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_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

重写当代诗歌史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张清华 摘要:9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史料的发掘呈现,“朦胧诗”的时空边界构成有了持续的扩展,在时间上追溯到了60年代,在成员构成方面也有了重要的发现和扩大。

随着当代诗歌历史的演变,有些问题必须予以重新探讨和廓清。

关键词:“朦胧诗”;“朦胧诗人”;时空边界;成员构成 乍看起来,关于“朦胧诗”的评价似乎已经成为“历史”和“定论”,但9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史料的发掘呈现,它作为历史的时空边界构成有了持续的扩展,在时间上追溯到了60年代历史的黑夜之中,在成员构成方面也有了重要的发现和扩大。

而且随着当代诗歌历史的演变,“历史的逻辑”也在不断重新构建和显现着,历史本身的方向性和价值也在随之变化,因此有些问题必须予以重新探讨和廓清。

一　关于“朦胧诗”的概念和“朦胧诗人”的构成同许多西方的文学概念是源于某种歧视性或“贬义性”的称谓一样,“朦胧诗”在80年代初的被命名,也是源于其带给人们的政治上的惊悚感和艺术上的陌生感,源于反对者困惑含混的描述。

在1980年第8期的《诗刊》上,一个叫章明的人写了一篇《令人气闷的“朦胧”》,使一群新诗潮的探索者获得了这个歧视性和揶揄意味的名字。

但说出“朦胧”二字最早的并不是章明,而是支持和推介他们的孙绍振和谢冕两位先生。

孙绍振在1980年第4期的《福建文学》上的《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一文中,在赞扬舒婷诗歌的特点时说:“有时作品的总体形象是统一的完整的,但是作品的内容却是朦胧的。

”稍后谢冕在1980年5月7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一篇《在新的崛起面前》,也使用了“朦胧”一词:“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他们的这些语焉不详的描述为批评者提供了口实。

但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最初对“朦胧诗”的认识都是有许多盲点的,所指涉的对象和讨论的范围都是残缺不全的。

首先,按照时间来说,即使我们不对朦胧诗的源头做更早追溯,也应该考虑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和争议当中,有一个最不应该忽视的人———芒克———被忽视了?笔者最近几次与芒克交谈时,他个人也对这一点耿耿于怀。

按照芒克本人的说法,他不但是油印杂志《今天》的主要创办者和作者之一,甚至“今天”这个名字也是他给取的,他的创作开始于70年代初的白洋淀插队时期,比北岛还要早,而且他在70年代末与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这“五大朦胧诗人”也是同时活动着的,但他在朦胧诗讨论中却令人不解地被屏蔽了,删除了。

事实上,《今天》自1978年底创刊到1980年1月末停刊,在总共出版的12期刊物(其中最后3期为“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中,除了第七期“短篇小说专辑”外,每一期都刊有芒克的诗歌作品,在1980年刻印的“《今天》丛书四种”中,芒克的《心事》位列其首,刊出最早。

可以说,他在《今天》中出现的频率与作品数量都是首屈一指的,这点除北岛外,无人可与之相比,但为什么他却未能进入朦胧诗最初论争的视野,并因之失去了“一举成名”的机遇?这当然首先取决于讨论者的眼光与资料来源。

首先,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人只是从当时的主流媒介《星星》、《福建文学》、《诗刊》等少量的刊物上获取资料,《今天》杂志以及传抄流行于私底空间的“今天派”并没有从整体上进入他们的视野。

其次,讨论者的眼光也有局限性,即便是“力挺”朦胧诗的那些评论家,也未必完全“读懂”了他们,否则以芒克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水准何以被遗漏呢?唯一可信的解释便是,芒克的诗歌与时代的主流意识、与流行的诗歌趣味的距离“耽误”了他自己,他那更具有个人气质的抒情,与不无“散漫”的修辞方式,使他在当时的讨论者那里不便被举证。

这反过来证明,“朦胧诗”这个词语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不但它的外延是不完整的,它所包含的艺术标准、诗歌眼光也是“浮在面上”的。

如果说最早发现和支持朦胧诗的评论者是出于“偶然”和不得已,才对芒克“故意遗漏”的话,那么所有派生的讨论都是懒惰和不明就里的,有瞎起哄的成分在其中。

除了芒克,还有一个人也奇怪地被屏蔽了。

如果说芒克的诗因为其修辞上的散漫与个人化、意象的诡谲陌生(如《城市》、《太阳落了》等)还有“被绕过”的理由的话,那么以食指诗歌整饬的风格、并不陌生的意象,还有他非常社会化、公共化的思想诉求,何以也被讨论者长期视而不见呢?我统计了一下,食指在《今天》发表的作品也相当多,第二 重写当代诗歌史・当代文坛・2008.5期:《相信未来》及“外二首”《命运》、《疯狗》(在目录中列在芒克之后,据第二位);第三期:《鱼群三部曲》(在目录中位居第三,在江河和齐云之后);第四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目录中列第四,在江河、凌冰、北岛之后);第五期:《烟》(目录中在艾珊、舒婷、江河、芒克之后,列第五条);第八期:《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酒》(列第四条,居飞沙、严力、舒婷之后);第十期(《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之一》):《愤怒》(列在小青之后,第二条)。

这些作品中虽有少量个人化色彩的篇章,但《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命运》、《疯狗》、甚至《鱼群三部曲》所包含的社会思想诉求是明确无误的,它们与北岛的《回答》诸篇相比,其社会力量并不弱———而且北岛也有《黄昏:丁家滩》、《太阳城札记》等修辞曲折隐晦的篇章,但为什么食指也没有在最早的朦胧诗“命名”和讨论中被关注和提及呢?不止食指、芒克,在《今天》发表作品多达四次的方含、小青(田晓青),以及一两次不等的齐云、严力等,也同样未被提及①。

我查阅了一下支持朦胧诗的“三个崛起”,前两个,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②中,关于“朦胧诗”的成员名单都未有具体指涉,在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③中,提及的是这样一些:“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王小妮、孙武军、傅天琳、骆耕野……同属于这一倾向的年轻人的名字可以排出一串长长的队形。

中年诗人蔡其矫、刘祖慈、孙静轩、雷抒雁、刘湛秋、顾工、公刘、李瑛等都程度不同地属于这股新诗潮中的涌浪……”这个名单无疑是含混甚至是混乱的。

自然我们今天无权责备论者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与认知环境下所做的工作,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徐敬亚的文章对朦胧诗得以传布和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有着关键的作用,但是重新考察历史,我们不能不对这一概念的历史延迁、其遗漏和矫正的过程予以认真清理。

另一个角度是其时间外延上的变化。

以《今天》活动期(1978—1980)作为“朦胧诗”创作最早的经典时期显然是不够的,但直到90年代人们对这一点似乎才恍然大悟。

在杨健所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④一书中首次提到了“白洋淀诗歌”的说法,1994年《诗探索》编辑部以“白洋淀诗歌寻访活动”为题,发表了林莽、宋海泉、齐简、甘铁生、白青、严力、陈默等人的回忆文章⑤,基本确立了“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一概念。

北岛本人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明确表示,“《今天》的历史可以追溯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北京地下文坛。

当时,绝大多数中学生被送到偏远的农村落户。

冬天农闲时,他们在北京聚首,交流书籍和思想,逐渐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沙龙。

一些匿名作者的作品,特别是诗歌开始以手抄的形式在这些沙龙里广泛流传……”当他谈到“朦胧诗”这个词语的来历时这样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虽然被封闭了,但其中大部分诗作开始出现在官方杂志上,被称之为‘朦胧诗’,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论战。

……少数比较开放的评论家势单力薄,很快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攻击的对象。

但这类诗歌在那些被官方语言窒息得太久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中找到了众多的知音,而来自官方的批判如火上浇油,更加扩大了它的影响。

”⑥这段话也显示了“朦胧诗”这一词语本身的局限,它在给出的当时,一是含有贬义的,二是特指得以“出现在官方杂志上”的一批人。

这样就导致了1985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由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四个青年学生收集编选的、传播广泛而局限巨大的《朦胧诗选》的出现。

这部诗选忽略了食指、严力、方含、齐云等多次出现在《今天》中的诗人,当然也遗漏了多多、根子、林莽等一批“白洋淀诗群”的成员,大量收入的是一些“今天派”的追随者和模仿者的作品,芒克虽然得以被收入,但只选了三首(组)诗,还将其与吕贵品、骆耕野等挤在一起。

而直到1993年由唐晓渡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问世,“朦胧诗”所指涉和包含的诗人、这一概念的外延才得以恢复和纠正。

在这个选本中,不但悉数收入了活跃于70年代初白洋淀诗群的成员,而且收入了活动时间更早的贵州诗人黄翔和哑默的作品,其中黄翔的一首《独唱》所标出的写作时间是1962年,这使“朦胧诗”的时间概念前延至60年代。

这是“朦胧诗”这一概念在学术意义上的一次清理。

虽然只是一个选本,但它从内容意义上对人们以往既成的理解进行了纠正,并呈现出一个延伸性的命题:中国当代的现代性诗歌写作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这是一个不断发现和认识的过程。

由此,“贵州诗人群”的问题也被引发了,此前很少有人知道,60至70年代除了活跃在北京地区的地下诗人,在偏居西南的贵州,居然也有一个叛逆和另类的诗群,他们也写出了令人震惊的作品。

关于这个群体的构成,目前可靠资料尚少,其主要成员哑默的一些谈论和吁请受到了一些关注,他在描述这个群落的构成时这样说: 贵州……潜流文学的崛起,其历史久远,足足有半个世纪,绵绵不绝———且不谈民刊,仅至今仍独立于主流之外、拥有自制诗集的,随便一数就有十几二十位潜流诗人!伍汶宪、黄翔、哑默、路茫、方家华、莫建刚、梁福庆、吴若海、李泽华、王刚、王强……⑦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关于60年代活跃于贵州的地下诗人他还有更详细的介绍: 六十年代中后期,贵州一伙青年诗人及文学艺术爱好者黄翔、路茫、哑默、曹秀青(南川林山)、孙唯井、肖承泾、李光涛、张伟林、周喻生、郭庭基、白自成、江长庚、陈德泉……就经常聚在一起,在“文革”的一片“赤色风暴”中对文学、美术、音乐作顽强的自修、探索与创作。

当时环境极其险恶,在一个废弃的天主教堂里……黄、路、哑等对人文学科,特别是诗歌作全面的研讨和创作。

当时他们的此举得以存在的原因是社会上派性夺权大战,各派无暇顾及社会上的“渣滓鱼虾”。

在六十年代,黄翔创作了诗《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白骨》、《野兽》、散文诗《鹅卵石的回忆》和诗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等,哑默写了诗《海鸥》、《鸽 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子》、《晨鸡》、《谁把春天唤醒?》、《大海》及短篇小说《小路》、《檬子树下的笔记》等,那时黄翔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青年中朗诵《火炬之歌》。

此类聚会常通宵达旦,有时是在郊野举行。

⑧但是与“白洋淀诗群”的命运不一样,这个贵州诗人群迟迟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其中原因当然首先是由于资料的匮乏,其次,文本的传播事实和影响力也是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