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学”研究评述(1995—2005)

回顾和评述汉代以降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总体上，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学者们对先秦儒学的研究无不从经学的角度切入和展开，思想家们无不通过注解或者阐述六经的方式著书立说，而其代表作，则亦无不为“经传”或者“经注”。

于是乎，一部经典往往会被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们所一再注解甚至于注上加注，谓之“义疏”。

与此同时，注疏的版本太多，自然也便又有了所谓的“集注”以及“集解”之类的书[1]。

而且，今天看来，从总体上说，“汉代以来的经学与先秦的原典儒学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东西”[2]——而且，即使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因不能为人获知而业已消亡，则自然也绝不会因此而全部丧失其本身的核心理念以及丧失其应有的真实与伟大。

当然，对此，我们更无法损益或增减其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内在的意义及其不可亵渎的魅力、伟岸与庄严。

今天看来，先秦儒学经典的确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它不仅是在当时的思想世界曾一度被冠之以“世之显学”[3]之盛名，而且也在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历史长河中亦堪称为“理论基石”之美誉；与此同时，它甚至还可以说是一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

后世乃至当代的许多重要思想，无不可以从中找寻到其最初的原型和生长点，由此而构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特有思维方式，并由此而最终形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伟大民族精神。

对此，历史似乎已早有定论，那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4]此之谓也。

此外，这亦如今本《大学》引“汤之盘铭”之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是新”。

然而，又“新”在何处呢？对此，紧接着，《大学》之中，更明确地指出：“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这到底叫什么话？以今观之，所谓“无所不用其极”，难道不是充满着令人作呕的贬义吗？其当为士人君子们所不齿才是，又如何可以认作是君子所为？其实，无疑也正是这样一种对以往所提供的内容的不断消化、吸收和理解，才能够为我们提供对影响现在乃至未来的过去的洞察。

其中，生动的批评与真正的鉴赏，又无疑乃是今天的我们得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不断从那些一去而永不复返的人类天才资本中所能够提取到的一笔笔高额的利息[5]——然而，其中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却是，时至今日，却人自不觉；既如此，又徒唤奈何？然而，长达百余年的积习与积淀，又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轻而易举地改得掉呢？一先秦尤其春秋战国时代应当说是一部先秦儒学的发生期或酝酿期。

如果没有这个前期发生或酝酿阶段，那么即使汉代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可能突然就搞出什么经学来的。

而此间的所谓儒学，则又可称之为“原典儒学”或者“孔学”[6]，当然，亦可称之为“礼学”；与此同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之所谓的“礼学”，在本文看来，实际上，似乎并不是什么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亦并不是孔子及以其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什么天纵之智、突发奇想而是有源有流、源远流长。

它近则大概可以说是对源自于孔子个人对夏、商、周三代之“礼”的因革损益、薪火相传，而远则大概亦可以说是对源于先秦儒家对尧、舜、禹三王之“道”的有益扬弃与强烈诉求——这段厚重的历史，即使时至今日，依然可以触手可知。

[!--empirenews.page--]《论语》之中尝有言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7]；与此同时，《中庸》之中，则亦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至于《孟子》之中，则更有言明确地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8]。

对此，清代儒者罗振玉本已有所论断：“非三代为然，三代以上莫不皆然。

”[9]其中，所谓“中庸”者，则又似乎可以说是孔子对古已有之的所谓先王之道的最完美的损益、最深刻的批判以及最全面的总结和承继。

此外，这亦有如孔子本人之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10]并且，由此而具体在子思、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们那里，不断地被存在与延续、发展和更新，更由此而最终逐步形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固有之最崇高的理念、最终极的依据、最基本的方法与动力，以及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本身。

它可以说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亦可以说固守本位、不失本心，更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以至于今日仍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二汉魏经学应当说是先秦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其中，汉代经学，在本文看来，则当首推作《论六家要指》的司马谈以及于作《春秋繁露》的董仲舒，而我们则尤赞赏于其中的后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也许董子本人在仕途之上并不算成功——这是因为，他似乎并不像公孙弘那样的“白衣卿相”，成为众多儒者“靡然向风”的象征性人物[11]；当然，他也不像是叔孙通那样的“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12]。

然而，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本身，却无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大而又深远的思想影响。

这正所谓“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13]，而且亦正所谓“始推阴阳，为儒者宗”[14]——当然，这都是汉人的意见。

与此同时，更所谓“孔子之文在仲舒”[15]——当然，这也是汉人的意见。

而董仲舒本人之所谓“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

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16]，又不可不谓之深得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矣！其实，正是他，才使先秦儒学第一次真正在社会上显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和魅力，并最终第一次被切实地落实到了现实政治的操作层面之上；与此同时，也正是他，才使先秦儒学在当时的思想世界迅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最终使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基本国策而且最终使先秦儒学由子学而转入经学。

当然，亦还是他本人，最终遂使“至简至易”、“易知易行”[17]的“孔学儒术”，因此并且从此而走上了“日趋繁复”、“渐昧本原”[18]的破碎大道——于是乎，所谓“经说之缭绕破碎于俗儒者多矣”。

这正有如《文中子》中之所云：“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19]，以致于最终出现了“通人恶烦，羞学章句”[20]这样一种学术现象。

甚矣哉！为可惜也——然而，依本文之所见，当时真实的情形，却似乎又并非如此——并非如此的一片狼籍、满目疮痍或者说一无是处，而且若果真如此，亦并不是董子本人的错。

然而，其中的问题却是，这一点，却并不为当下汉语思想界所共知，也不为今天的所谓主流学术所接受。

[!--empirenews.page--]此外，司马迁，则亦可谓是继乃父、乃师后，汉代思想家中的又一佼佼者。

通过其所著《史记》，特别是通过《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礼书》、《乐书》、《太史公自序》等等一系列篇章，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一基本结论——尽管梁玉绳先生曾对《史记》中的所记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质疑，但在本文看来，那不过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罢了，丝毫无损其固有的价值。

当然，作为一部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的综合性通史，《史记》本身又是不可能集中而全面地反映出其对先秦儒学思想研究的全部的；然而，上述诸篇，却足以表明他在此方面的卓越建树和成就[21]；尤其是其中之所谓的“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22]——这里的寥寥数语，在本文看来，最能说明太史公本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其“中庸之道”乃至整部先秦儒学的切身体认和深刻感悟——不管怎么说，太史公及其《史记》，在几[1][2][3][4][5][6][7][8][9]下一页千年的中国思想的历史上，毕竟是唯一的、绝无仅有的；而鲁迅先生之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其所称道的，也仅仅只是司马迁所作的《史记》，而非其他别的任何什么东西——有关于这一点，无论对何时何地任何人，都无疑是一个不争之事实。

既如此，我们大概便没有什么可以言说的了。

难道不是么？在金景芳先生看来，“《史记》之作，是继承孔子，完成孔子的未竟之业”[23]。

揆之于史，固不虚也。

由此可见，汉儒的思想功绩，自当不容抹杀；否则，试问：一部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国儒学思想史，其“传统”何在？而其“连续性”又焉存？而魏晋经学，则其中又以作《周易注》的王弼和作《论语集解》的何晏最为代表。

他们删繁就简、折中儒道，发明义理、倡导玄学，摒弃两汉以来之烦琐的注疏之说，退《春秋》而进《周易》、《论语》。

从表面上看，诸位玄学家们似乎在一味地株守和崇尚着所谓“有无体用”一类的清谈；而在实际上，在本文看来，他们却在更高的思想意境上，极其严肃地秉承着圣人之业、融通着中庸之道——尽管他们的探索，伴着其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先后一个个地都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今天看来，他们连同所谓汉儒，其伟大的思想功绩，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同样当功不可没——对此，我们似乎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理由和依据，可以无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在场；与此同时，我们亦同样似乎更没有任何什么真正的理由，可以因此而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由此而断然地与今日割裂开来、扬场而去，从而人为地造成一种儒学思想发展中的断层，造就出多元、多义的相对主义以及绝对虚无主义的现代甚或可以时过境迁、与时俱进地藐视一切、解构一切之所谓的“后现代”。

不管怎么说，“历史不自今日始”；当然，更绝不是从什么某个个人走马上任的那一天开始的——相对漫长而浩翰的历史长河而言，一个人则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十分偶然的“偶在”而已；至于某个人的走马上任，在他本人看来，可能是不同寻常、很了不得的，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究竟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只是南柯一梦或者红楼一梦而已矣。

古今将相在何方？坟冢一堆草没了——对此，《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要知道，历史上真正重要而又有价值的，并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于何时何地具体干了哪些事而是那些属于整个人类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当是时也，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

[!--empirenews.page--]三宋明理学应当说是先秦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其中，宋代理学又以重《周易》、《四书》的程、朱、陆、王最为代表——一方面，他们无不注重于对经书的义理研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可谓是深得于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

与此同时，正所谓“幸运的人，总是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幸运；而不幸的人，则往往却各有各的不幸”——众所周知，这些人也都先后一个个地无不普遍遭遇到了一场场悲剧性的历史命运，一个个地也都无不有如落花流水般纷纷扬扬、凄凄惨惨凄凄地凋零在伟大思想历史的落日长河之中。

这其实乃是古今中外无数伟大思想家们的共同宿命。

这一切，亦正有如孟子之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

在人生的舞台之上，他们可以说是并不成功，没有一个人曾风风光光地走过——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并不等于苍天就一定就要“降大任”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