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

“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读后①
徐光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河南安阳市西高穴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与热议。

为一座还未发掘结束的墓葬举行新闻发布会，这在文物考古界是罕见的，更何况墓主人是在公众中知名度极高的历史人物曹操，故引起热议也是自然的事了。

当然热议也是一件好事，说明公众对文物考古的高度关注，有助于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和考古学的知识普及。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需冷静下来认真进行学术研究和分析，尽管发掘单位及其负责人，接受了不少媒体专访，讲了许多前后矛盾的话，但我们还是要以发掘简报为依据②进行研究和分析。

为行文方便将发掘简报简称为《简报》，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简报》。

西高穴2号墓（即《简报》中的“曹操高陵”，今按考古学的惯例称之）的发掘，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除墓葬发掘本身的收获外，其重要意义还在于为长期寻找无果而众说纷纭的曹操墓，提供了具体的方位区域。

《简报》“结语”称：根据墓葬形制及结构、出土陶器形制，并结合所出东汉五铢钱、画像石的内容等多方面证据，认为该墓的时代为东汉晚期。

但这并不确切。

如果将该墓的年代上限放在东汉晚期是可以的，但其下限应到曹魏（三国）时期，甚或到魏晋之际。

至于认为该墓“应为魏武王曹操的高陵”，并提出了十条理由和证据，由于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我认为还不具备唯一性，尚不能定论。

现就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身份，提出如下的问题，以就教读者。

一形制与规格
该墓为平面甲字形多室砖室墓，坐西向东，方向为110°，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和侧室组成。

墓道长39.5、上口宽9.8、底部宽2.7（前报道为4.1）米，分七级台阶逐级内收。

墓室分前、后室，平面方形，前室东西3.85、南北3.87米，后室东西3.82、南北3.85
米，墓顶四角攒尖式，青石铺地。

前、后室均有两个南北长方形的侧室。

《简报》认为“该墓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就可见一斑。

墓道长近40、上口宽近10、最深15米（应为13米）。

宽度比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墓宽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

因此，“此墓应为王侯一级的，与魏武王曹操身份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一、磁县湾漳大墓的年代，《报告》作者认为应在公元550至570年，推定为公元560年前后，或许不致有大的谬误，“其墓主人有可能是高洋的陵墓”③，却并未肯定为高洋的陵墓；二、《简报》定该墓年代为东汉晚期，而湾漳墓的年代在公元6世纪中叶的北朝晚期，两者年代相距三百余年，不属于“同期墓葬”，时代不同，墓葬制度不同，将它与北朝晚期湾漳墓相比较是没有可比性的。

如果要做比较的话，应与其年代相近的墓葬进行比较，如东汉或其晚期的诸侯王墓或列侯墓。

目前发现的东汉诸侯王墓见诸报道的有八座④，可定为列侯墓的有三座⑤。

东汉诸侯
王墓有封土，方向多坐北朝南，为单墓道土坑竖穴砖石结构的多室墓，前后室为长方形，前室为横长方形，后室基本都有回廊环绕（发现的八座墓中七座有回廊），这是基本特征。

并普遍使用玉衣殓服。

多同穴合葬，少异穴合葬。

如已知的东汉晚期的两座诸侯王墓：山东济宁普育小学汉墓（约公元170年左右）系任城王刘博或刘佗之妻陵墓，是由墓道、横长方形前室、南北侧室、长方形后室及后室的三面回廊构成的石室墓，随葬品中有铜镂玉衣的玉片⑥；河北定县43号墓，由墓道、甬道、东西耳室、横长方形前室和中室及并列的两后室构成，随葬品有银镂玉衣和铜镂玉衣各一套，应为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合葬墓，年代为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⑦。

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规格要低于上述墓葬。

曹操进魏公时，即“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⑧。

何况到逝世时，曹操早已进为魏王了。

以墓葬的规格而言，西高穴2号墓不够曹操墓的规格。

《简报》认为曹操《遗令》要“不封不树”，“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西高穴2号墓确未发现封土，但文献记载墓上建有灵屋⑨。

墓内未发现玉衣片，但对一座多次被盗的墓，仅凭此就能证明其“无藏金玉珍宝”，显然证据不足。

此外，墓葬形制方面也有变化，如不见回廊、前后墓室均呈方形等。

与曹魏时期的墓葬比较。

曹魏时期墓葬过去能确定的不多，有洛阳正始8年墓（247年）⑩、洛阳杏园6号墓○11及山东东阿曹植墓○12（233年）和最近发掘的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即ZM44号墓，墓内出土“曹休”铜印）（228年）○13等。

其中东阿曹植墓未进行全面发掘。

从已知这几座墓的形制看，曹魏时期的墓葬有以下特点：墓道长大，方向多东西向即坐西朝东；墓道两壁有不同数量的台阶；横前室变为方形。

这与西高穴2号墓相似，说明西高穴2号墓也具有曹魏（三国）时期墓葬的特点，其年代不能仅限于东汉晚期。

至于说墓葬规格，曹休墓和西高穴2号墓，明显要高于洛阳正始八年墓和杏园6号墓。

以曹休墓与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作比较，两者均为多室砖墓，均有六个墓室。

曹休墓的面积有550平方米，占
地面积1067平方米（50.6×21.1），均大于西高穴2号墓；墓道宽度相同，长度比西高穴2
号墓短4米，两壁内收均为七级台阶；曹休墓前室与西高穴墓2号墓前室面积相同，后室则略小；曹休墓前室南双侧室和北侧室比西高穴2号墓前室南北侧室面积大。

两者规格应大体相似，应属同一等级；而曹休墓为砖铺地，西高穴2号墓为石铺地要高于曹休墓。

曹休字文烈，曹操族子。

官封大司马、扬州牧，爵封长平侯，太和二年（228年）征吴兵败，病殁，谥号壯侯○14。

而曹操作为东汉王朝末年的实际掌权者，自建安元年“挟天子以令诸侯”。

建安九年（204年）破袁绍，以邺为基地，逐步统一中国北方。

建安十三年（208年）为丞相，十八年（213年）为魏公，十九年（214年）“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进为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殁于洛阳，谥号武王，二月葬高陵○15。

当时虽提倡薄葬，其遗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但其陵墓的规格，应为东汉“位在诸侯王之上”的规格。

其早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令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

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名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16。

即规划陵墓区，修其陵墓，广为兆域，实施陪陵制度。

可见其陵墓的规格要高于西高穴2号墓。

二两类刻铭石牌
该墓随葬品中出土有两类石刻铭牌，共62块。

一类六边形，器形小，刻有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就从《简报》发表的：如衣服类有“黄绫袍领袖一”，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等；一类圭形，器形大，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内容。

两类均为随葬品，前者占大多数，未刻人名；后者少数，刻有人名。

两者的区别值得注意。

《简报》
认为它们“是认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

曹操谥号“武王”，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的事○17，同年曹丕代汉，改元黄初元年，十一月即追尊曹操为武皇帝○18，这只说明刻铭石牌的时间，还不能足以说明该墓即为曹操墓。

试想作为随葬品只需刻名称、数量、埋入墓中，还需特别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吗？曹丕怎会将标明其父谥号的刻铭放置于其父的墓中？如要放置刻铭，也应如六边形铭刻一样，标明物品名即可，何必要标明“魏武王”，这恰好说明该墓非魏武王之墓。

这其中定有原因。

这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曹操生前将物品（含兵器）赐予其子及臣下，文献中有这类记载：如“魏武帝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19”。

文献中不乏将“常所用”、“常所执”，“常所御”的物品赐予亲属与臣下的记载，如三国时孙权赐周泰“以己常所用御帻缣盖赐之”；孙权将宝刀赐予费褘“权乃以手中常所执宝刀赠之”；后汉光武帝“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箧，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20。

其死后将这类物品带入墓中，并特予标明，以示其荣耀，因此该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陪葬墓之一。

铭牌的埋葬也不能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三画像石
画像石是该墓的重要内容，《简报》仅提及“均为残块。

主要出自距地表深5米处1号盗洞周围，少数出自墓室内”。

这说明盗洞周围的画像石残块，是在墓室被淤土淤积之后移至此处，应属于晚期被盗。

参观者发现铺地石是由画像石改制成的○21，此点简报未曾提及，是田野工作的疏漏。

2009年11月19日我到工地参观时提出对画像要粘对，要像粘对史前文化的陶片一样，不知时隔一年多这项工作进行得如何。

《简报》提到有“石刻瓦当”画像石，这显然不适合做铺地石。

“后室靠后部发现六个石葬具痕迹，推测应有石棺床一具”。

发现的“石刻瓦当”和石刻屋脊是石棺床的？还是石椁的？只有对画像石进行粘对后才知真像。

由此推定画像石不是同时期的，铺地石系用旧的画像石改制的，应制作于该墓之前，而“石棺床”、“石椁”（？）上的画像，应与墓葬是同时的。

因此墓中的画像石有时间先后不同。

总体上应是东汉晚期的风格。

《简报》中提到“七女复仇”等画像，应是从盗墓者手中追缴的，《简报》未做具体说明，发掘品和采集品是要严格区分的。

四人骨遗骸
墓中的人骨是关系墓主人的问题，由于年代的关系尸体已腐烂，只剩下部分骨骼，由于盗墓的关系，人骨已经扰乱。

“在前室靠近甬道处发现一头骨，经鉴定为男性，年龄60岁左右”。

“发现头骨两个及部分骨骼，骨骼散落在整个后室内。

经鉴定，均为女性，一个50岁左右，另一个20岁左右。

”2010年11月19日我们到该墓参观时，曾问过领队：这座墓是一次下葬，还是有二次下葬。

他说不清楚。

其实做田野考古的都知道，从墓道发掘的剖面即可确定，我们到时墓道的填土已经发掘完毕。

这也是田野工作的疏漏。

人骨的位置虽已扰乱，但从室内发掘情况尚可知其位置。

“在后室靠后部发现六个石葬具痕迹，推测应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

可推定三具遗骨是分别埋葬在后室及其南、北侧室的。

按一般情况分析男性可能是葬于后室后部，两位女性可能分别葬于南、北侧室。

这说明两位女性也不是一般人，当与男性有亲密关系，因此这是一座合葬墓。

这三具遗体是
同时下葬，还是分次下葬，由于田野工作的疏忽，现难以确定。

《简报·结语》中仅称“经鉴定男性人骨的年龄在60岁左右，与魏武帝曹操去世时66岁年纪相当”，“是认定其为曹操墓葬的又一物证”，而对合葬的两位女性却只字未提。

如果墓中男性被确认为曹操，那其中年纪大的女性就应是卞后了。

文献明确记载，卞后于太和四年（230年）五月崩，“七月，合葬高陵”○22。

另一记载为“太和四年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23。

卞后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时年71岁，卞后晚曹操十年逝世。

“合葬”与“祔葬”用词不同，从文献记载考证，都存在“同莹异穴”、“同穴合葬”的情况。

但是具体到西高穴2号墓，则只能是“同穴合葬”，因为西高穴1号墓，经发掘是一座未使用的空墓。

这样问题就来了，一位经鉴定50岁左右的女性与卞后的年龄不符。

如果认定此墓为曹操墓就一定会有卞后，如果无卞后就不会是曹操墓了。

至于经鉴定20岁左右的女性，未查到文献记载不好推论。

诚如张君先生所说：“骨骼的年龄鉴定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精确，特别是45岁以上年龄的判断范围会更扩大。

因此，应当客观地看待西高穴墓中人骨鉴定结果。

”○24这一说法与人类学者的著作中有关性别、年龄的论述是相一致的○25。

值得指出的是：张君先生在鉴定西高穴2号墓的人骨时，在对男性骨骼的年龄推断时，也对比参考了另两位女性个体，增大了鉴定的可靠度，不至于将大于曹操的卞后鉴定为小于曹操，因此这位50岁左右的女性不会是卞后，这样将60岁左右的男性认定为曹操的可信度也就成了问题。

五西门豹祠与鲁潜墓志
《简报》将西门豹祠作为证明曹操墓地理坐标的证据；同时将1998年4月在西高穴村农民家中征集的鲁潜志○26中所说鲁潜墓与曹操墓的相对位置，也作为西高穴2号墓是曹操墓的重要证据。

《简报》所指西门豹祠即指位于今安阳县丰乐镇的西门豹祠遗址，现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对该遗址作过调查。

遗址现存有宋代及其以后石碑。

由于其周围年年耕种，地面低于遗址，形成土台，但并非夯土。

在地面曾采集到汉代及北朝的瓦片。

该遗址迄今未作过发掘工作。

河北临漳县文保所在该县习文乡时固村征集到后赵建武六年（340年）的勒柱石刻，据说是在漳河南岸宋代西门豹祠附近取土时发现的○27。

石刻现存于该所。

与宋赵明诚《金石录》记载相符。

但未有准确的出土地点。

《水经注·濁漳水条》载：“漳水又东北迳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

”○28《水经注》记载的西门豹祠的位置，及临漳县文保所存的石刻勒名，是否即《简报》所指的西门豹祠，尚需进一步考订。

退一步讲，《水经注》的记载和征集的勒柱石刻，即使如《简报》所称的西门豹祠，也只能说明此西门豹祠修建于十六国后赵年间，不能证明此西门豹祠的年代是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这其间相距百年以上。

况且文献记载的西门豹祠还有四处○29。

《简报》认为“鲁潜墓志”所记曹操墓的位置是可靠的，此是认定西高穴2号墓为曹操墓的证据。

一些学者则对“鲁潜墓志”提出种种质疑，甚至怀疑是伪造的。

“鲁潜墓志”的内容的确与常见墓志的内容不同。

常见的墓志是以记载墓主人姓名、家世、生平事迹为内容，随着时代的不同，志文逐步规范化，志文之后附有韵语所作之铭，故又称墓志铭。

鲁潜墓志的内容则有近一半的内容是记载其墓位置，与高决桥西之距离，与故魏武帝陵之距离，埋于墓中的志注明此为何意。

有关鲁潜墓志的可疑之处，本文不拟讨论。

鲁潜墓志不是出自鲁潜墓中，而是志与墓分离，是西高穴村民徐玉超在为砖窑厂烧砖取土时于该村西北0.5公里处发现的○30。

发现的时间约在1998年初，安阳文物考古工作队是1998
年4月征集的。

但是鲁潜墓志在土中埋藏了多久，不得而知。

据我分析应有很长的时间，近世盗墓者除对墓中的金银财宝重视外，对出土的墓志也开始重视了。

因此推测应是早期盗墓所为。

因鲁潜墓志与鲁潜墓分离，因而不知鲁潜墓在何处，这使其科学价值大打折扣，其所提供的具体位置不可靠，以它作为标尺自然也不可靠，这是考古学的常识，简报作者对其可靠性估计过高。

从以上简略对西门豹祠和鲁潜墓志的分析看，《简报》的结论是不严谨的。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问题，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述，西高穴2号墓的年代应为东汉晚期至曹魏（三国）时期。

认定为曹操墓尚不具备唯一性，还不能定论，因此建议按考古学的惯例称之为“河南安阳市西高穴2号汉魏墓”为宜。

附记：在西高穴2号墓发掘期间，我曾三次到过发掘现场。

第一次是2009年4月7日，应邀到安阳讨论西高穴两座墓的发掘方案，朱岩石和我同去的。

我们先到现场考察，然后讨论，参加会议的有省文物局、安阳市、安阳县、省文物考古所的负责同志，由潘伟斌汇报：2006年开始调查西高穴1、2号墓。

并已知从盗墓者手中收缴了据传出自2号墓的铭刻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

我建议先发掘2号墓，同时讨论发掘的筹备工作，包括搭建工作大棚等事项，并强调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做好发掘工作。

第二次应邀到安阳是2009年6月23日。

也是朱岩石同我去的。

当时发掘工地进展缓慢，1、2号墓已掘完表土，刚开始发掘墓道，工地工作棚尚未搭建完成。

参加会议的有省文物局、安阳市、安阳县、省文物考古所的负责同志，我建议由省、市、县组成联合考古队，集中力量发掘2号墓，并请省文物考古所加强业务力量。

同时经费要到位。

第三次到工地现场是2009年11月19日下午。

9月17日我到郑州出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发现与研究研讨会》，19日上午我在大会做了总结性发言。

当天中午饭后，应邀考察西高穴2号墓，行前省文物局领导告诉我：能定就定下来。

与我同行的除朱岩石外，还有天津、陕西、郑州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的同仁，及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的有关同志。

到达工地约下午4点半，由潘伟斌介绍情况，发掘尚在进行中，先参观墓道、墓室，然后参观出土器物（含画像石），但未见到平面图。

下午六点返回安阳吃晚餐。

晚八点进入会场。

除上述人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安阳市、安阳县的负责同志。

会场横幅为“安阳市西高穴东汉大墓论证会”。

会议由省文物局同志主持。

会议开始我即提议：不要称为“论证会”应称为“座谈会”。

得到了主持人和市、县负责同志的首肯。

会议首先由潘伟斌汇报发掘情况和收获，其间，会议主持人告诉我最后发言。

到会的同仁先后发言，对该墓发掘的收获予以肯定，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同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如要进一步做好发掘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建议对人骨进行鉴定等。

并无一位同仁表态确认该墓为曹操墓（包括后来写文章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同仁）。

我最后发言，讲了三点意见：一、田野工作较粗糙，需进一步细致工作；二、文献资料的查阅需进一步加强；三、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对该墓的认定一定要慎重。

会议是座谈会，各抒己见，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并未形成任何文字纪要和论证意见，这一点必须予以澄清。

这次座谈会即是“召开了两次专家论证会”中的一次。

注释:
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1～13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后者在内容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②、同注①。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198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④、刘振东：《东汉诸侯王墓考古发现与研究》，《洛阳汉魏陵墓研究文集》，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文物出版社，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⑤、同注④之二。

⑥、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的一座东汉墓》，《考古》1994年第2期。

⑦、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1期。

⑧、《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

⑨、《三国志·魏书·于禁传》，中华书局，1959年。

⑩、李宗道、赵国壁：《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

○11、《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

○12、刘玉新：《山东东阿曹植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中华书局，1959年。

○1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14、《三国志·魏书·曹休传》，中华书局，1959年。

○15、《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

○16、同注○15。

○17、同注○15。

○18、《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

○19、《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刀类》，《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

○20、《三国志·吴书·周泰传》注引《江表传》；《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注引《褘别传》；《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21、罗二虎：《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专家座谈会》的发言，《中国文物报》2010年10月1日。

○22、《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中华书局，1959年。

○23、《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

○24、张君：《古代人骨能告诉我们什么？》，《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22日。

○25、邵象清：《人体测量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陈世贤：《法医骨学》，群众出版社，1980年；吴汝康、吴新智：《人体骨骼测量方法》，科学出版社，1965年。

○26、《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28日。

○27、罗宗真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化》图版15，学林出版社，2000年；王福生：《邺苑聚珍》，2006年。

○28、郦道元：《水经注》卷十《濁漳水》条，商务印书馆，1958年。

○29、张之：《西门豹祠考》，《安阳考释》，新华出版社，1997年。

○30、同注○26。

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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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地方有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