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赫拉巴尔与魔法舌

赫拉巴尔与魔法舌 叶开

照片与姿势 在打下这篇文章的题目之后，我脑子一片空白。我闭上眼睛，试图从各种资料和线索中寻找到进入赫拉巴尔世界的密道。赫拉巴尔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他是一个总是试图敞开自己的人，是“第四种人”。是工、农、知识分子之外的普通百姓。然而我还是对赫拉巴尔缺乏明晰的概念，脑海里浮现的仅仅是赫拉巴尔的图像，这些图像来自于《赫拉巴尔文集》的封面和插页。 在一个图像占了绝对主导形态的世界里，照片是我们认识人与事的最为简捷的方式。同样，这些照片也在误导和阻碍着我们对这些对象的进一步理解。我总是这样跟自己说，你在电影、电视和照片上看到的那些明星们，他们呈现出来的并非自己的本质，而是一种社会的属性。社会的道德伦理要求明星们具有优美的体形，优雅的谈吐，内在的涵养，彬彬的举止和高超的能力，于是，他们有了。他们通过这些媒介告诉观众们，他们是这样的人。然而，对这些图像加以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呈现的这些图片不过是一种POSE（而已），而POSE的背后，是意识形态。 赫拉巴尔的照片同样体现了某种价值观。在照片里，赫拉巴尔凝视，沉思，散步，眺望。赫拉巴尔的这些POSE（姿势）试图告诉读者，他是某一类人，比如知识分子。然而，要靠着几张照片来了解一名作家，是非常可疑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照片都意味着一个“POSE”。按照昆德拉的说法，一个姿势比它的主人更加长久。赫拉巴尔的这些照片正在引我走入歧途——在照片里，赫拉巴尔的姿势，其实是在阐述一种“智者”的形象。这种形象，符合一般人对于作家的理解。很显然，这也符合摄影师的理解。摄影师总是按照自己对人物的分类来捕捉镜头前的人物影像：作家，也许应该是忧郁的、沉思的、睿智的、先知的。因此，作家要摆出这些姿势。 浮现在我脑海里的这些照片，正是摄影师理解的“赫拉巴尔”。它们跟我从赫拉巴尔的文字里看到的“赫拉巴尔”格格不入。赫拉巴尔一身所致力于消除的，恰恰是自己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趣味和态度。赫拉巴尔的笔下反映的是“第四种人”，是他所钟爱的那些小人物，而不是当时在捷克占主流地位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形象。在生活中，赫拉巴尔也努力地让自己偏离那些主流的趣味。赫拉巴尔通过妻子的视角，诙谐地把自己跟知识分子和文化界脱离的关系。他说她妻子“始终感到惊异，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如此缺乏教育，竟然把我看作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在这里，赫拉巴尔略带嘲讽地把自己跟知识界撇清了。这位前法学博士，愿意让自己显得更加像一个大老粗。一个喝啤酒的大老粗。他在钢铁厂当临时工，在废品回收站当打包工，他还给舞台当布景工，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老粗——跟照片显示的正好相反。 或者可以宽厚地说，摄影师了解的是赫拉巴尔的一个方面。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双面性乃至多面性，赫拉巴尔也不例外。赫拉巴尔的身上，糅合了复杂的特质。他说：“我实际上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和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是个两栖类和合用一堵墙的两间房。拉伯雷式的笑，赫拉克利特式的哭，或者相反。” 按照我的理解来给赫拉巴尔拍摄一幅照片的话，我会建议把环境放在布拉格的小酒馆里，然后让赫拉巴尔端起一杯啤酒。他可以在说话，也可以在倾听，还可以是在凝视，或者眺望。人一喝酒话就多，而且是“不顾危险地话多” ，对于赫拉巴尔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啤酒和小酒馆更能激发他的倾诉欲望了。日常生活中的赫拉巴尔，一有空就给自己来一杯啤酒，然后坐在布拉格某个我所不熟知的小酒馆里，静静地听别人说话，或者滔滔不绝地给别人讲点趣闻轶事。 赫拉巴尔热爱啤酒和小酒馆，缺乏这种背景的照片，我感到非常空洞。 日常生活中的赫拉巴尔还是一个快活的人，一个略微有些醉醺醺的人，一个喜欢高谈阔论的人。沉思是他的本质的一个部分，他更多的是在“生活、生活、再生活” 。 仅仅向他致敬 赫拉巴尔在中国是一个被忽略的名字。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他的文集之前，我记得似乎只在1993年第2期的《世界文学》上出现过，是杨乐云先生翻译的一个“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作品小辑”。小辑收有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和短篇小说《中魔的人们》、《露倩卡和巴芙琳娜》，外加一部分为译者所编的《谈创作》。我碰巧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枣阳路的旧书摊上买到了这期杂志，又偶然地读了这个“小辑”。 赫拉巴尔的短篇小说《中魔的人们》我至今印象深刻。 水泥厂飘灰的空气里，生活着一帮快活的人，他们坚信这里的空气包治百病，他们热爱那些我们或许感到烦躁的声响。布尔甘先生用镰刀驱赶蜜蜂，然后一刀砍在脑袋上，就像长出了一个牛角。他不让人拔镰刀，说，“等等吧，没准我们家的小子想把它画下来哩。” 布尔甘先生开摩托车就像开F1赛车，一头扎进荆棘丛里。他的儿子布尔卡“先找来一把剪羊毛的剪子，之后又找来收拾园子的剪刀，把灌木丛好一阵修剪，一个小时之后把我爹修剪出来了。” 在这些“中魔的人们”欢快的生活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奋勇前进。“中魔的人们”，按照赫拉巴尔自己的说法，“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富有灵感，他们说出的话被那些理智的人看作是不合情理的，做的事情是体面人不会去做的。因此，中魔竭力追求的是禁止的事物，以及同布拉格的相联系的事物。”而且，“一个中魔的人可以在无人可以交谈时，便同自己交谈以自娱。他提供一些消息，讲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的意义是夸大的，似是而非，次序颠倒，因为中魔的人用灵感的钻石孔眼把现实进行了过滤。一个中魔的人对看得见的世界充满赞叹，汪洋大海般的美丽幻影使他无法入眠。” 实际上，就像自己笔下中魔的人一样，赫拉巴尔自己也是一个中魔的人。他的老师之一，布拉格的游侠、写出《好兵帅克》的哈谢克，也是一个中魔的人，连“帅克”，都是一个中魔的人。中魔的人对自己和自己面对的世界都充满了惊羡之情和赞美的愿望。 赫拉巴尔的出身其实不赖，他的继父是一个啤酒厂的老板，对他很不错。他的母亲，则是那种热爱艺术的上流妇女。然而，赫拉巴尔本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成绩却总是不及格。 赫拉巴尔出生于1914年，他的生父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此一去不返。他在1935年进入查理大学读法律，1939年，德国纳粹侵占捷克，关闭了所有的高等学府。二战之后，干过很多种活的赫拉巴尔才有机会返回学校，最后获得法律博士学位。跟我们现在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正好相反，赫拉巴尔对“博士学位”可谓是弃如敝履。他从生活优越的家中搬出来，住进了布拉格的贫民区。在此前和此后，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公证处职员、商业学校行政人员、仓库管理员、铁路工人、列车调度员、保险公司职员、商品推销员、钢铁厂临时工、废品收购站打包工、剧院布景工和跑龙套演员等等。1963年，赫拉巴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底层的珍珠》出版时，他已经49岁了。按照我们现在“成名要早”的追求，有些少年19岁就已经成名立万，出书好几本。相比之下，赫拉巴尔该同志的成名实在是太晚了。 很显然，赫拉巴尔已经“中魔”了。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说要向美国的作家学习，这些美国人“先从事可能从事的任何工作而唯独不当作家”，所以，对于赫拉巴尔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 赫拉巴尔像他的那一代理想澎湃的作家一样，海绵一般贪婪地生活，汲取生活的养料，然后再写作。实际上，他的生活，就是写作的一种，写作则是生活的延伸。你不能把赫拉巴尔的写作和他的生活分开。对于赫拉巴尔来说，“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却是我感觉最好的时候”。 按照他的出身，赫拉巴尔完全可以过上小资、中资乃至大资的生活，然而他自我删除了，自己选择了一种贫民的生存模式。他需要干这些粗活，喝啤酒，到小酒馆聊天。他一点都不着急。他住在一个破房子里，却悠然自得，撅着屁股用草根刷子刷地板。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相比，赫拉巴尔这类作家已经绝种了——至少在我们国家属于珍稀物种。我们现在的创作，跟赫拉巴尔的模式恰恰相反。我们喜欢喝咖啡，然后坐在房间里胡编乱造。 我自己也是这类人，且自问无法像赫拉巴尔那样干。 因此，在这一章里，我除了向他致敬之外，无能为力。我希望大家都能尽快忘记他，他的存在，只能让我们感到惭愧。 赫拉巴尔像他的那一代了不起的作家，对人类和世界都充满了激情和理想，他们为理想和激情而活着，我们则仅仅为金钱和对金钱的期盼而蝇营狗苟。 都有一个贝宾大伯 然而，我在斗室里闭门造车时，找到了跟赫拉巴尔的一致之处。 在讲故事这方面，赫拉巴尔的贝宾大伯有着惊人的天赋。很显然，贝宾大伯那些精妙绝伦的故事打开赫拉巴尔的天窗。在《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里，赫拉巴尔专门采用了一种类似说书的形式来讲故事。这个故事滔滔不绝，新奇独特，显然是他敬献给贝宾大伯的最好的礼物。 赫拉巴尔的贝宾大伯令我联想起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我的老家在祖国大陆最南端的“小鸡鸡”半岛的头上，属于亚热带气候，电闪雷鸣和暴风骤雨交替出现，蚊子虫蝎络绎不绝。我父亲就在自己亲手栽种的五棵番石榴树的阴翳下，生起一根大腿粗的稻草棒，浓烟滚滚地一边驱逐蚊虫，一边吸着水烟筒，一边讲述那些既真又假、且虚且实的故事。我父亲读过几本故事书，但是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他就着记忆里残剩的点滴豆渣，生编硬造地给我们讲。在他的故事里，薛仁贵、薛平贵和薛丁山这些主人公全都被搞混了，唯一没有搞混的是樊梨花。在他的故事里，征西的薛平贵想方设法地要征服蛮女樊梨花。他到处拜师学艺，甚至都请教了印度来的神僧，可是，每次他雄心勃勃地跟樊梨花交手时，都是不过三招就被樊梨花一枪挑下马来，败得屁滚尿流„„最后，薛平贵不得不采取了军师徐茂公的建议，卑躬屈膝地向樊梨花求婚„„这就是我父亲讲故事的精髓所在。他只需要一个提纲，几个人物，最后的结局，就可以无限延拓地给我们讲故事，借以打发一个接一个沉闷无聊的、既没有电更没有电视的童年时代的夜晚。他可以往这个故事的麻袋里无限地塞进去各种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内容。凡是想到的都能塞，即便是相互抵触，自相矛盾的，也可以往里面塞。作为听众，有时候我们关心的仅仅是讲述本身，谁还能完整无缺地复述前一个晚上讲过的内容呢？ 我不由自主地从贝宾大伯联想到我的父亲，因为我感到讲故事的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他是在中国还是在捷克。我还觉得，贝宾大伯把赫拉巴尔和我联系了起来，共同点是我们都对他们讲述的那些近乎“胡说八道”的故事充满兴趣。赫拉巴尔说贝宾大伯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总是“善于本能地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安排在一起，善于将闪光的钻石与污浊的性病同时并列”。赫拉巴尔还说，“贝宾大伯只有一个”，“贝宾大伯比收音机和电视还棒”。在文学同类项上，赫拉巴尔的贝宾大伯，可以用马尔克斯的奶奶来比较。实际上，每个作家的背后，几乎都有这样一个故事能手。 这种互联联系和对比，让我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