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

”——塞缪尔·亨廷顿一、倍受争议的亨廷顿塞缪尔·亨廷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物。

和他接触过的人总爱用“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类语言形容他，而读过他书的人却会发现另一个亨廷顿，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总想挑起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

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掏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他16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因为“成绩特优”而提前毕业。

随后他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接着又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在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便留校任教。

1957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

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

在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扎卡里亚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

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7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

他毫无疑问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他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圈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

亨廷顿曾经说，“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

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最为著名、最有争议的莫过于那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了。

亨廷顿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划线，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这无疑是一种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二、亨廷顿的范式观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当旧的范式日益无法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的时候，能用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而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就是思想和科学进步的过程。

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范式就像一张地图。

只有在地图的引领下，人们才能穿过未知的地区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但是地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标注出地面上的所有景物，它必然有所取舍，但是只要它能够最简单明确地帮助路人到达目的地就是好地图。

一个好的范式应该：1、理顺和总结现实；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3、预期未来的发展；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来；5、帮助人们弄清应该选择那条道路来实现目标。

在亨廷顿看来，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来，支配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

这一范式简单明了又非常实用。

诚然，它无法解释这段时期内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时还会发生一些偏离这一范式的重大事件，比如中苏关系的破裂。

但是，作为思考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最重要的现象，这一范式被普遍接受，并且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看法。

然而冷战的结束使过去那张有效的地图变得过时了。

需要为国际政治绘制一幅新的地图，这份地图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的服务于认清国际政治的目的。

事实上，冷战后的确有不少人提出了理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

亨廷顿把这些范式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所谓“一个世界”的范式，亦即民主和平论。

这一范式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出现。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命题，他认为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划上了句号，作为人类征服最终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将在世界范围内普及。

重大的全球冲突已经结束，重大的思想斗争也已经结束，未来人们要面临的仅仅是琐碎的经济和技术问题。

第二个范式是“两个世界”的范式。

冷战的结束虽然终结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抗，但是从很多角度看世界仍然分为两部分。

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看可以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高度稳定的“和平区”和动荡不安的“战争区”。

第三种范式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

冷战后世界中各国的利益和行为仍然可以按照这一范式来理解。

第四种范式宣扬世界进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

一些学者的论文和专著的题目就颇有代表性，比如卡普兰的长篇论文《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莫伊尼汉的《大混乱》等等。

这一范式强调，国家正在弱化，冷战后的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失败国家”。

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剧、跨国犯罪组织的出现、难民的激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种族清洗的盛行都为这一范式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亨廷顿认为以上四种范式虽然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都存在着重大缺陷。

“一个世界”的范式所强调的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文明的力量对这种整合力量的抵抗仍然不可忽视；诚如“两个世界”的范式所言，世界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别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之间，但是无论如何，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统一体的非西方文明；现实主义的范式正确指出了国家仍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一范式过于强调了国际关系的连续性而忽略了它的变化，没有看到国家的利益、各国的联合与冲突正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大混乱”的范式正确指出了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它没有看到给世界的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

因此，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范式，即文明的范式。

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

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

它们的行为仍像过去一样受到对权力和财富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

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

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

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

最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

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

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

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

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一方面，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相当自信，他认为这一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

范式应该能够导出预测，对范式有效性的检验可以通过对不同范式导出的预测的准确性加以对比来进行。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范式能比其他范式更加准确的预测冷战后国际事态的重大发展。

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

早晚有一天，文明的范式必将像冷战的范式一样被新范式取代。

三、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文明秩序的形成一部人类的历史就一部文明的历史。

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究竟什么是文明？在这个问题上，迄今并没有共识。

亨廷顿所讲的文明有五大性质。

一是文明的多元性质。

亨廷顿对这一点极为强调，并把它作为全书立论的一个基础。

对许多人而言，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因此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标准，它只能是一元的。

亨廷顿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存在着许多种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

二是文明的形而上性质。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

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

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

三是文明的包容性。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对人对最高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

例如，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图、欧洲人和西方人。

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认同范围。

文明是最大的“我们”。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华夷之辨”颇有相似之处。

四是文明的长期性。

文明总有终结，但又生存得极为长久，他们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

五是文明的超政治性。

既然文明主要以宗教来划界，那么它就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

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

亨廷顿认为当代世界有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许还要加上一个非洲文明。

近代以前各个文明的交往是分散而有限的。

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开始对所有其他文明进行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面的冲击。

但是西方赢得世界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确立了控制——从属关系，而在西方社会内部发展出了较为平等的国际体系。

这个历史进程到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

其次，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

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步入了第三个历史阶段，它比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又比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各个文明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20世纪末，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

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

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

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

第二幅图画则暗淡得多，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止、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的等问题。

而其他文明正在悄然崛起。

亨廷顿认为这两幅图画描绘的都是现实。

但是他仍然认定文明间的均势正在发生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