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小说“出走”母题的悖论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1. 引言1.1 《茨菰》的背景介绍《茨菰》是苏童的一部短篇小说，描写了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悲剧遭遇。
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上海，主人公是一位平凡的小学教师。
他生活清贫，家庭幸福，但命运却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说以真实的细节展示了主人公在社会环境和个人选择之间所面临的压力和困境，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奈和悲剧性。
作为苏童作品中的经典之作，《茨菰》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揭示，探讨了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残酷。
小说中的主人公在道德困境中挣扎，最终无法摆脱命运的牵引，展现出一种真实而深刻的悲剧意识。
通过这个故事，作者引发了读者对人生的反思与思考，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勇敢面对命运的挑战，同时也要思考人生的无常性，以此获得更多的启示和成长。
《茨菰》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对人性和生命的深刻探讨，给予读者新的思考和感悟。
1.2 悲剧意识的重要性悲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引导读者对故事情节进行深入的思考，还能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人性、道德和命运这些永恒的主题。
悲剧意识能够让人们感受到生活中的无常和残酷，让人们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存在意义。
在苏童的短篇小说《茨菰》中，悲剧意识贯穿始终，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人性的悲剧、道德困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展现出来。
悲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不仅能够拓展人们的思维，还能够引导人们审视和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在阅读《茨菰》这样富有悲剧意识的作品时，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无常和不确定性，从而获得更多关于命运和人性的启示。
悲剧意识的重要性在当代文学中愈发凸显，它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场虚构的故事，更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礼。
2. 正文2.1 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主人公苏萧在《茨菰》中经历了一系列悲剧命运，其命运多舛、命途坎坷，体现出悲剧意识的深刻。
一方面，苏萧在生活中屡受打击，失去亲人、失去爱情、失去尊严，一切都似乎在反复强调他的悲惨命运。
先锋·历史·女性·南方——苏童小说接受研究的四个视阈
先锋历史女性南方——苏童小说接受研究的四个视阈陈思广; 方竹欣【期刊名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8)010【总页数】6页(P1-6)【关键词】苏童小说; 研究接受; 先锋与历史; 女性与南方; 视阈【作者】陈思广; 方竹欣【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4从1988年王干、费振钟发表第一篇评介苏童的文章至今，苏童小说的接受研究已走过了30个年头，也因之形成了学界所周知的“先锋”“历史”“女性”和“南方”四个接受视阈。
那么，这四个接受视阈是如何生成的?为学界提供了怎样的思路和基点？苏童的小说研究在今天又应有怎样的开拓等？即是本文关注并予以回答的问题。
一、先锋1987年，在步入文坛5年后，苏童迎来了他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爆发期。
这年发表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和《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虽创作初衷与当时的“寻根”热潮有关，但真正让评论界感兴趣的却是其“新潮”的叙述方式、飘逸的语言风格和瑰丽的意象色彩，也正因之，苏童被文学史家们归入了“先锋”一脉，“先锋”视阈亦由此开启，也在以下两个视野中生成既定视野。
首先是意象。
1988年，王干、费振钟在《上海文学》第一期发表了《苏童：在意象的河流里沉浮》一文，这是苏童小说批评的发轫之作。
论者指出，苏童的小说常采用童年视角，以童年的感觉和经验去叙说并非全是童年发生的人和事，在个性鲜明的意象营构中实现情感的还乡。
文章特别强调苏童以意象营构作品这一特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者将苏童与“寻根”一派区别开来，而文中论及的“意象”命题则在此后的批评研究中被不断重提。
同年，李振声在《读苏童——限于他一九八七年的小说》[1]中结合精神分析学理论，分析了苏童小说的色彩意象功能，认为作品中的色彩意象不仅给苏童的想象力以舒展的天地，强化了小说的灵气和巫术般的致幻效果，更让小说突破了日常世界的边界，渗透到个人意识和潜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中去。
病态女性的另一种生活_苏童笔下的妇女形象分析_金扬眉
可是表面上还要做出讨好的举动。最后袜子奶奶死了， 境和复杂的反抗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斗争也
美仙总算彻底自由，再谈起袜子奶奶，“脸上竟然是一 是合乎情理的。毕飞宇说：“中国的农业文明决定了中
REVIEW
种获赦后的微笑”。小说最奇怪的是袜子奶奶的死，好 国的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的结构，国是皇帝的，家是
事实上，苏童从不回避他对女性的钟爱，“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③。 纵观苏童小说创作，最为夺目的当属这一大批丰富深刻、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有从历史深处款款走来的忧伤女 子蕙妃、碧奴；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红粉女子颂莲、秋仪；也有颇具现代色彩的都市女郎冷燕、修红。但是，出现 最多的还是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市井女性，比如锦红、诗凤、倪红、简少芬、顾雅仙、杭素玉……苏童对这些女性的 观照，已经提升到对人性的观照程度，对她们的塑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到了人性的深度。写女性，其实就是在写 命运。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苏童发现了女性在文学上有着更多的写作空间，从人性之“病”的角度揭示女性命运的 母题在创作中反复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非；她们家长里短，小肚鸡肠。苏童还毫不留情地指出 的不幸。
她们的失职，作为母亲，对子女缺少必要的关爱和教
育；作为妻子，对丈夫缺乏应有的温情和体贴。《桥上的
疯妈妈》中的素素母亲在对服饰美的极端追求中发疯， 小说中女儿的“缺席”也难掩生活之艰和生存之痛；《西 窗》里红朵的奶奶不仅不相信自己的孙女，还恶毒打 骂、中伤红朵，红朵不得不决绝地出走；《灰呢绒鸭舌 帽》中老柯的妻子始终无视宿命般的秃顶对丈夫心灵
也就成了对袜子奶奶一生的微妙反讽。苏童并不在意 不满情绪释放到同样是弱势力量的女性身上。对同性
对美仙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考量，但是，我们从美仙 的战胜，使她们重新确立了自我，也使她们难以言说、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作者：杨秀婷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第5期杨秀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4］摘要：苏童的短篇小说《茨菰》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作品借助中国特定时期一名乡村女孩到城市“逃婚”的故事展开追述，不仅对新时期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了言说，而且对人性黑暗做出了理性的审视，以耳熟能详的“逃亡”和“落网”模式表达出典型的苏童式的悲剧。
关键词：彩袖《茨菰》人性理性审视悲剧“逃亡”和“落网”苏童的短篇小说《茨菰》以具有高度人文关怀精神的思想和一如既往的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显示出一个成熟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底。
《茨菰》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女性形象——典型的苏童式的悲剧，典型的乡村陋习的悲剧，也是彩袖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剧。
短短一万多字的小说，苏童传达了无比丰富的意蕴，提供了多方位、多角度阐释的空间和可能。
一、“娜拉走后怎样”——新时期女性的悲剧命运依旧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曾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中国知识分子圈，成为二三十年代女性解放的红色宣言，剧中女主角娜拉的决然出走，为中国众多要求摆脱封建枷锁追求自由的知识青年推崇，人们沉迷于娜拉的勇敢，娜拉的独立和娜拉的自由精神，娜拉为思想解放时期中国女性要求自由平等的主体意识注入了强心剂，娜拉成为一颗黑暗中耀眼的启明星，成为“铁屋子”上的一扇天窗，成为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成为万千要求自由解放的女性的希望和理想。
但是，娜拉走后怎样呢？易卜生只给了理想和希望，却没有给出现实，于是，清醒的鲁迅先生用他的子君给出了答案，给处于盲目激情状态的知识分子和女性浇下了一盆凉水，用他的笔拨开人们因兴奋过度而紧闭的双眼，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和黑暗，冰冷和绝望，子君走出来了，但是子君的最终命运是悲惨的死亡，那么娜拉出走后会怎样呢？不言而喻。
1923 年12 月26 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敏锐地捕捉到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其清醒的态度和犀利的笔触展示了现实的残酷和无奈，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论苏童《黄雀记》多重主题与“荒原”意识
论苏童《黄雀记》多重主题与“荒原”意识《黄雀记》是中国作家苏童的一部小说，以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生活困境和个人命运的无奈。
这部小说不仅展现了人性的丑恶和荒谬，还深刻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荒原和人们的荒原意识。
小说展示了人性的丑恶和荒谬。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黄雀和他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了人的贪婪、残忍和冷漠。
黄雀的父亲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打倒，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将他拿去当兵；黄雀的妻子为了给自己找个好婆家，放弃了对丈夫的爱和关怀。
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凸显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同时也揭示了人性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丑恶本质。
这种丑恶和荒谬的人性在整个小说中贯穿始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小说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荒原。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写农村的生活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展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贫穷和无序。
农村因为政治运动和战乱而四分五裂，田地空荡，农民们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小说中还描写了农村的封建陋习和迷信观念，以及人们为了生活而做出的无法理解的举动。
这种社会的荒凉和无序，给人一种荒原般的感觉。
作者通过这种描写，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批判和呈现，进而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思。
小说展示了人们的荒原意识。
荒原意识是指在荒凉和无序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产生的一种无助、无望和彷徨的心理状态。
在小说中，人们不断地遭受打击和伤害，生活陷入困境，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黄雀被拿去当兵，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黄雀的妻子为了好婆家放弃了对丈夫的关爱，陷入了孤独和绝望之中。
这种荒原意识在整个小说中始终贯穿，表达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无奈和不满。
苏童的《黄雀记》通过展示人性的丑恶和荒谬、描绘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荒原以及展现人们的荒原意识，多重主题与“荒原”意识相联系。
这部小说通过对这些主题的深入挖掘和精心描绘，将读者带入一个荒凉和无助的世界，引发了读者对当时时代的思考和思索。
逃亡与还乡_论苏童_枫杨树_小说的主题
逃亡与还乡
——论苏童 “枫杨树” 小说的主题
◎米瑞娟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 在先锋作家苏童的创作中， “枫杨树” 系列小说可谓是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其中所充斥的浓郁的 “还乡” 情结 总是让人回味不已。而在苏童的此类小说中，逃亡” “还乡” “ 与 几乎是永恒的主旋律。本文将着重就其 “枫杨树” 系列小说 文本对这个主题进行探讨， 并简要分析其表现及重要意义。 关键词 苏童 “枫杨树” 系列小说 逃亡 还乡
望的实现， 我们还希望冲出生存的 “荒原” 寻找并开拓出一片 美丽富饶的精神家园， 这或许也就是其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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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第
5期
安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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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评 论
们生活在世界的两侧， 城市或者乡村， 说到我自己， 我的血脉 在乡村这一侧， 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 正是这种血脉与 ” 三、 寻找精神的家园 徐肖楠在 《中国先锋历史小说的神话国度》 中认为苏童的
是 一种人类在灾难和死亡的困境中力 身体两相分离的处境， 使人感到一种 “根” 的失落的不安与空 “逃亡” “一种文化逃亡， 虚， 所以还乡情结执拗地缠绕在苏童的作品中形成与逃亡遥 相呼应的又一大主题。 在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中苏童曾这样写到：我从十七八 “ 图精神得救的图景， 一种人类自己制造灾难和从灾难中逃亡 的情景。 ” 在 《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 苏童曾这样说： 中，
也许就 里的把垂死的儿子背回故乡， 想方设法让他做一个送竹童子， 但是它把那个不是失落了归宿的灵魂的永恒回归地。 好被故乡人接受认可。在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对丢失 中， 像海德格尔曾指出的那样： 无家可归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命运。
论苏童《黄雀记》多重主题与“荒原”意识
论苏童《黄雀记》多重主题与“荒原”意识苏童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思想而著称。
其中《黄雀记》是苏童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以中国西北荒原为背景的小说。
这部小说中多重主题与“荒原”意识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了苏童深邃的内心世界和对生活、命运以及人性的探索。
本文将从多重主题和“荒原”意识两个方面对苏童《黄雀记》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深刻内涵。
我们来看看《黄雀记》中的多重主题。
在小说中，苏童通过描写不同的人物命运和情感经历，探讨了许多重要的主题，如生死、爱恨、人性、自由等。
最为突出的主题之一就是生死。
在荒原的苦难环境中，人们经常面临着生死的抉择，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残酷的斗争。
小说中的主人公黄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他在荒原上历经种种磨难，最终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生死选择。
通过对生死这一主题的探讨，苏童揭示了人性的脆弱和坚韧，以及在生死面前的沉重和无奈。
爱恨也是《黄雀记》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
在荒原的人生道路上，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成为主人公们情感的支持和折磨。
苏童通过对黄雀与雪鸡、阿懒与使红等多对情侣的描写，表达了爱恨情感的复杂和多变，以及在恶劣环境中的对爱的渴望和追求，从而引发了对爱情、婚姻、家庭等话题的思考。
人性是《黄雀记》中另一个重要的探讨对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他们众生相对，充满了纷繁复杂的情感和思想。
通过这些形象的刻画，苏童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和普遍性，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人性的强大和脆弱。
自由与命运也是《黄雀记》中不可忽视的主题。
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荒原上，人们时常为了追求自由而与命运抗争。
主人公黄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甘受制于荒原的苦难，一直追求着自己心中的自由和梦想。
通过这一主题的探讨，苏童表达了对生活的希望和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在命运面前的无奈和挣扎。
在小说《黄雀记》中，荒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和主题，它贯穿于整个故事情节中，成为主人公们生活和命运的背景。
荒原在小说中既是一种自然环境，又是一种人文环境，它不仅对主人公们的生存、情感和命运产生影响，也代表了一种对生活和人性的思考。
男权文化中的女性悲剧_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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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茨菰》是苏童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贫苦农民因为贪婪而失去了幸福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苏童通过描绘主人公茨菰的命运，呈现出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表达了悲剧意识。
茨菰在城市中经营酒吧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挫折，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糕。
买下“万圣楼”后，茨菰却发现自己并不具备经营酒吧的能力和经验，加上市场竞争激烈，生意未能成功。
茨菰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回报，相反，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顿和痛苦。
茨菰开始厌倦经营酒吧，也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但是他已经陷得太深，无法挣脱。
茨菰最终走向绝望，被迫选择了自杀。
在生活的重压下，他感到无助和无奈，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他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换来成功和幸福，他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
茨菰的自杀不仅是对他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对整个社会不公和不公平的残酷揭示。
正是因为社会的不公和不平等，茨菰才被迫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通过《茨菰》这个悲剧故事，苏童试图让人们反思个人贪婪和社会不公的问题。
茨菰的命运并不是个体的悲剧，而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不幸和苦难。
茨菰之所以走向悲剧，是因为他追求个人利益和享乐，没有考虑到整体的社会利益和个人的能力。
茨菰的悲剧也是苏童对当代中国乡村农民困境的写照，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生活在极端贫困和不公之中。
《茨菰》是苏童揭示个人贪婪和社会不公的悲剧意识的一部作品。
通过茨菰的悲剧故事，苏童让人们反思人性的弱点和社会不公的问题，呼吁人们珍惜现有的幸福，不要过于贪婪和追求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也表达了对农民困境的关注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吁。
这篇短篇小说的深刻意义和社会批判性，使得它成为了苏童创作的一部经典之作。
试论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叙事风格
试论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叙事风格苏童的《妻妾成群》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其叙事风格独特而精妙，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压抑与扭曲的封建家庭内部世界。
在叙事视角上，苏童采用了独特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这种视角使得作者能够自由穿梭于故事中各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全方位地展现陈家大院里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
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无所不知的观察者位置，既能洞悉颂莲初入陈府时的天真与憧憬，又能体会到大太太毓如的冷漠与无奈，还能感受到二太太卓云的虚伪与狡诈，以及三太太梅珊的反抗与绝望。
这种全知视角不仅增强了故事的丰富性和层次感，也让读者对这个封建大家庭的黑暗与腐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小说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
苏童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使故事的发展时而紧张急促，时而舒缓悠扬。
例如，颂莲在陈府中与其他妻妾的明争暗斗，以及梅珊与医生的私情被发现等情节，节奏紧凑，充满张力，让读者的心弦紧绷；而在描写陈家大院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妻妾们的闲坐聊天、陈老爷的起居习惯等方面，则节奏较为缓慢，细腻地展现了封建家庭生活的沉闷与琐碎。
这种快慢相间的叙事节奏，如同一首富有变化的乐章，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在叙事结构上，《妻妾成群》呈现出一种严谨而精巧的布局。
小说以颂莲进入陈府为开端，逐步展开她与其他妻妾之间的争斗以及与陈老爷之间的复杂关系。
各个情节环环相扣，相互呼应。
比如颂莲与卓云之间的表面和睦与暗中较量，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梅珊的命运与颂莲的处境也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
这种紧密的结构使整个故事浑然一体，没有丝毫的松散之感。
苏童的语言运用也是其叙事风格的一大特色。
他的文字简洁明快，却又富有表现力。
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精准的刻画，将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例如，“颂莲梳着齐耳的短发，用一条天蓝色的缎带箍住，她的脸是椭圆的，不施脂粉，但显得有点苍白。
”短短几句话，就勾勒出了颂莲的外貌特征和气质。
同时，苏童还善于运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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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童小说“出走”母题的悖论
作者：马贺丹
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7年第11期
摘要：苏童小说中有几个恒定的母题，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母题就是“出走”或者说“逃亡”。
自《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开始，到茅盾文学奖的奖作品《黄雀记》，这一母题一直或鲜明或隐喻地贯穿于苏童小说的创作。
本篇论文旨在通过对他几部经典作品的分析探讨，揭示“出走”或“逃亡”母题的悖论——出走本身其实是有意味的表象的出走，而人物在精神层面上从未出走，或者说他的所谓出走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其实是回归。
关键词：苏童；出走；回归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2-0003-01
一、主动地出走与被动地放逐
苏童笔下的人物似乎永远在向外扩张，而这种扩张/出走的模型在不同作品中的体现是不同的。
主动地出走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的主题即是“逃亡”，“我”的祖父陈宝年由溃败的农村逃往城市发了财，这诱使故乡的青年男子全部逃往城市；《米》中五龙在家乡大水灾时逃到城里，挣扎着生活在这个他曾经渴慕着的城市中；《黄雀记》中白小姐在被强暴后选择去南方谋求生路；这种主动地出走背后，隐含的是生存的命题，是为了求生而背井离乡选择出走的。
而《我的帝王生涯》中帝王端白似乎不需要为谋生而逃亡，但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被操纵的王，仅仅作为一个傀儡而存在，他依旧无法在皇宫中生存。
因此他也毅然出走，去民间的做一个戏班子里的走索王，去寻求一个真正能得以生存的空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对走索的渴望实则就是他对生存的渴望。
主动地出走或许是较为明显的出走方式，而当出走作为一种隐含的行为被泛化在了文本中时，它常常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出现，或者可以说出现了“被动的出走”。
比如被王德威在《当代作家评论》中称作是作者“近年最好的作品”，“代表苏童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①的《河岸》中，库文轩因被组织调查假冒烈士后代的身份被放逐到河中的船队上，同时也牵连出库文轩作为干部时期的各种作风问题，为了证明自己从今往后的清白库文轩阉割了自己。
而他的儿子库东亮（即小说中的“我”）也随父亲被放逐在船上。
这不是主动意义上为了生存的出走，而是被动的放逐。
《碧奴》也以放逐的故事开始，最初的寻找只是为了他丈夫岂梁的一只草鞋。
“一路走一路寻，村里人都知道她在找草鞋，他们远远地指着碧奴的背影，说碧奴的魂被岂梁带到北方去
了。
”②碧奴并非为了自身的生存或是自由，而是为了寻找而出走，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被动的出走。
由此可见，苏童对“出走”这一动作着实痴迷到了一定程度，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世界的空间总是提供着逃遁的可能性。
”③在苏童的小说里，出走也成了一种最常见的形态之一。
二、出走背后的悖论
尽管苏童笔下出走的人物络绎不绝，人们的出走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生活，可是这种出走却常常伴随着凋谢与堕落。
（一）出走后的堕落——身体性的腐败与委顿
通常我们所谓的背井离乡独自闯荡往往在潜意识里希望终有一天功成名就，实现衣锦还乡的美好愿景。
然而苏童小说中却始终存在着与“出走——成长”这一命题的悖论，即人物的出走常常伴随的是堕落与凋谢，是身体与生命逐渐委顿的过程。
苏童笔下出走的人物在出走过程中往往会“变坏”，出走伴随的是丧失自己人生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过程。
作者也总无意以戏剧性的衣锦还乡来结束小说，人物在出走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肉体的堕落——各种各样的性病与身体的交易性。
正如在《罂粟之家》中刘老信“他到陌生的都市，妄想踩出土地以外的发财之路，结果一事无成只染上满身的梅毒大疮。
”④《米》中的五龙——那个称霸城北多年的男人最终的下场也是被严重的性病所侵蚀，满身的疮痂。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陈文治抛弃妻子的出走，在寻花问柳中也落下了某种暗病。
《黄雀记》中白小姐从一个天真的“仙女”，到出走归来变为一个风尘气十足的“白小姐”，南方的生活不仅使她出卖了肉体，更是她精神的堕落与迷失的开始。
可见，在出走过程中，尽管人物是为着生存而出走，但苏童并没有将“出走”作为一种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手段，而是将之视为堕落的开始与人性迷失的缘起，而这种堕落的一个标志就是身体的腐败与凋谢。
换句话说，出走后或许有新的生机，但伴随的却是不可逆的身体堕落的过程。
那么这种出走必然伴随着身体的堕落的原因是什么？
（二）精神的返乡——精神对故乡的黏着与依附
正如前文所述，作者无意以喜剧性的衣锦还乡来结束他的小说。
苏童笔下的出走者，最终总要面临一个“回归”，但这种“回归”同样也体现着一个悖论，即无处可归。
五龙挣扎一生，临死前唯一的愿想就是带着一火车皮大米回家。
可是当他躺在火车上，他知道自己仍然沿着铁路跋涉在逃亡途中。
白小姐的归来，也以产下私生子后又一次开始了逃亡而终。
想回家而不得，回家了却又要重新出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童笔下的逃亡人是没有归宿的，甚至可以说，出走作为他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就是他们的生存本身。
而这种生存是没有一个精神依托的物质性生存，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身体在不断出走的同时，精神却是仍旧停滞在故乡的。
正如《黄雀记》中奶奶曾对仙女说的，“仙女你丢了魂啊。
”的“丢魂”正可以将之视为“出走”后的写照。
出走者们不断地远行，在身体上不断地实现与故乡的割裂和诀别，可是在精神上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这方土地。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因为这年逢粮荒，饥馑遍布城市乡村。
但是谁也不知道生意兴隆财源丰盛的陈记竹器为什么要抢三船糙米。
我考察陈宝年和小瞎子的生平，估计这源于他们食不果腹的童年时代的粮食梦。
”⑤正是精神对故土的黏着性与依附性，使得出走者在出走中仍旧无法真正将身体与精神相契合。
《一九三四的逃亡》的叙事人也说：“我从十七八岁起就喜欢对这座城市的朋友们说：‘我是外乡人。
’”而当环子怀孕时，下一辈还是送回到故乡去养，环子回家时“我同时听到了陈宝年在祖屋后面踏雪的脚步声。
”由此可见，“故土难离”充分的表现在了“出走者”的精神上，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无意识的固守与执着变相说明着他们在精神上从未出走，这也就衍生出了“出走”这一悖论。
身体与精神的相背离，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出走的肉体通常是堕落的，染病的。
“性病”毋宁说是一种隐喻，“性病”的背后是欲望的泛滥，是身体的舒展与渴望。
可这种隐喻又是对身体产生致命伤害的，而这种伤害的产生原因，正是精神与身体的脱离。
出走者在身体上实现了出走，可是精神却是滞留在故乡的，这种所谓的“出走”即是一个悖论。
不是他们的精神最终返乡，而是他们的精神从未离开过故乡。
没有了精神的指引，肉体必然走向堕落，他们的身体只具有身体性，因此这身体毫无疑问是易变质堕落的，这也就从侧面回答了出走者在出走中身体频繁染病与堕落的原因。
小说中的“出走者”常常是一个无根的城市流浪汉，他们在身体上不断地远行，却走不到真正的家乡，让精神有所着落的归依之处，因为他们的精神仍旧滞留在故乡。
这也使这种出走母题的书写带有与众不同的悲剧感。
因为在出走的路上，永远都是无谓的挣扎与无终点的漂泊，出走作为一种生存状态是身体的堕落与精神的背离。
在身体的流浪中，精神性却黏着的故土中，远远地凝望着“出走者”种种无用的挣扎与破碎的命运。
注释：
①王德威著.河与岸—苏童的河岸[J].当代作家评论，2010（01）.
②苏童著.碧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③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④苏童.罂粟之家[M].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2014.
⑤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M].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2014.
参考文献：
[1]孔凡今，施战军，陈晨.苏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北京：三联书店，2006.
[3]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