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 一、关于礼法关系的历史 (一)礼的起源 1、礼的概述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为重视礼，他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 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礼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2、礼的发展及构成 礼就是中华文明所独具的特产。在夏、商、周三代，礼就是一代王朝的政教刑法和朝章国典，就是王朝统治者环境治理国家、维系家天下的等级制社会政治秩序的准则、制度或规程。礼制的明朗，真的西周成王、周公时代，核心内容就是创建血缘与等级之间的同一秩序。” 根据礼创建社会的秩序应当就是”亲亲、尊尊、长长” 。

(二)法的起源及其一般规律 1、法的起源 (1)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原始社会做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社会，它就是没法的，也不可能将有法的发生，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其指出：法和国家一样，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人类步入阶级社会时才发生的，它们都就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都就是阶级矛盾不容调和的产物，所以在那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落的情况下，大家共同占据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原始人在那时的社会背景下也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就可以保持自身的存活，由此便同意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因此其就是不存有什么私有制、奴役、阶级的。按照马克思以上说道的法与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容调和的产物，故原始社会就是不可能将存有国家和法的存有的。恩格斯曾对原始社会搞过如下叙述，在这种十分纯粹质朴的氏族制度下，“没军队，宪兵和警员，没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监狱，没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

(2)私有制、阶级的产生 原始社会虽然没发生法，但氏族非政府与氏族习惯就是其社会的调控机制，它们形成了调整社会关系、创建社会秩序的两种基本力量。至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水平的提升，劳动工具存有了很大的改良，特别就是金属工具的发生，并使个体劳动沦为可能将。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逐步向私有制转型，产品逐渐由公有转型为私有。社会分工和互换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私有制的产生。特别就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每个人的劳动产品除了能够保持本人的基本存活以外，已经开始发生了余下，于是并使奴役存有了可能将。此前，对战争中的俘虏，或者杀死，或者改作本氏族中公平的成员，现在却变为了奴隶，而占据奴隶则沦为奴隶主法定的权利。随着个体劳动的发生，引发了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奠定和财产继承的父权制的产生，并使社会财富逐步累积于家庭。随着家庭财产差别的不断扩大，便发生了穷人和富人，并快速向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特别就是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以及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品的产生，原来属氏族公社内部的自由人，也已经开始大批变成奴隶。已经开始仅限于战争俘虏的奴隶制，现在发展为奴役同部落以至于同氏族的人了。于是，掌控大量财富的少数人，不再出席劳动，而是依靠奴役奴隶过活了，从此社会对立为两个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奴隶主和奴隶。

(3)国家的出现 自从社会对立为阶级以后，在原来的每个氏族团体中都整体表现出来了利益的冲突。在奴隶主和奴隶、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之间，存有着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原来的氏族非政府自身再也无力解决这种矛盾势力的冲突了。为了不并使社会和互相冲突的阶级在不必要的斗争中同归于尽，就须要存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历史使命就是缓解冲突力求把冲突维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适应环境这种历史发展的须要，国家与法也就应运而生了。

以上可见，法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它的出现首先代表了新兴的奴棣主阶级的利益， 新兴的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建立对自己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有必要通过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新的行为规则，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并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人们对它的遵守。这种新的行为规则就是法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法产生的阶级根源。以后无论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种法的阶级性都是存在的。因此也可以说法是以阶级为起源的。

2、法的通常发展规律 习惯→习俗→惯例→法律 (1)法的产生与国家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根本原因都是私有制的产生及相应的阶级分化。 (2)法的产生经历了由个别调整至规范调整，由自发性调整至自觉调整的过程。 (3)法的产生经历了由习惯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长期发展过程。 (4)法就是在道德、习惯、宗教规则等多种社会调整手段由混合一体至逐步分化的过程中产生的。

礼是氏族社会末期宗教仪式的产物，后来从单纯的宗教仪式转变为国家组织的一项活动，由维系血族团体的纽带变成强化国家组织的工具，礼的主要内容就由祭祀风俗演变为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中国古代法多指刑法，中华法系的礼法结合可谓源远流长，这要追溯到法的起源，法的产生就是有相当部分是由礼转化而来的，其经过是，氏族祭祀而举行的仪式，逐渐成为礼仪，成为人们自觉自愿遵循的习惯，氏族晚期，成员之间权力和财富的差别日益显著，富贵贫贱的差距日益突出，掌握权力者同时占有财富，成为贵族垄断了祭祀的主祭权，同时，也控制了萌芽状态中的政治权利，原始状态的礼也逐渐由氏族的习惯演化而具有了法的性质和作用，原来用以区别血缘关系亲疏尊卑的礼，同时成了确定人们在组织中等级地位的法，在这种转变中，礼法难分是自然的，西周周公制礼，此时的礼就具有了法的性质和作用，此时的刑事立法也是礼的一部分，人们违反了礼也就违反了刑，即“出礼则入刑”，这是起源上的礼法结合。

把“礼法融合”做为一种治国理念的倡导者首推就是荀子，虽然孔孟的思想中存有把礼做为立法的指导原则，但荀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融合出来，以法治扩充礼治，引法入礼，并使礼法融合出来。礼法融合最初整体表现就是战国的“礼不出庶人，刑上大夫”，在汉代以求构成和奠定，在汉武帝时构成了为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特别强调以礼居多，礼法融合，并被汉武帝奠定为官方思想，即为封建制度正统法律思想，其主张顺天势、法自君出来;礼律融合，法存有等差，即以：“三纲五常”做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原则，主张德主刑辅，先教后刑，主张应当经合义、论心定罪。至了唐代，礼法融合也明朗了，礼不但指导司法而且沦为成文法的主要内容，构成了礼教支配法的局面，为礼所确实的就是合法的，礼所不容群牧的，就是法令严禁的。唐律中规定十恶、官当、八议、衣制订罪、同居相隐，留存养亲等制度，都就是礼在法典中的整体表现，正因为如此，《唐律疏议》变成了“一准乎礼”的样板法典，这样礼法融合的影响一直沿袭至清末。可以这样谈，中国古代法就是以礼的纲领和原则形成法的基础，比如说“三纲”教条不仅就是法典编撰的枢纽，(卫禁、职制、户婚三篇顺序)，也就是法典内容的枢纽，“十恶”就是“三纲”原则的抽象化和条文化;中国古代法彰显了礼的德治仁义精神;法律轻易或间接源自礼的规则，例如“八议”源自《周礼》、“七出”和“三不回去”源自《小戴礼记》等等，法律的表述以礼为依据，说明了中华法系礼法融合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 1、儒家的“仁、义”思想就是“礼”与“法”质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统治者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充分发挥着关键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就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通常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妥协去化解：法律大肆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大肆毁坏了自己的自尊而上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挑选。

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

3、保护封建制度皇权就是“礼”与“法”质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必须以保护封建制度皇权为其首要考量，这也就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容脱逃的命运。

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