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唐代新乐府运动兴起的原因大历以来, 形式主义诗风再次抬头。
先是大历十才子「歌升平, 咏山水,赞隐逸」, 后是虚美诗文泛滥成灾,毫无兴喻规刺。
现实主义诗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求重振自《诗经》、乐府沿续下来而为杜甫集大成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对形式主义的诗风进行反击。
安史之乱后,唐室内则宦官弄权, 藩镇割据,外则吐蕃入寇, 河遑尽失, 百姓生活困苦, 使诗人不得不正视现实, 大声疾呼。
于是一个以反映群众疾苦、揭露社会黑暗为内容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运动就勃然兴起。
唐宪宗即位后, 一度中兴, 敉平部分藩镇。
于是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诗人以诗歌促使统治者振作精神, 恢复治世。
新乐府诗的特点新乐府诗创始于杜甫, 但「新乐府」一名则是由白居易提出的。
它的基本特点有三:(1)用新题从建安时代起,文人乐府也有少数写时事的, 但多借用古题，反映现实范围既受限制, 题目和内容也不协调。
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所以又名「新题乐府」。
(2)写时事用新题写时事,始自杜甫, 但并不是所有新题乐府诗都写时事。
新乐府则专门「刺美见事」, 即反映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
(3)不入乐新乐府虽称作「乐府」, 但并不入乐。
由于它们的体现了汉乐府反映现实, 讽刺时事的精神,所以又是真正的乐府诗。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表现在《与元九书》中,其诗论可归纳为以下四点:(1)重视诗歌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白居易认为一诗歌一方面可帮助帝王感化人心, 治理天下; 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下情,补察时政。
强调诗歌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 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胥悦, 内外文和」的政治目的。
又提出「文章为合时而着,诗歌为合事而作」的口号, 认为诗歌应该「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
(2)阐发了诗歌的特性: 情、语、声、义。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 莫始乎言, 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提出了诗的四要素。
第七章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第二节 白居易的生平思想及新乐府诗论
• 一、白居易的生平 白居易（772--846）， 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为界 二、白居易的思想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与元九书》 “仆虽不肖，常师此语”、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 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三、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1、为时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 2、讽谕美刺的创作要求。 《 策林》：补察 得失之端，操于诗美刺之间焉。 《寄唐生》：“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3、真诚的创作态度 4、诗教功能 5 、阐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6、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第三节 白居易的创作
一、白居易的诗歌内容 1、讽谕诗 2、感伤诗 3、闲适、杂律诗 二、白居易诗的艺术特点 1、讽谕诗的艺术特点 2、感伤诗的艺术特点
第四节 新乐府运动的其他人物
• 一、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元结、顾况 1、元结 2、顾况 二、新乐府运动的开始张籍、王建、李绅 1、张籍 2、王建 3、李绅 三、新乐府运动的高潮元、白 元稹 悼亡诗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第七章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 第一节 概说 一、乐府诗的发展概况 乐府（音乐机构 秦与西汉初、武帝） 乐府精神 ：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二、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的定义 新乐府 新乐府运动 三、新乐府运动的背景 1、 政治背景 2、前人创作探索（陈子昂、杜甫） 3、反对大历诗风 4、统治者的合作（宪宗与“纳谏”）
概说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概说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先说一下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在和元稹进行书信交往的过程中提出了新乐府的概念，并且提出了他自己诗歌创作的一些主张。
新乐府诗歌创作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揭露社会问题，抨击时政。
语言方面，体现为通俗明白。
就白居易的创作道路来看，也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表现它兼济天下的情怀，代表作有《秦中吟》等。
后期主要是表现自己独善其身情怀，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概括下来就是几个论点。
第一个，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第二个，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也就是要用诗歌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白居易由此创作态度出发，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也就是所谓的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这四类。
白居易诗歌在创作方面的特点，语言方面是浅显平易的同时，平淡中见警策。
《轻肥》、《重赋》等作品中，这个特点可见一斑。
另外，把感情与叙事结合起来抒情，这跟杜甫是比较像的。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一场诗歌改革创新运动，主要倡导人是被人们合称为“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
新乐府这个概念是白居易最先提出来的，他在担任拾遗的那段时间里，创作出五十首《新乐府》诗编，在其中提出“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思想。
乐府是汉朝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作用是采集和创作音乐、诗歌，人们将从乐府中流传出来的音乐或者诗歌称之为“乐府”。
“新乐府”是一个相对而言的称呼，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称之为“古乐府”，所以将“元白”倡导的这场文化运动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本人之前的文章中有专门介绍过乐府，不明白什么是乐府或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一下本人之前的文章。
当时以白居易为首的文人喊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及理论，倡导文章、诗歌应该创作出新的乐府题目，并且内容也应该描述和书写时事，体现出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
新乐府有以下特点：
1、用新题目。
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诗人都以新题目写时事，因此新乐府也被称为“新题乐府”。
2、写时事。
新乐府写时事这一特点是白居易等人继承了“诗圣”杜甫的传统，最早以诗讽刺现实时事的诗人杜甫。
“元白”倡导新乐府运动时，将这一特点继承了下来。
3、不以是否用以配乐歌唱为衡量标准。
也就是说如果从音乐的角度来分析，新乐府是只有乐府之名，而无乐府之实的，但是从内容的角度上来分析，新乐府是真正的乐府，因为它真正的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
代表新乐府运动的诗作有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十首《秦中吟》；王建的《水夫谣》；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
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内容与文学特征
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内容与文学特征■陈勤娜辕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摘 要: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其文学特征恰如其序所言: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
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文学创作的源泉,采取真实可信的事实为题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了当地表达意见与观点,以达到劝谕规讽的目的。
关键词:白居易 新乐府 文学特征“乐府”一词始于汉武帝时期,本来是官署名称,以采集诗歌被以管弦入乐为职责,后世逐渐以乐官府署采集的诗歌为乐府,其作品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备批判精神。
后人写作乐府诗,常以古题袭古义,内容多在古乐府的题材范围。
唐代元结创作《系乐府十二首》,写当时的民生疾苦,认为诗歌具有“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的功能,是元、白新乐府诗创作的先声。
至杜甫诗歌“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创作的《哀江头》《丽人行》最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受元稹、李公垂、王建、张籍写作新题乐府的影响,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诗,发展出完整的诗歌理论,对乐府的诗歌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作了很大的补充丰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唐代著名文学家。
既擅长诗文创作,又长于应试的策、赋判等文体。
贞元十六年,白居易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中书判拔萃科,元和元年又应制举及第,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在士子中声名显赫,创作的赋判策成为应试典范。
白居易又创造大量讽谕诗,以诗为政,指陈时弊,令权贵豪近闻之色变。
白居易曾创作过大量新乐府诗,后来整理了五十篇编入文集,在序文中自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都是当时典型突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概括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颂美祖德明君贤臣,规劝君主王臣修政的篇章。
《新乐府》第一篇《七德舞》,歌颂太宗功业,遍举收遗骸、赎人子女、放宫女、释死囚等善政,太宗与魏征、张公谨、李绩、李思摩等贤臣明君的故事,夸耀圣文神武。
《法曲》赞永徽时的《一戎大定》和开元时的《霓裳羽衣曲》,同时也哀叹玄宗天宝末年杂以胡乐,以致胡尘犯阙。
新乐府诗特点
新乐府诗特点新乐府诗派是中唐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以新题乐府诗的形式来揭露时弊，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流派。
所谓新乐府是相对于汉乐府而言的，指的是以新题写时事又不入乐的乐府体诗，其中也包括一部分以古题写时事的乐府诗。
新乐府诗主要收集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新乐府辞”里。
新题乐府的创作始于杜甫，他的《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等作品，“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实际已开新乐府诗的先河。
大历、贞元年间，元结、顾况等人也写过一些用质朴语言反映民生疾苦的新乐府诗。
到元和年间，张籍、王建便首先大力写作这类诗歌，世称“张王乐府”。
元和三、四年间，诗人李绅写了《新题乐府二十首》。
这些诗虽久已失佚，却标志着“新乐府”概念的正式形成。
李绅的诗引起了元稹、白居易的热烈响应。
元稹写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对李诗大加称赏，而白居易写的《新乐府》五十首则成为新乐府诗的典范之作。
在元白的倡导和推动下，新乐府诗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一场颇具声势的新乐府运动形成了。
新乐府诗派有着比较系统的理论主张，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是该派的纲领性文献。
他们的核心主张是诗歌创作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那就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对现实政治有所裨益的目的。
他们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的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白居易《寄唐生》《伤唐衢》），应将诗歌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
他们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提出要以《诗经》的“六义”作为诗歌创作的标准，即所谓“经之以六义”，实际上是要求诗歌具有美刺比兴的功用，表彰好人好事，批评时弊恶政，从而收到移风易俗、改良政治的效果。
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他们强调通俗平易，浅切明畅。
他们要求诗歌“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居易《新乐府序》，本段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见白居易《与元九书》），以扩大诗歌的社会影响。
新乐府运动是中唐时代出现的一次文学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中唐时代出现的一次文学运动。
新乐府是与古题乐府相对而言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
它始于杜甫，到元结、顾况又有所发展。
白居易在元稹《和李校书（绅）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基础上扩充为五十首，名曰“新乐府”，遂得名。
新乐府的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集中反映《与元九书》、《新乐府序》中。
一、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
白居易主张诗歌应积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在《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主张创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这些论述，是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新发展，也是对齐梁诗风以至大历诗风的一种否定，对新乐府的开展及对后代诗歌创作都有积极影响。
二、讽谕美刺的创作要求。
白居易在《策林》中认为“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意废矣”，说明他对讽谕美刺的重视。
他把自己揭露黑暗、抨击时弊的新乐府诗称为讽谕诗，是美刺比兴之作。
他要求诗歌创作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明显是对“嘲风雪，弄花草”诗风的批判，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李白蜀道难艺术特色：1、结构谨严。
时间上由古及今，由历史写到现实；空间上由秦写蜀；内容上由自然环境写到政治形势，这三条线也成为全诗的结构脉络。
2、反复咏叹。
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三次出现，效果不一：开头出现，紧扣题旨，是感情的爆发，有先声夺人之效，为全诗奠定雄奇奔放基调；中间出现，是感情的延伸，有换气和振起作用；结尾出现，是感情的强化，令人回肠荡气，巩固诗篇的抒情效果。
3、想象丰富，夸张奇特，具有浪漫主义特色。
如：为了表现开辟之难，诗人用五丁开山的神话传说；为了表现蜀道高峻，诗人用六龙回日、黄鹤难飞、猿猱愁度、连峰接天等夸张描写；写山高，则想象手摸星辰；写林深，则想象鸟的悲鸣。
4、句式自由多变。
此诗属七言歌行，但并非纯用七言，而是三、四、五、七、九、十一等都有，长短不齐，参差错落；多次换韵，使音调抑扬顿挫；还使用了散文句式，如“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第八章 白居易及其新乐府运动
觀刈麥
讽刺现实的遭遇
• 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 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 脉脉盡不悦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 目而變色矣。聞樂逰園寄足下詩，則執政 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 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 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 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 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
• 白居易故居纪念馆位于洛阳市 郊区安乐乡狮子桥村东，占地 80亩，整个布局按唐代东都的 “田”字形里坊街道兴建，具 有浓厚的唐代建筑特征。纪念 馆内有白居易故居、白居易纪 念馆、乐天园、白居易学术中 心、唐文化游乐园、仿唐商业 街等建筑。馆内有诗人的塑像， 并陈列他的生平事迹、文献资 料及有关字画、壁画等，是凭 吊诗人的主要场所。乐天园是 根据白居易的名作如《琵琶行》 等的诗意而建造的园林白居易 学术中心则是为国内外专家、 学者提供研究和活动的场所。 唐文化游乐园按照唐代的风俗 设立了马球场、乘骑场等娱乐 设施。仿唐商业街则为游人提 供了购物方面的各种服务。 •
• 白居易谏诤招致的危险 • 上颇不悦，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 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 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 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 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
对于李杜的评价
• 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竒矣， 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 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 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 其新安石壕潼闗吏，蘆子闗花門之章，朱 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 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壊， 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 起之。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 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 如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 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白居易的《缭绫》、《红线 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白居易的 《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 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 和反对穷兵黩武的；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 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 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诸如此类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 倾向性。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它们 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既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白 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 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江州，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 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实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再继续下去。 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新乐府》的“为事而作”
白居易《新乐府》的“为事而作”白居易《新乐府》的“为事而作”导语：白居易的组诗《新乐府》五十首，是其众多诗作中被公认的较为成熟和典型的一组叙事诗，有着很重的叙事成分和明显的“为事而作”的特点。
在杜甫的基础之上，中唐时代的白居易进一步从“事”的角度来概括他的叙事诗创作。
他在论诗时，曾频频提到“事”字：直歌其事。
《秦中吟·序》)一吟悲一事。
(《伤唐衢二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因事而立，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
(《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白居易所提到的“事”的概念是很笼统的，这个“事”既可以指时事、政事等社会现实，也可以包括个人命运、民间传说之事。
而且白居易诗中的多数言事之作与其它的言情记事诗并没有鲜明的界限，可以说，他当时并没有清楚的叙事诗的体裁概念，而只是在创作某些题材的诗歌时，不期然地写出了典型的叙事诗作品。
可以说，正由于白居易对“事”的重视和他笼统的叙“事”概念，他的以诗言事之作才比前人数量有所增加，范围大为扩展，形式也更为复杂多样。
谢思炜先生在其《白居易集综论》中，把白居易的言事之作归纳为五类：“1.以民间传说为模板的典型的叙事作品，如《长恨歌》;2.以个人经历和见闻为主要依据的叙事作品，如《琵琶引》;3.以政治问题或社会生活素材为主要内容的叙事作品，如《新乐府》中的《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等;4.其它比较一般的指斥时政、议论时事之作;5.主要讲述个人经历，但抒情成分更强或象征色彩较浓，如《和梦游春诗》以及感伤诗中的《长相思》、《潜别离》等大量作品。
”[2]其中的第3、4类同属于白居易所自称的讽谕诗，在这些讽谕诗中，显然第3类更能反映白居易的叙事和诗歌艺术才能，而其中较成熟的叙事作品则多集中在他的组诗《新乐府》五十首中。
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全部写于元和四年(809)，这时他正“擢在翰林，身是谏官”，为尽他谏官的职责，他“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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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
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
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
诗歌发展到元各时期，白居易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
之后，白居易大量创作新乐府诗，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真而切，继承着“温柔而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
直至白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
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
如《卖炭翁》
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
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市”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罪恶。
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皇
帝派出太监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
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民，揭示了“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
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创作特色，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