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电影中的_暴力_美学与文化意义

妇女研究论丛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ｍｅｎ’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在众多针对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分析模式中，“暴力”被认为是与“情色”相并列的两种基本叙事母题，它们为男性观众们提供了窥视的载体，也充当了渲泄人类情感欲求的工具。电影塑造的男性英雄们高举正义、高尚和惩恶扬善的旗号对世界肆意破坏，并因此得到无上的荣誉和尊严。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昆廷・塔兰蒂诺的“血腥杀戮”，以及阿诺・施瓦辛格与汤姆・克鲁斯的强健肌肉和矫健身手，都由于他们在为世界打造充满阳刚气质的男性神话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而得到主流价值观念的推崇。如果说，暴力是社会强权的极端表现方式，那么，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则是性别强权最残酷的

呈现手段。在由朱迪・福斯特主演的影片《被告》片尾时曾出现这样一行字幕：“美国每六分钟发生一宗强暴案件，其中四分之一受害者遭受轮暴。”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机制以及特定的性别差异，使得女性容易在不同的处境下沦为各种男性暴力的牺牲品，充斥银幕各式各样的性暴力与语言暴力也成为彰显两性不平等关系的负面催化剂。悉尼一位女心理治疗师纳迪亚・赞科曾经分析说，有些男人会受到银幕上宣扬的性别暴力的影响，“而这取决于受害者在银幕上如何表演，如果她看上去是完全顺从的，并且不打算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复或寻求法律救助，这就使一些男人觉得性别暴力的

作者简介：毛琦（１９７７－）女，复旦大学中文系影视文学博士后。

论女性电影中的“暴力”美学与文化意义毛琦（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关键词：暴力模式；性别；女性叙事；反英雄特征摘要：作为一种影响深远而广泛的传播媒介和艺术门类，电影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所遭受的性别歧视与粗暴对待。本文通过对一系列女性题材电影的综合分析，试图解析在与“男性“电影文本相对立的女性叙事中，曾被主流电影模式普遍“英雄化”、“神圣化”的动作设计与暴力场面是如何完成性别与内涵上的深刻转换的，并探讨此种叙事方式的文化意义与负面效果。中图分类号：Ｊ９０１文献标识：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２５６３（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５４－０５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Ｍｏｖ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ＡＯＱ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ｇｅｎｄｅｒ，ｗｏｍｅｎ＇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ｔｉ－ｈｅｒ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ｏｖｉｅ，ａｓ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ａｔｙｐｅｏｆａｒｔｔｈａｔｈａｓ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ａｎｅｘｐｏｓｅｖｉｏｌ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ｏｍｅｎｈａｖ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ｏｖｉｅｓｏｎｗｏｍｅｎ＇ｓ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ｈｏｗ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ｕｓｅｏｆ＂ｈｅｒｏｉｃ＂ａｎｄ＂ｓａｃｒ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ｙｌｅｓｔｏｄｅｓｉｇｎ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ｃａｎｂｅｇｅｎｄｅｒ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ｆｏｒ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ａｓｏ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ｍａｌｅ＂ｍｏｖｉｅｓｃｒｉｐｔｓ．Ｉｔａｌｓ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ｓｏｆ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ｉｒ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２００８年３月第２期总第８５期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Ｎｏ．２Ｓｅｒ．Ｎｏ．８５

５４行为是可以尝试的。”［１］（Ｐ５６）也就是说，当女性在银幕

上以各种理由被侵害时，如何在接下来的叙事中表现她们的反应和动作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女性主义电影创作者们必定要在自己所主导的作品里将妇女的反抗行为抬升到一个重要位置的原因。男性观众从中可以看到，如果男人们的暴力会导致如此可怕的后果，那么他们在实施暴力之前一定会再多考虑几分钟；女性观众从中则可以看到，如果面对强权时不是以懦弱、求饶和哭泣来缓解痛苦的话，那么她有可能减少相当数量的损害，或者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尊严。一、以暴易暴的女性反抗根据女编剧凯莉・库里拍摄的美国影片《末路狂花》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成为一桩轰动世界的电影事件，这一事件的缘由与女性主义有关。塞尔玛是家庭主妇，没什么主见，在性格乖张的丈夫面前常常无所适从；露易丝是餐厅侍应，性格刚强，但厌倦平凡的生活，于是她们决定周末结伴出去旅行散心。两人在一家酒吧消遣时，塞尔玛险些遭到邂逅男子的强暴，露易丝及时赶到并将其击毙。两人惊惶失措地逃离现场，并与步步紧逼的警方展开周旋。影片借用了一种类似于公路片的叙事模式，两人的休闲之旅却在一系列“意外”事件中逐渐演变成女性主义的英雄之路。她们先后遭遇过酒吧的共舞者、搭车的英俊小生、卡车司机、粗暴的丈夫、追捕犯人的警察，其中一部分男性是女主角过往生活里的悲剧元素制造者，还有一部分则是导致她们性格和行为变化的催动者，他们与看似公正的权力机制共同组成了对女性施加暴力的社会机器。凯莉・库里曾经说：“一路上，女主人公们遇到各种各样的男人———丈夫、情人、警察、暴徒、骗子、卡车司机。起初他们看上去都非常友好，但只要进一步接触之后，他们对妇女们的友善态度便无影无踪。”①的确如此，在酒吧里，看似行为很绅士的男人与塞尔玛共舞并对之大献殷勤，在她微有醉意时将她带进寂静无人的酒吧停车场企图实施侵犯。即便在露易丝用枪指着他命令马上停手的时候，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女性的辱骂与贬损（需要指出的是，促使露易丝开枪的根本动因并不是男性的施暴行为，而是在他被迫停止暴力行为之后所表露出的对女性人格和尊严的语言贬损）；路上碰见的卡车司机，则无端冲着塞尔玛和露易丝说出侮辱和挑逗性语言，甚至做出各种极其下流的举动；露易丝从男友那里搞来一笔钱充当逃亡路上的费用，意外邂逅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为偷窃钱财假装与塞尔玛一见钟情，两人共度良宵之后，路费不翼而飞，年轻人也无影无踪；露易丝发现从前粗鲁的丈夫在这次通话时突然变得异常温柔，立刻意识到他身边必有警察在窃听，所以立刻警觉地挂上电话……可以说，影片中出现的几乎所有男性或者怀有不良动机，或者怀有不端行为，暂时表现出来的温柔、体贴与关怀都是飘浮在种种男性欲望表面的假象。一家很喜欢这部影片的妇女书店女老板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位女顾客告诉我，她们都认识这些男人，每个女人都认识塞尔玛的丈夫，其中有些人还嫁给了他们那种类型的男人。”［２］（Ｐ４６）塞尔玛与露易丝从身穿制服、循规蹈矩的传统女性变成胆敢用手枪对男性进行还击的女性主义者，不是她们自主选择的，而是男性暴力逼迫的后果，在任何退让与妥协都无法保全自己的状况下选择武力对抗，这与同一时期许多主流电影依靠制造“女性暴力”形象来适应受众口味的“女英雄”影片（如《特工狂花》、《猫女》、《艾莉卡》）有着本质区别。同时我们也在影片中见证了两位女性的成长过程，塞尔玛渐渐由胆怯服从的妻子变成勇敢坚强的女性，露易丝则以比男人还更强的意志与判断力解决了所有棘手问题。两人最后逃往已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严阵以待的大峡谷，影片在飞出悬崖的汽车上定格、淡出，正如编剧所期望的那样：“我不想让她俩的车子往下落。”①“在告别生命之前，塞尔玛和露易丝握着手，高高举过头顶。这个手势不仅是她们经受住严峻考验的友谊的象征，也是战胜不断侵犯她们人性尊严的丑恶社会的象征。只有对自己主人公坚定不移的导演才能够完成这样的结尾。”［３］（Ｐ１８７）事实也

正如编导所愿，《末路狂花》成为上世纪９０年代标志性的女性主义电影文本之一。

①出自影片《末路狂花》ＤＶＤ中的“导演阐述”。５５２００２年，轰动法国的影片《悲情城市》为导演维吉妮・德彭特招来无数立场迥异的评论。支持的一方认为，这是一部将男性彻底驱逐的女性主义杰作，指责的一方则认为，这是一部令人作呕的女性暴力文本，影片讲述两位先后遭到社会唾弃的女性逐渐以虐待杀人的方式报复男性的故事。而捷克著名导演薇拉・齐捷洛娃在１９９８年拍摄的对抗性影片《陷阱》则比她那部交织着先锋意象与实验色彩的《雏菊》走得更远、更极端。片中主人公是位兽医，因汽车抛锚搭乘两位陌生男人的车，谁知却被他们强暴，在身心遭受创痛之时，她将两人诱骗回家将其灌醉后加以伤害。影片从两个男人清醒后面对自身伤口的情节开始真正展开。女性“兽医”身份的象征涵义深刻，而男性的遭遇则让人们开始反思，与女性所受到的心灵创痛相比，他们的疼痛是否更加“罪有应得”。与上述表现男性对女性实施性侵害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是，１９９６年由美国导演玛莉・哈伦拍摄的影片《枪击安迪・华哥》则以偏向政治化的角度讲述了一位自发的激进女权主义运动者的精神历程。女主人公苏莲娜身上似乎综合了美国六七十年代青年所有的问题与特点：她童年不幸，过早开始性行为，进感化院时成为同性恋，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公然在街头乞讨拉客，勤于思考且行为冲动。苏莲娜受当时先锋艺术家安迪・华哥的影响，撰写出表达个人思想和情感的剧本并送给安迪审阅，安迪只对她敷衍似的夸奖了几句，把她看成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小丑。被抛弃的苏莲娜开始自己在街头贩卖《泡沫声明》，之后随手拿走朋友的手枪，来到安迪办公室对着他和他的同事连开数枪。安迪遇刺后一直没有康复，苏莲娜则被判处三年徒刑。《泡沫声明》多次再版，成为女权主义经典，这一刺杀行为也成为美国通俗艺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影片从一开始就以纪实性的手法再现了美国特定时代的社会氛围，展现出在那样一个相对混乱、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流派、主义和社会运动的时代，女性在社会所处的真实地位。生活潦倒的苏莲娜受过正规教育、才华横溢，却无法找到任何得以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影片在常规的叙事流程中数次穿插苏莲娜面对镜头时长篇大论般的倾诉与演说，唯有在一

个假想的摄影机面前，她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立场，以及她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深刻剖析。在那些掌控了社会主流话语权的男性们眼里，苏莲娜或者是可以被轻轻抹去的蛛丝，或者是可以被随意践踏和侮辱的底层边缘人物，他们从不将其放在眼里。曾经被苏莲娜尊崇为艺术偶像的安迪，是一个善于利用艺术手段为自己牟取名利的社会投机分子，他烫着标新立异的灰白头发，是当时前卫艺术界的宠儿，但却有着极为保守的性别观念，女性如同在他工作室里悬挂的大幅玛丽莲・梦露的头像一样，只是一种被戏耍、用来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片中女友就曾经对他毫不尊重女性的艺术创作手段非常愤怒，甚至破口大骂；看似对苏莲娜颇感兴趣的出版商，信誓旦旦地说要帮她出版小说，但在自己遇上财务危机的时候，便用一张无法兑现的支票将其轻松打发，在苏莲娜因枪击事件被媒体追踪时，他迅速出版小说借此发了一笔横财；而作为媒体象征的电视台男性主持人则代表了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苏莲娜的作品引起人们关注，电视台找她出镜座谈，但男性主持人常常以侮辱性的言辞打断苏莲娜的讲话，甚至直指苏莲娜向电视机前的观众狂笑着说：“你看过比她更堕落的女人么？”被惹恼的苏莲娜于是大闹演播室。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苏莲娜举着枪直指安迪的那一刻，在场的男人们竟然还都没有谁注意到她，甚至抬头看他一眼，于是她终于向自己曾经的崇拜偶像，也向她所痛斥的男权社会射出了仇恨的子弹。导演并没有将叙事重心放在安迪・华哥这位在美国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经以商业绢印法打破了一般人对“画家亲笔绘制才算艺术”的传统观念，从而声名大噪）身上，而是通过各个方面揭示了苏莲娜实施刺杀的内在动机与社会根源。这部充满着反叛情绪和时代精神的影片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对男权机制的深刻怀疑。女性主义运动曾经有这样一个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政治”作为描述女性现实处境的重要概念，被赋予深刻而复杂的象征意义，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性别歧视不仅存在于私人空间和家庭环境里，而且广泛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