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工业革命前时期。

早期城市因生产力水平不高，可提供城市居民需要的农副产品数量有限，所以城市发展受到限制。

那时城市数目少、规模不大，城市人口比重小，主要分布在灌溉发达、利于农业生产或便于向周围征收农产品的地带。

早期城市主要为行政、宗教、军事或手工业中心。

这个阶段延续的时间最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直到1800年，世界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

二是工业社会时期。

18世纪中叶开始，迎来了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

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城市发展之快、变化之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近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欧美国家城市数目激增，城市规模快速增长，英国在1900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7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

近代世界城市化的又一特点是亚非国家城市化的兴起，出现了一元的封建城市体系向封建城市与近代城市并存的二元结构转化。

世界城市体系的出现是近代城市化的第三个特点。

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上升到29.2%。

三是当代世界的城市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化开始形成世界规模。

因为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以后，经济上也有一定发展，这一切大大加快了世界城市化的进程。

发展中国家已经构成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体。

城市化的阶段特征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大致呈一条拉平的“s”形曲线。

当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达到70%左右时，进入相对稳定阶段。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①集中趋向的城市化阶段。

该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市中心城区形成高度集聚。

②郊区城市化阶段。

这个时期城市化的特征是，在工商业继续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心集中的同时，郊区人口增长超过了中心市区。

③逆城市化阶段。

在郊区城市化继续发展的同进，中心市区显现衰落景象，出现人口净减少。

④再城市化阶段。

中心市区经济复兴，人口出现重新回升。

世界城市化一般规律（背景资料）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

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29．2％，1990年上升到47％，预计2000年达到50％。

发达国家早在1950年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1950年至1980年间的城市化速度仍较快，1990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已达75％。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仍以乡村向城市移民为主，1990年平均城市化水平为37％。

城市不断向四周蔓延，使城市与城市间的农田分界带日渐模糊，城市地域出现连片的趋势，形成了大都市带。

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

战后，若干发达国家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个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的郊区化或逆城市化过程开始出现。

到八十年代，一些城市面对经济结构老化、人口减少，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积极开发市中心衰落区，以吸引人口回城居住，出现了再城市化现象。

一、城市化是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火车头经济学认为分工能够提高效率。

因为分工导致劳动者从事同一劳动重复次数的增加，会提高劳动熟练程度。

而分工产生交易、交通的需要，交易、交通产生相应的成本，从而又产生近距离密切合作的需要。

工业特别是机器大工业，是高度分工又有机联系的产业，不仅工业企业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联系，互相使用产品，而且工业企业与商贸、金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互相提供服务，这就使得距离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距离越近，越密集地集中，交通、通讯方面的成本就越低，效益也越高。

城市化使非农产业高度集中，各企业之间的距离缩短，企业共同使用道路、通讯、水电暖等基础设施，各行各业各类人才密切接触，使专业知识、经验迅速扩散，技术、产品创新的机率大幅度提高，从而产生巨大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使得非农产业的发展成本降低，效益提高。

这种高度分工又密切合作产生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是城乡差距产生的深层原因。

同时，城市化是生活服务业产业化、市场化的必要条件。

在分散的、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农村，要快速发展生活服务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经济的。

城里卖早点的、从事家政服务的、收废品的等等，大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他们之所以在城里干而不是在家乡干，主要原因是家乡人口规模小、分散导致缺乏规模经济效益。

通过城市化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是缓解乃至解决工业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之间矛盾的必然选择。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即通常讲的1＋1＞2。

组成系统的因素越多，系统结构越优化，系统的整体功能与各部分孤立功能之和的差距就越大，这就是所谓的“系统效应”。

一把铁锨的功能要远大于锨把和锨头各自功能之和，一个人使用铁锨挖地要比两个人分别使用锨把和锨头挖地效率高。

一个企业购买木棍和铁板生产铁锨，出售价格高于成本，从而能够获得利润，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铁锨功能远远大于木棍和铁板各自功能之和。

如果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是制造工具的生产劳动，现代企业就是把发明家的组合设计转变为具有新功能的产品，新产品具有比所购买的各要素功能之和更大的功能，不仅企业可以获利，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满足需要的能力。

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一个由各类企业、行政、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交通、通讯等很多因素、方面、部分组成的既高度分工又有机合作的巨大系统，因而也就具有比分散发展更强大的功能、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

恩格斯说：“城市愈大，搬到里面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械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不仅建筑材料要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交易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在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

”世界银行有专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今后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通常情况下接近2个百分点，加速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可以达到3个百分点以上。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

”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央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首位抓紧抓好，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的“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科学问题。

离开“三农”问题谈工业化、城市化，是说不清的，也是很被动的。

因此，必须从科学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才有可能把城市化的作用说清楚。

首先，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是坚持党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推进农业现代化最有效的措施。

在人多地少这个基本矛盾的约束下，我国农业亩均投入和产出已处于较高水平，在农业技术没有较大突破的条件下，农业投资收益递减十分严重，增加农业劳动投入对于提高收益的作用不大，农业比较效益低下。

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非农产业的18%（郑新立，2005）。

一亩地种粮食的收益一般只有600元左右，间作套种一般也不超过2000元，塑料大棚的收益5000元左右。

况且，塑料大棚之类的高收益种植受到市场需求的严重制约，少数农户取得成功之后，一旦大面积推广，会因供给增加而导致价格下降，出现卖难现象。

不少地方“你调我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种啥啥多、养啥啥赔，越调越亏”的教训，说明了农产品市场总需求约束下农业结构调整的局限性和困境。

况且，保证粮食安全的要求也不允许粮食播种面积无限下调。

一家一户的超小规模生产使农业植保标准化、机械化的组织成本十分高昂，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存在较大的自然风险。

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作为基本必需品，其价格永远也不可能上涨到黄金、钻石、芯片那样的价位。

这些约束条件决定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依靠人均一亩多耕地可以解决温饱，要富起来很难。

个别富起来的典型其推广条件和效果也值得斟酌。

当然，从国家大局看，增加农业投入，特别是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单产是完全必要的。

但从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比较效益看，在农业投入方面的努力会因人多地少、收益递减而被罩上内卷化（也称过密化）的阴影。

（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运用“内卷化”这个概念，描述印尼爪洼地区一种生态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过度依赖高密度耕作，缺乏非农业因素介入和人口外迁的农业经济模式。

由于内部的不断精致化，使爪洼人难以通过对外交流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内卷于原来的生产方式和范围。

）通过发展劳务经济，进而加快农民向城镇持续稳定转移，会使耕地向留下来的农户集中，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十几亩、几十亩、上百亩的小型家庭农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业投资收益递减的速度下降。

由于规模扩大，农户种植那些效益较高、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的经济作物的压力下降，种植那些投入较少、收益较低但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较小的粮食作物的倾向增强，从而有利于保证粮食安全，并使之与农民增收趋于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减少农民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商品率是正相关的。

农户种粮从超小规模下以保障温饱为目的转向以增加收入为目的，增加农业投入成为农民自觉的经济行为。

国家支农政策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也因农民减少、农户生产规模扩大而大大增强。

所以减少农民不仅无害于农业，而且相反，对于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战略性。

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减少农民，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重要内容。

其次，城市化是防治“农村病”的治本之策，有利于节约建设新农村的投资。

“农村病”就是因为分散而导致的农村非农投资的不经济。

“农村病”的第一个表现是分散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制约。

由于分散，农村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多数地方缺乏工业基础，新办工业企业的成本较高，人才缺乏，吸引人才也比较难。

企业之间的配套条件也差。

农村非农产业大多处于“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状况下，治理“四乱”、“四难”的难度很大。

而城市则处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状况，软环境治理难度较小。

虽然少数地方如城市郊区比较好，但面上情况未可乐观。

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用行政手段强力推进农村工业化，结果仍然是少数成功，多数不行，留下不少乡村债务。

这从反面告诉我们，用小农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搞非农产业是不行的，离土不离乡，靠非农产业致富，城市郊区、少数有资源有基础的地方来说是可行的，但对大多数农村来说，难度、风险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