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叙述

一、不可靠叙述（一）修辞研究方法随着叙事学在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中的飞速发展，不可靠叙述已经成为受人瞩目的一个研究话题。

当下，学界对于不可靠叙述大致有两种研究方法——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

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各有特点，且它们之间“涉及两种难以调和的阅读位置，对‘不可靠叙述’的界定互为冲突，根据一种方法衡量出来的不可靠叙述依据另一种方法的标准完全有可能变成可靠叙述，反之亦然。

”[1]“由于两者之间的排他性，两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综合两者的努力也注定徒劳无功。

”[2]所以，关于叙事的研究特别是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中，我们只能集中于一种方法，本文在对鲁迅小说《孔乙己》的不可靠叙述研究中采用的是修辞研究方法。

（二）不可靠叙述的定义不可靠叙述的提出者韦恩·布斯在其文艺理论专著《小说修辞学》中为那些作为接受者的读者们不能轻易的相信叙述者所传达的信息，而要通过个人的加工过滤这些叙述者定了一个对后经典叙事学影响颇深的名称——不可靠叙述者。

韦恩·布斯把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做了一个区分——言语或行动与作品常规（指隐含作者的常规）相一致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叙述者，否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3]正如布思指出，叙事者的不可靠并非是品格上的不诚实,而是他们有时自认为自身或所叙述的事物具有某种品质,而作者与他们的观点相左。

也就是说,隐含作者让叙述者所说的和要暗示给读者的具有巨大的差距,利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局限性向读者展示叙事人与隐含作者观念上的差异，在这个差异中使叙事产生反讽的意味，从而使主题得到深化。

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同样定义了隐含作者——用来指称一种人格或意识，这种人格或意识在叙事文本的最终形态中体现出来。

换句话说，某一个叙事文本之所以是其呈现出来的形态，正由于隐含作者有意地或无意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审美趣味等注入其中。

我们知道，在一部作品中，作者的某些意识或者价值观会得以体现，然而体现在作品中的并不仅仅是作者的思想，两者是不能等同的，于是我们必须结合当时历史的、文化的状况予以综合考虑，去寻找作者一以贯之的人格或意识，这就是所谓的隐含作者。

（三）不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隐含作者的规范是区分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的关键，这个规范指表现在作品中的时间、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所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方面的标准[4]。

通常认为，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叙述者就是可靠的，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

布斯的学生与朋友，詹姆斯费伦批判继承了布斯的观点，他在《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一文中曾对布斯的理论提出了三个补充——第一，不管叙述者人物是谁，人物功能与叙述者的功能都不可能是密合无间的，因此不能总是根据叙述者的人物角色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或者不可靠性；第二，不可靠性不仅发生在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上，也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第三，通过对这三条轴上的不可靠性及其激发的读者活动的探讨，可区分出六种类型——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读解、不充分评价（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属于事实/事件轴,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属价值/判断轴，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属于知识/感知轴）。

[5]在这六种不可靠叙述的类型中，无论哪一种，作为接受者的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对叙述者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过滤与解码。

接受者首先要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要从叙述者的思维逻辑、情感判断和叙述语境中跳出来，以自己的判断去追寻事实的本来面目和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在作者之可靠与叙述者之不可靠之间的广袤的差异之中对叙述者形象与品格进行更加细致的塑造以及对主题更深刻的挖掘。

接受美学之父姚斯曾经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个时代的每个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

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

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6]当我们用90年代兴起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去重新审视与研究经典的鲁迅小说时，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个个惊喜，因为鲁迅先生的作品分明在进行着叙事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

正如西方的学者们断言的那样——“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地发展小说叙述者复杂艺术的第一人。

”相信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鲁迅小说众多的叙述者之中有一类特殊的叙述者，像《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伤逝》中的涓生、《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们对于事件的叙述需要我们进行过滤与思考，值得我们反复玩味，他们也就是上文中谈到的不可靠叙述者，本文将着重分析《孔乙己》中的小伙计“我”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复杂性。

二、《孔乙己》中不可靠叙述者研究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孔乙己》，在叙述艺术上可以说令人惊喜，在文章中，我们可以剥离出三层叙事结构——第一层，儿时曾在咸亨酒店当小伙计的“我”，二十年后对于往事的回忆，这个叙述者讲述的是小伙计与孔乙己的故事，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即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我”，讲述的关于孔乙己的故事；第三层是隐含作者即鲁迅先生所要讲述的故事。

在叙事过程中，第一层的叙述者和第二层的叙述者交替出现，共同的完成对于整个事件的叙述，而隐含作者进行了隐蔽交流，即如布思所讲“交融……乃至深层的共谋”。

[7]又如刘曾杰博士所说的“智情双结构”[8]修辞方法当今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继承并发展了布斯的理论，他指出布思的叙事理论中的一个缺陷——即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作为人物的功能和作为叙述者的功能不同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一段时间中，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叙述者的话语被认为相关于我们对他作为人物的理解，而人物的行动则相关于我们对他的话语的理解”就是说把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与其叙述的过程捏合在一起，两者具有某种延续的关系，如果这个人物性格良好品德优秀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人物的叙述是可靠的，而当一个人物有性格缺陷和思想偏见，则批评家们就倾向于认为叙述者是不可靠的，费伦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他指出人物功能和叙述者功能实际上可以独立运作，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叙述者的功能和人物功能是相互分离的。

[9]这也是“我”作为叙述者的复杂多面性。

我国的学者申丹在《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中指出，费伦的研究同样存在盲点，即忽略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回顾性质。

他仅仅在共时层面上探讨“我”的叙述者功能和人物功能，而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我”的人物功能有时是过去经历事件时的功能，即叙事者抛弃了自己此时的视角而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之中，以事件发生时的彼时的思维逻辑情感状态去叙述去评价，这与目前的叙述功能是具有时间上的距离的。

同样的，在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叙述者“我”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不可靠叙述者的复杂性。

“我”，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以他的视野通过亲身经历（如孔乙己曾问他关于茴字的写法）、转述他人原话（如转述酒客原话交代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折腿）、分析判断（如判断孔乙己死了，认为孔乙己品德好，不欠账）等方式将孔乙己的故事呈现于读者面前。

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我”的位置在变，“我”对于孔乙己的认识与评价也在变，甚至在某些时候，后来的“我”会否定先前的“我”的认识与评价，而形成矛盾的状态。

（一）“小伙计”与“我”，矛盾着的不可靠叙述者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

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

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

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

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

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

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

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

”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

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10]在某一个阶段，“我”认为孔乙己是可笑的，孔乙己的存在于“我”来说在于“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在文中，这种笑出现四次，有三次是看客们的嘲笑，一次是孩子们得到茴香豆之后欢快的笑声。

看客们的嘲笑、哄笑不是美好的“快活”而是建立在孔乙己痛苦之上的侮辱与摧毁，这与“我”所认为的“店内外的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是不符的，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阶段的“我”由于阅历尚浅，未能充分感知和评价店内的气氛，所以此时的“我”是感知/认识轴上的不可靠叙述者。

“我”认为孔乙己是“讨饭一样的人”不配考“我”，甚至不配与“我”谈天，面对孔乙己“等了很久”、“很恳切”的态度，“我”又“觉得好笑”，又“不耐烦”，回答也是“懒懒地”，到最后“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

在这里，作者勾勒给我们的是一个冷漠麻木的的十二岁孩童，他与孔乙己周围的看客们一样，之所以提起孔乙己是因为把孔乙己当作解闷取乐的小丑，同时对孔乙己充满了厌恶与轻蔑。

这与隐含作者意图揭示出社会对孔乙己这种社会底层受到残害的多余人冷漠麻木残酷的状态截然相反，由此可知，这一部分的叙述者作为年少的酒店小伙计的“我”属于不可靠的叙述者，“我”对事件的叙述和评价都不能轻易相信。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

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

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11]这段叙述精确老练，对鲁镇酒店的细节娓娓道来极为内行，这种侃侃而谈的阅历决不是十二岁的小孩子能有的，且“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说明此时的叙述者是“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当伙计”的“我”三十多岁时对往事的回顾，这个“我”是二十多年之后的“我”，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在不断变化的，中年的“我”的情感判断肯定与孩童时候的“我”的情感判断是不同的，而叙述在两种自我之间穿梭变化。

有时候世故的我隐藏到幕后任由年少的我叙说回忆，而有时世故的我又忍不住跳出来评论两句——“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