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

“安乐死”为什么终究会合法化

姓名：李瑞星学号：20140051011579

摘要：本文之所以说“安乐死”终究会合法化，而为什么不讨论“安乐死”是否会合法化的问题？笔者将从法理学的角度在个人权益、法律正义、法的目的、法与道德的关系方面说明“安乐死”为什么终究会合法化。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痛苦的死或安详的死。《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公民的生命权是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因为公民一切权利的行使都必须以公民拥有生命为前提，所以，法律对公民生命权予以特别保护，不管是实体法或是程序法都对剥夺公民的生命权给予特别的规定。

但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在某些医疗领域已经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该病的预期寿命和治疗前途，而这其中又有一些病是令患者极其痛苦的，此时，在一些此类患者眼中生命两个字就意味着有期限性的极端痛苦。几十年来，理论界赞成安乐死观点的呈现了一个上升趋势，然而，反对安乐死的观点也是大有人在，双方针对安乐死本身展开多次交锋，其各自观点主要针对人的权利，公众道德，医生职责等多方面展开讨论。

笔者认为，支持安乐死比反对派更为合法合理，反对派认为安乐死是不尊重生命权，安乐死合法化是对生命权的滥用。其实不然，生命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本身有意义，应是一个安逸、舒适而又有所收益的状态，绝不是病痛无限期的纠缠与折磨，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医生是安乐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医生在安乐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伦理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用医学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与传统的医生道德相冲突。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当医生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促成病人的死亡违背了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

但道德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传统的道德要求和规范产生于传统社会，随着现代医疗条件、病患关系的改变，传统的医疗道德要求显示出一定的局限。

第一，就疾病的概念来讲，现代疾病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的生理上的不健康，人的心理上的不健康也严重的威胁到人的生存，疾病的概念也由单纯的生理扩展到人的心理，人们对心理上的健康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医生的职责也不应该仅仅关注人的生理，对人的精神以及心理也应该给予同等的关注。

第二，道德总是在冲突中存在，当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持更高的道德。健康的生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如果仅仅把保存肉体的存在作为人生的目的，显然违背了人的本质。人是追求意义存在的生物，肉体的存在相对于人的整个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是否应该存在，最终取决于这种存在是否与最终的目的相违背。当肉体的存在阻碍甚至损害生命意义的实现，就应该毁坏掉肉体。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为病人寻求一种更文明更减少的痛苦的生命实现方式，当然是一种责任。

第三，减轻病人的病痛和延长病人的生命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矛盾。止痛而不缩短生命不仅是许可的，更是医师的义务。困难的是，止痛药的往往会同时缩短病人的寿命，那么，作为医生是否应该为了延长病人的寿命而拒绝给病人服用止痛药，所以，在延长生命和减轻痛苦两者之间不应该用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要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既不要为了减轻痛苦而过度伤害生命，也不要片面强调生命的保存而否定了减轻或终止痛苦的必要。当减轻痛苦的必要超出了生命存在的必要时，医生就有义务利用各种手段减轻或者终止病人的痛苦。

第四，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使人的生命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在解决现代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实践中的一系列困难，比如，对一切病人实行尽可能的医治是资源不允许的，现有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实现传统道德的要求。对有些疾病的医治超出了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恪守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不仅是不可能的，还会对社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

要认识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正确认识安乐死的本质。安乐死的本质是生命

的一种方式，安乐死的本质既不是杀人也不是自杀，而是帮助他人实现生命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杀人而是助人，而医生的行为与传统的医生的职业道德也不违背。“新的可能性带来了真正的新问题：医生应该遵循只要他们能够就要保存人类生命的原则，还是他们应该在‘不自然’延长生命质量远远低于正常时不去使用他们新的力量？科学进展使许多处于临终状态的人延长生命成为可能。在这里，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医生只要他们能够就应该保存人类生命，还是当按照正常人的标准病人处于超常期的生命质量不值得活下去时，他们应该不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反抗自然’呢？”[44]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对生命的能动性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既然能够主动干预人的生命实现人的生存的延长，人就有权利主动干预实现生命的终止。医生在安乐死中扮演的角色是医生的职业范围所在，不应该受到道德的非难。所以笔者认为安乐死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对保护人权是有巨大促进作用的，也是有必要的，安乐死应合法化。

那么，患者是否有放弃生命权来逃避这些无谓的痛苦的权利（我们暂且称之为“避难权”）呢？显然，患者是有的。此时争论的焦点在于，患者如果是未成年人或者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是否有权利决定对当事人进行“安乐死”。笔者认为，对安乐死的范围应限于“永久丧失正常自理能力且伴随经常性极端痛苦而治疗无望或者治疗过程极其艰难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决定按法定程序放弃生命的患者”，所以，如果患者是未成年人或者成年的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其有表示能力而表示愿意放弃生命且其监护人也同意被监护人放弃生命的，可以对患者实施“安乐死”；如果患者为没有表示能力的未成年人或者成年的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经过其监护人同意也应该可以对其实施“安乐死”。因为法律所要保护的公民权利是公民使立法者所要保护的，公民作为权利的授予者，当权利人面对生的痛苦远远超过生的幸福时，当然也可以放弃这些权利从而享受作为立法权授予人的“避难权”，至于权利的放弃在客观表现上是否需要权利人以外的人的帮助，只要权利人放弃权利的意愿是出于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权利人和权利人以外的帮助者就是合理和正当的。

2 法律的目的

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我们在讨论或者思索某条法律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是否该被通过实施，应该把“能否增进全社会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只要是答案是肯定的，哪怕在现阶段受制于文化、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无法或很难施行，但将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进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