地尤为突出。
该墓地共有三燕时期的墓葬四百二十座，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迄今我国北方地区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处以三燕文化墓葬为主的墓地。
其次，是对与慕容鲜卑活动有关的建筑遗迹的试掘和调查，包括：①金岭寺魏晋建筑群址：位于北票市大板镇金岭寺村西北，1994年发现并试掘。
2000年7月至11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3900平方米，清理出东西并列的两组大型“亭式”建筑，每组建筑皆有外围夯土墙。
其中东面的一组建筑布局较完整，围墙东西长弘米，南北宽27米，墙厚约1.1米。
该建筑共由五个院落组成，各院落南墙中部均设有一门。
每个院落内中部偏北处都有一较大的正方形夯土台，台边长6米，存高0.5米，诸台四角均有一个长宽为0.7米的方形夯土碟墩，夯土台四周和院门的南北两侧散落有瓦砾、烧土和炭灰堆积。
西面的一组建筑除残存的两座夯土台和外围夯土墙外，余皆被大凌河冲毁。
出土遗物包括板瓦、筒瓦（其中一残片上刻有“令使”二字）和莲瓣纹瓦当及涂有红彩的白灰片、块等。
经初步研究可以认为，这一建筑群址可能与史书上记载的曹魏初年慕容鲜卑先祖莫护跋自塞外入居辽西时曾“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这一历史事件有关。
②“思燕浮图”与龙城故址：XX北塔是辽西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现存的年代最早的方形十三级密檐式砖塔。
以往认为此塔始建于唐，辽代重修。
自1986年以来，通过对该塔塔基下周围地面的勘探试掘，确认了塔基内的础石和其下面的夯土基础为早于唐代的楼阁式木塔遗存。
有学者以这一发现和《魏书》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将这处楼阁式木塔遗存推走为北魏太后冯氏在公元5世纪后半叶建于龙城三燕宫殿废基之上的“思燕浮图”：至于北塔基内的四块雕花础石，更进一步的研究则认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已表明应属于三燕时期的遗物，即这些雕花础石是北魏在修建“思燕浮图”木塔时从燕宫废墟上搬过来加以利用上去的。
尤值注意的是XX市营州路三处夯土台基址和一处砖砌建筑址的发现。
夯土台基址上的夯土最厚处约达3.4米，其表面尚存大致等距离分布的柱础石。
夯土之上的地层中还出土了篆体“万岁富贵”瓦当等建筑构件。
其中柱础坑的发现为前述北塔塔基内础石来源的推测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证据。
这样，作为直观反映当时营造宫殿建筑的基本过程和框架结构的重要遗迹和遗物——夯土、础坑、础石、砖砌墙体和瓦当等均大致齐备。
所有这些无不都会唤起我们对《晋书·慕容皝载记》中所记述的当年慕容皝“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时的历史情景的追忆。
现在可以这样说，对三燕故都的认识和研究所能凭据的已不再只是古文献上的只言片语，而是真实、直观的考古学例证了。
此外，有关研究者还根据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确认了以舍根墓群、十二台砖厂墓群、新胜屯墓群和北票房身诸墓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应是三燕遗存之“源”，进而将慕容鲜卑的自身发展过程分为莫护跋率部入居辽XX区（公元3世纪初至末）、慕容廆自辽东回迁徒河之青山（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和三燕时期（公元337一436年）三个阶段，并对三燕遗存与慕容鲜卑早期遗存以及东部鲜卑三部遗存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探讨。
这样，在继前述对鲜卑慕容部遗存的初步考察之后又将三燕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2．关于金步摇饰金步摇饰是辽西慕容鲜卑特有的重要服饰品，它在中国北方古代诸多少数民族的种类繁多、形态纷呈的金属饰物中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是除马具之外少有的一种曾对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坟时代的日本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器物。
作为骑马文化的重要一支，如同提到三燕文化就自然要联系到马具一样，倘若言及慕容鲜卑早期遗物就不能离开它的金步摇饰。
在本文论列的鲜卑、三燕时期墓葬中，房身墓、十二台砖厂墓、甜草沟墓和喇嘛洞墓及冯素弗墓中均曾出有这种器物，另在XX南郊姚金沟、王坟山等墓内也有发现，见于刊布者已有十六件。
从时代上看，除冯氏墓和王坟山一号墓所出者形制特殊、年代偏晚外，这种金饰皆见于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中，几乎可以作为判定慕容鲜卑建国以前的早期墓葬的标志性器物。
在这些出此金饰的墓葬中，以甜草沟的两座晋墓所出者最具代表性。
其中甜草沟M2内的金步摇饰为原位出土，并与颅骨残片共存，由此足可再次证明其属于一种冠饰无疑。
从其随葬情况上看，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1)甜草沟M1中共出金步摇饰一大一小共二件，惜因发掘前已被当地村民取出，故两者相对原位不详。
同一墓中随葬两件冠饰，这种现象以前在北票房身M2、M8和XX袁台子墓中也曾见到过，并非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