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政治与浪漫现代性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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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透过施米特政治哲学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透过施米特政治哲学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相 关 。普 世伦 理 宣称 的 所谓 的 正 义 、 正 、 理 等 普 公 真
特 明确 地指 出 : 只有愚人 才会相信 , “ 一个 不设 防的
民族 只有 朋 友 ; 为 敌 人 也 许 会 由 于 未 受 到 抵 抗 而 认
世价值 , 不仅破 坏了这些道德 的真正价值 , 也失却 了
在《 危险的心灵 》 中就曾提 到 : 据说 , “ 施米特 常常因
他所谓的韦伯式的切近现 实 , 即务 实 性 和 现 实 主 义 而 令 人 掩 卷 难 忘 。 ① 米 特 在 自己 的 著 作 中 已经 预 ”施
设了发生民族 国家问冲突 、 决断敌人和捍卫政治性生 存的现实可能性等诸多环节 , 这就使他 的敌友政治理
施米特还 以 自己的敌友政 治向传统 的普世伦理
① 扬 一维 尔 纳 ・ 勒 : 危 险 的 心 灵 : 后 欧 洲 思 潮 中 的 卡 米 《 战 尔 ・ 米 特 》, 星 出 版 社 ,06年 , 1 施 新 20 第 2页 。

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 间
发起了攻 击 , 与他对敌友 政治 的现实性 理解 紧密 这
政治的严肃性 , 而政治 的严肃性 本身与 伦理道 德 的
规 范 性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 施米 特 在他 的 著述 中 明确 反 对 某 一个 民族 国 家 宣 称 站 在 正 义 、 道 的 方 面 而 参 人
感动 , 这更是一厢情愿 的估计 。 与此 同时 , ” 施米特
还 深 刻 地 指 出所 谓 国 际 联 盟 的真 实 本 质 , 即它 仍 然
些个人在适 当的时候决断 民族 国家的敌 人。决 断民 族 国家之敌人 的过程成 了使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标
准, 而决 断朋 友 甚 或说 朋友 的概念 在施 米 特 所 理解 的 政 治 中处 于 非常 微 弱 的地位 。在施 米特 那 里 , 断就 决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两重批判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两重批判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两重批判一、马克思学说对于现代性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关键词:现代性、有原则高度、批判1、现代性:modernity,有137种定义,可见理解其含义的角度之多,但是马克思揭示的现代性是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原则和纲领,也就是是现代世界称之为现代世界的某种东西。

具体来讲主要是两点:(1)资本(物质动因):重商主义时代进行大量的货币累积,但是单纯的货币累积并不是资本,只有当货币投入流通,并且产生超出其自身价值之上的价值,才能称之为资本,可见资本要求增殖,因此在此现代性的作用下,现代社会不断进步、增长,并且对于增长高度敏感。

海德格尔说现代社会处于一种“进步强制”的状态,当人们有一天认为增长可有可无,那意味着现代社会行将崩溃。

正是资本增殖的根本属性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必须把增长和进步作为自己的基本法则。

(2)现代形而上学(实现手段):即现代哲学以及以现代哲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和技术。

简而言之,即资本以何种方式增殖。

人们可以通过延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获取绝对剩余,但是这是一种传统的、非现代的方式。

而现代方式即一种现代形而上学——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这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提高生产率则是使生产变成科学的生产性应用的过程。

2、有原则高度:马克思并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第一人,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的。

重农主义就对现代世界进行了批判,认为积累货币是罪恶的根源,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在于健康的农村居民,而不是像老鼠一样在地洞里钻来钻去的城市居民。

而卢梭作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更是对于现代性批判的后盾式人物,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卢梭就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使人文明起来,使人类没落下去,使人类没落的并非金和银,而是铁和谷物——工业和商业、科学和技术。

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

海涅曾对浪漫主义者进行过定义:他们设想一个黄金时代,即原始的自然状态,认为那是最优越的,而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没落的。

浅析《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浅析《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浅析《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作者:叶婷玉来源:《艺术殿堂》2018年第05期【摘要】《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是作者马泰·卡林内斯库通过历史与比较的考察,基于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相对立的分析框架,把这些概念作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他认为审美现代性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相继呈现出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与之对应,审美现代性包含着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于审美现代性自身。

结合这三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审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一、对立于传统审美现代性与传统的对立关系体现在现代性这个概念被构想出来,现代性的概念在异教的古代世界中是显然不存在的,它产生于基督教的中世纪。

“modernus”(现代)是在中世纪据“modo”(意思是“最近、刚才”)一词创造出来的,根据《拉丁语言宝库》,“现代”指的是“在我们时代的,新的,当前的......”它的主要反义词就像同一部词典所开列的,是“古的,老的,旧的......。

”分为理性观点、趣味观点、宗教观点。

宗教的衰落、人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自此艺术逐渐走向自律,康德在一个世纪前维护了艺术作为一种自律活动的观点,他在《判断力批判》(1970)中提出了艺术“无目的的目的”这个二律背反的概念,并由此肯定了艺术根本的无功利性。

波德莱尔回答了“为什么现代性不能同过去的任何东西相比?他认为,从过去幸存的东西就是诸多连续的现代性的表现,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并因此有其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

这就是艺术家不能像过去学习的原因。

艺术家需要创造性的想象来表现现代性,往昔的杰作如果被当成范本,只会妨碍对现代性的想象性追求。

因而,现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悖论式的可能性,这一悖论,始于宗教的合理化然后终结于世俗的合理化,并最终宣告了宗教与世俗的彻底分离。

现代性是一种生活方式,组成现代方式的所有行为在一种思维

现代性是一种生活方式,组成现代方式的所有行为在一种思维

现代性是一种生活方式,组成现代方式的所有行为在一种思维结构下都被赋予了一致性--向着今天和未来,向着永久和变化,向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伴。

――――――――马克斯·米利坎和唐纳德·布莱克默《新兴国家》(1961)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HIGHEST STAG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现代化理论:美国知识发展史的最高阶段---------------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要对现代化理论在战后美国知识发展史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我们首先需要谈谈这篇论文的标题。

短语“最高阶段”显然是借用自列宁的经典论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认为,一战时期在亚非出现的帝国主义列强,非但不是表示要退回到封建形式的经济组织形态中去,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颠峰――是资本主义在出现最终的世界性历史危机之前发展的倒数第二个阶段。

列宁指出,殖民地与大都市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样。

正如无产阶级必然要通过革命取代资产阶级,落后的殖民地世界(而非马克思所称的工业化的中心)也将成为革命开始的地方。

列宁主义将后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上的落后重新定位为一种历史哲学上的力量:认为并非如那些即便是非种族主义者所信奉的殖民地信条所说的那样,后殖民地国家注定要继续落后和进行长距离的“赶超”努力,相反,列宁主义的哲学理念是,先前被奴役的一代(the formerly enthralled)将成为历史发展的真正领导人。

通过将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争取实现殖民地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列宁建立了一套哲学理念,这套哲学理念对殖民地抵抗运动中那些受西方教育的领导人特别有吸引力。

这些领导人之所以会受到列宁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他们自身对民族解放的渴望正普遍代表了这种历史意识的最高点。

而更重要的是,列宁的苏联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即从一个落后的战败国发展到位居世界强国之列,在许多后殖民地的领导人看来,这一事实使得列宁的世界观变得更为可信。

理性与浪漫的交织——荷兰建筑一

理性与浪漫的交织——荷兰建筑一

作者:陈携,莫天伟荷兰建筑就如同荷兰足球一样富有激情和个性,而且各个时代都精英辈出,从贝尔拉格(Hendrik Petrus Berlage)、范·杜伊斯堡(Theo van Doesburg)、奥德(Jocob Johannes Pieter Oud)、杜多克(Willem Marinus Dudok)、范·艾克(Aldo van Eyck)、赫尔曼•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到如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库哈斯(Rem Koolhaas)以及年青一代如MVRDV、联合工作室(UN Studio)等。

这些建筑师不断推动着荷兰建筑思想文化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建筑师需要有一个理念、一种图景、一个‘理论’……建筑不仅仅关乎创造高质量的设计、高质量的工艺。

建筑就是要在一个可理解的、有趣的理念基础上建立一个图景,并以此为基础来安排一切……如果建筑不再与这些东西有关,我们就不再拥有建筑文化。

”因此,自20世纪初叶以降,在荷兰本土兴起的“风格派”、“新客观主义”、“论坛运动”、“超级棒的荷兰建筑”(Super Dutch)等各种先锋思想和乌托邦运动此起彼伏,使得荷兰建筑思想一直处于批判和继承的过程之中,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不仅在同一时代交织着出现,而且也呈现在同一位建筑师身上,这是世界罕见的。

图1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一、荷兰现代建筑的遗产荷兰大部分地区都位于海平面以下,大部分的现有土地得自海洋,正是由于土地的来之不易,形成了荷兰人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传统,在17世纪就出现了现实主义大师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重视城市和建筑设计,尤其是住宅设计。

住宅问题,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公共的问题、关于美好生活的问题。

许多先锋思想都源于住宅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因此,大多数建筑师的早期作品都与住宅有关,建筑师也藉此逐渐形成自己的建筑观、社会观和哲学观。

他者的历史与身体的政治——读《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他者的历史与身体的政治——读《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他者的历史与身体的政治———读《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毕向阳一在历史的分层体系中,被压迫群体的知识如何可能?这是越来越多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危险的愉悦》这部著作中,贺萧以其涉猎广泛而又细致入微的“声音考古”工作,在纷繁芜杂的各种档案和文本中认真地挖掘并建构着20世纪中国上海娼妓的历史,用扎实的研究回应着将女性主义带入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人物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著名论断。

①纳入其视野的资料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逸事录、回忆录、文学小说、传奇故事、劝诫文字、市政法令、庭审记录、改革者的禁娼主张、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所做的性病发病率报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资料并不囿于传统上被认为是所谓“事实”的历史记载,更包括不会被认为属于“客观”资料的各类文体。

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构成贺萧进行“声音考古”时面对的素材,因为在她的研究里,这些已然化为叙述文字形式的历史档案之中凝结着一整套的权力关系,共同参与了娼妓这一特殊的底层群体的话语生产和社会建构的历史过程。

翻开《危险的愉悦》这本堪称大部头的史学专著,一开始作者就开①在“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斯皮瓦克(Spivak,1988)提出“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论断。

在她看来,底层群体不具有统一的主体性,在历史中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且,力图代表底层群体说话的尝试也不可避免地将权力关系复制其中,落入与权力的共谋。

虽然这个结论对于那些致力于复原底层群体历史和主体意识的研究者来说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政治层面无疑都是一种彻底的悲观论调,但从实际效果上来讲却也有助于研究者在实践中避免将底层群体浪漫化,摆脱充当“代言人”的自负。

同时,这个论断也为底层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论述空间,或者如斯皮瓦克(2005)后来所说,以底层群体的自身条件去描述他们的生活的潜在可能性。

217社会学研究 2006.2诚布公地告知读者,这项研究“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但却又甚于想像性重构。

现代性与政治的危机

很 快就 会被 生命 过程 所 消耗 , 它们 只是 在人 工 的世 界 里取得 一 个短 暂 的位 置 , 又很 快 消 失 了 , 但 就世 界性 ( oll es 而 言 , 动 是人 的 活动 中 自然性 w r i s) dn 劳 最 多而世 界 性 最 少 的一 种 , 它 们 是 所 有 的 事 务 “ 中最 不 具 有 世 界 性 同 时 又 最 接 近 自然 的 东 西 。 尽 管它们是人 造 的 , 是它们 来而 复往 , 出旋 但 产 即又 被 消 费 掉 的 过 程 , 自然 界 永 恒 的循 环 过 与 程 最 为 一 致 ” ( 6。 … P ) 9 工作 与 劳 动 不 一 样 , 要 求 从 自然 中得 到 材 它 料 , 工 成 人 工 产 品 , 夺 取 它 要 么 是 扼 杀 一 个 生 加 “
动现象学 的考察 , 她认 为世界是人 的真正 的栖息 地, 我们的现实感 、 存在 的意义都依靠于世界, 但是 在现代 , 世界已经发生 了异化 , 现代性 的标志就是 世界的异化 , 世界异化的哲学根源可以追溯到近现 代哲学对主体 的发现和迷信。公共领域 的衰落是
现代 政 治危机 的标 志 , 治 危机 所 导致 的根本 的结 政
命过程 , 如同为了得 到木头我们就要毁树 , 么就 要 是打断 自然的缓慢 的进程 , 同从地球的子宫中夺 如
取铁 、 石 和大理 石 , 切 制作 都 存 在 掠 夺 和暴 力 矿 一
成分 , 而制作 者 ( o of e) 人类 人工产品 的制 hm br , a 造者 , 终 是 一 个 自然 的破 坏 者 ”2 始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 。人 类 在
是以劳动的方式来进行 , 以至于工人想要做到为他 的工作劳动而不是为他 自己劳动都很难 。劳动创 造的东西很快就被消耗掉 , 而工作创造的东西则能 相对持久地保持。制作是建造世界的活动, 它创造

浅谈五四浪漫主义思潮

浅谈五四浪漫主义思潮摘要:五四的新文学思潮,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文学革命的发难、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等因素而发展。

而文学革命的目标是要把文学从长期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文学革命之初,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相继发表文章呼唤我国的文学青春浪漫气息的到来。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五四是一个浪漫的时代,五四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浪漫的文学,其中的各种环境条件培养了浪漫主义,这里就从社会背景、时代冲突、内在的因素来浅谈五四浪漫主义思潮。

关键词:五四浪漫主义思潮社会背景时代冲突昙花一现1921年创造社的成立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卷起来了,为新文学运动中的“浪漫主义”树立了一面旗帜,此时浪漫主义文学社团、流派、刊物作家等等接踵而来,占据了当时的整个社会,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那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怎么破土而出,绽放出鲜丽的奇葩呢?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文艺的美学特征,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国度里就存在着的了。

比如庄子、屈原、李白、汤显祖等都创作出了许多浪漫主义作品,但是这种浪漫主义思想是缺乏对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清醒认识的古典式浪漫主义。

而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却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思潮。

早在1907年鲁迅就写过一篇《摩罗诗力说》和之后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就有开始向人们宣传浪漫主义思想了,但是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使用“振大汉之先声”的梦幻中,许多的作家还缺乏现代世界意识和文化意识。

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时代的风雷下,激扬起来了。

纵观中国历代以来的文人在四书五经中过日子,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灵上都是禁锢在这三纲五常、孔孟之道中。

总之,人的意识和情感都是被压抑在这封建社会制度中,整个阶层都呈现出一种消沉、萎缩、毫无生命力的状态之中。

加上在20世纪初很多学者从国外归来,看到的中国现状之后感到痛苦、失望、无助。

此时的人们需要急切地以自己的声音为时代唱一曲哀歌,要以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尽一份力,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这一个文坛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新论

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新论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文学现象。

对此,我们既不能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任意地抬高夸大,也小能根据某一种文学立场完全地冷落贬低。

事实上,这一小说模式承载并凸现了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时代内涵,并且具有一定的人性内涵和美学价值,但同时它自身的矛盾与悖谬也十分突出。

本文试将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放置于由文学四要素所构成的文学活动的结构框架之中,既以宏观视野系统地辨明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接受传播的社会土壤,又以微观眼光细致解读其具体文本,力求呈现它所具有的社会历史过渡期及文学自身发展转折点的特性,从而对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作出客观准确的科学评定。

论文分为三个部分。

一.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兴起的背景探源。

结构组织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作家、世界、读者三个背景性要素,是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的动态因子。

在由这些变动性要素构建的特定背景下,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必将不会是完全意义上的革命文学,而体现出五四个性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双重体征。

它的诞生既源于一个特殊社会历史横断面的偶然,同时又是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演变及文学自身发展总进程的必然。

(一)社会历史变动引发的文学观念转变。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致使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主题逐渐失去了存在发展的可能性,声势浩大的“革命文学”运动登上历史舞台。

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是由五四“文学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变的过渡型文学现象。

(二)创作主体的内在矛盾。

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是革命知识分子青年作家难以克服自身矛盾所作的折衷选择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深刻反映出他们的特殊文化心态、双重人格建构和复杂精神历程。

(三)传播接受领域的审美心态转向。

大革命失败后,民众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政治焦虑,他们不再执着于聆听个性叛逆的喊叫,而是急切地找寻释放焦虑郁积的渠道。

现代性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启示论文

现代性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启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的解放力量,曾经风靡过中国学术界。

现代性这一概念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国内。

然而现代性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却可以追述到一个世纪之前。

本文试从现代性概念的梳理、限定,现代性在中国的接受与拒绝的原委的辨析,来探讨现代性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一、“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当我们试图将西方学理概念引入到东方学术视野中时,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困境。

一方面西方学术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逐渐的演变发展的,比如说文学就先后经历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我们要在一个动态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个特殊历史时期将这些理论概念同时拿来吸收理解,弹劾容易。

另一方面,中西文化的差异又注定了此种研究具有了比较的性质。

汪晖将此描绘为“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

而回到现代性问题,就变成了现代性程度有差别的中西关系。

现代性理论以中性的理性化为特征,将空间上时间并列的文化关系置换为时间上的普遍关系。

现代化被理解为与西方趋同的时间性赶超关系。

理解现代性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绕不开对西方现代性概念进行梳理,而将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概念进行辨析,可以更好的帮我们理解现代性的内涵。

根据英国学者的考证,“现代性”(modernity)一词首先出现于1672年,主要是在音乐方面使用的,亦即现代性主要与声音和语调有关。

而一般公认的、并有较大影响的则是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的一句名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另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今天,现代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了更多的内涵。

而透过众说纷纭的关于现代性的界说,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四种见解:1、现代性就是理性化。

马克斯·韦伯是首位对现代社会进行合理化分析的理论家。

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合理性”,可以说,欧洲的现代化和合理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而这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化的理性化、经济理性化以及政治法律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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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治与浪漫现代性的想象摘要:本文通过考察浩然的《艳阳天》(第1-4章),指出在“十七年文学”中始终存在着性、政治和现代性的纠缠。

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性道路的独特性。

关键词:性;政治;现代性;浪漫与想象的现代性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2“‘浩然重评’是‘新时期’初期的重要事件,折射着历史转型中经典认定标准的变化,也是‘新时期文学’与政治重建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显然,“浩然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标的和靶子,学者们可以从任何角度来展开批判和反批判、重评和坚守的连台好戏。

此一做法显然并没有完全回归浩然及其作品本身,背后隐藏着政治化的考评和掂量。

怀揣着对浪漫的现代性的梦想,浩然在纸张上展开了对这种浪漫现代性的想象。

这种想象或许是一种幻想和假设,然后在浩然作品世界中却真实地铺展开来,成就了一代人的伟业,创下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对文学创作者自身梦想的坚守,实际上虽然受到政治进程的影响,但是也展现了整个时代的精神境界和情感诉求。

这种乌托邦式的现代性想象,从生活和生理两个层面影响着浩然作品世界中的人物,尤其体现在萧长春身上。

在《艳阳天》的第1-4章中尤为明显。

一、转换与隐喻:性与政治的二元替代逻辑作为一部描写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之间“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艳阳天》,一开始叙述的却是婚姻和家庭。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

”对于一个三年没有续上媳妇儿的萧长春来说,他依然“还沉得住气”,不为所动,还“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根本没有“什么难处。

反而是他的父亲萧老大成了“最心急的人”,急着给自己的儿子说媳妇儿。

如果说萧老大急着给自己的儿子说媳妇为的是“平常日子”的过活,如同他宣称的一般:“一家子人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没个娘儿们,日子怎么过呀。

”那么萧长春对结婚沉得住气原因又何在呢?解开这个谜底,或许根本不需要任何按图索骥的方法,凡是稍微了解《艳阳天》的人都知道其中原因。

悖论出现在此后的故事中。

在叙述了萧长春对婚姻的“沉得住气”之后,小说便接着一再凸显他的力量和伟岸。

其中,最集中的一次展示是业务员为了送信而见识到了一个强壮的萧长春:萧长春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穿着一条蓝布便裤,腰间扎着一条很宽的牛皮带;上身光着,发达的肌肉,在肩膀和两臂棱棱地突起;肩头上被粗麻绳勒了几道红印子,更增加了他那强悍的气魄;没有留头发,发茬又粗又黑;圆脸盘上,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的眼睛;特别在他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很引人注目——整个看去,他是个健壮、英俊的庄稼人。

萧长春是健壮的。

这种健壮就明证了此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形象,年富力强,能够带领东山坞的群众走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然而恰恰是这种预设造就了性和政治的悖论。

一个如此健壮的“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人,居然对性一点儿要求都没有。

经历过夫妻间的性事和快乐,在死了妻子之后正当性欲旺盛年龄的萧长春俨然并不感“性趣”。

此后,对萧长春的身体描写依然是充满了赞叹和欣赏,“结实有力的步伐”,“欢快有力的脚步”,“只吃了一个饼就跑了几十里地”等等。

这种描述进一步确认了作为年轻人的萧长春强壮的身体里充满了力量,也明证了他并不是一个病索索的性欲不振者。

但是一个富有性欲要求的年轻人,半夜里在干什么呢?萧长春夜里的经历足以说明一切:赶夜路→东山坞麦地里碰上看守麦子的人,了解情况→找马立本询问情况→找韩百仲→与韩百仲“两个党员躺在一条炕上,脸对着脸,你一句我一句地谈到了大天亮。

”显然,同志之间的情谊,堪比夫妻之间的性事。

于是,在萧长春的身上体现出了许多疑问。

有着强壮身体的男人,为何对性事完全没有“性趣”呢?如果这种性欲必须排解,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了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种斗争哲学的原则把革命的本质衬托出来,在建国后的阶级斗争中被极端地发扬光大。

作为表现农业合作社进程的小说,《艳阳天》也成为“以革命暴力为基调的‘阶级斗争’”的“土改题材的小说”之一。

于是,萧长春的性欲在小说中巧妙地进行了一次隐喻式的转换。

论理由,在作品中的表现则是“萧长春本人没白天黑夜地忙工作,实在顾不上在这种事情上多花脑筋”。

如此,性与政治来了一次二元逻辑替代的转换,成功地将政治活动隐喻为性活动。

性欲的排解完全是通过斗争哲学来实现的。

萧长春的工作就是把东山坞农业社给建设成一个具有浪漫性质的想象的现代性世界,通过这个世界的道路上则充满了斗争,与天、地、人三者不懈的斗争。

尤其是与人——落实到个人则是以马之悦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落后阶级的斗争。

性和政治的替换,遵循着一个逻辑,即是将建设现代性的国家作为基础。

这种现代性乃是浪漫的现代性,其替换原则的根基是将想象的浪漫现代性作为所有目标,压倒一起。

因此,作为个人私事的性欲就被压抑在角落里,强壮的身体是为这个想象的浪漫现代性服务的,而非是性欲。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想象的浪漫现代性被欲望化地处理,通过隐喻和转换,俨然成了所有年轻的健壮的男人的梦中情人。

在追求想象的浪漫现代性过程中,无疑体验到了性的欢乐和愉悦。

性与政治之间的转化和隐喻诉诸于想象的浪漫现代性,并非是以为地压抑和排除个人性欲,而是强调了一种集体的性欲。

在萧长春遭遇到孙桂英爱的表达之时,他“不是惊慌失措或婉转推却,而是实打实地‘教育’。

在萧长春看来,孙桂英之所以会对他发生爱情要求,是因为‘不跟咱们贫下中农走正道儿,心里不装着社会主义,’如此,在萧长春看来,爱的是非,便是意识形态的是非。

”[3]也就是说,萧长春的爱乃是心中装着“社会主义”的爱,尤其是装着一个想象的浪漫现代性的乌托邦。

二、现代性:浪漫的与想象的萧长春当上支部书记和农业社主任,靠的是一套自己的关于现代性的浪漫的想象的解释理论。

在村里人纷纷准备外出谋生的时候,他坚信这个想象的浪漫现代性一定会到来。

“咱们的农业社要搞,生产要搞,社会主义要搞到底儿。

”因为“这道难关闯过去了,好日子就到门口了。

”萧长春正是靠着这一套对于浪漫现代性的想象理论,征服了东山坞的社员群众。

之所以说这种浪漫现代性是想象的,是因为在萧长春的口中所言说基本上都是作为想象的乌托邦的现代性存在,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性追求,不如说是一种目标和规划,更是一种神往和想象。

在对具体的现代性进行想象的时候,则是充满了浪漫精神。

他心里有一幅东山坞发展图。

……那时候,河水引过来,修渠、挖沟,低洼地开种稻田,山坡地终止果树;过上几年后,再搞个小型发电站,满村电灯明亮,满地跑着拖拉机……那时候,全县、全北京郊区、全中国都是一个样儿,都是富强繁荣的,都是和美幸福的……那该是个多么美的日子呀!这一幅现代性想象蓝图中,掺杂着农业时代的浪漫和工业文明的浪漫,是农业和工业的现代性的混合与调和。

其归结点是“富强繁荣”、“和美幸福”。

更进一步地说,在社员群众的心中,想象的浪漫现代性是扎扎实实的日子。

“麦子收来了,咱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啦。

”在这样的日子里,可以“买这样、置那样”,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

其实在这种想象性中,吃饱穿暖可能是最重要的。

反映到现实之中,就是基本的生活要求和保障还没有的情况下,发生对于现代性的一种浪漫的想象。

对浪漫现代性的想象,其实是性和政治之间相互替换和隐喻的一个根本途径或由头。

这种想象以其强有力的干预能力在悄然之间将性的欲望对象从单个的人转向了作为集体和抽象的概念。

诸如“生产”“社会主义”作为抽象概念,“农业社”作为集体表征,都是浪漫现代性想象转移的结果。

要追求的乃是更为宏伟的事业,把浪漫现代性想象作为主要的欲望来加以实现,比起个人的性欲来说显然要更为重要。

事实上,从这一点来看,浪漫现代性的想象其实否定了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批评。

“浩然首先是作为一个与‘四人帮’阴谋文艺有牵连的‘准帮派分子’受到主流政治的质疑,其次,才是努力挖掘他的作品为这种质疑提供了那些佐证。

”但是作为对农业合作社题材的小说,《艳阳天》分明是在期许一个想象中的浪漫现代性,虽然现代性是浪漫化的,是想象中的。

所有人都为着这样一个目标而奋斗,萧长春正是将个人性欲转化为对浪漫现代性的追求的。

“在乌托邦的欢歌声中”,对现代性的想象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并且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全部放大为这种浪漫的集体主义的欢歌笑语。

在对浪漫现代性的想象的过程中,“红红火火的日子”最具有感召力。

因此,“农业合作化小说在追求乌托邦精神,将乡村日常生活神圣化时,显现出了陌生化和狂欢化的效应。

”正是在狂欢之中,在对现代性的浪漫想象中,性和政治进行了合理的替代,统一到了现代性的追求上。

参考文献:[1]任南南.历史的浮标——“新时期”的“浩然重评”现象研究[a].程光炜.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浩然.艳阳天(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3]余岱宗.阶级斗争叙事中的道德、爱情与苦难——重评长篇小说《艳阳天》[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5).[4]闫薇.1950-1970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研究[d].吉林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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