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社会学派”的启示

法国“新社会学派”的启示
作者：高王凌
来源：《读书》2013年第04期
二零一零年，我曾访问位于巴黎的法国高等研究院。

我认识的朋友伊莎白和麦港，都是社会学家，属于法国“新社会学派”，又名“前苏格拉底学派”，即表示研究在“理论”之先（因西方在苏格拉底之前没有理论一说）。

所以第一件事，不是讲一个“片儿汤”（不管它是本国还是外国的）理论，而要先讲一个故事（最好还是历史故事），然后一层层讲出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理论”。

既不是“理论先行”，也不是仅仅跟在材料后面，“实事求是”，说什么“眼见为实”，不敢越雷池一步，其他“唯心”的、“直觉”、“悟性”……都不能谈。

这次造访法国高等研究院，才使我进一步了解这一主流“新社会学派”的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直揭文字材料的表层以下的东西（这是我的理解）。

在欧洲的思想学术史上，“实证主义”、“唯物质主义”已经统治了一个多世纪，现在，恰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了。

我在自己的课堂（特别是“方法课”，它也许是我职业生涯中讲得最好的一门课）上，也在批“考据学派”，讲“直觉”、“悟性”等等。

简单说吧，就是告诉学生，所有的史料其实都是“有限”的、“表面”的，不能做一个“爬格子”动物，仅仅跟在文字记载后面走。

先说古代典籍，有一句话叫“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为此吕思勉先生曾揭示出古书（如《史记》）是怎样书写的，谈到要尽量保留原档案的文字，而自己不做评价。

所以面对这种书籍、文字，没有一定的“准备”，是读不来的。

再举《水浒传》的例子，按钱穆先生的说法，不读“金圣叹点评本”，那里头许多重要的意思（如对宋江的看法），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仅知其事，不识内里之情”）。

这里面的问题，在当代社会就更严重了（它把一切都“直白”了，而且是白而又白，像“白开水口号”一样，白得非让你表态接受了不可）。

也许，这正是我们的相合之处吧。

或许，这正是当代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应该引起有识之士的足够重视。

问题可能正是在于，怎样才能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
钱穆先生曾说：古人主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略道己意而止；其未尽者，则待读者听者自加体会，不以言辞强人必信；中国人自居必知谦恭退让，故其待人则必为留余地。

则无可尽言，无可详言，并有无可言之苦，实即无可言之妙。

抑且有心之言，则心与心相通，亦不烦多言。

故中国文学务求其简。

古人这些没有写清楚的地方，是不是可以依赖“考据学”去发现它的“真实含义”呢？许多人都是这样主张的，章学诚却持有不同意见，他说：“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

”需要依靠他所说的“性灵”、“神解精识”或所谓“高明”之处，否则就可能弄不明白。

在尽量保存史料本来面目的同时，我也曾多次强调，尊重当事人的“历史意见”，不做过分的解读；对于后世人的“时代意见”，不妨多多益善，并列保存，不赞成以“教师爷”态度，居高临下，卖弄聪明，以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承认历史解释很多都属“猜测”，未必都能有硬实的史料支持；主张“吹牛”也要有“胆识”，有时宁可走在“刀锋”之上。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通过近日的学术交流，也体悟出，当今世界其实是一个“二相社会”。

进而言之，在上层政治与下层社会之间，有意无意上下相蒙，“猫腻”盛行，形成表里不一的“二相社会”（“假天下”与“真实世界”同时并存）。

我也曾给吴思写信说，你的“潜规则”和我的“反行为”，背后可能都存在这样一个层面。

所以我常常说，“当代史”最难治（尽管它已成为学术热点）。

我们治学问，不勘破这一层怎么行呢！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分别“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是宋代儒家的新贡献。

其关键即为不为感官（见闻）所限而别具一种更高的抽象认知的能力。

如程颐所谓“德性之知，不假见闻”；如王阳明所谓“良知”，也是一种“超知识”的性格。

至乾嘉考据学派出现，则反过来认定“德性之知”必须建筑在“闻见之知”的基础之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取决于“功力”大小；只谈“道问学”，于“尊德性”则置之不论了（《论戴震与章学诚》，或即魏源所说，“不必下学而自能上达，此尊德性多于道问学者也”）。

在我看来，所谓“德性之知”就是基于一种“悟”和“信仰”的“知”了。

往往会产生“不期然而然”的不寻常的效果。

而章学诚所说的“性灵”、“神解精识”、“高明”云云，也可以说是对戴震等人的一个委婉的批评（章氏自诩“高明”以对“沉潜”，以“悟性”来对“记性”，可能都使考据学者难以言对）。

其实，司马迁早说过，“《书》缺有间矣……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哪能光靠什么书本子呢。

最近我又想到，无论我们怎样面对所谓“纯客观”的“史料学派”（其实现在已没有这种不带“主观性”的研究），过去所说中国“史观学派”与“史料学派”之争，恐怕还不能涵盖所有这些问题（《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

让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批评。

我以为，其第一点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所谓学问可能来自“当身之时代”，而不是一般的文字史料。

第二，就是不赞同与当下毫无关联的“死学问”、“假学问”，只“为稻粱谋”，不管身外事，无意间成了孔夫子所说的“小人儒”。

前者，有如钱穆先生所说：“夫为学人之新材料者，莫过于其当身之时代。

时代变，斯需要变；需要变，而学人之心思目光，宜亦随而无不变。

故诚能深入时代之渊海，则其周身所遭遇之材料，无一非新。

否则昧乎时代之变，而徒求材料之新，岂不亦浅之乎其所谓新哉？”（《学龠·古史摭拾录》）
回想我平生治史，多非因于新的材料，而是别有“依恃”。

如研究清代经济政策，为前人所未言及（参见《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载《炎黄春秋》二零一一年第五期）。

对清代粮政和粮食问题的研究，所用材料多出于《实录》，人人可见，并非难得的档案史料，但别人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也就没有写出那样一块文章。

其实，材料早就摆在那里，大家“视而无睹”罢了。

我于《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一书“前言”中，曾经说道：我开始选择这一题目时，可能只是“灵机一动”，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在美国即曾经友人指出），它有着时代的影响，也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这些都是无须讳言的。

因此书中虽讲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它与二十世纪的今天，彼此间仍有密切的关联，许多东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或许，正是因为处身于这一时代，也有一些切身的感受，我们才可能重新认识这段历史和有关的文化传统？
如何才可做到这点呢？钱穆先生说：要“先做一个时代的人”（《中国史学名著》）。

钱穆先生进一步说，对于社会史研究，“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可称之为“无字天书”；现前与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中国历史研究法》）。

有同学问，自己应该怎样做呢？借用钱先生的话，就是：“学问应该从自己性情上做起。

”（《中国史学名著》）我想，办法之一就是发掘内心，找到自己“感兴趣”而“有意义”的问题。

当然，它首先是一个“当代史”和“当下”的问题。

与很久以前发生的历史不同，“眼前史”是对我们能力的一种考验，它不但离不开敏锐的眼光，还需要迅速的判断，而且往往就在不久之后即可得到事实的检验——它不再像一般历史研究方法那样是一种“逆断”，从结果来分析原因，而是相反，从前往后“顺着来”——而且随时可能受到每一个读者不客气的批评。

钱先生还说：做学问，须要做“活的学问”，若绝对与现实政治、外交、国家、社会、民生没有丝毫关系，那就成了“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